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崩何处：《无名指》中的知识分子问题

王东东

在当代文学中，李陀一直都是一个强硬的存在，他存在的意识在创作意志、批评意志和理论意志三个方面得到体现。他是那种并不讳言雄心壮志的人，而且具有一种吸引朋友和鼓动公众的才能，虽然也有可能他只有如此才能自我鼓动：因为大多数人已经为提前预感到的失败感到羞愧，这甚至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李陀的文章虽然显示出一种交谈的语调，但更多流露出论辩的强力意志，他似乎愿意扮演一位“图穷匕首见”的文学刺客，这在当代的文学生活中可是珍稀动物。不过多少可以理解，一旦从创作转身投入批评，他的创作意志就只能以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可以从他的批评理想中看到他的创作理想，二者虽然可以彼此映射但毕竟不是一回事，因而与其说他在苛责其他人不如说他在苛责自己：他的这一姿势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直延伸到新世纪，对象之一则是被他称为“纯文学”的文学实存，它指的是——李陀看不起的——“伤痕文学”之后尤其——李陀推崇的——“85”之后的文学，以及它在90年代和新世纪的延续。李陀对文学的态度发生了逆转，但似乎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螺旋式上升”，而是包含了“文学真理”在不同时代的变形。只有找到完整的真理模型，才能抑制主体在不同时代的分裂。

一、文学知识分子与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争执

作为批评家，李陀是文学斗争或“文学战斗中的战略家”，这一点颇为符合本雅明对批评家形象的设想。虽然李陀和本雅明相去甚远，李陀对本雅明身上的神秘主义思想成分不一定有好感；李陀对阿尔都塞、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等津津乐道，但似乎一次也没有提及本雅明的名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但李陀在1980年代的文学批评无愧于一个战略家的称号。“文学语言”就是他的炸药，可以说，他最大程度地释放了文学语言的政治潜能。这是一种消极反抗式的个体的美学偏执，相对于官方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建制这一“庞然大物”，对语言形式、文学自主性或审美自律的强调，不过是一种降调处理，更多是一种消解而非赋权，但却能够带来解放的幻觉。要想知道这一幻觉有多么大，只需要看看李陀对伤痕文学的抨击就知道了，他认为伤痕文学并未脱离既有的文学轨道和文学机制：“那也算解放？在我看来，它其实还是‘工农兵文艺’的一个延续。”虽然这是时代的幻觉，而非李陀个人的幻觉。有如此幻觉的八十年代单纯得有点可怕，但实际上也是李陀的一个原点，虽然他后来不断反抗这一原点。这是他作为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顽固之处。

在九十年代，李陀进行了更深入的毛文体考辨，这延续了李陀在八十年代的兴趣，但是运用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和尼采式谱系学的方法，“试图讨论‘毛文体’作为一种话语怎么影响了文学写作，又怎么影响了现代汉语的发展”。坦率地说，由此产生的《丁玲不简单》和《汪曾祺与现代汉语写作》两篇文章，也许是李陀作为文学批评家最见功力的作品，也是他对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最有穿透力因而也最有价值的文章，甚至具有一种文化学的意味。相比于八十年代用心良苦的“意气用事”，九十年代的李陀具备了更多的理论武器和方法论的准备，但也正因为此，他对于历史的运动更多了一种“以平常心待之”的同情的理解，比如他借丁玲谈到中国知识分子曾经“怎样强烈地感受到毛文体作为一种中国式的现代性话语的魔力的召唤”，“知识分子为它所吸引，并且积极地参与这种话语的生产……‘启蒙’和‘救亡’的合奏正是中国式现代性话语的魅力所在。以为这两者本可以分离，互不干扰，那只是学理上的冥思，可惜话语实践偏偏不照学理行事，自有其由来和根据”，至少在方法论上，李陀与一些更年轻的学者比如刘禾、李杨、唐小兵、贺桂梅等走到了一起，但在表露洞见的同时，又透露出李陀式对于“学理”的不信任态度。其实，在李陀“拼命读书、努力学习新知识”的1990年代，恐怕也少不了“学理上的冥思”。

这就说到李陀的另一项知识活动，对于文化研究尤其大众文化研究的推动，编选了《大众文化研究译丛》和《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这个时期的李陀似乎具有一种述而不作的作风，更多以一个活动家的身份出现，但是仍然能够看到他思考的轨迹。在文集《雪崩何处》当中，涉及“毛文体考辨”这一辑被命名为“从哪里开始转向”，已显示了“转向的主体”的症候，而投身于文化研究中的李陀才真正实现了转向。“毛文体”考辨和文化研究两项活动，二者之间虽然并非龃龉不合，但也具有一定的距离。实际上，就如一次创伤事件，主体的转向需要一次次的反复确认。李陀的转向可以从两个方面得到解释，一个是宏观层面，中国知识界“九十年代的大分裂”，另一个是微观层面，他通过文化研究接触到了二十世纪批判理论的源头。前者给李陀带来了转向的压力，而后者则提供了转向的理由。李陀认为自己是九十年代“大分裂的一个见证人”，这本没有错，他在1997年就借法兰克福学派的话题发挥说：“为什么不让这种争论浮出水面呢？”俨然是大分裂的预言家。整整十年之后，他又一次强化了对这一分裂的见证，其实联系到他个人的话语生产，他已不仅仅是见证者，还是一个热情的参与者。并且在见证和参与中反复确认了个人的主体转向：一个从文学知识分子到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转向，并且始终在主体内部包含着二者的分裂，和执拗不已的争执。

主体的转向重构了李陀在新世纪的形象，他自己也并不讳言，“差不多的确有两个李陀”，而转向的“综合表达”就是《漫谈“纯文学”》，在这篇檄文式的宣言中，“八十年代的文学在这里已经不仅是反思的对象，而且还是一个踏板，只是我没有利用它向前跳，而是借力换个方向，向别处跳”。但是，向哪处跳呢？如果不能跳到一个新的地方，是不是有可能回到原地？甚至倒退呢？实际上，李陀进行的正是观念和态度的后撤，并已由他的理论的后撤做出论证和保证。李陀再一次地从文学中要求批判性，问题是他的批判性的概念过于局限，就如佩里·安德森谈到西方一词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限制一样。擅长批判的西马大师们其实深味一种文化的苦涩，作为政治“失败的产物”，“谈文化是因为软弱无能，讲艺术是聊以自慰，悲观主义是因为沉寂无为”。但这一点对于东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却构成了吸引，抑或说，他们需要在文化批判中才能追寻到马克思的幽灵。但对李陀来说，也是重新捡起他先前丢弃的东西，是从文化的幽灵主体到政治的幽灵主体的回归。至于政治主体为何会处在幽灵状态，他只能保持缄默，但显然，将其归咎于文化批判中的对象（文学或文化本身），有失公允。李陀在新世纪的努力，可以说是一种批判性的文化主体在寻求批判性的政治主体的象征，后者可能并不像他热爱的前者那样深刻有味，抑或晦涩难解；归根结蒂，李陀对文化中的神秘主义因素没有兴趣，而政治恰好是文化神秘主义包裹的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吊诡。而停留在文化领域，则可以始终保持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光辉。

二、 《无名指》符合李陀的观念吗？

在李陀身上，存在着文学兴趣和知识兴趣的冲突。文学体验似乎不能单独作为知识而存在，作为理论的爱好者，李陀相信理论可以产生更为确实可靠的知识。但在理论知识中浸淫多年的李陀，突然也会后悔自己放弃了小说写作。他个人有着太多的矛盾。也许从本质上，李陀向世人展示并且也为世人信任的还是他的思想力，容忍他在理论和文学两个领域跑马。一方面，他相信理论却并不依赖理论，如果说，他作为文学知识分子受到理论的引导甚至误导，也不是没有可能——有他的后悔为证，另一方面，他相信文学却又质疑文学，以至于他被压抑的创作欲望在四十年后才又一次得到释放，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的创作理想只能以理论的形式呈现出来。可以释然的是，一个人的思想可以充满矛盾，这也是令人着迷之处。《无名指》的写作大约就是为了化解这一思想的矛盾，或者在更高的层面统一理论知识和文学书写的差异，既满足他的文学兴趣，也能够抚慰他的理论兴趣，让他恢复一个文学知识分子的本来面目，但又不失一个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态度。然而，我们仍然要问，《无名指》符合李陀作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观念吗？这不仅仅是一个小说美学成就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创作理想与实际之间总会有落差。

《无名指》是一部知识分子小说，与戴维·洛奇的学院小说有所不同，李陀的人物更多从象牙塔走向了社会，但仍保留着他们的知识分子气质。小说采用了第一人称有限叙事，叙事者是一位具有特殊技能的知识分子，他不仅参与故事进展，还负责发表评论感想。这一点奇异地让人联想到鲁迅。不过相对于鲁迅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李陀的主人公太过于活跃了，由于工作性质所致，海归心理学博士、心理医生杨博奇能够轻易地接触到各色人等，以帮助李陀完成一部社会全景式的心理分析小说。但也由于杨博奇的有限视野，以及他对社会图景的散点透视，这部小说最终变成了一个万花筒。李陀的叙事其实是高度自由的，能带来一种在南方园林中移步换景的快感。这对于李陀可能是一个意外，虽然他一向留意于叙事速度和叙事方法的问题。他采用了北岛在《波动》中以对话来推进叙事的策略，“在叙事诸要素当中，强调对话功能，把对话要素作为第一位的、首要的、也是主要的叙事手段”。也正因为此，《无名指》具有了一种夹叙夹议的堂皇风格，在漫无边际的对话中镶嵌着相当数量的观点交锋，犹如论文发表，顺便带领读者漫游了当代人文社科的奇峰险滩，虽然李陀应该是不屑于写那种学院派的小论文。心理医生只有通过对话才能完成治疗，不管他是不是自作多情，实际上，杨博奇对身边的朋友陷入了一种不计报偿的西尔维奥·方迪式无止境的“长分析”。除了对叙事的推进，小说中的对话——大部分发生于病人和心理分析师之间——同时起到了思想探索的作用。讲故事的目的和思想的目的合而为一，甚至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无名指》最大的成功之处，也是李陀高明的地方。《无名指》连接了思想和行动，以一种心理悬疑的方式完成了对当代世界的历险，这部知识分子小说同时是一部思想小说。至少，是对中国当代的思想图景的隐喻。

主人公杨博奇承担着小说的思想功能，是李陀伸向其他人物的思想触角。李陀化身为杨博奇，对他们一一进行了诊断。这些人物中，最出彩的仍然是知识分子，富豪金兆山或农民工王大海只能处在边缘的位置，虽然他们也可以推动叙事，尤其金兆山还可以参与杨博奇的历险，并帮他在派出所和娱乐场所解困，而王大海则只能被杨博奇观看，带着一种左翼知识分子特有的对劳动者的同情，仿佛在王大海身上具有一种改变历史的力量，就连杨博奇慷慨地向王大海的女儿小玲出借一本夏加尔的画册，也具有一种启蒙意义，而这种不像样的启蒙又将由于王大海赴山西挖煤而中断。虽然遭遇了杨博奇，但总的来说，他们仿佛只是杨博奇活动的背景。真正能吸引杨博奇头脑的还是知识分子，正是在他们身上，杨博奇体验着自己治疗的失败和理解的无能，因而也可以说，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同病相怜的惺惺相惜。其中一个就是朋友华森的妻子“‘爱因斯坦+林徽因’奇女子”苒苒，她由于对学院失望而辞职在家炒股，但又由于与丈夫离婚而突然失踪，实际上却是皈依了佛门，造成华森的后悔和杨博奇的困惑。这个故事是小说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构成了最为主要的叙事线索，小说题目就来自于杨博奇的观察：“我突然发现，苒苒的无名指上没有了结婚戒指，只留下浅浅的一道细痕。”苒苒和华森的离婚让人想到了格非的《春尽江南》，这样的“情节突变”在我们的时代并不新鲜，李陀匠心独具之处在于，他试图赋予情节突变以一个“从心理分析到禅”的理解结构，也就是说，他通过杨博奇提供阐释模式。

无名指是小说提供的最大象征：它提供的是对“空”的思考，缺失的戒指就是空的意象。它象征着我们这个时代在上层建筑领域的精神忧郁，而经济基础已得到长足发展，华森和苒苒这对中产的知识分子夫妇——主要是华森——对物质的占有经常让杨博奇惊讶，暗自腹诽，他还没有学会欣赏财富的美学。这是后共产主义的发展主义噩梦带来的社会现实，知识分子中的机会主义者享受着其中的成果，并且佯装看不见其中诡辩的精神意味。他们婚姻的幸福外表本来意味着我们社会的精神和谐。但由于华森的出轨——他和学生的糟糕关系有点像意识形态领域的自我繁殖和乱伦，一种仿资本主义的纯真爱情及其联姻被打破了，而苒苒无可挽回地堕入空门，意味着她无法以一种时代默许的诡辩方式接受这一切，抑或说，她不能容忍个人生活也陷入诡辩的心智类型，一种诡辩的社会意识形态。她的精神转变来得过于突然，不能全部归因于对丈夫和婚姻的失望，此前，她在学院生活失败之后居家炒股，也一直维持着智性的优雅，虽然她设在家里的小佛堂多少泄露了一些秘密。杨博奇被华森催促着破解她的心理秘密，但只能对失踪了的她给出忧郁症的诊断，毕竟，她在精神上一直比杨博奇走得更远，从他的专业心理分析到她熟悉的佛教典籍还有一段距离，她早就跨过了心理分析这一环，不动声色地将她的精神危机转化为“空”，“‘空’可以容纳和产生出一切事物。‘空’的同义词是‘非二元性’（non-duality）”。坦率来说，杨博奇并未展示多少心理学知识，倒是苒苒一直在抄写的佛经闪闪发光，而苒苒写给杨博奇的信也入情入理更有说服力。这一点可能超出李陀的预想。

杨博奇被作者赋予的思想功能不断受到挑战，整部小说也可以理解为他作为感受和认知主体失败的过程。如果暂时放弃叙事者和作者的差异，可以说杨博奇就是李陀的化身。无疑，他在小说中还有其他分身，比如处处碰壁的编辑石禹，也就是杨博奇前女友的丈夫：他似乎预示着想要成为作家的杨博奇的窘境。但杨博奇显然是李陀最重要的分身，从杨博奇身上最有可能寻找到他的真身，虽然他的真身在小说中付诸阙如。这个真身就是想要成为批判性知识分子的李陀：李陀要对小说中的诸多人物展开批判，于是就派出杨博奇去理解他们。这是诚实的小说笔法，因为批判首先就是理解。当然，他不是没有表现出一点批判性，问题是，也许只有在批判对象身上才能认识到自我，重建自我的批判性。批判性自我对批判的对象有一种依赖。这就让李陀的批判变得暧昧，甚至陷入了麻烦。更严重的是，批判对象依照自身的逻辑，走向批判者始料未及的方向，正如汪晖在本书推荐语中所说，李陀“将批判一并纳入了反讽的范畴”，“如果生活的道德基础不复存在，我们就需要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和关于生活的理解”。只是这另一种生活和理解并非自明。可以肯定的是，单纯以心理分析的形式并不能完成批判。虽然批判者可以展现他对心理分析的了解，满足一种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式的理论的雄心。最终的结果是批判者和批判对象渐行渐远。

批判对象的生活和历史可能性遭到了否定，有的甚至还是遭到他们自己的否定。苒苒皈依佛门就是一种自我否定，其他人物也面临着自己的否定：石禹最终被出版社的领导送进了精神病院，资本新贵张兆山和公务员王颐的位置似乎也面临危机，由于一场酝酿中的反腐风暴，杨博奇则和华森一样扮演起了漫游者和都市流浪者的角色，并由于在街头遭受暴力而失去意识……但最为主要的，是他们所代表的一种生活和未来的消失。具体地说，是李陀创造出来的人物，对突然丧失了生活土壤的失重的恐惧，李陀来不及为他们设计出另外一种未来。一种卢卡契式的社会总体图景只存在于怀旧之中。总体性投射在另一阶级身上，而非李陀创造出来的这些中产或小资人物。无论如何不可能从小资身上获得总体性，更无法以这种新获得的总体性取代旧的总体性，李陀的理论素养这样告诉他。虽然他的理论知觉告诉他，“在今天，文化领导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转移到新兴小资产阶级手中……一个正在迅速成长中的小资产阶级文化。更让人惊讶的是，它一点都不保守，不自制，还主动向其他各种文化趋势和思想倾向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以攻为守地扩大自己的影响，巩固自己的阵地，充满自信”，但是，李陀坚持要求这种领导权停留在文化之内，而在政治上阉割了小资或中产，以防大权旁落。不仅如此，他还要向僭位的小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宣战。从这个主要是抵抗的角度入手，李陀的小说自然无法体现“历史过程的总体”，那属于抵抗之后的建设。小说的结尾也令人沮丧，绝非“塑造了一种未来的结尾”。不过，李陀却提前为小资唱起了挽歌，彻底展现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失败，李陀对他们的文化失败如果不是欢欣鼓舞，至少也不会感到绝望，毕竟，如果小资还不能代表和凝结总体性，总还有别的什么。“无名指”象征着处在魔咒般沉睡状态的知识分子，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危机，他们在生活品味甚至思想品味上显然属于小资，而非批判性知识分子，不过李陀的小说也许同时意味着，有力的批判显然要从自我批判开始。

三、 文学捍卫生活世界

《无名指》在小说艺术上其实有一种简化倾向。我们发觉，那些是小说优点的东西也可能是缺点。由于李陀不节制的炫技，比如过分依赖于人物对话来推进叙事，反而造成不必要的干扰，小说第15 节就是多余的一节，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替换：“杨博奇在苒苒反复催促下去见石禹。”另一个倾向是，李陀捏着心理分析这一透镜不放，像斯宾诺莎一样打磨，结果透镜在他手里某些时刻变成了哈哈镜。在小说中，杨博奇总是被安排偷听和他无关的人的无聊谈话。不过这些都无伤大雅。真正的问题在于，小说中的人物只是思想的爱好者，而不是思想的化身。也就是说，小说人物只在隐喻的意义上才是思想人物，李陀想要他们思想但又不能太有思想。结果他们并不能完成李陀的思想目标，虽然可以作为一部成功的小说而存在，却不能说是多么成功的一部思想作品。它并没有改变当代文学的如下状态：“没有产生与急遽变迁的思想文化相对称、进行对话的有力作品”。也许，一本小说并不能承载这么多思想任务，我们和李陀一样误解了当代小说。这种误解来自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阅读印象，也许还可以加上托马斯·曼的《魔山》。在这个意义上，李陀的小说只是一部高度戏拟的思想小说。那么，一部会思想的小说，或者理想的思想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呢？

这一问题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也许可以换一种方式提问，文学知识分子与批判性知识分子如何在一本小说中合二为一呢？换言之，在小说故事也就是文学叙述中，思想的人与生活的人能否是同一个人？他按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活就合乎他的思想。小说更可以呈现人物的思想和生活的不一致，呈现人物“言行不一”的悖谬状态。当然，这必须要求小说人物真有思想。他们之间最好还能够相互争论。李陀对当代小资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耿耿于怀，为何不直接描写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呢？如果说，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更多属于小资阶层，恐怕并无异议。问题只在于他们对这种小资状态有无反省：必须承认，小资生活也并不就等同于小资思想。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者”还是“新左派”可能都是如此，尤其“新左派”可能会对小资思想深恶痛绝，即使他们并不讳言个体生活的小资状态。其实，将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放在一起等量齐观，就可以看出当代中国思想的“诡辩”状态，新自由主义将一切问题归咎于权力，而新左派则将一切问题归咎于资本，二者各执一端而丧失了对话的可能：就如一对痴男怨女一样，他们指责对方破坏了一桩好婚姻，资本与权力的联姻。也许，他们只能在小说中相会吧？这种启蒙的分化难道不是一个绝佳的小说题材吗？甚至不需要将两种思想拟人化，到处都有知识分子这样自觉地站队。选择至少两三个知识分子，描述他们八十年代以来的交往、争论和各自的生活际遇，不是很有趣吗？甚至可以从身边就地取材……当然，在李陀看来，这可能过于天真。

小说以自己的方式探寻着真理。小说的真理既有别于现成的观念体系，也不会趋同于简单的生活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既戏谑又严肃。它就存在于观念与生活发生关系的那一部分，在那里，小说才能够真正学会思想。严格按照观念生活是荒谬的，这样的生活也并不存在。从小说的角度完全可以说，生活和观念会相互背叛。这种背叛就是小说的内容。当代的思想小说要刻画左右而超越左右，包容政治而超越政治，并不为任何一种政治所限。对于小说创作来说，李陀可能需要回到批判理论之前的批判，抑或说，从对福柯的崇信转向康德：“由于福柯始终把自己作为在历史上受到启蒙并为启蒙所险的生命来分析，重在探讨所谓‘必然事物在当代的限制’（Contemporary Limits of the Necessary），对于启蒙以来建立的知识论传统的另一方面——同宗教权力施诸知识领域的暴政所进行的不懈反抗则难免会遭受忽视，当今或许只有仍时受‘史前权力’骚扰的第三世界能够感受启蒙的知识论原则的生命力和建设性。”启蒙的政治应该包含这两个方面。话说回来，小说会将任何观念置于危险境地，发现观念的悖反性和相反的观念存在，但是观念仍然是接近小说真理的手段，而拥有观念的小说人物也会被严肃对待：持有对立观念的人，也各自拥有相对的真理。这就是小说的美德、小说的坦诚大度以及小说对生活世界的维护；也是理论和文学的开放性所在。

【注释】

①[德]瓦尔特·本雅明：《单行道》，李士勋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②④⑥⑨⑩李陀：《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06页、106页、106页、54页、54页。

③⑫李陀：《失控与无名的文化现实——江苏人民出版社杨建平访谈》，《天涯》2001年第1期。

⑤李陀：《丁玲不简单——革命时期知识分子在话语生产中的复杂角色》，《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52-153页。

⑦李陀：《让争论浮出水面》，《读书》1997年第12期。

⑧李陀：《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南都周刊〉采访》，《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

⑪[英]佩里·安德森：《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高铦等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8页。

⑬李陀、李静：《漫说“纯文学”》，《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⑭⑱李陀：《〈波动〉序言——新小资和文化领导权的转移》，《雪崩何处》，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90-292页、308页。

⑮参见[瑞士]皮埃尔·柯多尼主编：《微精神分析》，张宇凌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

⑯李陀：《无名指》，中信出版社2018年版，第274页。

⑰[美]拉德米拉·莫阿卡宁：《荣格心理学与藏传佛教：东西方的心灵之路》，蓝莲花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17页。

⑲[匈]卢卡奇：《什么是正统马克思主义？》，《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5页。

⑳[匈]卢卡契：《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在第四届德国作家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56页。

㉑张桃洲：《由批评而学术：当代文学研究的重新确立》，《文艺争鸣》2018年第6期。

㉒高远东：《未完成的现代性：论启蒙的当代意义并纪念“五四”》，《现代如何“拿来”：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论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