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维在产业分析中的应用(一)
——关于西藏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一项探索

赵国栋

(1．西藏民族大学法学院，陕西 咸阳 712082;2．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北京 100872)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作为社会学的一个重要传统，为社会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想象力’、概念和方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与发展，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指导。”［1］即使在西方语境下也不能否认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强大的生命力，恰如托马斯·博特莫尔所说:“必须牢记没有一种其他的综合性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那样在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的定义和分析方面，在系统表达准因果关系方面，在引起基础理论问题的争论等方面能够显示出如此强大的力量。”［2］在新时代下推进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尝试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维在文化产业分析中的应用。马克思说:“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改变世界”也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使命。本文将主要呈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维的维度、逻辑和应用机制。

一、文献与范畴讨论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都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哲学、政治、宗教、法律、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科学、教育、体育、军事等学科均围绕着马克思主义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甚至语言、文字、环境科学、艺术、生物科学等学科亦同样如此。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和研究的重要基地，遍及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不断深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广义的范畴。卡尔·柯尔施(Karl Korsch)在《马克思主义与哲学》(1930)一书中提出“俄国的马克思主义”(Russian Marxism)和“新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也译作“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分。后者用以指西欧和北美共产党人和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在现代资本主义环境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重要观点进行的理论探索［4］。但在使用中这一概念并不明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探讨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去斯大林化”过程中的人道主义思潮，譬如南斯拉夫实践派、布达佩斯学派等。英美新马克思主义在二战之后进一步分化，但大多数把马克思主义切割为前后两个阶段，对“成熟马克思”①“成熟时期的马克思”，也称“成熟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对应，“青年马克思”这个概念表示马克思在创作成熟期以前的整整一个历史阶段。多持批判和否定，以“过时论”“危机论”者居多，否定革命理论、批判社会主义国家。英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则试图以马克思主义进行文化批判，这与德国法兰克福学派以马克思主义为依托批判资本主义有着相似之处，但法兰克福学派在马克思主义名下偏离方向，这在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合作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5］。在法国，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空间批判的思想深刻影响了结构主义向空间研究的转向，对福柯、布迪厄、列斐伏尔的空间研究转向产生了巨大影响，英美亦是如此，譬如吉登斯(英)、哈维(英)、卡斯特(美)的空间研究。其中不乏批判导向，譬如列斐伏尔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与空间矛盾的批判，哈维关于资本积累与空间非正义、环境非正义的批判。整体上，这种空间转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与方法、哲学历史观、社会实践与解放理论等方面均有所体现［6］。“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内涵可界定为:“是符号研究及其与价值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必然关联，以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互证，包括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的符号研究和符号研究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即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彼此阐发与理解。”［7］3亚当·沙夫(波兰)主要关注主义学与政治经济学批判领域，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意大利)主要关注大众传媒、符号系统与社会再生产领域，杰夫·伯纳德(奥地利)主要关注工作、意识形态与文化领域，奥古斯托·庞齐奥(意大利)主要关注语言哲学与等价交换领域。《欧洲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派》编者说道:“当今的马克思主义必须学会处理符号问题，而不能局限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眼光”［7］3。

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研究方面，《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8］《马克思的社会学》［9］《马克思法哲学与法律社会学理论研究》［10］《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学原理》［1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社会学思想》［12］《社会学方法论与马克思》［13］《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14］等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列斐伏尔的《马克思的社会学》主要阐述了马克思思想中的社会学元素，马克思关于实践、意识形态与知识社会学的关系，社会学和社会阶级以及政治社会学(国家理论)等内容。亨利希·库诺的《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马克思的社会学的基本要点》按逻辑阐发了马克思的历史、社会和国家学说。吴荣顺、江德兴的《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一书按马克思社会理论的逻辑起点与研究方法、社会理论逻辑的展开、社会理论的范畴与结构、社会理论逻辑的历史性与开放性、社会理论的目标进行了研究。整体来看，这些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主要范畴基本达成一致:人的存在方式、经济与社会、阶级关系、社会关系的物化、“人是目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劳动方式变化、生产资料内涵的变化、社会发展的意义与人的解放历史等。整体上可归于三个系列的理论范畴:(1)关于“社会动力学”的，即构成马克思社会理论的基础和逻辑线索的范畴;(2)关于“社会现象学”的，即反映社会的矛盾和运行趋势的范畴;(3)关于“社会本质论”的，即反映人的存在、发展状态和趋势的范畴。”［14］91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维也是从这些维度上展开的。葛兰西在《实践哲学》中多次讨论“社会学”，并加以批判。1921年尼古拉·布哈林在莫斯科正式出版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通俗教材》一书。该书被批判的理由是“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主义”，列宁在其“遗嘱”中也提到布哈林“不懂辩证法”。葛兰西所说的“社会学”即指的布哈林在其书中的“社会学”:“社会学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市侩习气”［15］。

以上讨论为本文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基本范畴，同时发现科学实践思想是其社会学思想的根基。马克思的理论活动可概括为两大主题:(1)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2)探索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而二者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于科学实践。在对社会的讨论中更为明确地概括了人与社会的关系:“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16］。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呈现出三大类实践范畴:(1)实践是一种感性物质活动;(2)实践又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或使人自身二重化的活动;(3)实践又是改造变革现实的一种革命性活动［14］48。总体上而言，“马克思主义中的其他重要范畴，无非是实践概念的派生或转化形式。”［14］50

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等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劳动(生产)分析已经具备了社会学的维度。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中，无论在一般规定性上还是在特殊的历史规定性(资本主义生产)上，物质生产概念“展开的逻辑系统所揭示的就是社会关系(结构)演变发展的客观规律，它构成马克思社会理论的一条重要的逻辑线索”［14］54。这里理解的“生产”概念是一种社会理论逻辑下的范畴，“生产不仅生产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物质资料，同时还生产人们生活本身，生产人与人的关系”［17］。通过6个月的田野工作，笔者具备了文化产业研究的材料支撑。基于以上两点，本研究选择文化产业领域进行探索。

文化产业是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的融合体，在社会理论视域下切合马克思生产逻辑。由于行文限制，本文略去对西藏文化产业相关概念和范畴的讨论。

二、本研究采用的三个主要视角

社会学思维是一种注重现实逻辑的想象力，米尔斯主张社会学的想像力可以帮助他的拥有者提升理解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生活记述与历史的能力，从而在历史之中更好地理解内部生活和外部意义［18］。他认为我们不仅需要信息推理能力，更需要这种素质以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实现这些过程并反思场景的转换，最终准确定位我们工作的坐标系以有效推进我们的工作。“社会想象力不仅具备向前追溯以获历史源泉的延绵可能，亦能向后与诸如后现代思潮相呼应而拓展自身的潜力。”［19］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思维形式丰富，视角众多，本研究主要涉及三个维度:实践思维、辩证思维和过程与结构相结合的思维。结合对西藏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探讨，本文将三个维度进一步细化为:实践思维下的场域、辩证思维下的情境和特定过程中的结构，以使分析更具针对性。

(一)实践思维下的场域

场域研究在西方社会学研究中有着广泛影响，皮埃尔·布尔迪厄将场域理论推至一个新高度。无论是空间还是结构，在布尔迪厄眼中，“场域”总体上由利益关系和符号关系进行构建，而人们的社会实践就是扎根于各种各样的场域之中的并通过演化和形塑机制发展出特定的行动策略［20］。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也包含着丰富的场域分析，甚至这些分析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一些重要特点。譬如，其一，实践是场域发生与转变的根本依据。可以说，“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总体性范畴”［21］，马克思在分析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物质生产、社会系统等无不贯彻着实践的立场和原则。其二，唯物辩证法是分析场域运行的根本方法。普遍联系与永恒发展是一种基本的方法视角，只有在具体的历史中运用辩证分析才能看清场域运行的本质，而“分析和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是唯物辩证法的灵魂”［22］87。其三，批判是推进场域进步的重要力量。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批判并非仅仅对消极现象进行否定和推翻——比如对剥削和不平等的批判［23］，更包括对符合和引领历史潮流的力量和现象的肯定和支持。

(二)辩证思维下的情境

一般地，“情境”研究要把认知主体与客观世界相结合并且进行群体化甚至组织化的界定，情境机制才是有意义的。笔者在这里使用的“情境”更强调的是客观分析领域问题，同时承认和肯定认知主体的地位与作用，是实践思维的一种策略性应用。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对“辩证思维下情境”的有效应用和有力阐述。在实践中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里的“具体问题”就是“境”，“具体分析”就是“情”，二者的辩证要求我们进行客观分析，在具体的问题中抓到主要矛盾，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另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中的“个体与整体相统一原则”“结构与过程相统一原则”也包含着丰富的“情境”运用。譬如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混淆了思想与事物”时说:“人们借以进行生产、消费和交换的经济形式，乃是暂时的和历史性的形式。”［24］马克思要强调的是在历史的进程中看待“变”与“不变”，只有在普遍联系而又相对确定的情境中，才能够看清楚思想与现象、个体与整体、结构与过程的本来面目。

(三)特定过程中的结构

在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中常伴随着结构与过程的分离现象，虽然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理论、布尔迪厄的生成结构化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试图对此进行弥补，打破二元困境的围困，但终没有真正给出解决的答案。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在社会结构与社会进程之间真正搭建起了一座桥梁，譬如把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分析与人类社会的制度变迁相结合就是一个典型。

过程与结构的结合是在特定时空范畴之内的，任意拼接或组合不但没有意义，反而有害于我们的认知。“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理解任何社会都需要系统地关注它发生的具体过程，以及它们如何组成活动和关系。其目标是把握和解释给社会带来某种特质、紧张和变化的矛盾。”［25］185马克思对过程的关注从来不是单独出现的，总是伴随着“活动”和“关系”，同时过程也是分组的［25］183—185。这实际上是过程和结构在特定时空内的相对性问题。一般地，特定的结构是横切面的，处于相对静态，通过它我们才能把握其构成和关系;同时，这种静态是以特定的过程为背景和前提的，只有如此，静态存在才得以成立。

本文按以下逻辑展开:从实践出发，以实现辩证法、认识论与逻辑的一致性为重要遵循［26］，从三个主要视角开展讨论，并以西藏阿里地区的实践进行检验。

三、实践思维下的场域:文化产业研究

马克思说:“最鳖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虽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27］。这是“目的作为规律”的形象思维，“目的不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而是主观与客观、外在尺度与内在尺度、规律与价值的有机统一。”［14］122

若我们把文化产业研究本身及其取向作为一种场域，那么分析其自身的目的性就可以启发我们对行动策略的反思。以实践性去审视这些理论及其构成元素，将有助于探索西藏文化产业发展与产业研究之间的张力与契合性构建。

(一)场域一:西藏文化产业区位

虽然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1947年出版的《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出“文化产业”(最初的含义更多指向“文化工业”的方向)秉持的是对当时的大众文化的一种批判的态度，但很快文化产业在经济领域中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主题。20世纪，文化产业在发达国家中已经成为了一股强大的经济流。1996年，美国的文化产业产值占到了 GDP的18%—25%，拉动经济效益369亿元，提供了130万个就业机会，文化产品出口超过了汽车、农业和航空业［28］。进入21世纪，文化产业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影响。中国国家统计局给出的文化产业的范畴为:“文化及相关产业是指为社会公众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相关产品的生产活动的集合。”［29］

以实践性界定场域才能把握关键。分析西藏文化产业就必须注重“西藏”与“文化产业”的有机结合，主要维度至少包括:(1)文化产品的藏族特色鲜明。这种特色会导致两种选择的出现:其一，在西藏以及藏族消费者之外的消费范围和数量有一定的限制;其二，鲜明的特色将突出产品和服务的独特性，可削弱其他同类型产品形成的市场竞争。(2)内生文化消费需求处于较低的均衡状态。西藏当地的文化消费多处于相对固化状态，不同区域内亦是如此，总体需求通常不会发生大的起升变动;同时，西藏某些区域内人口流量很低，文化消费的需求量也相对固化。(3)来自外部的竞争性替代较为突出。获得兄弟省市支援、吸引外部投资是西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活力所在，目前亦是主流，但提升内生发展能力与外来支援、发展自有企业与招商引资之间的关系处于相对微妙状态。(4)消费者对西藏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认知水平较低。网络渠道可以基本满足对自然景观、人文景观的较低认知需求，民族文化内容在图片、文字信息充斥的现实生活中也可以满足一些普通消费者的浅显需求。较低的认知水平和浅显需求的满足使实地体验、参与获取的需求处于压抑状态，并可能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二)场域二: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取向

有研究者对中国2016年的文化产业研究做了归纳［30］，而这些归纳也一定程度体现出中国文化产业研究的整体特征。文化理论的研究比重高于文化产业理论的研究，这一现象一定程度表明对新兴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研究理论创新的欠缺。对西方理论的推崇和因循导致对“创意经济”“创意产业”的围猎①譬如在中国知网上以“创意经济”为主题词搜索(2018－10－01)得到4666条结果，而以“创意产业”进行搜索则得到24321条结果。。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上，“文化产业”处于“居无定所”状态。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的缺失在这种尴尬境地中不断蔓延，没有大的改观。反思这一场域中的价值取向具有启发意义。

伴随着电视娱乐业的兴盛，文化产业模式研究数量迅猛增长，成为文化产业研究的一个热点。“互联网+”对产业布局的影响、新业态商业模式、文化创新驱动等方面受到广泛关注。但是商业导向的模型倾向于对效率的追逐，对区域差异，特别是民族风俗、宗教文化等重要的人文因素差异关注不足，对特定区域内的适用性存疑。

以文化产业政策为主题的研究数量迅速增加，但隐含着一种倾向:宏观角度分析多于微观角度探讨。这其中不免有刻意回避对微观主体政策落实研究之嫌，出现了政策研究中的“去微观化”现象。与之对应，亦有过度聚焦于“案例分析”研究，出现产业政策研究的“个案化”倾向，或者不知不觉隐含“简化论”风险。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进，与之相结合的文化产业研究数量快速增长，但缺乏行之有效的落地策略研究。宏大研究为区域性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思路，但其自身应该避免陷入“正功能模式”中，避免不知不觉中抛弃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宏大模式下的负功能和潜在负功能值得关注。

围绕科技进步，文化产业新兴业态研究受到重视，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跨界融合发展、传统与新技术融合、新兴业态等。总体来说，对新兴文化产业的研究并没有走在产业实践之前，还不足以揭示产业规律，在解释、给出解决方案等价值链环节贡献不足。从现实需求而言，对新兴业态的规律研究、机制研究应不断深化，面对新的业态领域和不断更新的新兴业态融合模式，需要具有前瞻性的深入研究。

这些研究不是脱离现实的人的抽象精神活动，其背后是活生生的实践。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场域视角启发我们需要从繁杂的研究中进一步获取反映影响它们实践的共同指向，而不是满足于类型化的区分或者较低层次的经验描述。我们发现，无论对产业整体还是对微观企业而言，其竞争力生成与实现的元素或隐含背景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竞争力是与外在竞争者关系界定中形成的能力及其转化，它可直接影响产业或企业的未来。在产业学术研究中，竞争力本身已经被预设为特定的价值前提，同时它也深深嵌于产业实践之中，任何文化产业、任何文化产业中的企业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竞争力的提升，它贯穿于产业和企业发展的全过程。

与竞争力相对应的是自我发展能力，在实践中，竞争力指向“外在场域”，自我发展能力指向“内在场域”。前者指的是与同类他者之间的关系空间，在时间序列上是横切面的，静态特征更为明显;后者指的是自有要素的关系空间，是效用最大化的要素配置问题，在时间序列上是以自身存在发展为轴的纵向动态过程，同时兼具静态特征。这种辩证思维机制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分析中有清晰体现，即前文提及的“目的作为规律”分析:“实践活动就是一个有序地趋向于实现目的的过程”［14］122。于文化产业而言，自我发展能力应至少包括经济与社会两个维度。经济维度指向经济贡献度，社会维度指向文化价值和社会贡献度。两维度之间是相互联系而不是割裂的。对两个场域同样应辩证看待:竞争力的大小与自我发展能力有着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外在体现，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基础。

(三)场域三:西方文化产业研究的启示

在西方，自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产业一词进行系统使用分析之后(可以说它在马克思对文化工业的批判性反思后正式开启了文化产业理论的批判之路)［31］，以文化产业为主要内容的研究逐渐增多，英国文化学派和美国文化产业理论产生了较大影响。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墨西哥城召开“世界文化政策大会”。1998年，联合国文化与发展委员会出版了《世界文化发展报告》。但当时对文化产业政策和实践仍有许多争议，主要原因在于不同国家、地区进行了各自的界定或者划分，这体现出文化产业本身与具体社会背景、经济背景相结合后的理念取向和框架结构。20世纪60年代之后，文化产业研究进入新阶段。这与二战之后西方福利国家时代及其反思改革有一定的关联，文化要素市场与经济发展、社会福利之间的联系被强化。

在古典产业发展理论的基础上，产业布局、产业与商贸关系、产业创意与技术、创意风险、产业绩效评估、产业金融模式的研究得到深化。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数量增加，建立在这种比较基础上的实证研究进一步为理论拓展提供了新素材。

自2001年“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和文化产业研究”研讨会之后，产业政策研究，尤其是国家间的比较研究逐步增多，大多关注欧美国家对文化产业的支持政策差异、政策选择差异、资助体制差异等方面。Hesmondhalgh D．和 Pratt A．C．(2005)在《文化产业与文化政策》中对文化产业政策及其面临的挑战进行了研究［32］。文化产业政策中的关键概念和产业管理的开放空间研究也得到拓展。

创意集群研究获得更广泛关注，创意产业集群与传统产业集群关系、创意产业与城市布局关系、创意产业集群政策制定等方面有了进一步突破。“创意产业经济学”研究进一步扩展，《创意产业经济学——艺术的商业之道》［33］等一系列研究成果对该领域的组织形式、契约理论以及产业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总体上，“不同路径下的西方文化产业理论都在经由符号切入权力、话语、意识形态等更为复杂的问题”［34］。在产业经济学中，无论文化产业通过什么样的符号(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视角)切入到其他更为复杂的问题之内，通过关系构建出的差异性仍有共性的特质值得关注，在产业实践中也获得了认可:“在一个信息自由流动的世界上，文化可以迅速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可以使它们自身丰富或贫乏”［35］。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使用的“丰富或贫乏”意味着文化及其产业生存发展的能力和未来。这终要归于产业在竞争中生存发展的问题和产业在自我发展中的价值定位与实现问题。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在新时代背景下处理好产业发展的重要指导。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就必须“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报告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围绕社会主义产业经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产业经济价值定位和价值实现展开的，最终目标是“激发全社会创造力和发展活力，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36］。西藏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实践是成功的典型。发展以经济为动力，改革与稳定则以价值及其实现为根本，它们的结合是经济工程，更是社会工程。

四、辩证思维下的情境:核心竞争力的形态

本部分意在实践基础上突出产业——企业、宏观——微观的相互关系，通过情境的转换探索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的层次和形态。

(一)情境一:核心竞争力的微观情境

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力的核心部分。对产业或企业而言，核心竞争力必须具备一定的独特性，“是难以复制的独特的技能、能力、流程和系统”［37］157，可以突出优势所在。核心竞争力也属于资本范畴，而资本范畴也是马克思社会学的重要构成要素，是“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核心范畴”［14］97。变动性是核心竞争力独特性的重要表现。在产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核心竞争力也会有所不同或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侧重。

层次性是核心竞争力的具体依托形态，并形成有机的核心竞争力合力。企业是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单元和依托，企业的发展理念、创新能力、价值观、形象、人力资本、信息网络等要素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企业的运行机制、发展战略、规模、品牌、神经网络等要素构成核心竞争力的平台。企业的服务、产品、成本、营销、技术与更新是核心竞争力的转化桥梁。把三个层次按要素特点进行分类，技术类和管理类的二分法不失为一种选择。但在实践中，任何技术类要素都无法脱离适恰的管理与变动，任何管理类要素中都包含技术成分以及变化的需求。这启发我们:核心竞争力是通过特定的有机整合，把某些内在元素的能量转化到“外在场域”。这样，可以进一步转化为技术能力和管理能力:核心竞争力=i{(技术能力)(管理能力)}，以实现有机整合，i为整合的维度。

“三层一体”机制与市场生存法则和社会价值认同法则有着密切关系。两类法则分别对应着两类价值体系:经济价值体系和社会价值体系，即核心竞争力实现的两大外部价值场域。价值上的相通性是两大场域的本质要求，是保持强大可持续的核心竞争力实现的必然要求。消费主体的价值认可与现实转化意愿是两类法则之间的桥梁。价值的存在性与可度量性处于价值认可与现实转化意愿的中心地位，前者与消费群体主流价值定位直接相关，后者与消费群体临界价值量定位直接相关，在临界价值量之下，人们对核心竞争力的体验敏感度不强，在评价与选择中因核心竞争力而改变原有行动模式的动力系数弱。在该临界价值量之上，人们对核心竞争力的体验敏感度大大提升，因核心竞争力产生的动力系数强。因此，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最终的后果不仅在于价值定位也在于价值的大小。

情境是具体的，核心竞争力并不能孤立存在，而是企业在市场与社会中经过较长时间积累完成的体系化后果。把握结构与过程的关系可以更好地发现核心竞争力的动态性。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进一步指出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而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的社会关系。于企业而言，随着产品周期的变化或新业务、新领域的拓展，核心竞争力或消弱，或强化，或转移。于外部环境而言，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日新月异的技术创新、不断更新变化的消费需求、竞争者能力的不断提升等决定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不可能一劳永逸。“核心竞争力动态管理”显示了其必要性。

微观层，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识别关键在于企业收益的时效性及可持续性、对企业竞争优势的贡献度、利润水平与行业平均利润水平的比较、主导产品的技术含量与地位、产品与服务被代替的可能与代价、拓展新领域与捕获新商机的能力、产品升级与转换的自主创新能力［38］。

实现核心竞争力优势是塑造“三层一体”机制并使其充分发挥作用的过程，是把技术能力与管理能力进行有机整合使其作用优化的问题，动态性、微观识别关键要素和环节是与“三层一体”机制紧密结合的，既是运行要素也是核心竞争力弹性的重要指标。

物质生产发展对整个社会具有基础性意义，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39］生产力并不能等同于生产能力，马克思在1846年的一封信中写道:“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16］532。生产力包含着作为生产能力的实现结果之义，是一种现实的物质力量［22］58。在现代历史情境下，实现对生产能力的转化则有相当的理由关注核心竞争力问题。

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三层一体”机制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关系的体现，延伸和推进了社会经济行动和对其产生着直接重要影响的微观关系结构。通过作为重要集体活动单元的企业及其基础性活动积极推进着社会系统的变迁，因为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经济结构是生产关系的反映，而“他们借以进行生产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40］。

(二)情境二:区域中的核心竞争力

1．区域发展的指向性

区域文化产业与区域竞争力密切相关。其一，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区域竞争力的有力代表，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二，区域竞争力的整体提升是区域文化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区域竞争力具备一定的层次性，这源于“区域”概念的相对性。特定的区域是一种客观的存在。区域竞争力主要表现为一种比较生产力，是在比较中的外显存在。西方产业区位理论更多关注最优化空间组织、最优化空间区位对产业的影响，比如美国经济学家费特提出的贸易区边界观点，探讨特定区域内的比较竞争力。

区域经济学发韧于世界经济社会的巨大差异，与殖民主义有着密切关系。缓和区域间极端化的差异，帮助落后地区摆脱桎梏，促进要素顺畅的流动成为区域经济学兴起的重要动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区域间严重的两极分化进一步受到重视。1957年，G·迈达尔(G·Muradal)提出区域经济两极分化的“累积因果论”，认为在市场之内，区域内的繁荣是建立在相应贫困区域之上的，二者具有因果关系。这一观点与同时代的“核心—边缘理论”有相似之处，强调市场中发展的区域代价。显然指向的是强力外部干预的必要性。W·艾萨尔德(W·Isard)于1960年出版的《区域分析法》一书对区域发展的理论与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区域经济学一定程度弥补了经济学、产业学以及经济地理学等学科的一些薄弱环节，对解决贫富差距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关注如何实现区域经济成长，其着力点也在于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和持续，通过提升竞争力实现解决方案和实践的优化，从而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学的预设目标。

就区域论区域经济会步入狭隘的死循环，因为推进区域经济研究和区域经济发展实践涉及众多内容和关系，比如国民经济整体与区域发展的关系，区域经济与区域生态问题，区域内的分工与资源配置、要素流动问题，区域城镇层次以及产业支撑、辅助网络协同问题。只有在普遍联系而又相对确定的区域情境中，才能够看清区域发展的指向性，发现真正的结构与过程。

讨论西藏文化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是固步于西藏或做理想型的设计，而是进一步运用联系普遍存在的原理，突出相对意义上西藏文化产业核心竞争力的可实现性、存在与作用，其存在能够有效发挥区域有机纽带的作用，进一步促进社会整合，提升西藏整体的有机度，比如促进稳定与财富增长之间的进一步协调等。

2．区域内的有机性

区域竞争力的实现、存在和作用不能仅仅局限于产业、企业分析中。时代快速变迁，资源优势等同于竞争优势的传统区域发展模式逐渐式微，甚至陷入泥潭，无形软实力要素的影响大幅度提升，其中创新力尤其突出。

20世纪90年代，波特强调国家如何刺激产业以改善和创新关系，并提出“钻石理论”［37］156。波特提出生产要素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其内含的创造力，而非天然禀赋:要素可实现的创造率比存量更重要。把生产要素量的多少作为区域竞争力评价标准的做法是武断而不可取的。需求是区域竞争力的第二组因素，相关产业与辅助产业是第三组因素，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关系是第四组因素。他认为，这四组因素形成有机关系，彼此影响、相互牵制，又相互依赖。

波特还将机遇与政府纳入到理论视野内。他认为一些偶然事件对区域竞争力的影响是不能忽略的，比如重大技术突破、成本的大幅削减、需求的突然高涨、政治环境的突然转变等。“偶然事件”在非连续状态下可以突然改变区域发展模式，从而使竞争秩序和环境发生重大转换，产生“断层式的竞争”，因此其重要性并不比四组关键因素小。

政府扮演着政策制定者和关系协调者的角色，可以通过行政、法律、金融等多种方式影响产业发展。机遇与政府作用多是通过四组关键因素而得以实现的。波特认为区域竞争力的四组关键因素和两组附加因素同时存在，它们相互刺激、协同，区域核心竞争力就在于这种持久稳定而高效的关系之上。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