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甲午中日战争的真实样貌

文_消失的模因

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使长期服膺华夏文明的朝鲜独立，这一藩属国的离开，改写了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更是今天朝鲜半岛问题的根源所在。甲午战争在军事背后的文化、制度之争，应成为历史教育的重点。

日本对朝鲜的野心，明治维新之后即已显露。西乡隆盛等人主张以武力迫使朝鲜开国，背后的目的是解决武士的失业问题和工业发展的原始积累。图为日本画家所作《征韩论辩论图》，立者为西乡隆盛

朝鲜与华夏文明的被动“切割”

历史从来不能细讲，一细讲就会发现许多诡异的地方。甲午中日战争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人教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上，讲甲午中日战争的短短两页，信息量并不大。但却避开了很多关键细节。

甲午中日战争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呢？

那就是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日本凭借一场战争，把朝鲜从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版图上撕了下来。

甲午战败之后，大清和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条约的第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让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

关于这一条，教科书很少提及。

在《马关条约》之前，朝鲜一直是大清的藩属国，之后朝鲜半岛就算是永远从华夏文明共同体脱落了，民族国家已成定局，没有回退的余地。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那些看似荒谬的新闻。

例如，偶尔会有韩国人声称儒教是韩国的，或端午节也是韩国的等。

韩国学者当然会思想别扭，朝鲜半岛1948年才废除汉字，2005年韩国首都名字才从汉城改为首尔，往上查找韩国的历史文献，都是用汉字书写记载的。

甲午中日战争的真实面貌是什么呢？那就是作为新兴民族国家的日本凭借一场战争，把朝鲜从华夏文明共同体的版图上撕了下来

而东亚儒家文化圈里，第一个转身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日本，则通过这场战争，从尾大不掉的清朝身上挖到第一桶金，稳住了国内即将崩溃的军事财政，日后才有了跃升为列强的机会。

华夏文明共同体的天下观

要理解甲午中日战争，一定需要理解华夏文明的天下观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区别。

在中国传统社会，“天下”和“国家”经常混着使用。但儒学里的“天下”，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国家”。

“天下”是儒学构建华夏文明想象中的共同体的方式。儒家根据伦理血缘亲疏之别的观念出发，参照血缘制关系推演出天下概念。以父子关系为基本前提，然后延伸至舅甥（翁婿）、叔侄等有亲疏之别。

四邻诸国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就参照血缘来构建。

根据儒家伦理的亲疏之别、道德水平高低，居同心圆中心内圈的，是中华帝国皇帝统治下实行郡县制的内臣地区；第二圈是未纳入王朝郡县制但受中华帝国册封并朝贡的地区；第三圈是对中华帝国朝贡的地区。第二圈和第三圈都属于外臣地区。第三圈以外是暂时的不臣地区，被视为有待教化的荒蛮之地。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总是自称自古以来就是礼仪之邦。因为根据儒家道德伦理的礼仪标准，中国（中央帝国）就是道德的最高等级，处于世界的中心。外国则根据道德水平高低和接受儒家道德的多少，分成藩和夷，处在天朝上国的外围，是需要教化的对象。

天下观的国家，边界不总是固定的，如果这些地区接受了儒家文明、纳入了郡县制，就实现了天下一家。并且，划分同心圆结构的标准是以道德水平高低为依据。只要自认本国居于道德制高点，师出有名，就可自视为儒家道德中心的“中国”，历史上日本和越南就曾自称为“中国”。

朝鲜李朝开始信奉儒家文化，自称小华，并受明朝册封。

1875年，日本通过江华岛事件迫使朝鲜签订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日本学者一般辩称，这是一起为了测量通往中国的海路的偶发事件

明亡清兴，朝鲜认为中国被蛮夷统治，而自己坚持信奉儒家理学，继承道统，因此道德上高于清朝。

日本自唐代起就是中国的朝贡国。直到宋亡元兴，元朝征日本失败之后，日本开始跟华夏文明渐行渐远。

明朝建立后，日本人觉得朱元璋能打败蒙古人值得敬畏，但要求和明朝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而不是成为华夏天下的藩属国。

明朝灭亡清军入关后，朝鲜的李氏王朝也想要反清复明，日本人则提出了华夷易位论，即夷狄入主中华，满清统治中国100多年，“中国”已经变成华夏同心圆的外围，日本才是儒家天下观的中央帝国。

所以此时日本、朝鲜、越南都自称中国。所以才出了一句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话：

崖山之后无中华，明亡之后无华夏

这句话本身就是用来阐述华夷易位，即清朝政府没有占据道德的至高点，无法自称中国（儒家天下观的中央帝国），师出无名。

天下观与民族国家的碰撞

甲午中日战争时，日军对清朝发布了讨伐檄文《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日本宣称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有兄弟之情，日军是来反清复明，解放清朝的人民百姓的。

《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原文：

先哲有言曰：“有德受命，有功受赏。”又曰：“唯命不于常，善者则得之，不善者则先哲有言曰失之。”满清氏元塞外之一蛮族，既非受命之德，又无功于中国，乘朱明之衰运，暴力劫夺，伪定一时，机变百出，巧操天下。当时豪杰武力不敌，吞恨抱愤以至今日，盖所谓人众胜天者矣。今也天定胜人之时且至焉。

天下观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大历史观，渗透在国家政治决策层

熟察满清氏之近状，人主暗弱，乘帘弄权，官吏鬻职，军国渎货，治道衰颓，纲纪不振，其接外国也，不本公道而循私论，不凭信义而事诡骗，为内外远迩所疾恶。曩者，朝鲜数无礼于我，我往惩之，清氏拒以朝鲜为我之属邦，不容他邦干预。我国特以重邻好而敬大国，是以不敢强争焉，而质清氏，以其应代朝鲜纳我之要求，则又左右其辞曰，朝鲜自一国，内治外交，吾不敢关闻。彼之推辞如此也。而彼又阴唆嗾朝鲜君臣，索所以苦我日本者施之。昨东学党之事，满清氏实阴煽之而阳名镇抚，破天津之约，派兵朝鲜，以遂其阴谋也。善邻之道果安在耶？是白痴我也，是牛马我也。是可忍也。

抑贵国自古称礼仪国，圣主明王世之继出，一尊信义，重礼让。今蔑视他邦，而徒自尊大，其悖德背义莫甚矣。是以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故出外之师，败于牙山，歼于丰岛，溃于平壤，溺于海洋。每战败衄，取笑万国。是盖满清氏之命运已尽，而天下与弃之因也。我日本应天从人，大兵长驱。以问罪于北京朝廷，将迫清主面缚乞降，尽纳我要求，誓永不抗我而后休矣。虽然，我国之所惩伐在满清朝廷，不在贵国人民也；所愿爱新觉罗氏，不及耸从士卒也。若谓不然，就贵国兵士来降者证之。

夫贵国民族之与我日本民族同种、同文、同伦理，有偕荣之谊，不有与仇之情也。切望尔等谅我徒之诚，绝猜疑之念，察天人之向背，而循天下之大势，唱义中原，纠合壮徒，革命军，以逐满清氏于境外，起真豪杰于草莽而以托大业，然后革稗政，除民害，去虚文而从孔孟政教之旨，务核实而复三代帝王之治。我徒望之久矣。幸得卿等之一唱，我徒应乞于宫聚义。故船载粮食、兵器，约期赴肋。时不可失，机不复来。古人不言耶：天与不取，反受其咎。卿等速起。勿为明祖所笑！

但这只是对清说辞，日本此时国内已经没有什么儒家华夷的天下观了。

19世纪后期，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早已率先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奉行征韩扩张战略。

而清政府为捍卫东亚的册封和朝贡关系，干预了日本侵略朝鲜的过程，中国的天下观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互相冲突，从而引发甲午战争。

现代民族国家和儒家天下观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就在于民族国家有全国动员能力。

儒家主义天下观，整个国家的构成就像是一个网兜，里面有一个个苹果，网兜还有一个可以提起的把手。

自在的家族/家庭就是一个个苹果，县以下的乡绅自治就是那些网，把手就是官僚机构，而皇权就是那只提着握把的手。

家庭单位就是网兜里的苹果，他们是自在的小农群体，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的。是“帝力于我何有哉”的。

日军入侵清朝时，这些百姓是一旁漠不关心的，甚至给日军做带路党，上日本军舰卖茶叶蛋。

对于他们来说，政治与他们无关，谁来当皇帝都一样。清朝廷空有四万万人，但是这部分人（网兜里的苹果）是动员不了的。

他们并没有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认同，要等到梁启超发明中华民族的概念，再一直到共产党的时代，这个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认同，即民族主义，才真正被激活。

而日本早已经完成了民族国家的转型，拥有全体动员能力，国家的每一个人都为国效力，拥有大和民族的使命感（模因）。日军侵华时对外宣传是帮助清朝人民反清复明，对内则唤起民族主义。

日本军神乃木希典（1849—1912）在甲午战争出发前就写下汉诗：

肥马大刀尚未酬，皇恩空浴几春秋。

斗瓢倾尽醉余梦，踏破支那四百州。

但所谓的支持反清复明，其实也只是日本找来师出有名合理化军事行为的借口而已。说到底是在挑拨起清朝国内政府和人民的矛盾，从内部瓦解清朝。

后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就扶植了一个“满洲国”政权，和甲午时说的不一样嘛。日本对于甲午战争的筹划已久，几乎是全国举债备战。

甲午战争，被视为李鸿章一人之力敌日本一个国家，梁启超则从史家角度，进行了深刻分析

李鸿章判断北洋军取胜难度大，但日本的风险在于深陷财政危机，所以他一直坚持在西方国家之间进行外交斡旋，以拖为上，打算耗垮日本的财政。

可惜光绪皇帝不听，朝中大臣也骂李鸿章是主和派，懦弱畏战，最后结果就是李鸿章硬着头皮出战，黑锅背起。

后来的毛泽东也看清了这一点，有了那篇著名的《论持久战》。

当然日本虽然先转型成了现代民族国家，但也多少带了点天下观的影子。大东亚共荣圈就是以日本为圆心的日版天下观意识形态。

但总之，民族国家一旦成型，就难以回退。朝鲜永久从华夏文明共同体脱离了，并且越行越远。而还未成型的，就几乎没有再出头的机会，过了这个村，没了这个店。

中东地区的库尔德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