“身份迷思”与“创伤记忆”
——钟理和小说“泰利斯曼式”书写探源

陈雪凤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美国艺术疗法协会（AATA）将艺术疗法界定为：“艺术疗法就是把艺术创作应用于治疗中……被应用于那些在生活中经历病痛、创伤、磨难的人，也被应用于那些寻求自我发展的人。通过艺术创作及反思艺术作品和艺术创作过程，人们可以提高对自我及他人的认识，可以减轻症状，缓解压力，抚平创伤；提升认知能力；享受艺术创作中真切的生活乐趣。”钟理和在其短促的四十六年生命韶华中，历经人生中的各种磨难，他利用艺术创作的方式共留下六十多万字的文学作品。其长篇小说《笠山农场》、中篇小说《雨》、短篇小说《原乡人》《贫贱夫妻》等，或是以其自身同姓婚姻为题材，或是书写自我贫病交迫的窘境，或追寻自我的身份认同，或……，大多以自我生命历程当中所发生过的重大事件、感情故事、社会经验等为情节主线或铺陈背景。将其作品的时空向度与作者的人生遭遇作一观照，作者正是利用文学创作移置其人生苦痛以期达到纾解疗救，其文学创作具有艺术治疗的“泰利斯曼式”书写痕迹。

一、不解的“身份迷思”

（一）“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

1915年12月15日钟理和出生于屏东县高树乡广兴村，祖籍广东梅县，客家人。幼时钟理和由“人种学”学得福佬人与日本人的区别，后由家庭、教育启发了“原乡意识”。但作为出生、成长于日本帝国铁蹄之下的作家，他自小被迫接受日式教育，日籍老师“时常把‘支那’的事情说给我们听。他一说及支那时总是津津有味，精神也格外的好。”日长月久，“我们的耳朵便已装满了支那，支那人支那兵各种名词和故事……支那代表衰老破败；支那人代表阿片鬼，卑鄙肮脏的人种；支那兵代表怯懦和怕死，不负责，等等。”作为殖民教育者的形象，日籍老师凌驾于教育的制高点，被殖民者的文化主体遭受抽离，只能被动接受殖民教育。“支那人和支那兵的故事是没完的。每说完一个故事，老师便问我们觉得怎样。是的，觉得怎样呢？这是连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的。老师的故事，不但说得有趣，而且有情，有理，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殖民宗主国为达到让台湾人民“崇拜”“臣服”本国的目的，肆意宣扬种族优劣论，称中国为“支那”，利用“有趣”的“说故事”方式抹黑、“漫画化”中国人，而且说得“有情”“有理”，使受教育者“我”“不能决定自己该不该相信”。这也说明，在殖民教育下，钟理和对自己是否认同日本人不是很清晰。

自传体小说《原乡人》中，日本殖民统治者利用台湾人民维护“社会治安”，“我”被强行编入日本防卫团。随着日本侵华战事的愈演愈紧，防卫团的活动也愈来愈广，包括送出征军人、灯火游行、防空演习、交通管制等。防卫团的职务要辞辞不掉，要摆摆不脱，“我”十分煎熬。在一次防空演习中，深夜巡查“漏光”，一家糕饼铺老板“因病人开门上厕，以致灯光外泄”，“我们”认为情有可原，告诫一番后预备退出，但贼眉鼠脸的日本警察却自后面进来，“他像一头猛兽似的在满屋里咆哮了一阵，然后不容分说把老板的名字记下来。”“我们”只能悄悄退出外面，觉得十分扫兴，因为身受殖民统治，举动不能自由，既无力保护同胞的安全，同时又要忍受日警的是非不分、趾高气扬。“我”深刻地体味到日警是为所欲为的代表，台湾子民在残暴的殖民体制下是处于被压迫、被统治地位的，永远无法在日本人中找到认同感。

抗战爆发后，“三哥”和他的朋友秘密地筹划着奔赴大陆参加抗日。为挣脱殖民爪牙，寻觅自我的身份认同，最终，“我”在“三哥”的召唤下，不久也到了大陆，因为，“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

（二）原乡寓言

基于对自我身份的探寻，1938年钟理和奔赴原乡，起初暂居奉天（沈阳）后移居北平。日记体小说《门》是钟理和暂居沈阳时期的生活缩影。“日”字形大杂院，“聚合着世间最末流、最下层、最不洁、而最为世人所不齿的人们；菜贩子、柴贩子、皮鞋匠、洋车夫、织工、摆摊子的……等等；他们谁也不管谁，平静而安详的，负起自己的地位生活着。”人们演绎着“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冷漠人性。“只要一天地球还在转动，则这所院子便一天有事情，并且不管其事件的形象，有二种方式——是贱民的、是贵民的，但其所构成的内容，则不外是吝啬、欺诈、愚昧、嫉妒、卑怯、狭量、猜疑、角逐、鲁莽。”从前憧憬着，怀着近似怯悦的陶醉，与甜美的颤抖亲近沈阳，而今重看沈阳，沈阳俨然像残酷的野兽的都会。沈阳的原乡之初体验使钟理和不禁痛心浩叹这是“失却人性、羞耻，与神的民族”，他“常是感到此都会的绝望与像死兽之冰冷”，“憧憬”的原乡成为“野兽”的原乡。

“到北平去”怎么样呢？于是，钟理和听从了沈阳“满洲房产株式会社北关材木贮置场”的看守老头“到北平去”的呼唤，于1941年移居北平。

移居北平对钟理和既是一种希冀，又是一种再追寻。他希望藉此发现不同于沈阳的原乡图景，同时也试图以此寻求自己的原乡认同。小说《夹竹桃》是此时期的重要代表作，篇名中的“夹竹桃”富有隐喻性。从“天棚、鱼缸、石榴树”到“天棚、菖蒲缸、夹竹桃”的置换中隐含北平人的生存哲学。“人们的通性，以为开着夹竹桃的地方，那里应须有春天的明朗，健康的生命，人类的尊严，人性的温暖”，然而，居住在这所院子的人“洋溢着在人类社会上，一切用丑恶与悲哀的言语所可表现出来的罪恶与悲惨”。大杂院分前中后三院，拉拉杂杂住了三六九等各色人物：有污秽不堪好偷成性的老太太、有在外善良和蔼对妻女怒骂暴打的邵成全、有生殖力不亚于母猪的庄太太……北平院落中的小人物实在和沈阳时期“日”字式院落里的人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集结了“吝啬”“自私”“卑野”等恶劣天性，他们亦挣扎于生存边缘，住处昏暗肮脏，缺吃少穿，在在构成了一幅“堕落的原乡”图景。

钟理和带着“沸腾”的血液远赴原乡，孺慕原乡的情愫与当下的现实相遇后，心理上造成巨大的认知偏差，灰心与痛心之余，对自我的身份认同感在“憎之而又爱之，爱之而又不能不憎之”的矛盾中摇摆悬荡。

（三）“北平台湾人”的尴尬处境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在异族支配与蹂躏之下，踱过五十余年的台湾人民，于今后，终于又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很快的，旅平台湾人士召开“台湾省旅平同乡会”，现场“人声、唤呼、笑颜、热情……太阳、青天。大门交插着飘扬的国旗与党旗。”会场设有来宾席，议程里有来宾致辞，值此胜利之际，旅平台湾人士热烈地希望“祖国”的鼓励、安慰、热情与旧雨重逢的感激瞬间。但这些却被悬空而过。中央没来宾莅场，“祖国”似乎忘却了台湾，出了会场的台湾人不无感到空虚、失望与凄凉。

历史的更迭使北平等日伪政权下的台湾人民为求生存，不得不依靠历史与社会环境。钟理和认为“要想能和既能吃苦、又肯耐劳的、有着强韧的生活力的国内人士相竞争，那是很难的。”又，“他们过去受的是日本教育，法律上是日本籍民，然则他们也只好，也只能藉此教育与国籍赐予他们的能力与方便吃饭。如此，他们便很自然的都在伪政权之下，解决了生活问题。”他指出“这固不是他们的权利，也绝不是他们的责任。”但此种生存方式却招来国人“汉奸”“奴才”“猪狗”等辱骂。此外，还有精神上的打击与苦闷。“在抗战中，台湾人的衣兜里，莫不个个都一边揣着中国政府颁给的居住证明书，一边放着日本拘留民团的配给票。他们大部分都是二重国籍。”台湾人民之于奔赴大陆的头一个愿望是要脱离台湾，其次的愿望则是踏入祖国的土地。回到祖国怀抱的台湾同胞却不得不怀揣“二重国籍”。钟理和直陈“这绝非台湾人企图要捡来便宜，或准备当间谍，而是怕自己的身份暴露”，要如此两面应酬，弄得他们头晕目眩，精神疲乏，真真穷尽了台湾人的“可怜相”。

钟理和将北平的台湾人称为“白薯”，“白薯”在北平屡遭奚落。一个台湾的小孩要买国旗，于是就有人走来问他：“你是要买哪国的国旗？日本的可不大好买了！”又有这样问他们的人：“你们吃饱了日本饭了吧？又指着报纸上日本投降的消息给他们看，说：你们看了这个难受不难受？”大陆人对台胞所抱的这种侮辱式的关心，钟理和认为这是没有人性、也缺乏自省与认识。甚且，他们还常将台湾人和朝鲜人什么的被排在一起，报纸上常常这样登着：“朝鲜人怎么样，台湾人又怎么样。”

北平的台湾人不仅不被优遇，还各处受到歧视、欺负与迫害。钟理和得出“白薯”在北平找不到回到“祖国”的幸福感与归属感，他们没有容身之处，只能游走在祖国的脏腑里，“由各个角落里走出来，向各个角落里走去……他们如流浪汉，混杂在人群里，徘徊于大街、小巷、东城、西城、王府井。天桥、贫民窟、城根。他们徘徊着，观察着。他们像古城的乞丐，在翻着，与寻找着偏僻的胡同，和肮脏的垃圾堆。”

祖国的抗战胜利，给他们带来的是“一场空喜”，“胜利等于失业”，胜利给他们带来的一条路，就是回家，“胜利等于逃亡”。于是，在一片大“逃亡”声浪中，1946年春间，钟理和即杂在一群“难民”中间，“贸贸然”地逃回台湾。

二、多重的“创伤记忆”

创伤（trauma）指的是“灾难性事件、暴力、严重伤害事件对受害人所产生的长远而深入的伤害和影响。”而“受害人所受到的伤害往往不仅是身体上的，而且最终会侵入精神，并在精神深处对受害人产生巨大影响，所以，创伤其实就是心灵上、精神上的创伤。”创伤后所遭受的心灵的、精神的影响也叫做创伤记忆（traumatic memory）。钟理和在其一生中所遭受的“创伤”是多重的，以下将厘析钟理和的各种“创伤记忆”。

（一）“同姓之婚”

钟理和19岁时在农场结识女工钟台妹（作品中常唤做平妹），并且爱上她。两人同姓“钟”，同姓的爱情，“在我们社会上一直被认作是一种罪恶，是不被允许的。它的性质不是条件上的，而是原则上的，这是一个道德问题。”因为，彼时的客家人有“同姓不婚”的习俗。父亲得知两人相爱的事情后，“大发雷霆；他说他不愿意自己有这么个羞辱门第的儿子，在盛怒之下把我赶出家庭。”为希望此生结成夫妻，厮守一起，钟理和与父亲决裂、与家庭决裂，携平妹“私奔”。

钟理和直言“封建势力有压倒之势，不容抗拒，在它下面，我是软弱渺小，孤独无援。”因“同姓结婚”而遭受的创伤，深深侵入钟理和的精神与心灵，这种精神创伤正如凯西·卡如斯（Cathy Caruth）所指出的，“是由某一事件所引发的一种不断重复的痛苦，同时又体现为从这一事件现场的一种不断别离……”，这种“别离”表现在即使人离开了遭受创伤的事件现场，精神上或情感上仍无法摆脱其困扰，这种处于试图“别离”却又不能“别离”的状态，使钟理和时时感受心灵的创痛。逃到大陆后，钟理和虽暂时摆脱了直面“同姓之婚”的现场，但“同姓之婚”的创伤记忆却难以修复，并以其自身重复的固置形式悄悄复活自身。

（二）疾病缠身

1946年正当青壮年的钟理和“病倒任所”，被查出罹患肺疾，起初于台大医院就医，后于1947年10月27日住进台北松山疗养院。住院近三年，“几乎有二年间一直在生死边缘上来回徘徊。有一个时期……甚至医生都认为无法可施了。我时时看到随来服侍我的母亲在背人流泪。后来借了链霉素之力，接着更借了外科治疗之助，病势转趋明朗。”经过两次胸廓整形手术，共切去肋骨六根，他侥幸保住性命。

1951年10月，“拾得余命”的钟理和退院回家。经历此次生死大劫后，钟理和“身体正合俗语说的‘小病不离身’几无宁好之时。”在他的日记以及与《文友通讯》好友钟肇政、廖清秀等的信件交流中频频可见他身体亮起的“红灯”：

“胆石病复发。胃部有钝痛。余症有手足厥冷，发冷呵欠伸腰等现象，近几年来常常如此。”“血痰”，“近来中午过后，心脏每觉悸动，原来有鬼！”“二三天来，头重、眼涩、四肢无力……好了又复，半个多月了，至今余病不去。”“午后血痰少许。”咯“血痰”在钟理和的日记中多次出现。“我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夜旧病复发迄未能下地。”“连接数信，都未能覆，实在对不起。”“身体没有显著的病症，却这里那里都不好过，这种情形，国语无恰切的语汇可用，日语倒有一句，有适切的表现：‘调子’。旬日来，我就是‘调子’不好。”“连写信都感到头痛，变成负担了。”“自本年二、三月起身体一直在疾病与健康之间浮沉辗转。你说有病吧，又没有显明的症状；你说健康吧，却又浑身都不好过，几乎没有一日感到人生的乐趣。”“我仍在病”“过去在通信中，我虽然时常使用‘病了’、‘好了’的话来表明我的健康状态，实际是很不恰当的。在我的场合，应该使用‘比较舒服’或‘比较不舒服’这样的话来表明要妥当些。……一阵冷风，过劳，一场小感冒，失眠……就足够我躺下来。于是我必须尽量避免劳动，避免执笔，避免感情冲动……然而人毕竟还活着，头脑依旧清醒。这就苦了，这是活受罪。”“感冒，消化器官亦不行，胆石有再起之势。”“胆石不去，不得已而服了一剂中药，泻了数次。大病之后，原气未复，本已十分虚弱，而今再写，更瘦了。偶而照镜，只见白须，胡子黄，双颊深落，颧骨高高。消瘦和衰老，不禁令我吃惊。真可说是一痕皮包一把骨了。忽然想到死。”

没有作为支持精神的后盾——健康，钟理和“不生不死，亦生亦死。”

（三）贫病交迫

疾病缠身使其事业、家庭处于水深火热中。回到离别三年的家庭，钟理和用“变得十分可怕”来形容：为了支付住院三年的医药费，家产已变卖一空，“我几乎剥夺了平妹和二个孩子的生存依据”。9岁的长子患了蛀骨痨，变成驼背。术后仅存余命，钟理和体力大不如前，已基本丧失劳动力。作为一家之主，病后的日子无疑是伤心和懊悔的连续。一家的生计全部落到了平妹肩上。“妻一个妇人，为了扶养病中的丈夫，残废的长子，和幼小的次子，力耕三分薄田、养猪、和给人做工，由天未亮起一直做到深更。”但，“我们的困难主要是经济上的。我们那点田要维持一个四口之家是很难的，而平妹又不是时常有工可做，所以生活始终摇摆不定。”贫穷和疾病往往是一对孪生子。为生活，当平妹不得不像男人一样进山偷掮木头时，“我从来没有像这时一样的怨恨自己的软弱无能。我清楚觉得到我们之间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残酷无情地支配着我们的生活和行动，我们的意志已被砍去了手和脚。”为人丈夫不能保全自己的妻子，这是怎样的哀痛与无能！钟理和的情感中渗透着“恨、悲哀和忧惧”：“恨的是自己为人丈夫不但不能保有妻子，反要赖其赡养；悲哀的是妻子竟须去掮木头；而木头那端，我仿佛看到有一个深渊，我们正走向那里一步一步的接近，这又是我所惧怕的”。

为要负起前此未曾尽过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拖着病体的钟理和做过美浓镇公所里干事、镇上代书处助理的工作，终因早出晚归，体力不支而难以为继。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在这个家完全颠倒过来。为让平妹无后顾之忧地在外干活，钟理和担任起“家庭妇女”的角色，除了洗衣服体力不够外，学会了操持家务、带孩子、养鸡等。“贫贱夫妻百事哀”，当发现长女铁英一个月来，“面色苍白，不长肉，饮食不香，近二日又呕吐几次”时，钟理和携铁英往小儿科诊病。诊断的结果是“缺乏维他命——营养不良”。身为父亲，“我不觉心中惭愧。几乎想哭……对着孩子，觉得头有几万斤，抬不起来。”长子铁民上学，“是不是煎个鸭蛋给铁民带饭呢？”钟理和不觉一阵难过，“人到了连煎枚鸭蛋给孩子都成了问题的时候，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更大的打击莫过于丧子之痛。系父母的寄托和慰藉于一身的次子立民“竟在一场急性支气管肺炎里，像水泡似的逝去。”次儿的死，犹如当头一棒，使钟理和感到天地变色，他从未有过的对自己感到失望。“这些不幸，归根结底地说都是由我而起。为人丈夫，和为人父亲，我都没有尽到扶养和保护的责任。我对不起我劳苦憔悴的妻，驼背的长子，和已死的次儿。良心像一条皮鞭，日夜抽打着我，使我时刻负着痛苦的记忆。”

（四）无处投稿

旅居海外的九年间，钟理和“确立了自己的路线——文学，因而也就把全副精神和时间都花在修业和准备的工作上。”1943年始有作品发表，1945年小说集《夹竹桃》在北平马德增书店出版。始料未及的肺疾使钟理和的文学创作数度中辍。肺病久治难愈，钟理和再无力从事其他工作，文学不仅是他仅能胜任的“工作”，同时也是他的“理想”与“希望”。

拖着病体的钟理和含辛茹苦写作其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笠山农场》，此书完稿于1955年12月3日。据钟理和的日记记载，1956年3月2日“接《自由谈》复函。劝我将《笠山农场》寄往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一试”。3月4日《晨光》覆函：“限于篇幅《笠山农场》无法安排”。3月7日钟理和将《笠山农场》寄往“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寄出去，心里默祷它不要再打回头，就像为人父母者，嫁出去了一个心爱的女儿。”此年《笠》篇获得中华文艺奖金第二名（第一名从缺），获此殊荣固然值得欣喜，却从此开始了漫长的“抢救原稿”工作。

钟理和致信钟肇政详细述说了要回《笠》篇的曲折经过：“去年冬吧，给张道藩先生上最初一封信，没有消息。二个月后……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第四组提出陈情；同样没有消息。第二次是在本年四、五月间再给张先生上书……几乎是复述了我原信的意思。……一个多月前我再给张道藩先生去信，述说我目前的困难求他同情赐还原稿。……先礼后兵。于是在上月杪，我照指示给道藩先生上第三封信……”。经过三次上书和一次陈情，历尽“千方百计”后终于要回了原稿。要回原稿，发表却成问题。“我不敢奢望《笠》篇能随时发表，只要能发表，则我再等三、五个月也无妨。”“一想及得了奖如《笠山农场》至今仍不能印成文字”，“《笠山农场》即于前二日自港退回。此稿被退把我搞得心灰意懒，无心写作……现在我不晓得要如何处理它，我觉得它好像已永无见天日之望。”“《笠》篇寄去《中央副刊》，数日前得到消息说是‘太长’。看来这篇作品的归宿已经是如此决定了。”

直至作者去世，《笠》篇尤未能面世，成为钟理和一大憾事。不止是费尽心血写就的《笠》篇，钟理和其他的中、短篇同样遭遇无处投稿的厄运，他慨叹“写原稿几乎写了二十年，至今写出的原稿还是无处投寄！”“对于退稿所感到的烦恼，与其说是感情上的，不如说是感情上的。一个写稿的人对于所写出的原稿必须看到它排成铅字‘咔嚓’一声才算完结了全部工作，寄出去而又被退回来，则工作未了，难免挂心。”

三、钟理和小说的“泰利斯曼式”书写

艺术治疗师乔伊·沙维瑞恩（Joy Schaverien）从其艺术治疗实例中对艺术的“泰利斯曼”多有探讨，他认为创作者在涂鸦或其他视觉艺术创作中试图将自己的意志进行移置，创作者所呈现的可视的或可读的作品实际是其苦难或创伤的替代品抑或“代罪羔羊”，也被称做“泰利斯曼”。在《代罪羔羊与“泰利斯曼”》一文中他对此作出详述。首先，他谈到《圣经》里“代罪羔羊”（a scapegoat）的含义，他指出在基督教的某种仪式里，有一只白羊承担起整个社区人们所犯的罪恶，仪式的最后，这只羊将被放逐到沙漠里死去。羊的死，使整个社区的罪得以救赎。这样，人所犯的罪孽藉由一个替代物的牺牲，得到转移，使社区内有罪之人，获得赦免，不至于遭到不可测的灾难。这只被转移的替代物、被牺牲的动物称为“泰利斯曼”（talisman）。因此，所谓的“泰利斯曼”，沙维瑞恩解释道：“魅力、驱邪符，能够制造奇迹的东西。一种雕刻的神奇物，能使其持有者受益。”也就是说，“泰利斯曼”具有某种魅力，能够解厄除难；其次它能制造奇迹；最后它能使持有者受益。沙维瑞恩认为艺术的“泰利斯曼”现象实际和那些在生活中经历病痛、创伤、磨难的人有关系，这些人的艺术作品，是他们创伤或苦闷的“代罪羔羊”或“泰利斯曼”。

实际上，两相比对钟理和的人生与创作，会发现钟理和的创作中也多有这种“泰利斯曼”现象。在探求身份之谜与遭受的病痛与创伤中，钟理和借助文学书写的“仪式”，文学作品成为其转移困惑与创伤的“代罪羔羊”或“泰利斯曼”。王幼华就曾借助沙维瑞恩对艺术的“泰利斯曼”的解读，指出钟理和的创作是“泰利斯曼”式的创作，她认为钟理和以自我揭露的方式，不断在作品中重述自己遭受不公的待遇，作品成为他的“代罪羔羊”。王文进而得出结论：钟理和期望获得世人的同情与谅解，期望改变现状，不再受命运的拨弄，但直到去世尤未达到愿望。笔者在王文解读的基础之上，更深入地对钟理和小说“泰利斯曼式”书写进行探源。

前文已从小说文本中细致地梳理出钟理和在从台湾到大陆再回台湾的人生轨迹中对于自身“身份认同”的曲折心理过程，以及其人生所遭受的多重的“创伤记忆”，现主要探讨钟理和是如何把自己的“身份迷思”与“创伤记忆”通过小说来进行表现的。

（一）于创作中抒发不解的“身份迷思”

钟理和在艺术创作中表露对自我的身份追寻。日据下的钟理和自幼便在 “福佬人”“原乡人”“日本人”的圈子中生活，母亲经常由“福佬人”手里买咸鱼、布、或几绺线，他们通常是经营各种小生意，往来于各个村落间；“日本人”则“经常穿着制服制帽，腰佩长刀，鼻下蓄着撮短须，昂头阔步，威风凛凛。他们所到之处，鸦雀无声，人远远避开”，由此，“我”看出“福佬人日本人和我们是不同的”。而教“我”的是位“原乡先生”，他“人瘦瘦的，黄脸，背有点驼，但除此以外我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不同”，这时奶奶则告诉“我”：“我们原来也是原乡人；我们是由原乡搬到这里来的。”“我”听后大感意外，由此启发了“我”对“原乡”的启蒙。作者在自传体小说《原乡人》中对自我身份进行追本溯源，后来更是踏上原乡土地以确认自己的“原乡”身份。

原乡体验中钟理和坦言“有一种力量，一种诱惑，把我从生活比较能安心的日本站，搬到满人街来。人皆指是种力量与诱惑曰信仰曰爱。但，我将把这崇高的东西奉献给谁？”在小说《门》《夹竹桃》和记于北平时期的日记中他描画了原乡的生存困境及人性丑陋，坦露自己对沈阳、北平的失望，原乡难以让钟理和获得归属感，遂产生了“憎之而又爱之，爱之而又不能不憎之”的情感撕扯。在《白薯的悲哀》《祖国归来》等散文中，钟理和述说“北平台湾人”的尴尬处境，他们被认为是“汉奸”“猪狗”“非奸即伪”之辈，作者从身处原乡北平而感受不到原乡人的爱与感情中由失望而至绝望，最终“原乡追寻”失败，钟理和回到台湾故乡。

究其难以确认自身身份的原因，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可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迅速沦陷，不久日本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1937年7月29日文化古城北平也陷落，由此可知沈阳、北平等地相继沦为“沦陷区”，钟理和的原乡体验始终都挣不脱日本殖民统治者的阴翳魔爪。殖民统治的“怪力乱神”使“沦陷区”人性扭曲，相互倾轧，在此背景下，处在一种身份流动性中的钟理和难以找到祖国原乡的认同感，身份的追寻相继在沈阳、北平沦为泡影，理想与现实相遇后形成的巨大落差，钟理和遂将个中的失落转移到写作中，他以其批判思想为基准，在失望乃至绝望中用近乎索寞的态度冷眼旁观底层小人物的人性卑劣及生存困境，作品成为了他苦闷心境的替代，成为“代罪羔羊”或者“泰利斯曼”。

（二）多重“创伤记忆”的表达与宣泄

“同姓之婚”使他遭受的创伤之巨，弥漫于其此后的一生。钟理和藉由《同姓之婚》《奔逃》《贫贱夫妻》等作品咀嚼“同姓之婚”的伤痛。为求两人结合“我们不要高官厚禄，不要良田千顷，但愿一所竹篱茅舍，夫妻俩不受干扰静静地生活着，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如此尽足。”然而，多年后两人再次回到台湾故乡，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如故。在内，包括母亲等对平妹的态度颇为微妙，“犹如对一个外国人似的处处表示应酬。在他们的言语和仪态中都带有一种敬而远之的成分。”家人虽冷眼相待，但至少还能平静相处，最不快的，还是由外面来的。光复后台湾第一次人口普查，乡公所派人来检查、登记户口。检查的人大家都相识，其中一个还曾与钟理和玩得不错。而且，钟理和的同姓婚姻早已成为轶事，周围几十里都哄传过，因此他们应该一切都明白的。但这些人故意再三询问，听到妻子同姓“钟”时，他们故作震惊，笑态百出，存心相为难。过去的创伤被再次狠狠揭露，由此，“我清楚地看出世人还未能忘怀于我和平妹的事情”。周围的歧视和指摘如故，人人都唯恐避而不及，“仿佛我们已经变成了毒蛇，不可亲近和不可触摸了。”

同姓结婚除了只是让夫妻二人不被社会认可外，还累及孩子。“在很早以前，我就发觉我们的孩子也成为人们取笑和寻开心的对象了。我已无数次听到过他们指着我们的孩子说：‘牛，畜生养的’这样的话了。”村里的妇人指着孩子问：“小孩子，你有几条腿？四条腿是不是？四条腿？”其他妇人也随之附和，她给孩子指着庭边树下的牛，说：“小孩子，那是你爸爸，是吧？你爸爸是牛公，你妈妈是牛母，你是小牛子！”“你看，你爸爸在倒草（反刍）哪！”说完放浪形骸地大声哄笑。妇人对“我们”的孩子极尽奚落之能事，平妹哭得很悲惨，可“我想不起适当的话来向她劝解，只好让她尽情哭去。我觉得很对不起她，这些都是我的不好。”“同姓之婚”不但跳出了社会认为必须的手续和仪式，并且跳出了人们根深蒂固的成见。诚如钟理和在致信友人中所说的，“我们受到旧社会压力之大，和为贯彻初衷所付代价之巨，是无法在这里形容的。”

而人之壮年罹患肺疾，钟理和拿掉六根肋骨，人只剩半个人，“术后余命”的他回到美浓尖山静养。而疾病和贫穷往往是一对孪生子，钟理和以住院期间同病病室病友为题材的《阁楼之冬》《杨纪宽病友》不仅是记录病友的实况，同时也表露了自己因病花掉家中所有积蓄，累妻苦子的自责与歉疚。肺疾既使钟理和难以为家庭尽心尽力尽责，也让自己的事业无望，钟理和怅然长叹“家庭、生活、事业，在身边团团转着，但我必须闭着眼睛不管！”同姓婚姻彷如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继之而来的是自己罹患肺疾，长子驼背，次子离世、贫病交迫、事业无成……钟理和羞愧于自己“出不能有用于国，入不能保有妻子。现实的“痛苦记忆”使文学创作成为其最难忘情的选择。正如伍尔夫所说：“人生经历对于小说有重大的影响，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康拉德如果不能当上一名水手，他最好的一部分小说就会毁灭。如果剥夺了托尔斯泰作为一名士兵所获得的关于战争的知识，剥夺了他作为一个富家公子所受的教育给予他的各种经历，以及由此所获得的关于人生和社会的知识，《战争与和平》就会变得令人难以置信地贫乏无味。”钟理和将作为一家之主的“束手无策”、愧歉与懊悔借助创作这一端口，在作品中舔舐多重的“创伤记忆”，他拖着病体“每日上午写二小时字，下午读一二小时书”，抱着最高的敬意最虔诚的心灵从事写作，写作之于他仿佛“是一种宗教式的殉道行为，一种牺牲”。《野茫茫》《复活》《小岗》等以丧子为题材的作品，他痛悼骤逝的爱子；《同姓之婚》《奔逃》《贫贱夫妻》《笠山农场》《新生》等中他以同姓婚姻为经，以贫病交迫为纬，将高度自省精神铸成的血肉融进创作肌理里。

综上所述，在遭遇身体与心灵的重重打击后，钟理和将人生的重重藩篱转化为一种创作资源。他将悲惨的人生遭遇与写作同构，将生活中所遭受的多重的创伤记忆含英咀华，进而升华成文学作品，作品的生成是其获得精神救赎的“泰利斯曼”。

注释：

[1][英]大卫·爱德华斯著：《艺术疗法》，黄赟琳、孙传捷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页。

[2][3]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39页。

[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 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 年，第 39～40 页

[5]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45页。

[6]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47页。

[7][13]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3》，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41页。

[8]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 3》，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 年，第 144～145 页。

[9]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3》，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45页。

[10]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3》，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43页。

[11][12]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3》，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74页。

[1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7页。

[15][16][17][43]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69页。

[18][20][4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70页。

[19]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68页。

[21]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6页。

[22]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7页。

[23]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1页。

[2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5》，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25]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5～26页。

[26][79]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

[27][41]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90页。

[28][55]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29]转引自卫岭：《奥尼尔的创伤记忆与悲剧创作》，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页。（原文参见Cathy Caruth:Trauma:Exploration in Memory,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5,p10.）

[30]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8页。

[31]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32]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11页。

[33]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21页。

[3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38页。

[35]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41页。

[36]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61页。

[37]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62页。

[38]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72页。

[39]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40]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42]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45][69][70][71]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46]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1页。

[47][53][5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9页。

[48]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

[49][50]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5页。

[51]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52]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

[55]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56]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03页。

[57]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58]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05页。

[59]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48页。

[60]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53页。

[61]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81页。

[62]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63]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92页。

[6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6》，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207页。

[65]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77页。

[66][英]乔伊·沙维瑞恩：《代罪羔羊与“泰利斯曼”》，第116页。该文详见苔萨·达利（Tessa Dally）等著，陈鸣译：《艺术治疗的理论与实务》，台北：远流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69页。

[67]王幼华：《“泰利斯曼”式的创作——以钟理和为例》，《台湾文学学报》第十二期，2008年6月，第143～158页。

[72]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3》，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73]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2》，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128页。

[74]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93页。

[75]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94页。

[76]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77]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 1》，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 年，第 96～97 页。

[78]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1》，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97页。

[80]钟理和：《新版钟理和全集7》，高雄：春晖出版社，2009年，第46页。

[81][英]伍尔夫著，翟世镜译：《论小说和小说家》，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3页。

[82]两峰：《钟理和论》，选自应凤凰编著：《钟理和论述一九六零--二零零零》，高雄：春晖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