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世班禅大师《国庆颂》

仁钦扎木苏 胡晓兵

(1.陕西省佛教协会，陕西 西安 710065；2.西藏民族大学藏学研究所，陕西 咸阳 712082)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60年前，十世班禅大师在参加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祝大会观礼活动后，怀着无比激动和豪迈的心情，用藏汉双语撰写了颂辞《国庆颂》[1]，挚切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赤诚拥戴，对新中国成立10年间取得的巨大成就的衷心赞颂。这是大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正确领导下，“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建设团结、富裕、文明的社会主义新西藏、为贯彻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为维护世界和平事业，鞠躬尽瘁”第一个10年的真实写照[2]。

在全国人民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重温和追悟十世班禅大师在1959年10月5日写就的《国庆颂》，对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高举民族团结伟大旗帜，坚决维护祖国统一，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从1949年主动致电祝贺新中国成立到1959年由衷而著《国庆颂》

1949年10月1日，身在青海的十世班禅大师主动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热烈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西北已解放，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热切表达了对党中央和新中国的拥戴之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崇高无上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同时强烈希望早日解放西藏，“西藏解放，指日可待。”毛主席亦复电十世班禅，“希望先生和全西藏爱国人士一致努力，为西藏的解放和汉藏人民的团结而奋斗。”[3]这两封电报，成为十世班禅大师与中国共产党正式交往的重要标志。

彼时，正值十世班禅大师坐床近两个月之际。1949年8月10日,在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官员的主持下，十世班禅大师在青海塔尔寺坐床，誓愿继承九世班禅大师遗志。1937年12月1日，九世班禅大师在青海玉树圆寂，示寂前遗言“促成五族团结，共保国运昌隆”，希望西藏官民僧俗“尤宜善继余志，以促实现，此嘱。”[4]九世班禅大师自1923年被迫出走内地14年，终未实现“拟回藏土”的夙愿，这给了年仅11岁的十世班禅大师深刻教训：只有置身故土、背靠祖国才会前途广阔光明！所以，在西宁解放前夕，十世班禅大师毅然决然留下，并在新中国成立之日，主动致电党中央和毛主席，公开表明态度，首开了藏传佛教领袖人物拥戴中国共产党、自愿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的先河。这一大明大智之举，不但忠实地承续了九世班禅大师爱国爱教的遗志，而且顺应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大势，集中反映了最广大藏族人民的心声和愿望，受到了毛主席等老一辈革命家的高度重视和真切关怀，为他10年后油然自发著就《国庆颂》奠定了坚实的思想根源和现实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十世班禅大师积极投身新中国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同时为了广大藏族人民的福祉而奔劳不歇，也进一步促进了大师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佛学上大有成就、工作上迅速成长。正如大师自己所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班禅的今天，也就不会有藏族人民的团结、进步和发展。因此，我热爱共产党，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我发自内心的声音，我要把它铭记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中。”[5]这也是大师有感而发、一蹴而就《国庆颂》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国庆颂》洋溢着对党的无限丹忱和对祖国未来的无比向往之情

1959年9月25日，十世班禅大师率团抵达北京参加国庆10周年庆祝活动。大师参加完国庆观礼活动后，其欢欣喜悦之情难以言表，提笔写就《国庆颂》。《国庆颂》正文共分三颂，每颂四小节，每节8个字，共计96字。落款：“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班禅额尔德尼”。

第一颂：巍巍中国共产党兮，圣哉领袖毛主席兮，英明领导洽众心兮，人民中国庆建成兮。主要表达对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由衷歌颂之情。这是十世班禅大师对自己在1949年致电毛主席祝贺新中国成立的回顾。此时，大师想必已经了解毛主席在他致电中央的两个月前，已经特意给一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发电报，叮嘱“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的良苦用心和深远用意。[6]

第二颂：建国十年举世欣兮，庆祝大会放光明兮，节日庄严无可比兮，赞颂歌咏乐无极兮。主要表达参加国庆10周年盛典观礼活动的无比自豪喜悦之情。这是十世班禅大师第三次晋京，新中国成立10年沧桑巨变，西藏和平解放并实现民主改革——从此换了人间，而且此时大师本人已经是国家领导人，可以说此前班禅世系在历史上从未享有过如此殊荣。观礼台上的大师自然感慨万千，感恩毛主席、感恩共产党的情愫油然而生。正如大师所言：“我们藏族人非常义气，推崇知恩当报的风尚。藏族谚语说‘以酒还水’，汉语说‘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我报答共产党的恩情，不是讲些好听的话，而是用实际行动去执行党的政策，宣传党的政策，维护党的形象和威信。”[7]

第三颂：总路线兮神兮明兮，多快好省大跃进兮，胜利之果何辉煌兮，至心祝愿善吉祥兮。主要表达对祖国欣欣向荣和未来的美好祝愿之情。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真正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解放和发展了西藏的生产力，推进了各项事业繁荣发展，历史充分而有力地证明了民主改革是真正造福西藏各族人民的伟大壮举。这些都给了十世班禅大师无限的信心和憧憬，更坚定了他一心跟着共产党、毕生贡献祖国建设事业的信念和决心。

《国庆颂》比之佛教赞谒，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令人耳目一新。从佛教角度来说，“赞在内典中往往与颂相提并用，以颂扬佛陀的般若甚深、德相庄严、境界殊圣，亦是启请佛陀演说经教的方式之一”[8]，特别是传统西藏学者在撰写著作时，都会按宗教习惯，首先作赞颂诗来顶礼佛菩萨以示诚敬。但是，十世班禅大师打破常规，先写成藏文，再略仿中国传统诗歌楚辞的形式译为汉语，整篇贯穿了感恩共产党、歌颂伟大祖国、向往美好未来的真情实感，使人读之心潮澎湃。《国庆颂》不但开创了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书写颂辞的新风貌，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十世班禅大师积极倡导运用藏汉双语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愿行。

三、《国庆颂》是爱党、爱国、爱教思想的一次集中体现

从1949年到1959年，是新中国波澜壮阔、快速发展的10年，也是西藏发生翻天覆地历史变革的重要10年，更是十世班禅大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西藏和平解放、民主改革、社会进步和新中国的民族宗教文化等事业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的第一个10年，奠定了大师成为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国务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中国藏传佛教的杰出领袖历史地位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要理解这10年中的万千大象，《国庆颂》就是一把金钥匙，因为这10年在大师光辉一生中创造了多个第一。

(一)1949年第一次公开宣告跟着中国共产党走

1949年10月1日，十世班禅大师从青海公开致电北京，代表广大藏族人民恳切请求“解放西藏”并助其返藏，毛主席回电予以肯定答复：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可以看出，毛主席和党中央已经将十世班禅当作爱国主义者、忠诚朋友看待。这封电报，既是大师首次公开跟着毛主席、跟着中国共产党的宣言，也首开了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人物公开表示决心跟着共产党的先例，对尚未解放的西藏产生了旗帜性、方向性的重大影响，为和平解放西藏起到了先声先导的重要作用。同时，引发了西藏和四省藏区各界僧俗人士致敬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高潮，所以到了1950年元旦，党中央电告西北局、西南局，指示凡是藏族地区人民给毛主席来信来电致贺及其他请求者，均要以毛主席的名义，或者代毛主席起草复电报告毛主席批准后回复，而且在电报中两次强调所有类似来电都要回复[9]。十世班禅大师坚决奉行热爱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本民族、热爱自己信仰的宗教的“四热爱原则”，坚决与党和人民站在一起，坚决反对十四世达赖反动集团的分裂行径，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真正做到了同共产党肝胆相照、同心同德、始终如一。

(二)1952年第一次到达历世班禅驻锡地扎什伦布寺

十世班禅大师自1943年被认定为九世班禅大师转世灵童，到1952年返藏并进驻日喀则历世班禅领属地[10]，刚好10年时间，终于达成了九世班禅大师多年遗愿，“按照藏族人民的说法，救苦救难的班禅佛爷，又回到了他的故土……”[11]对于班禅世系来说，自1923年九世班禅大师离藏赴内地开始，到十世班禅大师重返故地为止，用了将近30年的时间[12]，个中艰辛曲折，血泪难书。故此,大师一经抵达日喀则就致电毛主席，报告胜利返藏情况和感激之情。此前，为了圆满达成两世班禅大师的返藏愿望和诉求，毛主席和党中央作了精心酝酿和不懈努力。比如，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和平解放西藏时，“争论比较激烈的是达赖喇嘛和班禅大师的地位，以及西藏‘噶厦’和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关系问题”，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为此专门请示毛主席和党中央，又对当时的西藏地方代表作出特别解释，强调说明“恢复班禅大师的地位和职权”等[13]；又如，为确保十世班禅大师顺利返藏，党中央和西北局做了充分准备，临行前毛主席特命时任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同志专程赶赴西宁为大师送行，又先期10个月派出西北军政委员会驻班禅行辕代表范明同志进藏安排协调相关事宜[14]。

(三)1956年第一次为了新中国的佛教事业走出国门

1956年，印度总理尼赫鲁通过中国外交部邀请十四世达赖和十世班禅大师，参加在印度举办的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国际佛教大会。党中央完全支持两人参加，当年11月两人由西藏出发赴印，这是十世班禅大师第一次出国。但是，“11月25日，达赖一行到达印度新德里后，在拜会尼赫鲁总理之后，即陷入西藏反动分子的包围中”，经周总理再三规劝，才于1957年4月1日从陆路返回拉萨(在返回途中也不停接触分裂分子)[15]。十世班禅大师则早已于1月29日乘飞机回到日喀则。在印期间，十世班禅大师坚决不参与任何分裂活动、不接触任何分裂分子、不听信任何分裂谣言，只参加正常的社会活动和佛事活动，只服从周总理安排并积极协助周总理工作，用实际言行向国际社会表明自己代表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佛教界，不是仍然处于政教合一制度下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宗教上层代言人。十世班禅后来说：“我从九岁开始参加政务活动，十一二岁时就有了自己的见解，不会随声附和，更不会任人摆布”[16]。十世班禅大师不仅以身作则，践行爱国爱教宗旨，而且经常教诲他人，常常对身边的人反复申明“坚持爱国道路，当今新的历史时期，一定要更加坚定不移地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17]

十世班禅大师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0年间，还有诸多的第一次。例如1951年4月25日，十世班禅大师亲率班禅堪布厅僧俗官员45人赴京，参加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就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谈判工作，这是大师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1954年与十四世达赖第一次联袂赴京参加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副主席，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国家领导人[18]；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公然撕毁《十七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十世班禅大师第一次在日喀则干部群众、僧俗集会上公开严厉批判此等罪恶行径，大义凛然地站在祖国和人民一边。在关键的历史时刻，十世班禅大师总是迅速而有力地作出正确抉择，大师始终坚定地认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祖国，就没有我们藏族和祖国各民族的发展进步，也就没有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从我个人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教育、关怀和帮助，就没有我班禅的今天。”[19]

四、结语

十世班禅大师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和正确指引下，从周总理所称赞的“少年活佛，英俊潇洒”，到毛主席赞叹的“这个年轻的活佛真是了不起”，再到邓小平同志赞誉的“是我们国家一个最好的爱国者”，由一位藏传佛教的活佛，成长为国家领导人和受全国各族人民崇敬的高僧大德,留下了无数宝贵精神财富，其中无论身处顺境逆境，他对共产党的信任、热爱和忠诚从来没有动摇过，始终把爱教、爱民族和爱国、爱党完美地统一起来，这是大师一生中的光辉典范之一。

60年后的今天，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再次拜读十世班禅大师的《国庆颂》，深刻感悟蕴含其中的大道至理，“就是要学习他爱国爱教的精神、护国利民的情怀和维护祖国统一的决心”，“就是要学习他大慈大悲的信念、无私无畏的胸怀和光明磊落的担当”，“就是要学习他坚忍不拔的意志、矢志不渝的品格和坚如磐石的信心”[20]；就是要不断光大十世班禅大师爱国爱教、庄严国土、利乐有情的伟大精神，坚定不移地推进藏传佛教中国化道路，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边稳藏的重要论述，坚定不移地拥护和爱戴党的核心、军队统帅、人民领袖习近平同志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