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信仰对知行合一的统摄作用

阴露华

当代社会中，学校德育通常专注于道德知识的讲授，而相对忽视道德价值关怀。学生在道德认知上知其然而无法知其所以然，实践中普遍存在着道德上知而不行的状况。这种浮于表面的德育是道德信仰缺乏的结果。道德信仰利于促成道德动机和结果的统一，这既表现为境界上道德自然的形成，也在于具体行动中高尚道德人格的塑造。且人的自我超越性、理想社会的实现、人类发展中的信仰崇拜心理等条件，也会为生成道德信仰提供必要的现实可能性。

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市场经济如火如荼发展的同时，社会的制度规范等尚未足够完善。西方多元价值观的涌入也冲击着人们的心灵，家庭中伦理关系被解构，社会中“我—他”关系十分冷漠，子女不赡养，甚至殴打老人的新闻层出不穷，老人跌倒在马路上要不要扶一把的讨论充斥着社交媒体;陕西女子跳楼时看客们拍手鼓掌的场景令人瞠目结舌。这不禁让人思考为什么在人们具备基本道德认知或道德情感时，道德行为依旧不能发生？道德行为的发生究竟需要什么关键因素？本文试图在道德知行合一的立场中引入道德信仰，以让个体在道德实践中不仅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从而走向“因信称义”的道德自然之境界。

一、德育困境与道德信仰

论述上述问题之前，本文先分析德育困境，并对道德信仰的含义进行阐释。

（一）知而不行的德育困境

面對“为何道德认知层面的掌握和一定的道德逻辑能力的具备，不是道德行为生成的充分条件？”这一问题，约翰·威尔逊曾从理性的角度作出解释：道德最终表现为行为，但是并非所有的行为都能被称之为道德。一种道德的行为及其结果，跟它的行动目的是不可分离的，只有二者相关联时我们才能判断某一行为道德与否。我们不仅应该知道人们在做什么或者做了什么，而且需要清楚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原因。

就中国当代的社会现实来看，德育，尤其是学校德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与个体自身实际生活无关，人们不信任也不践行道德观念的状况。现代学校里的大部分德育知识是旁白的知识。旁白者并不是影片情境中的一员，却以旁观者清的姿态在说话。学校德育仅仅让学生知道什么是“应该”的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真切地相信那些“应该”，将“应该”内化为人的道德自觉，并在现实情境中外化。在此，道德信仰能为破解上述困境提供可能性。

（二）道德信仰的含义

本文的道德信仰，指关注人们信仰什么道德价值体系，以及为什么信仰这种道德而非其他道德价值理想，并据此（内容）行动这三方面。在奥古斯丁那里，“信仰就是赞同地思考”，这句话也可以很好地总结上述两个方面所强调的内容。就道德信仰的对象看，康德将其指称为道德律令/至善，或是德福一致等;就道德和信仰的关系来看，有道德价值的行为之动机在于：同情;意在谋求别人的福利而不是自利。而信仰，在于精神上的超现实、超功利和非逻辑性，这与知识、情感、意志是不同但又相联系的;虽然信仰是一种导引个体体验过程的心理倾向，决定人的价值和行动[1]，但信仰不同于迷信。在超越的层次上，道德与信仰本身是相关联而非二分的。所以，道德信仰强调“道德形成中的信仰因素和信仰形成中的道德内容”。[2]当然，道德信仰是应时发展的，具有生成性，这就要求允许怀疑存在，这样既避免怀疑主义，又会远离信仰僵化的状况。信仰之所以在德育理论和实践中占据重要位置，也与其重要且独特的德育功能是分不开的。信仰教育具有对德育的论证、聚合、圣化以及补遗作用。[3]从道德信仰的内涵、对象、功能等方面看，其与道德认知和行为息息相关。

二、道德信仰对知行合一的价值

齐格蒙·鲍曼曾提道：“游手好闲者以快照的形式体验着城市漫步带来的快乐……但陌生人之间没有持久的义务拖累，从而剥去了人际关系的道德意义，解除了道德评判。”[4]由此，陌生人社会是当代生活（尤其是城市生活）的明显特征，人与人之间短暂的接触消解了相互间的责任关系，伴随着责任关系的道德约束感也相对弱化。后现代社会里人们像浮萍一样缺乏道德信仰的引领，过着明哲保身的孤立生活。当前的学校德育在目标上专注于认知、内容上钟情于规则要求、方法上长于说教灌输。一系列的道德符号割裂了人作为知、情、信、意、行等方面的道德结构中的统一性。那么，道德信仰的引入会在知与行之间构筑起怎样的桥梁作用呢？道德信仰对知行合一的价值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现动机与效果的统一

道德信仰能够唤起人践行道德的动机和情感。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了同情的概念：“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这样一些本性，……这种本性就是怜悯或同情。……‘同情，现在用来表示我们对任何一种激情的同感。”[5]基于对同情的理解，他认为在由陌生人组成的社会中，人们要得到周围人的同情非常难得，因此，合宜的行为举止更加必不可少。但因为有同情的存在，即使在陌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也有能生发同感的可能性，也就有产生道德同感的可能。在中国古代孟子提出“四心说”（恻隐心、羞恶心、辞让心和是非心），“四心”虽人人皆有，但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发展起来。基于亚当·斯密和孟子对于人的论述可知，人有先验向善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的未来发展却是不确定的，如何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确定性的现实道德行为，这是道德信仰施展作用的空间所在，即激发并深化人先验的善意动机，基于这种善的动机去统摄德育效果，这样动机与效果的统一会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可道德动机和效果能实现统一吗？在康德看来，道德信仰指的是人在行动中追求至高无上的善和幸福，这是极高的价值追求。信仰是首先要纳入的关键要素，认同其价值和可能性，然后内化为不会轻易变动的信念，并将其作为道德行动的开端。道德哲学中道德行为的动机与结果一致与否的问题是较难把握的，即在道德行为出现前后，对人的行为动机如何进行较为准确的衡量，怎么能判断此道德行为的结果与其动机是一以贯之的。道德信仰为这一难题给出了一种思考途径，即康德把人们希望获得至善、幸福、自由的理想结果，与信仰（道德目标）相融合，这种信仰有机会演变成道德动机的前身。向善的信仰贯穿于道德行为动机和效果呈现的全过程，并为其一致性提供判断依据。

（二）完成道德他律到道德自律的转变

道德自律和道德他律均包含有强制性的含义，无论这种强制表现为外在的约束或是内在的克制。相比之下，道德自然能够全面表现出对道德他律和自律的超越。具体来看：那些达到道德自然境界的主体，会解构存在于自律和他律中的强制性因素，將自我从被奴役状态中解放出来，人的道德行为已经演变成了无需有意参与的惯常操作。这些自觉的习惯烙印在个体的记忆中，当面临类似的情境时，主体能够毫不迟疑地做出类似的道德行动。这种无意识道德行动，相比于那些经过多层次思索或是沽名钓誉的自律行为更显得自然而然，仿佛是一种本能行为，任何意识上的干扰是无法存在的，处于道德自然状态的个体，无论是从理性还是情感方面都会具备道德驱动力。这样的个体不会再像机器一样只会或是只能服从外部所要求的道德命令，而是会自在自为地践行自己的道德信仰。道德信仰正是为这种道德自然状态提供不可或缺的导引。

约翰·黑尔认为，道德要求和我们依据这些要求进行生活的自然能力之间是有缺口的，这就是所谓的“道德缺口”。西方文化填补道德缺口的策略主要是仰仗一套传统的、有神论的信仰和实践，道德以此为背景而具有意义。[6]也就是说，人生来并不是与道德要求相适应的，总是会有某些不合时宜的错位和“无能为力”，人的理性能力无法保障人实现道德自觉。因此，需要道德信仰作为道德要求和道德行为之间的沟通桥梁。这反应了道德信仰有着试图超越人固有的局限性的追求，也正是因为道德信仰的存在，能够帮助主体实现从道德他律向道德自律的转变，进而再向道德自觉的提升。

（三）使道德行为内化为道德需要

道德信仰能够给予潜在的道德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这动力能够解释为什么进行道德行动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因为一方面是实现内心的“救赎”，另一方面涉及在外部社会中的自我价值实现。“宗教是一种用超自然的、非理性的因素来解释世界实质的思想体系和感情总和，而涉及这种解释的事实不能用经验去检验，而只能去相信。”[7]人需要信仰，这种需要可以诠释并统整所有的道德认知内容，表现为人对生命意义的追求。这种高级的精神需要让人产生存在于世界上的归属感、幸福感、价值感、责任感等，它给人带来希望的同时，带给人神奇的力量感、满足感。这种内部需要的满足升华着人的生命意义。在具体道德实践过程中，这种信仰的力量会附带产生个人“奖励性回馈”，获得社会成员的认可，这会鼓舞人们怀着饱满的热情继续做出类似的道德行为，使人的道德行为具有持续性和内部一致性。

三、道德信仰实现的可能性

道德信仰对于促发道德行为、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意义，若想要实现这些价值，也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

（一）道德信仰生成的人性基础：人的自我超越性

马克斯·舍勒指出：“人，只有人—倘使他是人本身的话—能够自己—作为生物—超越自己。”[8]这种超越性表现在：在精神性的支配下，人克服了自身原始的本能、欲望、冲动，成为社会人;人的肉体、社会存在是有限的，但人的意识世界、想象空间却是无限的;人的不确定性是对确定性现实状况的超越。从存在主义的视角看，任何人都不是预先被定义好的，而是具有无限潜力的人，人在实践中逐渐创造、生成独特的“我”。人生活于当下的现实，但又不是拘泥于现实，而是指向未来生活。

基于人的超越本性，人在实然中追求着应然的出现，改造着客观的现实世界，这种追求的进取倾向与行动呈现出人的可发展性。且发展的主动权在于人本身，而非由外在世界所决定，这种内生性的力量要求我们关注人的主体性。正是由主体所进行的自我改造让超越变得可持续又具有活力。就人的长远发展看，重要的不是当时当下所固有的事物，而是“尚未”，人的“尚未”集中体现了人的应然逻辑和不可预测的可能性。此外，基于人的超越性这一特质去看当代的教育，也是具有超越性的，鲁洁教授曾指出：“一切现实的规定性只能规定人的现在，而不是要去解决他的未来。理想的教育并不是要以各种现实的规定性去束缚人、限制人，而是要使人从现实性中看到各种发展的可能性，并善于将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培养超越意识和超越能力相统一的人，这才是教育之宗旨。”[9]基于此，对道德信仰的追求与人实现自身超越性发展的需求和行动是相互契合的，这也会为道德信仰的生发奠定人性基础。我们要善于将这种超越性运用于德育过程中，让其服务于人的德育信仰建构、激发。

（二）道德信仰生成的社会基础：社会的制约与未完成性

社会是由一系列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个体所组成的共同体，个体具有多样性、复杂性，在共同体中需要有一定的秩序去调和个体间的差异以更好地管理、运行共同体。这种所谓规则与秩序的构建，依赖于法律或习俗等，它们是规约共同体成员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而共同体对理想社会的规划使得秩序包含着现实性和理想性，理想性社会的实现包含着道德上对人的要求与期待，其亦指向对最高水平上的道德—道德信仰—的实现。此外，这种秩序相对来说是群体意志的合力，而这种力量会在某些方面压制个人的需求，即外在于个体的社会总是无法自然地实现人的需求。正是这种矛盾使得人倾向于通过自身的行动去满足自身的需求，每个人都可以也需要为追求道德信仰“添砖加瓦”，这为道德信仰的生发埋下了伏笔。

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人类社会发展的每个阶段都可以说是对前一个阶段的否定性超越，未来社会将会继续向着更完善的阶段发展，这种发展性体现的是社会的未完成性。正是这种未完成且需要完善的状态，使得社会成为一个完善个体的理想场所，追求完善的社会是个体所一直期待的，而理想社会将会存在，这个信念会给人以无限的动力。这种未完成状态给道德信仰创设了存在的空间，给了人们在具有未完成性的开放型社会里构建美好道德信仰的机会。

（三）道德信仰生成的文化基础：信仰崇拜的奠基

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低下，人的生存极度依赖于大自然的馈赠。自然对人来说既是神秘的，也是让人恐惧的，“在此期间，人类感到他既不是完全没有力量与自然对抗，也没有完全控制住自然。”[10]人类改造自然不会是完全徒劳的，也值得想方设法去改造自然。在这种状况下逐渐产生出原始崇拜，其基于自然崇拜，对自然的崇拜可以在许多古老的仪式中找到例证，其目的既是祈求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也是在自然面前给人的行为立法，人只能听从源于自然崇拜的绝对命令。从道德信仰发生的角度看看，它是需要依赖于对自然的信仰，将其内化为毋庸置疑的命令，从心理上和行为上规训着人们的行为活动。

在与自然的相处中，人对于自身力量也会有更加深刻的了解。人们会思考精神与肉体的分离，对未知灵魂的探索产生了灵魂崇拜。人们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精神需求，靈魂对身体束缚的突破使人们感受到自由，这给人们带来了解放的曙光。一些人类学者认为，灵魂崇拜及其巫术原理可以填补人类在应对各种事务中的心理缺陷和漏洞，给人精神上以坚定的信念与实用技术，使人在困难之中保持心理上的平衡与完整。[11]即这种从现实世界中获得的解放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为人产生道德信仰奠定心理基础。此外，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明显的祖先崇拜。这时候，人不仅从自身的角度看待自己，更是把自己放在一个群体中审视自己，这说明人对于自己类特性的觉悟，基于此，人们制定体系化的社会行为规范来协调人的社会行为，以构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也与上文提到的道德信仰产生的社会基础相呼应。

葛德文曾提道：“要一个人拿出热情来推荐他并不认为真正值得赞美的东西，乃是一件再困难没有的事情。要一个人孜孜不倦地从事与他并不相信会在某一方面是广泛有用的副业，也是一件再困难没有的事情。”[12]当下德育实践中重视德育认知灌输的方式非但无法让人真正信服并践行道德，且可能会产生道德上的冷漠、厌恶、规避与拒绝。这种结果是每个德育工作者都不愿看到的局面，而要消解这种困境可以尝试诉诸德育信仰的构建。同时，我们也应时刻警惕盲目的道德信仰的干扰，保持道德信仰原初有度的价值意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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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任建东.道德信仰生成的文化人类学透视[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4）：17-20.

[12]葛德文.政治正义论[M].何慕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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