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的“梦游诗学”

张学昕

一

从一定的角度讲，20 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作家执着于写梦的主要有两位：格非和阎连科。细致地辨析，后者写的是关于现实的梦，前者写的是关于未来的梦。在这里，现实的梦是破碎的，也是残酷的；未来的梦是缥缈的，也是遥无际涯的。我们先来看格非。他的“江南三部曲”之《人面桃花》 《山河入梦》 《春尽江南》，皆以细腻、温婉、优雅的语言，让精神和灵魂诗意地栖居在梦想的彼岸，沉浸在一代代人孜孜以求的“乌托邦”——现实与梦想交错的理想国或桃花源里。我感觉，这部持续写作了十几年的“江南三部曲”，几乎耗尽了格非心理、精神、意志的膂力，也许他已经感到疲惫至极，但从《人面桃花》到《春尽江南》，格非的叙述，从容地呈现出了几代知识分子前赴后继的心中“念想”，可以说，格非在小说文本中，创造了一个特殊的梦想的“语境”，这个“语境”既幽微驳杂、飘逸悠远，又跌宕起伏，血雨腥风；既有如梦如幻、矢志不渝的个人成长史，及其内心潮涌和生命回响，也有潜隐在几代人灵魂深处“理想国”“桃花源”的缕缕妙音。三部长篇，可谓从容不迫，百年梦幻，始终伴随着无数人的孤独漫游。看上去，在格非的小说中，历史、家族、革命、身体、情爱、命运等诸多元素或母题，都聚集在“乌托邦”的旗帜之下，历尽不同时代，百年淘洗，万千变化，绵绵书写出无数个体的精神传记。而时间和记忆，早已成为格非小说叙事和结构中的隐性主题。几代知识分子的“念想”或者“魔念”，在格非的文本中彰显着诗性和抒情的气质。从普济、花家舍、“风雨长廊”，一直到陆侃和秀米两代人的后人——诗人谭端午——在承继曾祖父、祖父以及父亲谭功达的桃源梦，他们在现实中无尽的诗性“梦游”，在所谓“现代性”的炫舞中，柔软的内心，撞击着有金属质感的现实，冷峻犀利，而精神、灵魂和肉身的内在冲突、撕扯，决定了“梦的方向”。可见，格非“江南三部曲”悠长的叙述，及至《春尽江南》时，人类“乌托邦”的大梦境在这个百年中的延展和结局，依旧处于恍惚和梦游的状态，生生不息又渐行渐远，几代人难以摆脱的纠结和悖论，仿佛在一个轮回的时间和空间，呈现出一种永远也打不破的“魔咒”和逻辑，燃烧殆尽的激情，没有超越，也没有宗教感的皈依，梦想总是花有旁落，如影随行。从陆侃“最初的疯癫”到秀米的“禁语”，这极具象征性的身心张扬或幽闭的意象，似乎正在挑战种种人性的戒律，演绎着非理性时代的理性，抗拒着现代文明所滋生的思维藩篱。

对于梦想、梦境、梦幻，阎连科更是剑走偏锋，另寻一路。

其实，自1979年至今四十年来，阎连科的写作，始终在复杂的人性与现实间游弋。他作品中所呈现的奇崛怪诞的想象、粘稠荒寒的语境、吊诡变态的人间烟火奇观，不仅形成了独特的叙述气质，也暗合了他对现实、人性的感知与倔强态度。我们试想通过讨论贯穿在《丁庄梦》 《四书》 《炸裂志》 《日熄》等文本中的寓言性元素，及其在文本中的延展、衍变，来考察阎连科近十几年来的写作动向、变化，探寻他面对世俗、人心时，写作的纠结、冲决、悖论和坚守。尤其是，在阎连科近十几年间的创作中，始终反复且繁复地呈现着诸多关于时代、内心与写作的芜杂梦境。面对复杂的历史现实，阎连科始终试图从生命个体的内在真实出发，不断平衡着自我内心的冲突，以此厘清理想和现实的边界。作为“神实主义”的发声者，近年来阎连科选择沉潜到自己叙述的长梦之中，通过释义“血”的概念来发掘现代性存在状态中欲望的纷乱和“人间失格”，并以泣血之痛，来抵挡其所面对的比常人更多的尴尬、负累和惶惑。可以说，阎连科的文字从现实到现实，从梦境到梦境，从绝望到绝望，从残酷到残酷，阴郁沉重，不屈不挠。隐喻讽刺中，有理性的思辨也有非理性的冲决，惊人的想象，常被生命的紊乱和俗世的苍凉折断翅膀。因此，阎连科的梦，可以说就是一种宿命的、逼近或者试图摆脱“疯癫”的一场场梦魇，由此建立起阎连科独特的“梦游诗学”。而它与格非之梦近似之处，依然是难以摆脱生命本体的恍惚状态，甚至是卡夫卡式的蜕变。有所不同的是，在格非的语境中，阳光般的梦想炫舞着深深的忧伤，充满理性的信仰，渗透着浪漫、怀疑、警觉、沉郁、无尽的想象，意绪虽然纠结绵密，留存下来的则是情感和心理的跌宕和空缺。而阎连科的语境中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象征，梦是一个庞大的载体，每一个梦境都是一种有庄重仪式感的存在。它的整个形态却是逼仄的、冷硬与荒寒的，它是奇崛的，魔幻的，颠覆性的，甚至呈现出很大程度的“病象”。甚至，连小说的叙述的语调也是向下沉的，人与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描绘，也是毁损性的，破败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的“梦游诗学”，由此就呈现出两个不同的方向和形态：格非在一个个生命个体的时间中孤独沉思，阎连科在集体的模糊、灰色的空间里喧嚣炸裂；前者在启蒙或救赎中寻求自我寄寓，试图竭力实现从主体到身体的游弋和自由，后者在现实的残酷里无处栖身，如荷戟的战士，虽身体力行，但夸张的自残自迷，深陷梦魇，“会做梦还知道自己在做梦”，令其无法自我终结。

那么，浮生若梦，梦从何处来；水随天去，梦又将在何时将息？弗洛伊德说过：“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是向自己学习的过程，是另一次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人生。”当然，梦也可能是生命力、想象力的载体，在梦境之中，仿佛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面临着被亵渎的处境，人们终于不得不冷静地直面他们生活的真实状况和他们的紧张关系了。但是，现实与人性，两者的关系总是变幻莫测、难以捕捉。现实就像一把无刃之刀，直抵人心深处，构成了梦想的荆棘。刘剑梅认为：“写作可以逃逸到最深的感受中，可以进入精神的最深处”，是否可以这样理解，人类的梦境无不源自生命及其内心的真实渴望，当这份念想的结果你根本无力承担，却仍然渴望获得的时候，渴念便成了难以摆脱的欲念，而此时的外部世界便在渴念与欲念的转化中充当了催化剂的成分，于是，写作，成为逃逸现实的梦想之所。对于阎连科和格非，最终，他们两者都在设想未来、走出梦魇时，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梦，或者衍生成梦境中的幽灵，或洞若观火，或踟躇徘徊。在这里，梦就成为一种存在方式，一种寄寓，成为作家自我异化的现实。那么，人类的生命之旅，就成为想象和虚构的幻梦之旅，而对于有一定精神气度和持久创造力的作家，他的内心也一定潜藏着一个浩瀚的叙述之梦。在梦中，他们可以褪下规约、束缚，铺展审美志向和担当的情怀，悉心触摸外部世界，真诚地叩问内心，安妥灵魂。这样的写作，映射着作家对历史、现实的感知与温度，又蕴蓄了对美、人性的体验。应该说，写作犹如一场声势浩荡的梦之旅，关乎历史，关乎现实，更关乎人性。作家就是要不断地走出惯性的窠臼，自觉地去捕捉现实、探寻人性，超越他所处时代的现实规约。于是，想象力成为检视作家是否有才华、叙述爆发力和精神韧性的依据。其实，每一个作家倾其一生之力，都在铸造他们从历史、现实和人性中提炼出的灵魂之梦，仅仅考量1980年代以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我们就能体会到一种新的、有别于以往的想象方式与表现方式的生成，这些，无不与人生之梦、命运之梦、历史残梦紧密关联。从《废都》到《秦腔》，再到《古炉》 《带灯》和《老生》，贾平凹始终谦卑地匍匐在土地之上，艰涩但从容地描摹现代化进程中城市与乡村的浮沉、嬗变，呕心以文本链接破碎的“乡土之梦”；对于莫言而言，无论是《红高粱》中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还是《檀香刑》 《生死疲劳》，中国乡土都能够在莫言的文本中找到历史和现实阔达的想象空间，使其完成糅杂了荒诞、野蛮、柔情的“历史迷梦”“英雄梦”或“人性狂想曲”；在《妻妾成群》 《一九四三年的逃亡》 《罂粟之家》 《我的帝王生涯》中，苏童用感觉化的语言来舒展时间、历史和记忆，赋予瞬间细腻的感觉以诗性的审美体验，演绎出充满人性氤氲的南方“颓废美学”：“我用我的方法拾起已成碎片的历史，缝补缀合，这是一种很好的小说的创作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触摸了祖先和故乡的脉搏，我看见自己的来处，也将看见自己的归宿”。无疑，凡有担当的作家，都会用自己的写作去解构或者洞见历史、现实和人的内心之梦。在这里，有关梦以及“梦游诗学”的关键问题，就是“真实”的问题，即作家如何从生命真实、命运真实向灵魂真实逼近，彰显高尚，树立尊严，感悟灵魂的轻重，于是，阎连科真可谓不拘一格，既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的幽暗，又勇于在审美策略方面大胆实践，毋宁说，阎连科的文学叙述，建立起了自己的乡土文化视野，挣脱神秘和虚无，不惜“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同时，人物、故事、传奇、梦的狂欢，也在不断地颠覆以往我们对存在世界的“真实”理念，而且，梦中有梦的虚拟，更使得叙事增添了一个新的维度。因此，当作家的写作，沉溺在极致叙事结构——梦魇结构时，就必然造成梦想与现实的分裂：阎伯要“趁着梦游写出一个故事”，“世界被这夜声夜息魇着了，人都在梦魇里边忙着乱着慌张着”，整整一个村镇的梦游，或者说梦的狂欢，直到时间在凌晨的停止，也就是，梦醒时分，恰恰是时间的终结。可以说，阎连科是“梦游诗学”写作最极端的代表，他用虚构和虚拟撕碎了真实，让虚无更加虚无，而其每一部文本写作的结束，都有可能是一个悲剧阐释的开端。

二

四十余年来，阎连科的写作，始终在复杂的人性与现实之间逡巡。他在作品中呈现出奇崛怪诞的想象、清瘦荒寒的话语，不仅显示出其独特的叙述气度，也暗合了他对时代、现实的感知与温情，以及他针砭现实时嵌入文字的无奈和忧伤，构成当代文学表现苦难、死亡、生存和劫后余生的独特景观。从“耙耧山脉系列”《日光流年》 《坚硬如水》到《受活》，阎连科一路挺进，不折不扣地极写苦难、尖锐与荒诞，描摹残酷的自然环境和现实遭遇下中原农民在吊诡的基层权力和心理压抑中的生存窘境，其文本以想象力的狂野奇崛，堪称书写乡村苦难的极致化表达。王德威谓之写出了“革命时代的爱与死”，是其家乡父老“卑屈的创业史”；刘再复称《受活》“把荒诞推向极致”，“充满奇诡地把席卷中国的非理性的、撕心裂肺的激情推向喜剧高峰”。这样的评价，不可谓不中肯，不可谓不精准。“耙耧山脉系列”的许多篇章，更是令人惊悚，以至不寒而栗。啃噬亲人骨肉的场景，立刻让我们想起鲁迅小说《药》的深刻隐喻。近十年来，阎连科对自己的写作依然毫不松懈，不断深入地打开历史、现实和人性的深层皱褶，潜入苦难沉积的魔影之下，以泣血之痛发掘人性内里的荒诞、凄凉之境。可贵的是，在这样的语境里，他仍然不忘举起荒寒中的“乌托邦”之灯。这就是写作中的阎连科，他将更多的苦痛和激愤诉诸叙述之中。

2005年8月，阎连科写完《丁庄梦》的最后一页，独自坐在书桌前面，感慨良多，不能自己：“烦躁不安，无所适从”“那种孤独和无望强烈压迫的无奈，如同我被抛在一个渺无人烟的大海”“内心的那种无所依附的苦痛和绝望”。这部长篇小说，原本可以视为是阎连科的“重新出发”，可是他在后记中却宣布自己“写作的崩溃”。看上去，这像是一次写作后的耗尽心力，实际上是恐惧自己不知将怎样重新面对俗世，如何支撑生命的穷途末路，不夸张地说，《丁庄梦》是阎连科精神“炸裂志”的开端，从此，他从现实、写实的梦境，遁入灵魂的梦境难以自拔。而2010年，他在《四书》后记里又坦言自己终于做了“写作的叛徒”，这既是他对既往文学写作惯性的一次反动，更是“不为出版而胡写”的“肆无忌惮的尝试”，他深切地意识到：“把《四书》的写作，当做是人生一段美好的假期，我这时候是写作的皇帝，而非笔墨的奴隶。”看得出，阎连科的这次写作，依然是一次并不轻松的沉重之旅。也就是说，他在写完《丁庄梦》稍有短暂的蛰伏之后，又一鼓作气写出了长篇小说《四书》 《炸裂志》 《日熄》 《速求共眠》和《心经》，我很想知道，在这个过程中，阎连科究竟是做了写作的皇帝和叛徒，还是在“反抗绝望”的途中筋疲力尽？

前不久，在苏州大学召开的关于他的研讨会上，他再次动情地宣称，“他将是二十一世纪写作最后的谢幕者之一”。在这里，我们不难从中感受到阎连科决绝的写作信念，也能够体悟到他的犹疑、徘徊、孤独和无所适从。这也令我猜想，这位作家在《丁庄梦》和《日熄》写作之间，他的内心的图像和精神的向度是怎样的？特别是写作《四书》的阎连科，让我想起前苏联作家布尔加科夫，“他的写作就更为突出地表达了内心的需要，也就是说他的写作失去了实际的意义，与发表、收入、名誉等等毫无关系，写作成为了纯粹的自我表达，成为了布尔加科夫对自己的纪念”。我依稀在阎连科的身上，看见了布氏幽灵般的影子。

阅读他这十余年写作的小说文本，我们看到，从《丁庄梦》中丁水阳寓言般的梦魇，《炸裂志》中炸裂村在“炸裂”之前人们踏上的“梦道”，到《日熄》当中皋田村爆发式的梦游症：“梦”已然成为他叙述的重要手段，成为他解读现实与人心紧张关系的方法。我们不能不考虑，这种书写究竟潜藏着阎连科怎样的文本意向追求？它凸显的到底是现实、时代、人性存在的何种精神诉求？梦与灵魂的走向有怎样的内在关联？在阎连科“崩溃”和“叛徒”的写作宣言背后，他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建立一个怎样的叙事美学谱系？

死亡、苦难、荒寒、人性的残败与缺失……这些话语及其蕴藉其间的意象，不折不扣地标签般烙印在阎连科的文本之中。同时，我们感觉阎连科不仅仅要透过寓言呈现出人性绝对的“恶俗”，还让许多涌动其中的莫名的情愫此消彼长。《丁庄梦》中，丁亮和玲玲之间的暧昧，鼓动、释放着情欲却也与温情相伴相生；《四书》中“作家”写作的《罪人录》与《故道》，将他内心的卑琐和良知呈现得泾渭分明；《炸裂志》中的朱颖，为了占有孔明亮，践踏自己作为女性的底线与尊严，却在对爱情绝望后怅然若失，一夜白头；《日熄》中梦游症爆发之时，人们无端而尽情释放着自己，仿佛纷纷踏上疯癫的“愚人船”，昔日的纯善之人内心却暗藏杀戮、通奸、抢劫等种种邪念，而作恶之人却在梦中苦守，充斥着无奈和忏悔，甚至，我们还嗅见了“尸油”腐朽不堪的气息。由此可见，阎连科笔下所呈现出的“人间失格”，不仅仅由欲望、贪婪构成，还是真实与虚假、冲决与委顿、善良与恶意的五味杂陈的交织和对抗，它们相互关联，构成人们灵魂和身体无法缓解和冰释的激烈冲突。

在文本中，阎连科已经为我们复刻了人们狼奔豕突、纷繁芜杂的内心图景和灵魂形态，他仍不断地试图找出内心扭结、变形、撕裂的根源所在。当孔家、炸裂村的村民们沿着“梦道”向四面八方走去那一刻，“炸裂”的历史即将被改写，一切都将出现，一切也将不复存在。但是，孔家老父那个荒诞的指令缘何而来？到底是对现实的报复，还是失魂落魄之后大脑神经某种无意识的怂恿和颤动？我们无从得知。也许，我们能够感到的，正如《炸裂志》中一切的荒诞皆源于“梦道”一般，冲突也并非完全源于时代、现实的滋扰，其中一定有着更加深邃的生命本身不可理喻的堂奥。

阎连科说：“以文学的口舌，议论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简单地说‘人心不古’，根本无法理解今天‘人’在现实面前的遭际境遇。‘道德沦丧’‘价值观混乱’‘之所以人还为人的底线’，这些带有对今天社会生活和人生准则抱怨的文化叹息，只证明文学对这个社会把握的无能为力。”格非认为：“既然这个世界的崩溃是从外部和内部同时开始的，任何形式的外部和解都是没有意义的。”由此看来，人性深处的失落，如果是由于精神的失守，灵魂的无所寄寓，那么，就不该将一切都归咎于时代和现实。固然，时代与现实，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的心理、精神、人性带来了负累与惶惑，但或许，它们也为人们的内心担负了太多本不属于它们的“罪名”和责任。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面对昏聩之精神和灵魂，鲁迅在《呐喊》的自序中，曾描述出关于“铁屋”的意象或比喻，试图通过为数不多的清醒者，唤醒沉睡者的“顽梦”，但“百年沉梦”沉重如斯，即使以极端的暴力手段亦难有作为，为此，几代文明的启蒙者历尽艰辛，常常无功而返。无疑，在文本的现实中，或者在写作文本的现实中，阎连科都执着地充当着清醒者的身份，竭力去唤醒熟睡的人们。但是，他将如何为内外兼程的现代人“立心”？个中艰深，是否也曾阻塞了他的写作之梦，使他陷落在了现实的迷梦或“迷宫”之中？当努力变得异常徒劳之后，他还是要以泣血之魄复出于光明，甚或索性也去做一个浑浑噩噩的昏睡者，拒绝再去感知这样清醒的疼痛？“写作的崩溃”也许就源于这无边的沉睡不得唤醒。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推测，阎连科的写作之梦，与已经写入文本的历史或现实之梦，是一次次不期而遇。《日光流年》的“卖皮”和“卖色”，以求延长寿命；《受活》里“购买列宁遗体”和“绝术团”巡回演出，以求得富裕；《丁庄梦》的卖血致富，以摆脱贫穷；《四书》中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以血灌溉庄稼，以求万亩产量；《日熄》里，成为商品的“人油”“尸油”，如魔鬼噬血。如此一路下来，仿佛都是指向一个“念想”、一个“梦想”：摆脱贫穷，谋求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可是，正是这个最卑微的愿望，竟然成为一个残酷的“梦想”。显然，阎连科不仅仅是在写生死之轻薄，而是要看尽人间苦难边缘的缝隙处灵魂的飘浮，正是苦难激发出荒诞的梦想，衍生出不可思议的梦魇，才如此这般地压榨出阎连科惊人的勇气和想象力。不妨说，这些文本，几乎都是令人绝望的叙事文本，其中，那些梦在内心的游弋，向外部世界发散，因而终究成为罪恶的渊薮。

三

“一个作家之所以要写作，其内在的动因之一，就是源于他对存在世界的某种不满足或不满意。他要通过自己的文本，重新建立起与存在世界对话和思考的方式。而一个作家所选择的文体形式和叙述策略，往往就是作家与他所接触和感受的现实之间关系的隐喻、象征或某种确证。”在文本之中，时代、环境、生存现状与作家的写作动机、母题、风格彼此交融，相互关联，形成了某种独特的“气味”或气息，构成属于作家自己的品格。我们发现，许多当代作家在现实和人性中往返时，作品中时常氤氲着一股“血腥气”。血腥，通常象征着杀戮、暴力、狂热、牺牲，它也暗示着一种动荡不安、波澜起伏的生命状态。莫言《酒国》中的侏儒“杀婴炒菜”；余华《兄弟》中的李光头靠“处女膜”发财；还有《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依靠卖血度过人生的一个个难关……作家们通过对流血、肉体的残忍想象，极致、夸张地书写物质的强烈刺激之下异化、病态、崩溃的人性。刘再复在《“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中，评价莫言、余华、阎连科作品的批判指向：“都是侧重于批判现实的荒诞属性。而且批判得极有力度，让人读后惊心动魄。其艺术效果不是让人感动而是让人震动。”而在这些作家当中，阎连科是将这种“血肉化残酷书写”做出系统性特别呈现的一位。他的许多作品，都隐隐重现鲁迅《药》中“人血馒头”阴森、冰冷的“血气”。在阎连科的笔下，人似乎已然成为了渐渐失去“灵”的纯粹的“肉”人。三姓村、受活庄、丁庄的村民们将卖皮、卖血、展示身体缺陷作为逃离苦难的无奈选择。当他们渐渐摆脱生存本能需求之后，鲜血作为苦难的底色之一，又逐渐显现出冲动、焦灼、欲望的猩红。受虐、流血、吃人成为了活命的本钱，致命的消耗：三姓人开始用整块的腿皮去交换粮食；受活人为了挣得钞票开始残害自己的器官；丁庄人疯狂卖血换来水泥砖房、冰箱彩电，甚至染上了艾滋病……阎连科在《日熄》中反复地写着这句话：“三年大灾时，人吃人也不是啥儿稀罕事。”这看似是对集体式自虐的原谅，实则是对愚蠢、贪婪的谴责和无奈。当流血成为主动、愉快的集体性选择，或是自我惩罚的最佳捷径时，潺潺鲜血中便滋生出荒诞、冷硬与荒寒的哲学意味和美学想象。这种流血，实则是当下人们“精神贫血”的一种深层隐喻。随着夹杂钢筋混凝土气息的现代性奔涌而来，一个时代人们的内心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心理、精神嬗变？阎连科作品中的“血气”又如何承载、延续着这种变化？其中又蕴含了哪些命运的玄机？周遭世界的嘈杂、变异，丝丝入扣，祈求安身立命的“初级”乌托邦，竟然成为灵魂梦游的泣血代价。

《炸裂志》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描写：

他们跪着哭着从炸裂老街的博物馆那儿走出来，朝郊外的坟地哭过去。而在他们跪着走过的街道和土路上，留下了一路磨破了膝盖浸出的血。

……

而孔家跪流过的血路上，几十年后不光开出了各样的花，还又长出了各品各样的树。

“血花生树”，这是一个何等奇异的物象？在这里，不是杀出一条血路，而是跪出一条血路，并且，血色的、苦难的现实，一直延续着，生长出有迹可循的各种各样的树木，预示着生存的血色乌托邦梦幻的延宕。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否也是一种充满了血色的梦游？

那么，为什么叫“炸裂”？如何“炸裂”？“炸裂市”从小村落“炸裂”至超级大都市，后又因欲望的“炸裂”而烟消云散。当时间绝望地“死去”，孔家人，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终于又想起了他们昔日古老的哭坟习俗。一如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当他们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哭墙”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夏志清说：“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究底说来，实由于对原罪之说或者阐释罪恶的其他宗教论说，不感兴趣，无意认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可以说，阎连科的小说，潜伏着强烈的人道关怀和宗教元素，凝聚着对人性满怀深切的关怀和悲悯格局的寓言、象征。这种寓言性隐喻，让我们感到了阎连科疲惫且坚执的坚韧和耽溺，如同《西绪福斯神话》中的西绪福斯一般，将巨石一步步推向山顶，然后无奈地看着它迅速地滚落山下，周而复始。绝望中，他独自承担起受罚者的责任，一次次地将悲悯、体谅、宽容的光亮投向人们的内心。阎连科通过对“血”的镜像的复现，重启了鲁迅小说中的“绝望的反抗”或“反抗绝望”。

无疑，阎连科近十年的长篇小说，始终保持着直面现实的姿态，通过对“血”的意象的重构，将思绪深深嵌入人性的内里。并且，他试图从“血念”中寻找心灵救赎以及“圆梦”和突围的新途径。现在看，相对于鲁迅所处的年代，当代人与现实的关系更为复杂，负载更多，纠结更深。国民性的弱点，已从愚昧麻木渐渐转向“无耻近乎勇”，因此从另一方面看，阎连科对灵魂的拷问、挖掘也愈加显出艰难。有人认为阎连科笔下呈现的现实太过片面、荒诞、不光彩。或许，更多的时候，我们应该走出理论的窠臼，在“灵魂真实”与“控构真实”“世相真实”的辨析中，思考他作品荒诞背后的哲学意蕴，去真诚地触摸他在漫长的写作当中兢兢业业、饱受折磨的内心。从《四书》中的“作家”到《炸裂志》中的“主笔者”，一直到《日熄》中的“阎连科”，这些小说人物与作者本人有着直接、必然的精神联系，甚至代表着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许多处于故事转折关键节点的人物的主观意识，都可以被视为是叙述的伪装。因而，“作家”“主笔者”“阎连科”极有可能“三位一体”，在文本中呈现主体意识的“井喷”，那么，他们思维中的“血念”就更具隐喻意味。严格地说，《四书》的成就，无法超过《受活》和《丁庄梦》，但前者在对存在世界的把握和经验的沉淀方面，更能见出一个作家的抽象力和扭转现实的能力，也能够折射出作家生命体验的结晶和力度。

在《四书》中，当“作家”意识到自己的自私和狭隘直接或间接地酿成了“音乐”和“学者”的悲剧时，他的脑中竟会生长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图像：

当我想到我曾经割破十指、双腕、双臂、双腿和动脉去浇血麦时，我竟又想到我应该从我的身子上——双腿上——割下两块肉，煮一煮，一块供在音乐的坟前，一块请人吃掉，由我看着那人一口一口嚼着我的肉。

我真的想那样。我知道那样会给我带来一种轻快感。

而《日熄》中的“阎连科”在创作灵感干枯的时候，依然还会呈现出这样一种场景：

我看见他把笔杆咬在嘴里边，生生把笔杆咬裂嚼碎掉，满嘴都含了咯吧咯吧声，把嘴里塑料笔杆的碎渣吐在面前桌上稿纸上，拿头去边旁的墙上咣咣咣地撞，像头痛欲裂生不如死样。用拳头去朝着自己的胸口砸，像要把血从胸口砸将出来样。泪如葡萄般一串一串挂在他脸上，可灵感，还是死麻雀样没有朝他飞过来。

阎连科在近年的几部文本里，格外在细部修辞上下功夫，这些从经验和想象中提炼出的人间生命万象，为“梦游诗学”的建立，增加了引人入胜的奇观。这原本是想象力的结晶，却向我们展示出无所顾忌、一意孤行、我行我素的充满爆发力的灵魂撕裂的真实，这是处于死亡与疯狂边缘绽放的“恶之花”。

由此可见，阎连科的内心，如同一个能够接受冰冷、绝望血液的过滤器或中转站。当热望渐渐冷却，回流至他本人的心脏后，他却仍不断予以温暖，将希望再次输送、传导出去。《四书》 《炸裂志》 《日熄》，这些文本，可谓小说中的小说，文本中的文本，其中蛰伏着强烈的叙述冲动。他急迫地希望我们可以在作品中看到他想要呈现的内容，这或许已经是他的孤注一掷。这一举动让我们看到他的抵挡、决绝，也让我们看到了他真实的文本意图。一切揣测、解构、批判在这位头发过早花白而以血为墨的作家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我们必然想到《四书》中的“作家”，为了种出玉米粒一般大的麦子以离开“育新区”，他鬼使神差地用自己的血来培育麦子。在等待麦子成熟的过程中，“作家”开始撰写《故道》。在听见麦子不断汲取“作家”血液的声音时，也仿佛听到了“作家”在飞速流转的时代中，发出的绝望、爆发的咆哮。“原来死尸是能驱走瞌睡的。血气是能把人的瞌睡赶走的。”至此，“血念”的意义得以充分呈现。阎连科用自己的心血，润泽了写作与现实之间那片荒寒、凄白的碱地。正如那篇《魂灵淌血的声响》，在行将流干鲜血的“作家”身上，折射着阎连科面对现实、写作的无奈。“朝现实的胸口踹上一脚的勇气还在，却是没有了力气。……于是，就在自己的写作中默默地淌着灵魂的血汁，让那些粗糙或细腻、节俭或多余的文字成为魂灵出血的声响，成为写作的缘由和根本。”阎连科反复强调自己的写作，是“直面现实，就是拿头撞墙的艺术”。面对荒寒冷硬的、现实的围墙，阎连科用自己的血与灵，作困兽之斗，因为，那条从小说向现实铺展出的血路上，始终盛放着“各品各样的人性之花”。我们不禁忧虑，面对丰富而复杂的世界和人们的内心世界，阎连科有着生而为人的必然的无奈、尴尬；面对无法逾越的写实主义写作可能遭遇的束缚，阎连科始终怀有作为一个作家的纠结、痛苦。阎连科如何面对自己的恐惧、疲惫和无奈？我们也曾一度怀疑，阎连科的“撞墙”，真的能够撞开“梦之门”吗？阎连科到底凭借怎样的意志力支撑自己的写作？“既然荒寒为什么还要活着和写作，而不去停笔和自杀？就是你心中还有那么一点梦境的存在。我一直以为，梦境是引导我生命向前的动力和向导。没有梦境的存在，我的眼前就会一片黑暗。梦经常会成为我活着的理由和活着的意义和趣味。”“无论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整个人类，如果没有梦境，没有梦想，那我们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了。”最初，作家阎连科的梦境，是他能够面对现实的理由，而现在，他自己的梦境与他的文本的梦境已经重叠在一起，其中的结构、语言、节奏、气息、声音、色彩，以及文本叙述的精神、期冀、方向等等，都重叠在一起。此刻，我们的怀疑和担忧，反而显得脆弱和苍白。鲁迅的《在酒楼上》那段自白，十分引人注目：“北方固不是我的旧乡，但南来又只能算一个客子，无论那边的干雪怎样纷飞，这里的柔雪又怎样的依恋，于我都没有什么关系了。”在城与乡、善与恶的交织中，无家可归的悬浮感、无可附着的漂浮感在鲁迅身上悄然而生，使鲁迅作品中呈现出“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怀乡模式。而在阎连科的作品中，他在这条路上走得更为艰涩和沉重。我们看到，阎连科小说中的人物，每当感到筋疲力尽或走投无路时，大多都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走”。中篇小说《朝着东南走》中的“父亲”，当太平被争斗放逐,快活又被庸常蚕食，他“被东南方浓烈的黄土、红褐白山脉和一望无际的神秘如一条缰绳一样牵走了”。欢愉是短暂的，人生是虚妄的，于是，形形色色的众人不得不在两极中奔突、流走，而在奔突和流走之外，也还有坚韧、刚毅穿行其间。《四书》的结尾，当“作家”领着众人走出育新区的时候，又有更多的人群朝着那片“国家最为独有的风光和历史，就像一棵老树上的疤，最后成为了望着世界的眼”的土地走进去；《炸裂志》的结尾，雾霾笼罩之下，孔家人亦是哭着跪着朝郊外的坟地走去。离去和归来，在阎连科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不仅呈现人们两极摇摆的生存困境，也将人生循环中的逃离、回归真实地描述出来。这“走”所彰显的，正是对世界与自我双重绝望的抵抗。在《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的演讲中，阎连科说：“当下中国写作的丰富，犹如泥沙中混合着无数的黄金，可以迎光写作，写正能量的作品而淘金；也可以‘借光’写作，以审美的名义逃避一些现实的纠缠。而同时，也还有一种写作则是要穿过光明走向黑暗的写作。”无疑，阎连科所选择的，是后面的那种写作，这种叙事的动力，就是梦想与梦想之间的博弈。阎连科宣布写作上的自我解放之后，《四书》的叙述，如同洒在大地上的阳光一般，呈现出汪洋恣意、奇诡斑斓的情境，形成对浑沌生态的冲决和抗衡。这是一次写作的大解放，也是彻底抛却禁锢后痛快淋漓的灵魂书写，在大炼钢铁的浪潮里，人们的狂热和疯癫，肆意制造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神话。

不仅仅是《四书》，我们渐渐发现，与阎连科一道，在荒寒的场域中跋涉的太阳意象，始终悬挂在深山上空静静地散发出人间暖意。这是阎连科在他“在”又似乎“不再属于”他的耙耧深山中，点起了一盏诗意之灯，将他的冲决与回归、躁动与安宁呈现在我们面前。他在自己的语境中，自由地辨析着内心和非理性环境之间的龃龉。从《日光流年》到《日熄》，从记叙日光下的苦难岁月，到魔影里的“众生相”，太阳从“有”至“熄”再到最后的“升起”，都似乎与阎连科的写作轨迹以及他对人性与现实的思索和冥想，呈现出某种精神的暗合。《日熄》这个文本，仿佛是一幕当代生活中许多人存在的镜像，人们都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我们不难想象，阎连科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才写下了这部“穿越光明走向黑暗”的小说。在小说中，黑夜里梦游的人们将白天不敢说的话、不敢做的事，统统说了、做了。在理性缺席、秩序不在场的状态下，人们的内心反而更加明晰，对灵魂方能洞见。在这一次书写中，阎连科放弃了宏大叙事的格局，通过太阳的消失和复现过程，只是通过“阎连科”这个“人物”的创作轨迹，耐心地向人性的细部肌理掘进。在文本中，人们虽然一直深陷黑暗，但光火始终没有完全熄灭。“天花板上的日光灯，累死累活照着这一切，如同从云里挣出来的日头照着荒寒大地样。”最终，李天保竟然自己站在“尸油”中作引，以自焚的方式使“太阳”复出，从荒诞到绝望，从绝望到“反抗绝望”，在这个荒烟弥漫、鬼魅横生、荒诞又荒凉的语境里，我们感到，“阎连科”仿佛怀着贾平凹在《老生》中自励的“我有使命不敢怠，站高山兮深谷行”的使命，要写出一部“冬天里边有火炉，夏天里边有个电风扇”的书来驱散苦寒，拂去燥热，探勘人生的僻陋幽暗、紊乱苍凉。所以说，《日熄》中，让太阳升起的，不仅仅是人们的血肉之躯和骨骼，更是人性的觉醒。其实，阎连科作品中“血念”的根本意味也在于此。《日熄》是一部极写绝望感的文本，而且，阎连科试图在其中给出一条走出绝望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从绝望到绝望之后的“梦游”。这样的梦游，就是永远向梦里走，一次次入梦，一次次折返，从清醒重新回到沉睡：

看见阎从醒里走进梦里走进梦游里，我如被人关在了一间黑屋里。阎的娘，盯着她儿子看了一会儿，像盯着看了千年万世样。——别把他从梦里弄出来。就让他在梦里待着吧。她对人们说，人们就站在那儿木呆着，像木偶在看木偶戏一样。——他说他不写就会疯掉死掉那就让他去写吧。写死了他也觉得还活着。

其实，这种情境，只能以生与死来界定和规约，阎连科在苦苦思索之后， 踽踽独行地寻找着反抗绝望之路，试图摆脱掉充满揶揄性质的反秩序、反理性、反道德的虚妄世界。但是最终在他看来，惟有走进梦里，才可能解决问题，在梦游的世界里，才可能发现清醒时所未见，悟到清醒时所未知。于是，“元叙事”文本中的阎连科，身体力行，索性将自己纠结于梦游，在梦醒两界踟躇徘徊，犹如彷徨于无地，或无地彷徨。这时，我们无法不想起余华的《第七天》，在叙事的精神向度上，阎连科和余华惊人一致，只是余华肆意地将人置于“阴阳”两界，刻意模糊生死界限，更多地模拟和虚构出“死后”灵魂蜕变的场景，而阎连科却让人在梦中完成“死后”的清醒。

作为“命定感受黑暗的人”，阎连科饱蘸着人性的光和暗，在黑暗中感受黑暗，在黑暗中穿越黑暗，尝试让灵魂之力穿透伪饰的现实。在这里，《日熄》延续了《四书》以来自我救赎的途径，再次将现实中的扭结，赋予在变形后的时间之中，逾越晦暗，并以泣血之痛，诉说掩埋在时代之下的灵魂苦难。“当一部小说写到人的内心去了，写到人的灵魂中去了，它是会给很多人一些新的想象的。”在探索现实的路上，阎连科从未停止脚步，他执意要在写作中建起一座灵魂的“娟子寺庙”，寺庙中供奉的是人性，在寺庙之外，太阳照常升起。

虽然，阎连科的写作，面对种种规约，但他始终坦诚地挖掘、呈现着灵魂深处的真相。他的文字穿越了表象，触向现实与人性的撕裂地带，并以他强大的叙述耐力寻找“爆破点”实现突围。但是他所倡导的“神实主义”，并不是“神乎其神”的现实主义，而是精神现实与社会现实合而为一，是透过社会审视人的心灵与透过人心来勘察社会的结合，是对以往“现实主义”理念的重新整饬。正如孙郁所说：“神实主义的最大可能是在颠倒的逻辑里展开审美之途，那些概念是以感性的心灵律动写就的。”小说不该成为生命和现实的简化解读，而应该表达“惟有小说才能发现的东西”。这或许也是神实主义的理念内核——陌生化、荒诞化、虚构，只有走向精神深处的盲区，挖掘人性深处无限广阔的内宇宙，才是作家真正的使命。“认同俗世的生活，努力理解和亲爱俗世的生活，努力理解和亲爱俗世中的一切人。”“作为一个作家——永生都在探讨人的灵魂的人，就要在世俗中做一个理解一切的人；爱一切人的人。我们可以没有信仰，但不能没有作为人的信誉；可以找不到真理，但不能失掉寻找的真诚；没有能力在所处的环境中抗争一些事情，但可以在这个恶劣、庸俗的环境中坚决不去谋合一些事情。不能说话，可以沉默。”这番话，可以说正是阎连科面对世俗，对自己内心的虔诚交待，也是他作为作家处理写作与现实、存在与人性之间关系的率性思考。

数年前，我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召开的阎连科创作研讨会上，特别谈到阎连科小说的艺术形态，我曾用“骨感”来形容他的小说的美学形态。我坚持认为，他的小说“骨感”“痛感”和“形式感”几乎大于“美感”，或者说，是坚硬的“骨感”“形式感”和“痛感”在很大程度上覆盖了美感，他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不折不扣的文本实验。我想，这可能恰恰构成了一种悖论式的缺失，这就可能因此会影响甚至削弱我们对阎连科写作整体形态的美学评价。但是，我们却在文本中强烈地感受到，那种从骨子里渗透出来的、不可替代的写作的精神气度，以及那种直抵灵魂深处的伦理辩证。既然探索的道路上布满了荆棘，写作宿命中也就难免有事与愿违的粗砺。

往事并不如烟。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阎连科，一如一个远途的行者，在路边喝茶聊天之后，还要沿着自己原有的路线，独自孑然孤寂地远行。背着行囊，如背着等待变为纸笔的时间。我们相信，他永远都会不断地从并不如烟的往事出发。

【注释】

①刘剑梅：《狂欢的女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5页。

②苏童：《世界两侧》,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③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我能否相信自己》，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67页。

④阎连科：《发现小说》,南开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3页。

⑤格非：《博尔赫斯的面孔》,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215页。

⑥张学昕：《抵抗平庸的短篇小说写作》,《红豆》2010年第6期。

⑦刘再复：《“现代化”刺激下的欲望疯狂病》,《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6期。

⑧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83页。

⑨阎连科：《魂灵淌血的声响》,《阎连科作品集·总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1期。

⑩⑪阎连科、张学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76页。

⑫阎连科：《行走在没有光的胡同》，方所“创作者现场”第141期演讲。

⑬阎连科：《作家身份的焦虑》,《大公报》2016年10月10日。

⑭孙郁：《从〈受活〉到〈日熄〉——再谈阎连科的神实主义》,《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2期。

⑮阎连科：《没有尊严的生活和庄严的写作》,“腾讯文化”2014年3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