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与优化＊

徐 越 倩 李 拓

提 要：通过制度创新，打造制度高地，吸引企业聚集，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是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的重要目标，而良好的营商环境既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性、关键性环节，也是这一目标的题中之义，因此对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进行评估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浙江自贸试验区为对象，构建了包含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环境等六个方面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测量。评估结果表明，2018年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总体水平有较大提升，但相较于发达地区仍有差距，应继续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从完善法律服务、改善贸易环境等方面着力，推动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不断提升。

营商环境对于一个地区的企业创业活力有着显著影响，是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地区有效开展交流、合作以及参与竞争的重要依托，体现了地区的经济软实力。浙江自贸试验区挂牌后，始终把打造高效、规范、透明的营商环境作为制度创新的突破口，试图通过打造营商环境高地，打破区域要素流动的壁垒，促进优质要素的聚集和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谋求最佳的资源配置与高效组合。虽然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尚未形成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而在现行体制下，没有评价体系就无法进行考核，没有考核就很难推动营商环境优化。因此，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相关评估指标体系研究的基础之上，结合浙江自贸试验区实际情况，构建了包含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环境等六个方面的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并进行评估，旨在观测、提炼先行经验，查摆问题，靶向施策，推动浙江自贸试验区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形成。

一、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一）国内外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

国外对营商环境研究起步较早，重视程度较高，最早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的是一些著名国际组织。如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下属世界竞争力中心自1989年开始从经济表现、政府效能、商业效率、基础设施四个方面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分析和排名。世界银行于2002年成立了Doing Business小组，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出发，构建并完善了包含开办企业、办理施工许可、获得电力等11个维度的评估指标体系，对190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客观评估及分析。世界经济论坛从2004年开始基于全球竞争力指数对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竞争力进行排名，该指数涉及基本需求、效率提升、创新和完备性三个维度，包含法律和行政架构、基础设施、卫生和基础教育等12项主要竞争力因素。

随着对营商环境重视程度的不断提高，国内也出现了一系列针对营商环境评估的研究，其中既有第三方评估，亦有地方政府的探索实践。在第三方评估中，影响较大的有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发布的《世界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报告》及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发布的《广东营商环境指标体系研究》。前者提出的城市营商环境评价指数涉及软环境指数、生态环境指数、基础设施指数等七个维度，后者则涉及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化三个维度。在地方政府探索中，北京市积极开展对各区营商环境的考核评价工作，设计了包含国际化、便利化、法治化等多方面内容的53项评价指标体系；上海市黄浦区则发布了《2018年上海市黄浦区综合营商环境白皮书》，重点从市场化、国际化、便利化、法治化、宜居化五个维度来衡量营商环境构建水平。

虽然关于营商环境评估的研究成果颇多，但这些研究在实际应用中却不同程度地存在问题。如国际组织和机构研制的不同评估体系，都希望依据一套普遍适用的评价标准，对世界各国治理状况进行测量，这是其优点，也是其最大的不足。每个民族国家在历史文化、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很难用一个普遍的标准加以测量。此外，这些国际组织大多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控制，其评估体系也多为西方专家学者研制，即使研制人员主观上努力想做到“价值中立”，最终的评估标准难免受西方中心主义价值观的影响。①俞可平：《国家治理评估——中国与世界》，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国内的营商环境评估实践，虽然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以上缺陷，但在指标选择上过于宽泛，不能体现地域特征，难以满足不同地区的发展需求。

（二）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本文在辨析世界银行、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世界经济论坛以及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认为优质的营商环境应满足以下特征：法治环境完备化，即法律服务覆盖广、法治保障水平高的环境；政务环境高效化，即行政审批速度快、政商关系和谐度高的环境；市场环境有序化，即市场活力强、产业集聚效应好的环境；要素环境合理化，即企业要素成本低、要素获取难度小的环境；基础环境优质化，即公共服务品质高、基础设施健全的环境；贸易环境国际化，即贸易开放度高、抗贸易风险能力强的环境。

本文根据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经济政策与城市服务相结合、普适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原则，结合浙江自贸试验区的定位，构建了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含法治环境、政务环境、市场环境、要素环境、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国际贸易环境等6个一级指标，18个二级指标，50个三级指标（见表1）。其中，法治环境重点关注知识产权保护、法治保障、法律服务方面；政务环境重点关注行政审批、政策支持、政商关系方面；市场环境重点关注产业集聚、市场活力、服务体系方面；要素环境重点关注土地成本、人力成本、水电气成本、融资成本方面；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重点关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方面；国际贸易环境重点关注贸易开放度、贸易风险、国际影响力方面。

表1 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评估指标体系

41.货物进出口总额/GDP 正向 统计数据42.服务进出口总额/GDP 正向 统计数据43.外商直接投资/投资总额 正向 统计数据44.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总额 正向 统计数据45.主要贸易伙伴进口/出口总额 逆向 统计数据46.出口信用保险覆盖率 正向 统计数据47.国际贸易纠纷数量 逆向 统计数据48.国际知名企业数 正向 统计数据49.国际友好城市数 正向 统计数据50.外籍人口数/常住居民人口数 正向 统计数据贸易开放度国际影响力国际贸易环境贸易风险

二、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建设评价

为了将浙江自贸试验区建设成为东部地区重要的海上开放门户示范区、国际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先导区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资源配置基地，舟山市围绕“打造政策领先、监管便利、制度创新的开放高地”的目标，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在推动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法律服务能力逐步提升

首先，浙江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步完善。浙江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试点工作取得积极进展，设立了中国（浙江）自贸试验区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筹建了浙江省知识产权研究与服务舟山分中心等组织机构和服务平台，推动知识产权纠纷调解、援助、仲裁等工作机制的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完善促使知识产权创造能力不断提升，每万人商标注册量逐年增长，每万人专利申请量在2018年虽有所下降，但实际授予专利量仍在增加，企业对知识产权保护总体满意率达85.5%。其次，浙江自贸试验区法律保障机制较健全，满意度较高。浙江省人大通过了《中国（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以法律形式将自贸试验区的建设体制、投资开放、贸易自由等内容确定下来，使自贸区建设有法可依，企业对司法保障、依法行政总体满意率分别为88.2%和89.4%。最后，浙江自贸试验区法律服务供给能力有所提高。浙江自贸试验区律师事务所数量不断增加，自贸试验区业务有序拓展。同时，法律服务市场国际化进程开启，涉外法律业务有序进行，中外律所合作逐步推进。

（二）政府职能持续优化

在行政审批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审批环节和时间显著缩减。舟山市本级的899项办理事项中有878项承诺能够实现“最多跑一次”，覆盖率达到97.7%,其中涉及自贸试验区的事项占40%。企业认为商事登记便利、比较便利的比率为80.2%，认为通关环境好、比较好的比率为79%，对行政审批服务总体满意率为91.5%。在政策支持方面，政府为企业提供的政策支持比较全面系统，通过在省局层面制定支持自贸试验区的15条创新税收服务政策，有效发挥了减税降费的标杆作用，高质量释放优惠红利，企业对优惠政策总体满意率为84.2%。在政商关系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已经初步形成，建设水平在全省排名第二，民众对政商关系的总体满意率为86.9%。

（三）市场环境保持稳定活跃

在产业集聚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积极争取政策突破，大力发展油品全产业链，加强与上海期货交易所合作，不断推进以油品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商品投资便利化、贸易自由化改革工作。2018年浙江自贸试验区新增注册企业7413家，注册资本总额2015.9亿元，日均注册企业20家。其中，新增注册油品企业1998家，注册资本总额703.5亿元。在船用燃料油（保税油）供应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2018年直供量达到359.3万吨，同比增长96.5%，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结算量566.3万吨，同比增长17.8%，占全国50%左右。在市场服务体系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不断引进和集聚大宗商品储备交易配套服务机构，使市场中介服务体系得到发展提升，企业对市场中介服务总体满意率为82.9%。同时，浙江自贸试验区社会信用体系逐步完善，社会诚信意识不断增强，企业对信用环境的总体满意率为86.9%。在市场活力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双创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企业认为创新创业氛围好、比较好的占比为63.1%。新兴和高端服务业得到培育发展，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17年的51.8%上升到2018年的56.6%。此外，浙江自贸试验区社会投资较为活跃，金融机构融资总量余额从2017年的3048.5亿元上升到2018年的3719.6亿元。

（四）要素成本逐步降低

在土地要素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推行工业用地弹性出让制度，出让年限一般按30年确定，土地出让起始价可以按照0.6系数确定，也可以按照不同产业类型和特点，灵活确定出让年限，极大地破解了土地要素的制约。在人力成本方面，舟山市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8797元，人力成本相对较低。近年来，浙江自贸试验区通过实施“海外引智555计划”、推进“外专千人计划”、启动“海外工程师计划”等措施，搭建海外人才聚集平台，不断探索人才引进的新路径、新模式。在水电气成本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积极贯彻落实省级部门电价政策，下调一般工商业用电价格，鼓励符合条件的电力用户与发电企业直接交易。同时，结合“亩产论英雄”，对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按档次在用水、用电、用地、排污、融资支持和财政奖惩等方面实行差别化政策。在融资成本方面，舟山企业贷款利率为5.4%，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同时，舟山通过组建政策性融资担保公司、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力度，不断提升金融机构对企业融资服务水平，破解企业融资难题。

（五）公共服务逐步完善

在公共服务方面，舟山不断落实《舟山市“十三五”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推动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劳动就业创业服务、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等公共服务持续改善和提升。其中，舟山基本公共服务城乡一体化水平、城乡居民主要健康指标、城乡居民安全感满意率居全省前列，企业对公共服务总体满意率为92.1%。同时，浙江自贸试验区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通过推进现代交通五大建设，使得浙江世贸试验区交通设施情况持续改善，客运量、货运量稳步提高。港口货物吞吐量从2017年的4.58亿吨上升到2018年的5.08亿吨，企业对交通设施的总体满意率为91.1%。此外，舟山还着力于改善城市服务设施，提升城市服务功能，企业对城市服务设施的总体满意率为88.8%。

（六）贸易环境逐步国际化

在国际贸易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积极顺应经济全球化、贸易自由化的大趋势，主动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以大宗商品贸易自由化、海洋产业投资便利化、海洋现代服务产业开放发展为主，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2018年浙江自贸试验区货物进出口总额为1135.5亿元，货物进出口总额/GDP从2017年的64.2%上升至2018年的86.2%；2018年服务进出口总额为153.8亿元，服务进出口总额/GDP为11.7%。同时，浙江自贸试验区有效控制对外贸易风险，不断提高其抗风险能力。浙江自贸试验区内外贸企业主动购买进出口信用保险，其主要贸易伙伴遍及东盟、欧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葡语系等国家，且尚未发生国际贸易纠纷。此外，舟山市不断推进《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外资暂行办法》等政策的落实，不断提升利用外资的数量与质量。2018年，舟山引进外资合同项目271个，比上年增长3.8倍；合同利用外资43.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33倍；实际利用外资4.18亿美元，比上年增长3.1%，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创历年新高。

三、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服务市场开放度不高

浙江自贸试验区法律服务市场国际化程度较低，法律服务能力仍有待提升。与新加坡相比，舟山法律服务市场开放度仍严格受限，涉外业务仍需建立在多层委托关系之上，中间环节较多，涉外业务成本较高，难以对国际高端律所形成吸引力。与中国内地法律服务市场最为开放的上海相比，舟山法律服务市场总量小，涉外律所和律师数量少，尚无国际知名律所入驻，现有业务中涉外和国际法律服务占比较低；本地律师在处理国际业务的实践经验、法律服务技能、外语运用程度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尚未建立中外律所联营与互派法律顾问机制。在对接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法律服务业市场未得到充分开发，供给侧力量不足，专业化程度不强，尚无法在油品贸易等局部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同时，本地律所拓展自贸试验区法律服务市场和业务的主动性较差，本地律所和自贸试验区企业间的互动链条比较薄弱。

（二）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版本较低

与新加坡相比，我国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总体阶段性滞后。走在全国前列的上海“单一窗口”3.0仅类似于新加坡第一代TradeNet，尚无法实现第二代TradeXchange的贸易和物流公司之间信息互通共享，离第三代的National Trade Platform概念存在较大距离。与上海相比，浙江自贸试验区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起步晚，虽然已经上线保税燃油加注一口受理、综保区货物申报、舟山江海联运业务在线申报、跨境电子商务通关无纸化申报四项功能，但功能相对单一，对接部门少，尚未成体系。在总体上仍处于“口岸执法单一窗口”阶段，侧重“行政”“执法”和“监管”等功能建设，服务性功能较少。功能上虽然初步实现了B2G和G2G，但因现有相关信息化平台不互通、省部信息系统数据共享受限等因素，作为地级市的舟山在G2G制度突破上存在诸多掣肘。此外，舟山在通关“一单多报”和无纸化方面提供了改革样板，但随着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该领域的比较优势将很快被其他自贸试验区和口岸追平，亟待探索新的地方性特色功能。

（三）产业集聚优势不明显

与其他拥有保税油供应港口的自贸试验区相比，舟山在燃料油供应模式创新上取得多个全国首创，已超越上海港，成为中国保税油供应体量最大、增速最快的区域。但与新加坡相比，舟山保税油供应量仅是新加坡的一个零头，市场规模不可等量齐观；保税油价格刚刚追平新加坡，但燃油主要依赖进口，定价权仍在新加坡，舟山在“价格战”中处境依旧被动；油品产业链建设起步晚，尚未形成石油储备、中转、贸易、冶炼和加注等完整的产业链，在油品产业链健全度和管理水平等方面仍是短板。此外，行业垄断、配额限制仍在不同程度上扭曲本地保税油市场，阻碍更加国际化、多元化的供应商进入该市场，上游供油企业经营成本高、供油业务毛利率不理想的痛点仍在；在下游，大宗干散货运输服务、租船等业务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尚未形成区域影响力，难以吸引国际大型船舶经营公司等下游企业开设分公司。

在国际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虽然拥有全国唯一冠有“中国”字样的大宗商品交易中心，但与上海自贸试验区相比，舟山大宗商品交易平台在数量、规模、交易品种等方面处于跟跑者地位，有待进一步引进油品类国际、国内龙头交易平台在舟山设立总部。同时，浙江自贸试验区交易主体国际化程度较低，与国际规则接轨的油品类大宗商品贸易金融服务与监管模式尚未形成；交易模式上尚未与国内自贸区外的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市场形成差异，缺乏真正的“境内关外”离岸大宗商品贸易资质；在区域大宗商品贸易格局中主要承担仓储和集散功能，尚不具备期货交易资质，难以实现期现联动，对上海的大宗交易市场产业链具有一定依赖性，大宗商品交易的金融属性并未显现。

（四）要素成本有待降低

浙江自贸试验区在土地成本和人力成本方面存在一定的比较优势。舟山商业用地出让价格在长三角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但高于广州、天津；商业地产租赁和销售价格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同时，舟山全社会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低，在人力成本方面也存在一定比较优势。但是舟山在用水、用电、用气等方面成本颇高，比较劣势较为突出。在非居民用水方面，其成本虽然低于天津，但远高于宁波、杭州、上海等地，在长三角中处于最高水平；在用电方面，舟山大工业用电价格高于广州，略低于上海和天津，一般工商业及其他用电价格高于天津和广州，低于上海；在用气方面，舟山每立方米非居民用气价格在所比较地区中处于最高水平，远高于平均值。此外，舟山在交通成本方面还面临较为突出的劣势，其作为交通末端和海岛，交通瓶颈非常显著，跨海大桥收费较高、高铁尚未打通、机场等级较低且改造难度大、运输工具往返实载率低、对港口和航线的管理配置权有限等问题，对舟山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制约。

（五）公共服务品质与国际化使命不相称

首先，浙江自贸试验区在为引进人才提供公共服务方面尚处于探索阶段，定位虽清晰、明确，但部分政策缺乏具体措施，尚未得到落实。其他地区如上海自贸试验区提出的建立国际人才公寓、统筹社会租赁房和代理经租房、发展境外人员工作站等措施可供舟山学习和参考。其次，浙江自贸试验区公共教育资源质量不高，教育机构尤其是国际学校相对较少，在基础设施、教师素质、国际接轨等方面与宁波、上海、广州、天津等地存在较大差距。最后，浙江自贸试验区医疗卫生人均服务资源相对充足，但在医疗设施、医疗技术、医生素质、医院环境、国际化水平、医疗保健机制等方面与宁波、上海、广州、天津、新加坡等存在较大差距。公共服务的品质较低与国际化程度的不足不利于舟山引进和留住高层次人才。

（六）外贸活动和外资规模有待提升

浙江自贸试验区在外贸政策方面出台了一些支持性、创新性的举措，为贸易开放提供了重要支撑，但相对于上海、广东、天津这些设立相对更早的自贸试验区，仍有待进一步完善。如上海自贸试验区发挥扩大开放、市场准入方面的政策优势，开展试点探索，金融服务业对外开放卓有成效，针对医疗、法律等行业领域出台了外资管理办法。在引进外资方面，浙江自贸试验区缺少国际化的招商引资平台、缺少以商引商的基础、缺少招商引资的一站式服务体系，使得引进境外企业数量以及利用外资金额相比于其他自贸试验区较少。此外，尽管舟山进出口增长率较高，但受制于舟山本身的经济体量以及知名度、影响力，其进出口规模相较于上海、广东、天津等自贸试验区都存在较大的差距，进出口额占GDP的比重低于上海、深圳（见表2）。

表2 各自贸试验区及新加坡进出口额① 国内数据单位为（亿元）。因数据可得性限制，采用的数据是自贸试验区所在城市的数据；自贸试验区对所在地区的进出口总额存在带动效应。

四、优化浙江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的对策建议

第一，聚焦重点领域，完善法律服务体系，为营商环境建设提供完备的法治保障。首先，针对推动油品全产业链发展、保障大宗商品交易、促进海商海事发展、支持国际金融服务等重点领域，加强对现有法律人才的培养，引进专业优势强的知名律所，完善浙江自贸试验区法律服务体系。其次，进一步加强中外律师事务所合作，可以采取中外律师事务所联营、互聘法律顾问、互派律师代表，引入国际知名法律服务机构，积极创新中国律师事务所与国际律师事务所合作方式。最后，以司法改革为中心，构建国际化、高效率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继引入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计量争议仲裁中心后，可以探索吸引如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国际化仲裁主体在舟山设立办事处，提高仲裁国际化水平，进一步完善多元化解决纠纷机制。

第二，继续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提升“单一窗口”效能，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高效的政务环境。浙江自贸试验区改革的突破口可以放在许可证的大幅减少与整合以及需审批事项的流程便利化，特别是以“一口受理”为抓手，构建部门纵横联合、功能全面统一的综合网络平台。同时，进一步扩大“单一窗口”业务功能管理部门适用范围，除了海关、口岸、海事等国际贸易主要监管部门外，还应纳入与政府税费和关税及外汇管理等部门，在系统中增补与贸易有关的支付功能，真正实现通过一个窗口横向对接多个部门、纵向联合中央和地方实施统一的平台式贸易便利化管理。此外，在“一口受理”建设过程应立足企业需求，关注企业感受，鼓励企业全程参与其中。

第三，加速推进产业集聚，发挥规模效应、打造产业优势，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活跃的市场环境。打造和健全油品全产业链，是浙江自贸试验区的特色试验任务，也是提升自贸试验区建设水平的重要方面。首先，对标新加坡裕廊岛发展经验，依托鱼山石化以及镇海、大榭等周边区域创建以石油石化产业为特色的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快形成石油石化的集聚机制。其次，进一步推动世界油商大会成果转化，引入数量更多、种类更全的石油化工企业。同时，自贸试验区应为油品全产业链企业提供一体化的后勤服务，提供整套物流服务、提供充足的泊位、码头、海运设施等必要设施，以提高自贸试验区对油品企业的吸引力。最后，瞄准国际市场需求，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推动形成矿石交易中心，推动以航空产业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向自贸试验区集聚。

第四，在企业投资发展要素保障方面尤其是在税费、融资、公共公益设施配套以及陆运成本等方面进一步着力，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优质的要素环境。针对企业反映最多的税费成本依然较高的问题，积极向中央争取财税制度改革试点，包括精简企业缴税环节、区分离岸与在岸业务税率、给予区内企业和海外高端人才适当税收优惠或在特定范围内进行税收减免等。针对企业融资难的问题，继续推进金融领域改革创新，不断推进自贸区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等业务的推进，切实解决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此外，针对交通瓶颈，在继续推进五大交通建设的同时，应积极与省交通集团等部门进行协调，降低舟山进出岛过桥费、过路费等交通成本。

第五，以“提质增效”为原则健全公共服务体系，提供高质量的设施和服务，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环境。应进一步拓展教育资源，积极争取向外资开放教育准入试点，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学校，对于经认定的高层次人才，其子女在入学安排上予以优先照顾，以满足人才子女入学需求；积极申报向外资开放医疗准入试点，健全医疗服务体系，引入高端医疗资源，培养优质医疗人才，推动居民个人健康管理计划的实施,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着力构建交通网络，发展多种交通运输方式，更好地发挥舟山在杭州湾“大湾区”和长三角城市群的门户枢纽功能；早日实现与上海实现铁路直通，改变舟山作为交通末端的境地，更好地承接上海的资源外溢效应。此外，应进一步完善城市发展规划，与上海市或辖区建立战略协作关系，实现交通、教育、医疗资源共享和制度接轨。积极承接上海人才和市场资源外溢效应，致力于使从上海引进的人才能在舟山购房，能摇上海车牌，子女能在上海入学，能在上海就医等，以真正吸引和留住上海溢出的高端人才。

第六，将进一步吸引国际投资、促进国际贸易作为重要任务，努力扩大国内外影响力，推进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自贸试验区要与国家部委层面进行充分沟通，降低自贸试验区潜在市场开放壁垒，争取降低在国内水上运输公司、国内水上代理公司股权的限制；一定程度上开放外商投资中国法律事务、破除外商不得成为国内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等限制；降低体制成本、市场准入成本，从而改善自贸试验区国际投资贸易环境。同时，要进一步完善和用好国家在产业、税收、土地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制定实施细则，并保障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从而吸引国际投资。此外，主动对接国际大宗贸易投资新规则，尤其是以油品全产业链为核心的大宗贸易交易、投资新规则，将自身优势与“一带一路”建设结合起来，努力推动国际贸易发展。最后，还要积极融入环杭州湾大湾区建设，探索湾区劳动力市场、人员流动、关卡管理等体制机制的创新，不断改善国际投资贸易环境，提升其国际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