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文献与网络分析的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研究

刘永魁，张 箐

（1.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2.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三院，北京 100074）

1994年国家国防动员委员成立，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作为其办事机构，挂牌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原国家计委）［1］。20多年的发展与积累，国民经济动员理论与实践工作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从最初服务于应战，到“战时应战，急时应急，平时服务”准则的有效实施，在和平演变环境下，国民经济动员领域内相关专家学者合理拓展了国民经济动员的职能范畴和边界，强化了国民经济动员的应急职能。SARS疫情、冰冻雨雪灾害、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等灾害的相继发生，也为学者们研究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应急职能提供了较为详实的案例，进而实现了国民经济动员的研究方向由体制、机制、法制［2－6］向大动员、敏捷动员、动员联盟、动员链、集成动员［7－11］的突破和跃迁。然而，伴随着军民融合国家战略［12－14］的强有力施行，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未来走向的不确定性，成为横亘在理论研究与现实情况间的无形障碍。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方向和意义、国民经济动员与军民融合间的关系、国民经济动员工作机制的重置等一系列问题，值得“动员人”深思与探讨。鉴于此，本文试图从文献分析的角度，构建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作者合作网络，运用UCINET网络分析工具［15－17］，分析不同作者间的合作关系及其对国民经济动员学术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在梳理总结国民经济动员学理论研究进程与脉络的同时，对国民经济动员学学科未来研究方向提出相关建议。

一、数据收集与处理

（一）数据收集

本文依托CNKI数据库，以国民经济动员为主题、篇名和关键词，时间选定为1987—2017年，来源类别设为全部期刊，分别进行检索。剔除掉诸如杂志XX年总目录、征稿、期刊杂志介绍和相关会议的报道，同时删除重复文献，共计854篇，然后进一步删除1994年之前的文献，余下839篇。各年份所发论文数量和作者人数如表1所示。

表1 文献统计汇总

（二）数据处理

对上述筛选过的文献依如下步骤进行处理：

步骤1：将839篇文献信息编入Excel表格中，并依据论文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对其进行排列；

步骤2：将所有作者姓名单独列出，按姓氏的首字母进行降序排列，然后删除隶属同一机构的重复作者姓名，对于同名同姓不同机构的作者，用a、b后缀加以区分，最终形成1 003位作者名单；

步骤3：以1 003位作者分别为列向量和行向量，建立作者合作矩阵，彼此间有合作的记为1，无合作的记为0。其中，若文献仅有一位作者，则该作者不被纳入合作矩阵中。

步骤4：运用UCINET网络分析工具，对所构建的合作网络矩阵进行密度、中心性、平均路径长度、聚类系数等不同网络特征分析，并得出相关结果。

二、文献分析结果

（一）整体发展进程

抽取表1统计结果中的论文数量、新增作者人数和新增期刊数作为衡量指标，绘制成如图1所示的柱状图。

分析结果显示：国家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成立初期，国民经济动员研究论文较少，直至2002年论文年发表数量首次突破30，该趋势一直持续至2013年，且保持每年有40篇及以上的发行量。结合每年作者人数的变化情况可知，2002年后投入到国民经济动员学理论研究的人数均保持在64人次及以上，且有52人及以上的新增作者加入国民经济动员研究中，人数增多也使论文发表数量有所增加；梳理文献内容可知，在初期探索研究体制、机制、法制和体系等内容后，对国民经济动员学的研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和深入，形成了诸如大动员、动员联盟、敏捷动员、动员链等理论创新，动员中心、动员潜力、动员信息系统等［18－20］不同类别的理论探索，以及 GIS、CALS、HLA、MATLAB、I-THINK、ARENA等［21－26］不同数学和仿真工具的应用研究。整体而言，国民经济动员学理论研究的突破和进展主要集中于2002—2013年，在此期间，累计新增770余名学者投入到国民经济动员学术圈。

图1 文献统计分析图

（二）期刊论文数

国民经济动员相关论文发表于累计159种期刊上，不同时期不同期刊所发论文数体现了期刊受国民经济动员理论研究机构的偏好程度。本文列举了发表论文数量排名前10位的期刊，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核心期刊论文数排序

（三）论文合著数量

作者间的合著程度凸显了国民经济动员学理论的延伸性和传播覆盖度，国民经济动员学相关论文合著情况统计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合著论文统计

据表3统计结果显示，国民经济动员学领域论文合著率并没有随着时间推移呈逐年上升趋势，且56.83%的论文属于独著论文。

三、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网络分析

（一）国民经济动员学整体合作网分析

对所构建的作者合作网络进行分析，节点度分布如表4和图2所示。鉴于作者数量较多，且部分作者除了2人彼此间有合作外，与其他人均无合作关系，也致使网络整体密度较小（删除掉独立作者后，网络整体密度为0.003，如图3所示），因此笔者需从所剩683位作者中进一步删除此类作者。在删除过程中，可能会遇到A作者分别与B、C作者有合作关系，而B、C两位作者与剩余作者均无联系，致使A作者也被删除。本文对于具有类似现象的情况，均删除至网络中无仅有1度的节点出现为止。为了进一步探讨合作网络的特性，删除网络中度数为2的节点。去除0度、1度和2度节点后，国民经济动员学合作网络图的相关特征对比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

表4 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网络节点度分布

图2 合作网络节点数和度分布曲线

表5 删除0度、1度和2度节点后合作网络对比分析

图3 去掉独立作者网络图

以点度、接近度和中介度3个指标对整体合作网络进一步分析，以凸显核心作者对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的贡献程度，取前10位，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网络点度、接近度和中介度排名

点度中心度体现的是作者与别人合作数量及在合作网络中的中心性，点度越大，表明与其他作者合作数量越多，中心性越强；接近度则反映了作者间合作的难易程度，节点接近度越大，表明与其他作者合作越容易；中介度则说明特定节点对其他节点间合作的影响程度，中介度越大，则该节点的影响力越广泛。据表6显示，在3个数值排序中，作者“孔昭君”均排在第一位，“张纪海”的点度和中介度排在第二位，接近度并列第一。换言之，对于国民经济动员学而言，“孔昭君”的影响最大，“张纪海”的影响次之，其他作者也均有所贡献。结合上述二位所发表论文的内容进一步分析可知，孔昭君和张纪海所提出的大动员、敏捷动员、动员联盟、动员链、集成动员理论指导着国民经济动员实际工作，并在内蒙古、广东、河南等省区辅以实践，即二者所分析得出的理论结果与实际情况相吻合。

（二）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子网分析

图3中，具有较大度数节点的分别为孔昭君、张纪海、费奇、王红卫、牛灵君、李学武、朱庆林等，而上述作者按学术机构可划分为北京理工大学、军事经济学院和华中科技大学3个阵营，即3个子群。本文对其进行凝聚子群网络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

表7 凝聚子群对比分析

根据表7显示，在团队成员及彼此间合作关系方面，北京理工大学团队最为庞大和密切，军事经济学院团队次之，华中科技大学团队第三；在合作子网的紧凑性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团队最为紧凑，军事经济学院团队次之，北京理工大学团队第三；在团队成员对合作子网中心性的影响程度方面，从大到小依次为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北京理工大学团队和军事经济学院团队；在团队内部作者合作难易程度方面，华中科技大学团队最容易，北京理工大学团队次之，军事经济学院团队最难；在团队核心作者对其他作者合作的影响程度方面，北京理工大学团队影响最大，华中科技大学团队次之，军事经济学院团队影响最小。

四、讨论

（一）国民经济动员学发展的限制因素

1994年至2017年，国民经济动员学领域共有988位作者，发表论文820篇，文均作者数为1.2，即作者间合作程度不高，独著所占比例（56.83%）较大也反映了同一个事实。排名前10的期刊论文发表数量占总数的80.61%，尤以《国防》《军事经济研究》和《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最为突出，即虽然国民经济动员发行期刊种类较多（159类），所发表的论文仍集中于少数期刊中，且具有学术机构与期刊相互对应的特点，即军事经济学院的专家学者集中发表论文于《军事经济研究》，北京理工大学的专家学者集中发表论文于《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该结果反映出国民经济动员学论文发表的局限性和排他性。局限性体现在国民经济动员学相关研究论文在较少数据（部分数据涉密）支撑的情况下，无法向其他高水平杂志拓展，进而往少数期刊扎推；排他性则体现在不同学术机构在彼此所拥有的学术期刊资源上互相发表论文的数量极少。军事经济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从事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不会将论文发表于对方期刊，两个学术机构间也不存在相互合作的关系。派系林立反映出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合作不够密切的事实，这也成为限制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有效深入的另一阻碍因素。

上述阻碍因素在另一个指标——合著率中也有所体现。科学网中的一篇分析报告显示，合著论文质量要高于独著论文［27］，即合著率是对特定研究领域整体分析的一个重要指标。据国民经济动员作者合著率结果显示，国民经济动员学研究论文作者合作概率普遍偏低，年合著率均未能超过65%，整体合著仅为43.15%。合著分为两种：一种是相同学术机构内的合作，另一种是隶属不同机构的作者彼此合作，通过分析论文作者单位可知，绝大部分合著论文均属于同一机构。不可否认国民经济动员圈内权威人士所发表论文多以独著的形式存在，然而，于国民经济动员学术研究整体发展而言，独著并不利于其持久发展。在无战争可做实际参照的情形下，国民经济动员学术研究所要解决的最关键问题是如何在理论层面提升动员效率，而动员效率的有效提升离不开动员机制的合理设定、动员能力和潜力的调查汇总、动员信息系统的强力支撑等基础要素的实现。纵观国民经济动员学术研究发展历程，基本离不开上述“一个核心，三个基础”，只是随着技术进步、案例增多以及学术要求的不断提升，实现了由宏观转向微观的研究渗透。学科发展离不开创新，学术研究上创新又分为理论创新和方法创新。理论创新需要时间和知识的积累，分析国民经济动员相关文献发现，提出新颖动员理论的专家学者均在动员圈摸爬滚打10年以上，且集中于少数几位。若上述专家学者以独著形式发表论文，虽然体现了自身学术价值，却少了些许“传帮带”的意义和效用，即不能将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学术方法进行有效传递。而方法创新则相对容易，国民经济动员学创建也不过10余年，加之其交叉学科的性质，任何可适用的方法科学合理地套入国民经济动员学中均可实现方法创新。部分学者提出应充分发挥国民经济动员办公室的协调职能，在处理具体国民经济动员任务活动中，协调指挥其他相关职能部门去实现需求供应［11，28－29］。具体工作如此，学术研究更应如此。唯有充分借鉴其他学科的数学或技术优势，与其合著发表更高水平的论文，才能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学的不断前进和发展。

（二）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网络特征

图3所呈现的效果，是以点度中心性的大小作为划分依据，即节点的度数越高，在图形中显示的形状面积越大。由于所示合作网络图均不连通，无法计算节点的接近中心度和中介中心度，从密度、聚类系数、平均最短距离等网络特征统计结果可知，去掉2度节点的网络图密度最大且稳定性最好，具有最大的平均度数、聚类系数和最小的平均最短距离，即作者间的合作更为紧密。而从逆推删除不同度数节点的过程可知，国民经济动员合作网络具有增长性和优先选择性，即作者人数逐年增长，且倾向于与度数较大节点产生联系。因此，总结上述特征并结合图2中网络节点度分布曲线图可知，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网络属于无标度网络。

根据表7显示，在合作网络密度和聚类系数上，华中科技大学团队要大于军事经济学院团队和北京理工大学团队。换言之，华中科技大学团队合作更为紧密，且具有最小的平均最短距离。而军事经济学院团队表现出较大的平均最短距离，说明其合作子网延伸较长且较为分散。军事经济学院团队中节点“朱庆林”和“牛灵君”度数较大，这对节点不像北京理工大学团队中的“孔昭君－张纪海”、华中科技大学团队中的“王红卫－费奇”节点间彼此有直接联系，而且两个节点需经由节点“朱华珍”进行串联。因此，该团队合作网络的结构稳定性不如另外两个团队，倘若节点“朱华珍”受到攻击，该合作网络容易失效，即其鲁棒性较弱。而北京理工大学团队合作网络节点中介中心性指数较大，即较多的作者需要通过一个或多个中介节点才能与其他作者建立合作关系，彼此间的直接合作关系较少。通过详细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团队各节点的中介中心度发现，排在第1位的是“孔昭君”（441.5），排在第2位的是“张纪海”（236.0），分别占总中介中心度数（1 140）的38.73%和20.70%。该结果反映出，北京理工大学团队所发表论文较多由“孔昭君”和“张纪海”与其他作者合作完成，而其他作者间的合作则较少。

从整体网络和合作子网的分析结果体现出，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网络中部分节点的度数和中介中心度因作者间合作不够充分而具有越来越大的趋势，这种现象降低了网络的稳定度和鲁棒性。因此，加强同一机构内部和不同机构间的合作，是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学未来发展的关键。

（三）国民经济动员学发展建议

针对上述文献分析和网络分析的结果和讨论，为了有效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学的发展，笔者建议从以下三方面进行改进：

1.意识层面

摒弃同一机构内部不同研究方向的桎梏以及不同研究机构间学术地位的竞争，加强彼此间的横向沟通与交流，提升合作意识，从国民经济动员学学科建设上响应军民融合战略的号召，促进军事院校、地方院校和政府部门等不同研究机构间的学术交流。

2.方向层面

随着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的强力推进，军民融合领域相关研究日渐成为热门。除去华中科技大学团队不再研究国民经济动员和军民融合相关内容外，军事经济学院和国防科技大学团队均较好实现了研究重心的转移，而北京理工大学团队因其更加注重国民经济动员应急功能的相关研究，在军民融合研究方面的表现较为薄弱。不同研究团队的研究重心向军民融合和应急管理方向过渡，成为了国民经济动员学发展的整体趋势，具体如何抉择，则需要根据研究团队的学术要求而定。

3.方法层面

加强自身理论创新的同时，引入相应的数学工具以支撑现行条件下的学科发展要求。如在国民经济动员链、敏捷动员和集成动员问题上运用MATLAB、GIS、ANYLOGIC等软件进行仿真运算，既保持国民经济动员学理论高度，又能拓展每一次理论创新的研究深度。而实现二者并进的有效方式，便是与其他学科中能够熟练掌握上述工具的学者进行合作，共同撰写和发表管理学A类或SCI期刊论文。

五、结语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中国高校对学科发展和要求越来越高。在SCI作为重要评定标准的当下，高水平论文发表给导师和研究生带来了强大压力。作为国防特色学科的国民经济动员学，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实现国民经济动员学特色与新要求并存，进一步促进国民经济动员学学科发展，是动员领域研究学者面临的一大难题。分析近20余年的国民经济动员研究文献可知，该领域研究者间的合作较少，横向间合作交流较为匮乏，以致其合著率偏低，进而影响其发表出高水平论文。作者合作网络整体呈现出无标度网络特征，去除0度、1度和2度节点后，表现出聚类系数和密度逐渐增长的趋势，且独著数量较多，降低了国民经济动员学作者合作网络的稳定性和鲁棒性，亦不利于动员学科的长久发展。向军民融合和应急管理领域转轨成为国民经济动员未来的研究趋势，若要继续保留自身特色，则需更多地倾向于军民融合；若要符合高水平论文要求，则需更加重视应急管理。至于如何决策，反映的是学科负责人的偏好和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