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研究：以重庆为例

程 莉，胡典成

（重庆工商大学 a.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b.经济学院，重庆 400067）

一、引言

当前，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明确指出，要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产业兴则百业兴，实现乡村振兴，首要任务在于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紧紧围绕发展现代农业，围绕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乡村产业体系，实现产业兴旺［1］。重庆作为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近年来，随着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农业农村发展保持稳中有进良好态势，农民收入稳步增长。2017年重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2 638元，同比增长9.4%，城乡居民收入比下降到2.55∶1［2］。农村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的乡村产业融合道路成为农业农村发展的新动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的“牛鼻子”。2017年，重庆乡村旅游和农产品电商更是迎来“井喷式”发展，收入分别达到560亿元、510亿元，同比增长65%、46%［2］。然而，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就空间上而言，仍以农村为主，仍处于欠发达阶段、仍属于欠发达地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依然存在土地、资金、劳动力等瓶颈制约，以及发展环境滞后、融合程度较低等问题。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重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如何？是否能够有效提高农民收入水平，其增收效应怎样？农村产业融合采取什么样的路径才能更好地促进农民增收，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提供科学的发展模式并产生良好的示范效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推动重庆乃至西部其他地区的乡村产业振兴、提升农业竞争力、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具有深远意义。

二、文献综述

产业融合是为适应产业增长而发生的产业边界的收缩或者消失［3］，是技术、产业、服务和市场3个层次的融合［4］。农村产业融合是以农业农村为基础发展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多功能、发展农村新业态，并且通过更加有效的产业组织方式、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使农业产业链各环节之间的联结机制超越简单的市场交换或商品交换关系，相互之间形成有机融合的一个整体，实现农、工、贸、旅一体化，产、加、销、服一条龙，形成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体系［5］，具有形成产业链、要素融合创新、构建利益共同体、产业可持续等特点［6］。农业产业融合主要有农业产业间分工内部化融合、农业产业链延伸型融合、农业功能拓展型融合和服务业引领支撑型融合［7－8］。

农村产业融合作为农业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重要路径，有利于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关于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增收关系的研究，当前学术界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产业融合能够提高农户收入。农村产业融合通过促进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的融合渗透和交叉重组，带动农业产业链延伸、打造供应链、提升价值链，为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新型农业服务主体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提供更高的平台，为拓展工商企业、社会资本带动农民增收提供更多机会。黄祖辉提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既利于农民分享产业融合中带来的红利，也利于吸引现代要素改造传统农业实现农业现代化；同时也可拓展农业功能培育农村新的增长点，进一步强化农业农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促进产业链增值收益更多留在产地、留给农民［9］。农村产业融合能够通过订单农业、企业务工、土地入股、土地流转、土地托管、农业经商等方式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收入、农业关联产业务工收入和农业关联产业经商收入，相较于传统农业单一发展模式，农户增收效应在50%以上［10］。杨启智等以乡村旅游为例，发现其发展能够使农民获得打工薪金收入、为农家乐提供农产品（原材料）所获得的收入、经营或投资收入、租金收入等，促进农民增收［11］。孔祥智等通过观光农业的研究，指出开展观光农业能够使城市收入加速流向农村，通过创新涉农产品，充分利用农户劳动力，提高资本收益率和农村市场化程度而提高农民收入［12］。赵俊辉在探讨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研究得出农产品加工业对农民增收有促进作用，且是通过一定的机理来实现的，须进一步认识和遵循其机理，放大促进作用，才可有效增加农民收入［13］。朱海波等面向贫困地区，从产业链重塑角度阐述了农村电商发展对于贫困地区的产业链构建，以进一步突破要素与资源的时空限制，直接贯通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发达地区的消费大市场，以此增加农民收入，助力脱贫［14］。马晨等创造性地提出我国现代农业服务业新内涵、新特征，在先进互联网信息推动下实现现代农业服务业与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引领农业现代化向高端发展，有益促进农民增收［15］。

综上，当前学界对于农村产业融合的研究基本还处于初始阶段，主要集中在以经验引进、总结归纳、延伸解读为主，集中在农村产业融合的内涵、类型、现状、机制、问题、对策等方面，实证研究匮乏，关于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户增收效应的直接研究文献极少，对于农村产业融合如何促进农民增收的关系认识仍不清晰、深入。因此，本文以重庆为例，在分析与评价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基础上，基于2003—2016年数据，构建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对于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本研究有利于从农村产业融合角度理解农民增收，为当前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测度研究给予补充与完善，为完善农村产业融合模式、健全农村产业融合保障机制、缓解农民利益冲突提供实证支撑。

三、农村产业融合评价体系构建与测评

（一）农村产业融合指标体系构建

要实证检验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就须先对农村产业融合这一变量进行拟合和量化。本文在姜长云、蒋一卉等相关研究基础上，从系统内在联系的多维视角出发，基于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农业多功能性发挥融合与农业服务要素融合3个维度构建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7，16］，见表1。其中，农业与旅游业的交叉融合水平运用王丽芳所采用的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模型［17］，分别以农业和旅游业的产值占地区GDP比重所表示的农业发展水平和旅游业发展水平作为耦合指标，继而进行计算得出结果。

表1 重庆农村产业融合的指标体系

（二）农村产业融合的度量与评价

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所有分项指标综合为一个指标，该综合指标称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综合指数的解释能力大于单项指标的解释能力。主成分分析方法通过投影的方式，实现多维平面数据的降维，在损失较少数据信息的基础上把多个标准转化为几个有代表性的综合指标，综合指标的选择要求累积贡献率不低于85%。相关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重庆统计年鉴》《重庆调查年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

首先，运用SPSS 24.0软件将农民增收指标体系下的12个指标值进行降维分析，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得到主成分分析矩阵，见表2。

表2 因子与主成分载荷矩阵

从表2可知，农产品加工业主营收入、农业与农产品加工业产值比、农业商品产值、农业商品率、农业与旅游业耦合协调度、自来水受益村数、化肥和农药施用强度、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农业科技进步、农户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共计10个指标在第一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一主成分基本反映了以上指标的信息；农产品产量、农村金融服务水平两个指标在第二主成分上有较高载荷，说明第二主成分基本反映了该项指标的信息。因此，提取这两个主成分可基本包含各原始指标的信息，用两个新变量F1、F2来代替原来的12个变量。

此后，依据各主成分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分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分综合模型，将两个新变量F1、F2综合为农村产业融合综合指标f（ina）：

其中：λ1＝8．476，λ2＝1．547。

由此，得出主成分综合模型：

将标准化后的数据代入F1、F2、f（ina），可以得出根据主成分综合模型计算出的综合主成分值，以此对重庆2003—2016年的农业产业融合状况进行综合评价比较。

接下来利用相同的方法，将4个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指标、4个农业多功能性发挥融合指标、4个农业服务要素发展融合指标也分别综合为一个指标，分别表示为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综合指标f（inc）、农业多功能性发挥融合综合指标f（ver）、农业服务要素发展融合综合指标f（ser），再分别计算其综合主成分，这样就得到了3个维度的综合指标的综合主成分，结果如表3所示，继而得到图1。

表3 2003—2016年重庆农村产业融合指标体系主成分综合主成分值

图1 2003—2016年重庆农村产业融合指标体系主成分综合主成分值

从表3及图1可知：2003—2016年，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总体水平，以及农业产业链延伸融合、农业多功能性发挥融合、农业服务要素发展融合3个维度分指标总体上处于上升水平，发展态势良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成效显著。但也可以看到，其中亦存在较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2006年的低俗爬升、2011—2012年的发展转变、2013年后的快速发展与平稳回落，且各个阶段又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小范围稳定波动，而这一阶段性特征主要与重庆市特殊的市情、相关政策实施及整个宏观经济环境有关。2006年前，因三峡水库蓄水淹没大量耕地，加之2006年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农产品产量持续急剧减少，自然条件的变迁严重影响了农业生产及农业多功能性发挥。但随着政府部门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且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迅速推动了重庆农业生产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的恢复和平稳发展。之后，受重庆市对农财政支出的下降，加之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以及长期以来农村发展中出现的农业生产结构单一、农村产业链缺位、农产品加工业发展缓慢，农村产业二元结构特征明显，农业市场信息化发展缓慢、农产品流通不畅等诸多问题，2011年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有所下降。随着2013年经济进入新常态，整个经济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虽然对农村经济有一定程度影响，但重庆市所进行的开展农村集体资产量化确权、建立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健全农村流通体系等一系列针对农村农业发展的全面深化改革，使得农村产业融合呈现出快速发展［18］。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6年以来，重庆市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试点项目、“农业产业链大数据”“互联网＋农业”到“三权分置”改革、“371＋X”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等，有效推进了重庆农村产业融合的快速发展。十九大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将推动重庆市农村产业融合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四、实证检验与分析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验证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本文构造如下实证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SR为农民收入，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衡量①自2013年起，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统一更改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而两者之间的统计差距是极小的，可忽略不计，并不影响本文实证结果的准确度，故2014—2016年的数据仍采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衡量。。同时，为剔除价格因素影响，运用消费价格指数统一折算到2003年价格水平的实际收入。SR为核心解释变量农村产业融合，以前文测算出的农村产业融合综合主成分指标来表示。HUM、STR、GOV、CT、LM为控制变量，控制变量的引入主要是为了避免因为遗失相关解释变量造成的内生性问题，εt为随机扰动项。对于控制变量：（1）HUM为农村人力资本含量，采用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19］，人均受教育年限指农村6岁及6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的年限，按小学6年、初中9年、高中和中专12年、大专以上16年计算。计算公式为：农村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小学人口比重×6＋初中人口比重×9＋高中及中专人口比重×12＋大专及大专以上人口比重×16①因《重庆调查年鉴》中对于“中专”这一受教育程度指标在2013年后有所变动，考虑到数据的一致性，故本文统一将其从农村人力资本含量中略去。；农村人力资本特别是教育投资水平可以有效增强农民就业能力，从而进一步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2）STR为农业结构调整，用种植业产值占农林牧渔产值比重表示，以反映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调整推动农产品市场化程度，有效增加农民第一产业收入的效应机制，随着农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农产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除了直接促进农民第一产业现金收入的增长外，还通过改变农业比较效益将农民增收体现为现金纯收入率的稳定、持续增长［21－22］。（3）GOV为政府支农水平，选用政府对农财政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重来衡量，进一步说明财政资金对农民收入要素贡献度的基础性作用，财政支出是否可以真正促进农民增收。财政农业支出通过扩大资金规模、优化结构配置建立的长效机制可将农业产业要素有效转化为农民收入，促进农民增收［23］。（4）CT为城镇化水平，选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可以带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推动农村生产率、农业生产收入增长，从而促进农民增收［24］。（5）LM为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用乡村非农就业人数与乡村就业总人数的比值表示，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在促进农民增收中的作用要受到劳动力市场化进程的影响，因此可通过提升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来提高人力资本的收入弹性这一途径有效促进农民增收［25］。

在此使用重庆市2003—2016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为降低异方差对数据研究的影响，对于以上模型的各变量取对数，这并不会改变数据实证的结果。同时，由于主成分分析过程中存在负值，依主成分综合值的相对概念，为方便本文进行取对数后进行测算，对主成分综合值指标赋最小负值的绝对值再加常数1.1进行非负值处理，这样既方便对数据的收敛分析，也不影响测度结果的科学性［26］。本文研究的数据处理和实证检验均运用Stata 15.0计量工具，对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4所示。

表4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为了直观地观测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本文描绘了散点图（图2）。从图2中可大致看出，农村产业融合程度越高，农民收入越高。但两者关系是否呈现出这样的规律，还有待通过计量模型加以验证。

（二）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在控制其他变量条件下，根据模型估计重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收入的影响。首先采取OLS法对设定模型逐步进行回归，即表5中的模型M1－M4。回归后经检验，部分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或一阶异方差。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研究分别采用序列相关稳健标准误法和稳健标准误法来消除自相关与异方差，并在多重共线性的检验中剔除每个模型中存在严重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

根据模型M1－M4，我们发现，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农民收入与农村产业融合呈现显著正相关，重庆农民收入将随着农村产业融合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具体而言，模型M1中，在控制了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每提高1%，将推进农民增收0.25%；模型M2中，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农业产业结构、财政支农水平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每提高1%，将推进农民增收0.25%；模型M3中，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农业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每提高1%，将推进农民增收0.11%；模型M4中，在控制了人力资本、农业产业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市场水平的情况下，农村产业融合水平每提高1%，将推进农民增收0.24%。近年来，在乡村振兴、旅游兴农的利好政策下，重庆依托大三峡、大库区、大山区、大生态形成的自然田园风光，越来越多的企业家投身乡村发展，重庆乡村旅游规模壮大、态势良好。截至2017年底，全市乡村旅游从业人员达130万人，带动农民就业100万人，带动33万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有力促进了乡村大发展［27］。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农村的第二产业，有助于衔接第一产业与第三产业，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村产业融合的程度。据相关部门统计，截至2017年底，全市农产品加工企业达2.4万家，从业人员超过70万人，年产值3 990亿元［28］。在服务业引领型融合上，尤其是高技术对农业的渗透型融合方面，重庆积极推进“互联网＋农村”电商发展模式，围绕“电商＋”消费、脱贫、产业、主体、服务，加速推动农村电商发展，涉及网上农贸市场、数字农家乐、特色乡村游、特色经济及招商引资等多个领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29］。

图2 2003—2016年重庆农村产业融合与农民收入散点图

表5 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ln SR）

从控制变量来看，第一，从模型M1－M4都可以发现，农村人力资本含量提升促进了重庆农民的增收。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人力资本含量下的政府教育投入本身就是改善资源配置的手段之一，且知识技术的积累作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影响因素，可以有效提高其对农村经济发展的贡献度，改善农民收入状况，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第二，从模型M2－M4可以发现，农业结构调整有助于重庆农民的增收。农业结构调整值的系数为负表明，降低种植业结构比重，加快农业结构更好地向服务业、深加工业、信息化方向调整，增强农业生产要素延伸化融合，无疑是有效的。第三，从模型M2发现，财政支农水平提升有助于促进农户增收。近年来，重庆财政支农资金围绕农业产业发展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深化农村改革等方向，集中用于村级集体经济试点建设、农旅融合发展、林业生态保护恢复、林业改革发展、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等方面，不仅直接推进了农户增收，也为进一步提高农户收入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与条件［30］。第四，从模型M3得出，城镇化水平的提升有助于推进重庆农民的增收。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就业于城市工商业部门，有助于提高农民的工资性收入水平。第五，从模型M4得出，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有助于重庆农民的增收。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劳动力市场化水平提高，有助于农村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内部、外部实现非农部门与农业部门之间的自由流动，提高非农产业在高劳动技能要求下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消除制度阻碍、提高农村劳动力技能素质以实现农村劳动力市场统一，进而提升农民收入水平。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03—2016年数据，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度重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并构建时间序列计量经济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村产业融合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重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农村产业融合可以有效促进农民增收。但总体上，重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产业发展链条不完整、链条短，产业延伸范围不够宽；科技服务体系不配套，过于注重技术引进与服务，在技术研发、运用、培训等方面乏力，农民自身业务素质不过硬；利益联结机制松散，多采取订单式农业，合作形式单一，农民利益与传统、新兴农业经营主体联系不够紧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外部环境发展滞后，农业生产的道路、灌溉设备、抗灾设施等基础设施薄弱，农产品物流体系建设落后［31］。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全市农户从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中获得更多的收益，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一是注重以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为引领，促进产业相互渗透和交叉重组。充分发掘重庆市丰厚的特色农业、自然生态、民族村居等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巴渝文化、农耕文化，深入发掘农业农村的生态涵养、休闲观光、文化体验、养老服务等多种功能和多重价值，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共生共享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二是要创新发挥农业要素融合新方向，发挥“大数据”“云计算”“互联网＋”等先进技术手段对农村电商贸易、新零售网络、生态循环农业、农业信息服务等方面的改造提升作用。打造“乡村大数据平台”，充分利用互联网、物联网、区块链等手段建设智慧乡村，助力农业农村发展。三是遵循资源利用与保护相结合的原则，合理安排农业的生产和经营活动，不断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需要以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基础，要以农村垃圾治理、厕所革命、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为主攻方向，加快推进农村的人居环境整治。推进乡村绿化，强化水土流失治理，夯实绿色本底，促进乡村生产生活环境稳步改善、自然生态系统功能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四是完善基础设施等公共服务配套服务，在交通物流、水利、能源、信息等重大工程的建设上不断突破，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在农村产业融合上的外溢服务能力。因地制宜，建设农村产业融合的综合服务平台，实现集创业创新、公共服务、信息管理，以及乡村文化展示、乡村旅游咨询等于一体的服务。五是支持引导龙头企业、基地、合作社和农户之间按照自愿互利原则，建立完善订单农业、入股分红、利润返还等利益联结新机制，通过组织模式、经营方式和产权关系创新，让农民分享产业链延伸和功能拓展的好处。

此外，研究还发现，农业结构调整、城镇化水平、农村人力资本含量、农村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财政支农水平对农民收入亦有显著推动作用。因此，要注重挖掘重庆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的发展潜力，深度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加快去除低效粮食作物产能，调整蔬菜生产布局和产出结构；坚持养殖污染治理与生猪产业发展并重，优化生猪区域布局，推进规模化、标准化养殖；推进柑橘、榨菜、生态渔业、草食牲畜、茶叶、中药材、调味品和蜜蜂等特色产业链建设，壮大特色效益农业基地；推进水产生态化养殖，促进草食牲畜增量提质。围绕经济、社会、生态等方面提升重庆城镇化质量，以人为本，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一体化，从城乡共建共享中拓宽农户增收渠道。从战略性资金投入、现代要素进入农业农村、农业职业教育改革与创新、农村剩余劳动力素质能力提升上，加快农村人力资本改造。完善乡村非农就业服务，解决农村产业融合所需劳动力的供需衔接问题，有效提高农村劳动力的市场化水平，从多方面激发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促进重庆农民收入稳中增长。创新财政支农资金投入机制和使用方式，发挥全国农业信贷担保体系作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加快设立国家融资担保基金，完善一事一议、以奖代补、贷款贴息、基金引导等有效机制，因地制宜推广PPP、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财政、基金、银行、保险等财政资金协作支农机制，放大财政资金的撬动作用。同时，注重激发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加快形成财政优先保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资格局，有效推动全市农村经济的发展，促进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