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姜玉琴小说中的女性叙事

汪晓慧

姜玉琴以评论家和学者的身份介入长篇小说创作，2009年开始创作，到2017年完成自己的第一部长篇三部曲《粉色蝴蝶》 《纸月亮》 《断翅》 （以下称为“粉粉三部曲”），一出手就是近百万字的厚重体量，令许多作家都为之惊讶。她将笔触伸进女性，尤其是知识女性的成长过程和生存空间，毫不回避地袒露其中的困境和隐痛。姜玉琴的写作是一种唯美的女性化传统，以温柔清新的笔调和婉约剔透的诗韵接续了以冰心为代表的新文学女性写作传统。

“粉粉三部曲”以诗般的语言展现了七八十年代的济南和生活在“粉巷”的几个女孩子的成长历程和生活状态，以“我”（主角李粉）的视角描写了自己和好朋友苏紫、小雪、素素等人的一生。小说有百万字的体量、四十余年的时间跨度，却将“史诗性”的宏大社会历史背景刻意隐去，只以强烈的现实感和敏锐的笔触聚焦平凡人生中的女性个体及个体与外界之关系，以小见大地透视了当下中国繁杂突出的社会问题，展示出作家对于女性生存现状的清醒观察和理性批判。小说以女性在身体权力、婚姻生活和社会政治中所遇到的挑战为线索，描写了社会不同阶层中各异的女性形象，反映出女性在婚姻和社会中的真实状态及其自我存在的觉醒过程。

一、女性躯体：双重身份与反抗意识

现代文学可分“苦难身体”与“情欲身体”两个叙事传统，分别以左翼文学和现代主义(海派)为代表。前者表现为对劳动与牺牲的赞美;后者表现为对欲望和个性的宣扬。而姜玉琴小说中的女性身体叙事既非“情欲身体”也非“苦难身体”，而更像是一种混合了“受难者”和“引诱者”身份的女性经验重述。

一方面，女性因为先天生理力量的差距和社会角色的教化，在两性冲突中往往处于劣势，难堪、痛苦和压迫使得“女性受难”的形象更为深刻。小说中最极致、最血腥的冲突便与此有关：小雪的儿子飞飞误以为柔柔和柳天章（飞飞的继父）有婚外情，在愤恨和欲望的冲击下，他企图侵犯柔柔，柔柔剧烈反抗，但“三下两下就被飞飞按倒在地上，那样子宛如猫戏老鼠”。“要吃螃蟹又不知道从哪下口”的飞飞急红了眼，暴怒之下“朝着柔柔的一个乳房俯冲下去”，竟生生咬掉了柔柔的一个乳头。无论是飞飞的强暴未遂，还是小说中未曾细写的家庭暴力，都可以被视为男性“仇女性”暴力的象征，他们扼杀着一切不肯依附不肯顺从的女性。除去激烈的身体对抗，头发作为女性身体的外在延续，“剪头发”的举动也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受难意象”。苏紫离婚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剪头发，要剪得“能多短就多短”；小雪将养女柔柔抚养长大，柔柔却爱上了自己的丈夫，极度痛楚之下，小雪将头发全部剃光作尼姑打扮，与外界隔绝。“剪头发”的行为无疑是这些女性在受到了巨大伤害、无法自洽之后一种身体上的宣泄。

另一方面，女性身体无疑是“性感”和“诱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论是女孩还是女人，都仿佛无师自通地懂得利用这种魅力来兜售欲望或换取利益。但与新世纪前后直白而大胆的身体书写和肉体经验描绘不同，“粉粉三部曲”对此的描写是含蓄而克制的，往往选用符号性意象来简化对欲望和身体的细致描写。柔柔苦恋柳天章，而后者无动于衷，一天午后，柔柔洗完澡穿上“象征着女性的颜色的粉红色”的浴衣，鬼使神差地走进了柳天章的卧室。柳天章在病中，正闭眼小睡，柔柔脑袋一片空白，“终于想起我进来是寻找灵魂的，我失落的灵魂就藏在眼前的被子里，我钻进去，钻进去搂住我的灵魂”。柔柔不由自主地想要用她年轻而美丽的身体去诱惑并不爱她的柳天章。柳天章惊觉不对，“胳膊猛力往外一挡”，柔柔踉跄后退，“身上的浴袍掉到了地上”。被“胡乱套在身上”的浴袍不复“甜唏唏、软塌塌的嗲里嗲气”的模样，恰如引诱失败后被羞辱的柔柔。“粉色浴衣”的意象变化替代了本应颇有看头的暧昧过程，小说消减了“性”的成分而显得格外内敛。

《断翅》中详细描写了女性如何在男性权力圈子里利用“身体”来获取资源，这种“身体的利用”并非仅仅指的是赤裸裸的性交易，更高明的女性擅长利用那些似是而非的边缘性身体话语来进行暗示。《断翅》中的李副校长，作为“中国最年轻的美女副校长”，深谙此道：她说话得体，总是“如小女孩般拉着长长的尾音”；衣着搭配精心，处处契合“深藏不露的性感更性感”的道理。她迎合了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窥视与想象，以此换取男性对她获得的权力的适度容忍。

在主流男权的意识形态下，女性的反抗自然也离不开与身体话语的关系。正如伊格尔顿所言“肉体中存在反抗权力的事物”，女性也在用“身体”对压迫的主体进行回击。苏紫上班的工厂里有一群已婚男人，“色眯眯的，见了大姑娘小媳妇就上前说些不三不四的挑逗话”，但最怕厂里的已婚嫂子们，因为她们专好“扒那些已婚男人的裤子”，“让他们整天挂在嘴上的东西好好曝光曝光”，搞得那些男人“天天都灰溜溜”，“像鸡被拔光了毛一样”。“曝光”行为是底层女性无意识的反抗，她们用嬉闹调笑的方式来完成对男权的“复仇”。

另一个反抗的例子则更为极端和悲壮：一个妇人以骑三轮车载客为生，警察因她非法运营要将车收走。警车要开走的瞬间，妇人绝望之下将自己的裤子一把扯下来，朝警察头上狠狠抡去。警察又羞又惊又怒，叫来同伴制服只穿了一条花三角短裤的妇人，警告她这算是袭警，赶紧把裤子穿上。妇人死死抱着裤子，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如果你们不把车子还给我，我不穿，我还要脱，脱得一点不剩！”这是女性身体抗争生动而悲壮的注脚。在与这个世界对抗的时候，女性没有任何资本，如果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只能用身体与之一搏。但当她需要赤膊上阵用身体来抗争的时候，那一定是最无奈最绝望的时刻。

二、婚姻家庭：“客体”规约与自我重建

婚姻是性别意识现实化，某种程度上，女性在婚姻中遇到的挑战正是“身体抗争”的别样延续。“粉粉三部曲”中对婚姻的观察和批判清醒且理性，它着眼于女性个体与婚姻、与生育的关系，表现了社会性别角色对女性的教化和倾轧。书中角色大多被困在婚姻牢笼中逐渐失去自我，“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呼声竟成了一个被默许存在的意识形态反语。

《粉色蝴蝶》的主人公是“我”的好朋友苏紫，两人在夜校结识，一见如故。苏紫大胆无畏，好学上进，尽管每天上夜校的路程漫长而危险，但依旧不能阻挡她向学的心。苏紫结婚前，“我”与她非常投契，无话不谈。但自从苏紫结婚，她好似换了一个人，“我”眼睁睁看着她为了取悦丈夫、讨好婆家，从一个在文学和绘画上极有天赋的娇俏少女变成了一个琐屑平庸的粗俗妇人，成天钻研“生儿子”、“少打扮”的“驭夫经”。苏紫在第一次婚姻中失败后，听了婆家的指责，竟认为自己没能生出儿子才如此不幸，于是开始一门心思地琢磨怎么才能“生儿子”。她结了三次婚，在婚姻里屡败屡战，被羞辱、被背叛、被家暴。最后，苏紫以四十多的“高龄”生下了一个儿子，可到头来却发现丈夫对她越发轻视和提防。生儿子没有让苏紫找到真正的归宿和幸福，三次婚姻却让她身心俱疲，摧毁了她对爱情和生活的信念。最后苏紫车祸身亡，不知是意外还是自杀。

女性从无限追求自我的“主体”变成顺从地扮演着社会规定性别角色的“客体”，推波助澜的帮凶往往是不幸的婚姻。从这一角度看，苏紫的故事既是一种对婚姻中“夫权”的批判，更是作家对女性本身的忧虑警告：生命在一个甘愿成为“客体”的人那里只能不断重复，不会走向任何地方。她将被牢牢固定在主妇的角色上，停止了生存的扩展，变成了阻碍和消极的象征。苏紫不幸的婚姻中的推手正是上一代已经默认了“客体”身份的女性。在苏紫的第一次婚姻里，嫂子和丈夫蜂蜂保持着不清不楚的关系，婆婆竟然默许这一切的存在，甚至帮助嫂子欺负苏紫。婆婆和嫂子自己的婚姻毫无希望，于是变成了“驯化”下一代女性的帮凶。她们如同菟丝花一般紧紧攀绕在蜂蜂和苏紫尚有生命力的婚姻上，绞杀了苏紫的爱情。

婚姻中的“生育工具说”一直幽灵般笼罩着书中女子的命运，女性对自我身体（生育权）的掌控时时处于外界的压力和逼迫之下。李粉的发小小雪被第一任丈夫蒙骗进了婚姻，她以为的爱情不过是男人精心设计的骗局。婚后男人暴露好吃懒做的本来面目，尽管小雪任劳任怨地供养他并生下一个儿子，但男人反而联合情人家暴小雪，将她赶出了家。多琳处境稍好些，她与丈夫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她丈夫却依旧没有摆脱“女人是生育工具”的思想，恬不知耻地要求“你还打算继续工作？和我结了婚，你的工作就是生儿子！”于是多琳毫不犹豫地离了婚。至于李粉自己，迟迟不结婚，家人朋友急急催促，唯恐她成了“剩女”。幸而她结婚后美满幸福，本来生活无可挑剔，但当外人知道她坚持丁克后，羡慕的态度都变成了不解、质疑、甚至嘲讽，幸而这些风言风语并没有改变李粉坚持自我的心。

《粉色蝴蝶》将女性放在婚姻家庭和生育问题的话语场域之下来剖析，并反思和批判如家暴、剩女、丁克等社会问题中被主流男权文化所侵犯的女性权力。作者并未完全否定婚姻的价值，结婚和生育只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被注定的命运，女性在婚姻中的价值和地位是由她们自己的态度和选择决定的。因此，如果我们将书中的知识女性勾连成一个女性整体形象的命运共同体，那么我们能发现，这个整体在历时性改变中逐渐变得理智、冷静、坚定。泼辣无惧的小雪进过一次婚变的洗礼，变得沉静冷峻起来；多琳摆脱了无爱的婚姻而更加自由；李粉从未因外人的闲言碎语改变过自己的决定，她一直坚信女性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若是女人自身都把繁衍视为人生最重要或唯一的任务，女人永远不会获得解放”。由此不难发现作者对社会性别角色的质疑以及强烈清醒的自我意识：高质量的生命必须首先建立在自我高度发展和完善的基础上。

三、女性政治：三重“失语”的现实困境

到了《断翅》，姜玉琴的创作心态和理念或许发生了变化。她转化了写作的方式，试图跳出了自己舒适的文字港湾里，不再执着于写美而善的女性、哀而恸的感情，人性驳杂底色中的那些丑恶、扭曲、不体面被一视同仁地记录下来。《断翅》以滑稽的喜剧讽刺手法打破读者对象牙塔的想象，揭示了现代大学以权谋私、派系林立的黑暗一面，也将女性放置于这个更广阔更复杂的社会语境中去考量，多角度、多层次地刻画了知识女性的“失语”图景。

与许多单位的政治环境相似，《断翅》中的香山大学也是权力关系复杂，派系间明争暗夺，潜规则盛行。以至于“天生没有圈子”的“我”在此做副教授已经十年，“我”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扶正”升为教授，但不屑于争斗，只能冷眼旁观。另一个女讲师岁柏同“我”一样，不属于任何派系，“身份不明”，因此遭遇种种打压和不公，一怒之下公开宣称“永远不再申报副教授”。而校长夫人白菊花、文学院院长叶琪和李副校长等人则是另一类女人，是世俗人眼中的“成功女性”。她们或凭借丈夫的关系，或凭借八面玲珑的手段，或利用女性魅力换取的资源，奋力挤进了“话语权力”的圈子里。在面对由男性主导的学术圈时，她们从不正面对抗黑暗和潜规则，而选择更圆滑的方式处理，甚至某种程度上融入、利用、戏弄潜规则，亦正亦邪，颇有种晚清小说中的“女豪杰”之感。

在高校环境中，掌握了知识就增加掌握话语的机会，而话语意味着权力。失去了话语权力的人，身体权、自我尊严、主体地位都处于被操控、被规训的屈辱状态。对女性来说，在“知识-话语-权力”的道路上，竞争从来不是平等的。在男权文化体制中,女性话语长期以来一直处于相对于主流话语的边缘位置或以“失语”的状态存在。岁柏、李粉孤芳致洁、不慕名利，她们的清高退守是一种“断翅”，知识分子本应有的自由主义精神的翅膀在这个时代断掉了。她们看清了现实，谆谆教导下一代人“知识有多大，力量就会有多大，它是你对抗肮脏与龌蹉的最有力武器”，但自己却选择不再参与权力的角逐。她们在“话语-权力”层面实际上是处于自语或者说是失语状态的。敏感的女性知识分子在这个情感粗糙的时代的处境多是尴尬惨淡的，但这是作为对自己的存在方式充分自觉的女性，必然付出的代价，是她们的社会形象的题中应有之义。

校长夫人白菊花是另一类人。她看似处在话语权的中心，是“大学食物链”的顶端，就连高高在上的校长也以惧内而出名，但实际上别人在背后笑话她、内心也看不起这么个五大三粗的校长夫人。她看似强悍泼辣，实则也没有脱离被男权话语吞没的命运，沦落为依附男权话语并维护男性权力话语的“第二性”。讽刺的是，人们只记得白菊花是作风强悍的母老虎，但她为了丈夫牺牲自己的前途，却被视作理所应当。白菊花出身农村，但能干上进，年纪轻轻便当上了县城的妇女主任，并极有可能当上县长，仕途一片光明。但丈夫高干要调任省城的校长，她犹豫不知该不该放弃自己的事业跟随丈夫，当她征询父亲意见时，竟被父亲痛骂一顿，说：“夫为妻纲，你赶紧辞了工作，跟高干走！”于是白菊花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前途，从风光的县城妇女主任成了丈夫单位里的仓库保管员，各中滋味，可想而知。后来她紧紧地控制着丈夫不放，人家甚至戏称她才是香山大学的校长，实际上也是对自己失去的权力的一种补偿。白菊花们清醒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语”，其斗争都是对话语权力的争夺, 但这种争夺却沦落为对男权更深的投靠和依附。

李副校长和叶琪则可以算是《断翅》中真正掌握了话语权的女性，她们共同点都是长袖善舞，工于心计。李副校长更胜一筹，她城府极深，但极有分寸，心中算盘从不露于面上，也不放在言辞中，却步步到位，俨然是一位滴水不漏的女权术家。李副校长懂得如何做一个“聪明的女人”，若要成功“就要懂得千万不要试图和这个世界较劲，只能顺着这股劲”，借力而上。李副校长在一群男人中间周旋做事，善解人意，嘴巴甜脑筋活，这一招确实让一众老男人将她看作“小妹妹”而相让不少。诚如林白在《致命的飞翔》里说的那样，“利用一场性翻身是愚蠢的，但是我们没有政党和军队，……所以必须利用它们”。不能否认的是，一些不光彩、不体面的手段为女性争得了“可以说话的权力”，并暗暗消解和取代了部分男权话语。但是她们虽然获得了话语权，但并不为主流话语真正承认。哪怕是李副校长这样的成功女性，以为自己已经进入权力话语之中，在会议上她认真记录校长高干的发言，高干扫视了台下，没有对旁人不满，唯独觉得李副校长这汲汲营营的样子十分虚伪，心中更加轻视她。这正是女性在政治话语中进退两难的窘境：不进取是对男权的变相妥协，进取后却依然被男权所轻视，变成了另一种“失语”。

四．宏大历史的消隐与个人化叙事的探索

在许多与姜玉琴同龄的作家身上，可以看到那个年代被烙进潜意识深处、一直在轰轰作响的历史和集体记忆的力量，它左右着一代作家文字的声音,塑型了作家或尖锐或柔和或铿锵或黏连的语言质地。但“粉粉三部曲”却听不出多少那个时代的声音。姜玉琴的文字像长诗，过于剔透，充满灵性，与那个年代应有的的高歌猛进、粗声大嗓格格不入。姜玉琴的小说叙事有一种娓娓道来的节奏，一切铺陈交代伏笔如流水潺潺，在她那从容舒缓又不乏碰撞跌宕的叙事节奏中，读者不断穿梭于过去与现实，在融入书中人物命运的同时完成历史的思辨。

姜玉琴的个人化写作带有鲜明的自传色彩，小说采取第一人称叙事，这种固定式内聚焦的视角使叙事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元小说的叙述技巧常常打破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尽管作者在书中一再强调“我”不等于作者本人，“粉粉就是作者根据情节需要塑造出来的一个小说人物而已”，但无论是李粉的女性知识分子身份，还是小说中不时出现的通过李粉之口自觉地暴露的创作与虚构过程，都指向作者本人的自我现实。书中的叙述人李粉（“我”）是情节的见证人、关节点，是苏紫小雪等人的“姊妹生命共同体”，通过李粉的眼睛，读者由狭窄的文字缝隙里看到作家眼中宽阔的女性世界。按照李粉的年纪推算，《粉色蝴蝶》开始的时间应当是1970年左右，而《断翅》结束在2017年前后，中间横跨近五十年的时间。作为一个熟稔文学和历史的学者，姜玉琴毫无疑问葆有着敏锐的历史意识，但是我们却鲜少发现那些深刻影响中国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在书中的直接投影，也看不出多少“启蒙”“反思”“伤痕”“改革”文学的印迹。这显然是作者刻意为之的，她故意将时代的磅礴洪流在故事中隐去，从个人的经验、视点、角度去切入历史，幽微细腻中凸显的是个人在历史和社会中的自我辨认、自我认同。正如戴锦华所言：“一个从颇为个人的视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这是她本人作为女性知识分子的别样坚守，也是书中对历史和人的态度：个人命运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渺小注脚。无论时代是动荡混乱、压抑艰难、丧失尊严的，还是新奇繁华、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难改的是知识分子对生活和知识始终保持渴望的本心。

在全书的开始，李粉提到了她想象中的一种粉色蝴蝶，它是贯穿全文的意象，也是作家想象中完美女性的代指：生得极美，“平和温柔，从未有过要去征服谁、打败谁的野心”，“可心性高远、宽广，只会往上飞，朝看不见的地方飞，这是她活着的信念”。书中的每个女性形象都或多或少有这种形象的投射：有的人心性高广，有的人一心只想“往上飞”。在这个“只要你还活着，就必须去面对肮脏与龌蹉”的时代里需要、也必然会出现不同品格的女性知识分子，她们有着应对世界的不同态度和办法。无论哪种方式，这是她们自己的坚持，她们也愿意为自己的坚持付出代价。姜玉琴描绘的新时期文学中女性知识分子的群像比前辈更复杂、更深刻。“粉粉三部曲”的价值不在于汇入到某种时代的宏大叙事之中,而只在于表现个人的幽微意绪和平静的美感；在时代的喧嚣里,姜玉琴的写作使文学葆有了一份与现实不尽相合的别样灵性。

【注释】

①林玮：《论阎连科小说的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0期。

②[英]伊格尔顿：《美学意识形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③[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④魏婷：《颠覆和重构——福柯权力话语理论视角下〈比利·巴思格特〉中的女性形象解读》，《哈尔滨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

⑤赵毅衡：《读书女人的命运》，《中华读书报》2018年5月16日。

⑥林白：《致命的飞翔》，江苏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28页。

⑦戴锦华：《犹在镜中》，上海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