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启蒙到底是什么

本刊主笔_杨军 供图_万物启蒙

有光空间云帆剧场，墙面挂着一艘从嘉陵江打捞的木船，这是重庆文化的典型物象之一 摄影_汤成米

坐落于重庆九龙坡区滩子口社区的第一家万物启蒙“有光教育空间”，至今还没有正式大门。

进入空间，你可能首先会被那种错落的空间感、混合着传统元素和现代简约风的设计吸引。再仔细看，可能又会被大厅墙上挂着的大木船，或几块石头、几支干芦苇、一个小木马、圆形五谷空间、随处摆放的图书所吸引……

这是万物启蒙第一次将自己对教育的理解通过建筑空间来展示。

从去年9月到12月，团队几乎花了近四个月来考究这些细节。而在门的问题上，钱锋的态度近乎固执。

按设计师原意，大门将以整块不锈钢为材料，造成圆形拱门，并烙印上万物启蒙LOGO。而钱锋则坚持用重庆传统民居的砖木结构。

习惯了现代城市清一色的美式几何大棱角、以及众多“怪力乱神”的建筑后，在很多人看来，这或许就是一次简单的传统和现代设计之争。但设计师的问题却把钱锋引入了更深的思考。

在他看来，既然空间内部设计整体都是比较自然清淡的中国文化，大门当然就不能用钢板。设计师则反问：难道万物不包括不锈钢吗？你拒绝不锈钢，为何又接受整个建筑的钢架呢？

在四年多的课程建设、联盟校培训中，类似“万物是什么”“是不是太大了”“万物如何启蒙”的问题，被反复问到，但从来没像设计师问得这么直接。

钱锋的回答是否定的。他认为，甚至不是他倾向否定，而是整个中国文化在否定。

“当然，钢铁、塑料都是万物之一。但你会发现，我们的设计在努力恢复自然之物的温度。钢架是结构的需要，而门头却是我们精神的标识。中国文化当然不会排斥工业文明，更不会排斥金属，只是要放在合适的位置上。”

在他看来，这个问题不仅首先涉及万物启蒙的辨识度，而且隐藏着以农耕文明起源的中国和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在接触那一刹那的窘境——中国文明的底色是从自然万物孕育出来的。当西方以“船坚炮利”强行打开中国大门后，失落的不仅是传统的伦理和生活方式，更是思维方式的改变。

“但你会发现，那种基于传统的有温度的物象思维仍然顽固地保存在我们的基因里。”在最近的“中国瓷”课程第一节，讲完“金木水火土”，钱锋就遭遇了小孩子的问题：“老师，你说的木火水土我都理解，那金呢？”

钱锋看看记者，敲了敲手边的瓷茶杯。“这就是金石之质。在木火水土的作用下，泥土呈现一种偏向金属的质感。孩子不需要理解其中的化学原理，但却能感受。”

在课堂中还有一个环节，钱锋让孩子选择用玻璃杯、不锈钢杯或瓷杯喝茶，几乎所有小孩都选了瓷杯。“很简单的原因，有温度。就像我们用瓷碗吃饭……瓷器正好把五行都合在一个器物上，天然成了中国人偏爱的东西。”

在钱锋看来，万物启蒙的坚持，试图还原的就是这样教育的温度。

同样，有光空间的选址，团队既避开了繁华的商业区，也回避了纯自然环境，而最终选择在社区落地。从课程推广到联盟校发展，万物启蒙把下一步重点放在社区营造上。

“一个真正完善的社区，它本身就应该蕴涵教育元素。将儿童放在社区营造的中央，联动家庭社会共同面向未来。”

万物如何启蒙？

的确，要理解万物启蒙，无论空间设计坚持“自然之物”的温度，选址上坚持人伦的温度，还是课程设计坚持“物—器—道”的路径，联盟校在地化的课程培训，我们都需回到万物启蒙对传统文化——中国底色的重新理解上。

万物是什么？启蒙是什么？万物如何启蒙？在现代知识教育中，我们早已习惯以逻辑的刻板思维来理解这些词语。而对钱锋，他可能从未想过下一个精准的定义。

万物启蒙首先要做的就是去掉现代学科知识体系对词语的遮蔽。

在他看来，中国古典语境中，“万物”既不是真的指许多物，也不是西方语境简单的object（对象），things（物），everything（一切事物），而是泛指宇宙天地中那些与人产生关联的“物象”。

因此，“万物”既可是多，也可是少。多的时候，如《道德经》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为天地人，万物都与三才息息相关，不是纯粹的nature（自然）。少的时候，也正如《易经》说：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最多八个卦象就可涵盖天地，六十四个卦象可涵盖人生。

传统中国关于启蒙的思考即以六十四卦第四卦“山水蒙卦”显示。尽管我们现在对教育下了各种不同的定义，这个卦象却首先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图象：

山水蒙，艮为山，坎为泉，山下出泉。泉水始流出山，必将汇成江河湖海，此时还是一片水雾濛濛。

这种朦胧的状态，是天地初开、云行雨施的景致。既描绘了最初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也描绘了人类在自然中生存的艰险。

“中国瓷”课程中，孩子们学习陶笛吹奏

“山下有险，险而止”，这就是最初的启蒙之义。作为“山”的老师要把生存经验传给作为“水”的学生。启蒙的英文，enlighten，老师要给学生一束光，照亮前路。

因此，从蒙卦开始，也形成了传统中国启蒙教育的三个特征：

一、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

按现代语境，这句话很容易被理解为反儿童教育。但实际上，它倡导的正是以尊重儿童天性为前提的教育，而无所谓儿童本位还是成人本位。

儿童的天性是“求”，好奇，对一切事物充满探究的欲望。因此，在启蒙中，老师要先有“山”一样稳重的学识，等儿童来求。所谓“蒙亨，以亨行时中”，按《礼记·学记》，即是：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老师要引导学生而不是牵着学生鼻子走，要鼓励学生而不是压抑他们，要指示学生门径，而不是代替学生作结论。

正是在此意义上，钱锋也提出了万物启蒙课程设计的核心标准：高设计、低结构。

儿童学习的路径是“物—器—道”，从最具体的“物象”到最抽象的“道理”，从最简单的体验到最复杂的思辨，老师则从一开始就必须是“道—器—物”。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儿童学习是“从始而终”，老师设计课程则必须“以终为始”。

二、蒙以养正，圣功也。

“正”，不仅是品德，而首先是“正”的事物和方法。《大戴礼》谓“目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视右视，前后皆正人”。“正人”，师范，成人要给孩子做榜样。“正事”“正言”“正道”则是学习的内容和方法。好比让人认假钞，最好的方法，是熟悉真钞。

传统蒙学以诗教为根基，无论《诗经》《千字文》《三字经》《声律启蒙》，不变的路径，都是从天地自然到人事。正如小孩最爱的玩具，一定是出自自然的器物。

养正，首先是对自然万物的亲近感。其意义由孔子所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中国人的情感、思想和伦理，最初都是从对自然万物的感兴和观察开始的。

这既是万物启蒙坚持以“自然之物”设计空间的原因，也是课程坚持“物—器—道”的路径、联盟校培训坚持在地化原则的原因。

三、君子以果行育德。

一般解释“果行”，是果断的行动。但在启蒙，它更重要的意思，是行之有果。

在传统，无论“洒扫应对进退”还是“歌诗—习礼—读书”，都是讲究“果行”的教育。也即《论语》所谓“行有余力而学文”。王阳明在《训蒙大意》说：常使（童子）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有自得之美。

儿童和大人不同，大人做事，由于诸多原因，常常没有结果。但小孩学习，则一定是有结果才有余力，有余力才有自信。进一步产生学习兴趣、发现自身天赋。这即是万物启蒙强调“以见识致良知”的意义。

钱锋认为，“见识”不等同于知识和能力，而是学生在学习中不停将知识和能力内化的过程和结果。“因此，万物不重要，知识不重要，重要的是启蒙。你打开他看待世界的方法，有了见识，就没人能遮蔽他了。”

这一过程，正如电影《一代宗师》中描述武人学武的路径：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易经》所谓：乾（天）道变化，各正性命。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正是在这种不断变化的“见识”中成形，也不断拉动着社会向更好的方向结果（哪怕一时没有结果）。

因此，在万物启蒙课程中，钱锋不仅强调知行合一，而且反复强调万物启蒙与全学科、跨学科、项目式学习的区别。

在他看来，后者仅是方法。而万物启蒙，可以是纯粹知识教学的，也可以是类似国际主流的IB课程；可以是科学为主的（如STEAM），也可以是人文为主的（如博雅教育）。真正的课程建构，必须给学生提供一条完整的认知世界、认识自己的路径。

万物启蒙可以从任何一物开始，但开始总是倾向自然之物，可以化用任何教学方法，但核心仍是“物—器—道”这样的中国思维。

“问—思—辨”：被遗忘的传统

不过，这并不意味万物启蒙就变成了刻板复古或极端保守主义。

转换到现代社会，钱锋认为，蒙卦至少还显示了两层含义：农业文明孕育的传统，是文明的底色；而在与工业文明的冲突中，我们如何保持底色的同时，“险而止”，再次启蒙，让这个古老文明焕发新生，仍是教育改革面临的核心难题。

毫无疑问，这即是以物象思维和汉语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最薄弱的部分：思辨、理性、科学。

万物启蒙尝试以“问—思—辨”来重构这一环节。在钱锋看来，这既是东西会通的焦点，也是万物启蒙不同于一般传统文化教育的关键路径。

一方面，它可以容纳西方哲学、科学、启蒙教育的诸多方法，另一方面，它仍然深深扎根于传统。

只不过，这是一条最容易被忽视和遗忘的传统。

民国时，胡适谈到清末新学改革，还有一段痛心疾首的反思：

“他们不知所谓‘学堂’，那挂着黑板，一排一排的桌凳，先生指手划脚地讲授，学生目瞪口呆地听讲的‘学堂’——乃是欧洲晚近才发明的救急方法，不过是‘灌注’知识的方便法门，而不是研究学问和造就人才的适当方法。他们不知这一千年演进的书院制度，注重自修而不注重讲授，提倡自动的研究而不注重被动的注射，真有他独到的精神……”

在钱锋看来，这种书院讲会传统，从孔子杏坛社教的“论语”（议理曰论，论难曰语）到诸子百家的稷下学宫，就已发端，其实从未断过，正与源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审辩式教育遥相呼应。

“从引进排排坐的教育至今一百年来，西方教育已改变太多，但我们似乎仍在变本加厉机械应试。回头看，我们的祖辈不仅不落后，反而很早就开始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的探索。”

钱锋提醒我们重看朱弼和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讲学的景象：

“每升堂讲释，生徒环立，各执疑难，问辩蜂起。”

这是自由的课堂论辩。

“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竞日乃返。”

这是师生日常的生活游学。

正如王阳明在贵州龙门书院时所言：“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缅怀风沂兴，千载相为谋。”

他们希望回到的，都是当初孔子在沂水带着弟子一同谈论人生理想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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