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民生—“舞蹈研究协会”2019年会议圆桌讨论

刘青弋 张 麟 林 男

主持人刘青弋：圆桌讨论题目设定的缘由

“舞蹈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民生”的圆桌讨论题目设定的缘由在于：中国舞蹈事业的建设与发展已经成为中国国计民生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促使我们思考舞蹈如何建构保障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并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舞蹈事业发展获得的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来自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国计民生发展战略。这一战略要求我们思考：如何让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同步发展，以文化建设带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让人民既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第二，2004年起，由国家全额资助生存的中国 2 000多家文艺院团逐渐转成自负盈亏的企业建制，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同时国家以政府采购等方式加大扶持力度。例如，2019年度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多达1 082个项目，各级地方政府也形成阶梯支持，大大促进了舞蹈创作和演艺市场的繁荣。但是，我们需要思考：舞蹈如何加强干预生活的能力和文化影响力？

第三，中国国务院制定了“国家+省+市+县”共4级保护体系，使得很多濒临消失的舞蹈文化遗产得以抢救，并广泛地进入教育、旅游业，增进了民族文化的自信。但是，如何让传统舞蹈中的核心价值观对当代人产生影响，仍有很多方面需要研究。

第四，中国的舞蹈高等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只有1所院校开设本科教育，1所院校开设研究生教育，据不完全统计，发展到现今已有270所左右的院校开设舞蹈本科教育，且其中不少有了硕士研究生教育，部分有博士研究生教育，培养了诸多人才，中国舞者技术方面的优势和民族舞蹈特色在国际交流中已有良好的口碑。而中国国家教育部要求到2020年，初步形成大中小幼美育相互衔接、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相互结合、普及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促进、学校美育和社会家庭美育相互联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美育体系。但是，如何避免发展过速中的艺术和学术泡沫，提升教育质量，还有待探寻合适的方法。

第五，2004年起，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颁发并不断修订《全国文明城市测评体系》细则，推动了社区舞蹈文化活动的开展；许多旧的工业场所转型为公共文化空间，也为舞蹈提供了新场所；广场舞成为当下中国的一大社会景观，增强了百姓生活的丰富性和幸福感。但是，如何运用舞蹈提高公民素养并促进社会和谐，有待我们进行深入探讨。

第六，活在21世纪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当下中国人”，需要直面的是什么样的世界和人生？一方面：高科技突飞猛进；人文精神高扬；物质生活丰富；文化生活多元；江山多娇；英雄辈出……另一方面：不同文明和国家间冲突加剧，战争阴云笼罩；恐怖主义猖獗，生灵涂炭，难民危机；单边主义挑起的贸易冲突频发，世界动荡，经济下滑；权力腐败、犯罪率增长；环境污染、残障、贫困、疾病；失学、失业、孤寡老人、留守儿童；还有3.5亿人患有抑郁症……我们的舞蹈需要思考：舞蹈是否走进了这个伟大的时代，让想象力飞翔？是否关心并参与解决那些扼住人类喉咙的问题，让人们的创伤得以抚慰？

因此，“舞蹈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民生”这一论题希望在舞蹈的本质层面，讨论舞蹈如何强化社会民生意识，跳出狭窄的艺术象牙塔，在建构人类生存的公共空间中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

张麟：论舞蹈美育中上海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的利用问题

随着上海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的推进，上海城市公共空间已经越来越多地被开发出来，例如写字楼的屋顶花园、城市绿地、各类小型美术馆、商场的公共区域、居民区广场、废旧工厂改造项目等。这些空间具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即“亲民性”。而如何利用好这种“亲民性”，让舞蹈自然地走进民众的生活，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如何将公共空间与舞蹈美育进行融合，提升整个城市的文化艺术品味，其利用方式和策略就成为我们必须要研究的问题。

在公共空间中实施舞蹈美育要把握4个核心理念。首先，要把握公共的形式。公共空间中的舞蹈体现着艺术审美的民主化、通俗化，将艺术审美注入日常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最终通过这样的方式使公众的精神世界获得沟通和展示。在公共空间中的舞蹈与生活消费相衔接的过程中，不仅要避免媚俗与浮夸，还要避免因碎片化的重组而使舞蹈艺术本来的面目发生改变，进而使审美对象的现实语境产生歧义。艺术源于生活又归于生活，居于公共空间中的艺术应该具备公共性，突出分享性和传播性，并强调艺术与公众的相互性，让人在生活中感受真正的艺术乐趣，让公共空间成为人们诗意栖居的理想场所。其次，要秉持亲民的态度。公共空间中的舞蹈不是居于庙堂、高不可攀的高雅艺术，而是与民众的生活息息相关，充满人性关怀的新样式。它既是舞蹈，又是生活本身。它作为一种促进身心和谐共处的工具，可帮助民众在参与的过程中进行自我发现与感受，引导他们实现身心的平衡。因此，公共空间中的舞蹈应该以亲民的态度，引发受众对于生活本质、人的本质等方面的原发性思考。在公共空间中进行的舞蹈，应该在题材、形式等方面进行新的选择，一方面与空间相协调，另一方面与受众产生直接的关联，再一方面又将生活的不同方面以陌生化的方式呈现给受众，从而激发他们重新去发现生活。再次，要运用互动的方式。公共空间所具有的灵活性、可变性的属性和特点，为舞蹈艺术的互动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多样的途径。在人文精神视角下，公共舞蹈艺术不但是艺术创作者从现实生活感受微观叙事的途径，更应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通过互动的方式，使舞蹈艺术融合生态、人文与哲学精神，实现一种综合性的表达，并带领城市受众用身体去思考，去感悟，再通过身体经验去关注空间环境与地域文化，关注建筑与人，关注每个人的独立空间。此外，要注重感受体验的理念。舞蹈艺术所具有的神秘不在于其表达的内容，而在于其表现媒介—身体本身。身体语言与文字语言在交流中产生截然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意会、想象、感受、猜测、感知，这些都是身体语言交流所具有的特点。因此，对于公共空间中的舞蹈而言，更应该打开象牙塔，让受众以最直接的方式参与其中，用身体去体验和感受，用身体构筑与空间环境之间的关联。

在公共空间中实施舞蹈美育的具体方式主要有以下6个方面。

第一，举办以体验为主的舞蹈主题活动，注重参与性。主办方可以充分发挥这些公共空间资源的优势，设计一些重在参与和体验的“舞蹈主题活动”，这样既可以让观众接受舞蹈艺术的熏陶，又可以让舞蹈艺术以亲民的姿态走近观众。例如，通过舞蹈沙龙来介绍不同的舞种，让参与者以亲身体验的方式来感受不同舞种的奥妙。

第二，开发公共空间与舞蹈相结合的新型演出形态，让观众参与其中，增强互动。目前，有些美术馆虽然也会邀请当代舞蹈艺术家去表演，但是观众和演员的观演关系并没有随着空间的变换而打破原有的剧场属性。这种观演关系的改变需要场馆经营者、活动策划者以及艺术家共同进行讨论来实现。他们应充分发挥空间的特点，让观众移步换景，身临其境，参与其中，既是观众又是演员，激发观众的无限兴趣，使其在艺术家的引导和带领下进行一次自我的发现。一个地域是否努力创设公众参与的、相对宽松的艺术氛围，以及具有艺术气息的文化公共空间，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城市是否是国际文化大都市的重要指标，并体现着这个城市居民的生存状态、审美趣味乃至整体的文化精神水平。试想，我们每个生活在城市中的人，是否可以用身体去丈量和感受这个城市中的某个建筑或者某个特定的空间？人们通过这种身体与空间的对话可以最直接且最为有效地参与和融入舞蹈的情感和想象层面。舞蹈艺术在这样的场域中不应板起面孔、冷冰冰地对待观众。

第三，舞蹈影像资料的多空间展览。上海利用公共空间进行舞蹈宣传和普及的投入和关注相较于以往已有提升。目前在很多企业写字楼、高档住宅小区、地铁站、公交站的电子媒体显示屏中都可以看到滚动播出的舞蹈相关演出信息、剧照以及精彩片段。这可以让市民在不经意间感受到舞蹈之美，对舞蹈之美心生向往，让舞蹈艺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普通民众的生活，这些都建立在点滴的感染和熏陶的基础之上。但笔者认为，相较于伦敦、纽约、香港等其他国际大都市，上海在整体设计和策划方面显得创意不足，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第四，举办舞蹈艺术欣赏讲座。艺术的公共性应当着重于社会支配公共空间的方式，以及往公共空间灌输的艺术品类型。除此之外，通过舞蹈艺术欣赏讲座，也可以发挥舞蹈美育的职能。能够唤醒人们内心深处人文归属感的舞蹈艺术作品，产生了具有公共文化要素的价值。尽管受众没有直接参与艺术创作，但是艺术家向他们传递出的对于人文精神的追求是具有公共性的。因此，这种面对公众的舞蹈艺术欣赏讲座既要严肃，又要具有通俗性和可听性；不是板起面孔的“学术”，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具有启发式的交流。例如，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公益课堂正在努力打造这样的一个空间，让老百姓在相对轻松的环境中享受舞蹈艺术作品。上海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等也定期举办公益讲堂，向市民普及舞蹈艺术。

第五，推广舞蹈“快闪”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活动。近几年，“快闪”活动在上海十分流行。舞蹈“快闪”也紧跟这一流行趋势发挥着自己的独特魅力。人民广场、嘉里中心写字楼广场以及各大购物中心都成为舞蹈“快闪”的活跃场地。这些“快闪”包含了街舞、健身舞等时下最流行的元素，以鲜活、动感的特质吸引了越来越多人的参与。

第六，重视以健身交友为目的的舞蹈活动。风靡全中国的“广场舞”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全民舞蹈活动已经成为中国中老年人生活的一部分，同时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关注。这一特殊现象所反映出来的“特定交流语境”“文化传播空间”“公共交往特定空间”等概念已经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虽然桑内特在研究表述中提出公共交往对于现代人的重要性降低了，但是对于中国广场舞的参与者而言，它有着亲友交往无法替代的重要性；这种交往不只是言语的交往，还包括在舞蹈这一肢体行为和群体活动这一关系场域共同作用下的无声的交往，这种交往是一种不同于亲友交往的公共交往。［1］

在舞蹈艺术的普及方式上，最为核心的一个原则就是在亲民性的基础上，进行上述所提及的各类舞蹈美育活动，让舞蹈艺术从剧场舞台和职业舞蹈院校的神坛走下，亲近民众，让真正高质量的舞蹈艺术美育项目在民众中传播与推广。

林男：中国网络公共空间中的新型群众舞蹈文化

2016年以来，中国逐渐上线了各种应用于移动终端的短视频软件，如抖音、快手、秒拍、美拍、火山小视频等。这些新兴的短视频软件以兼具短视频拍摄、剪辑制作、网络发布和社交功能为特色。它们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开辟出了新的领地，为信息传播、内容分享、商业盈利和网络社交等需求搭建了新的平台。以社交功能为例，在当下的网络公共空间中，社交方式已不再停留于文字社交、图片社交和语音社交，视频社交正成为一种新的潮流。目前，中国最为流行的两款短视频软件是抖音和快手，其中抖音的日活量已破3亿，快手的日活量已破2亿，短视频软件的市场趋势已显而易见。而视频这一信息载体对于作为身体动态语言的舞蹈而言，无疑是最契合最有效最快速的网络传播方式。已成为移动视频新爆发点的短视频软件也正和舞蹈碰撞出前所未有的火花。

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传统的舞蹈观赏方式早已被打破，大众可以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随时随地观看到舞蹈。而近年来异军突起的短视频软件让更多的普通大众可以不只作为观赏者，他们更有机会和途径来亲身体验舞蹈—因为在这个平台中，舞蹈是低门槛，甚至是无门槛的。一方面，较短的视频时长、简易且富有趣味性的拍摄操作，降低了大众的参与难度，提高了大众的参与积极性，从而使更多的观者用户转变为了内容生产者；另一方面，较短的视频时长又使大众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浏览，有助于提升内容的传播热度，进而吸引更多人参与其中。大众可以通过模仿他人或自编自创的方式来表演一段时长可能只有两个八拍的舞蹈，然后通过简易的剪辑和配乐即可分享到平台上，舞蹈的表演和创作已经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并且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实现了与外界的对话，这是新媒体时代带给舞蹈的便捷。以此前在抖音上颇为流行的“各行各业手势舞”为例，一段仅十几秒的音乐和手舞形式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抖音用户，他们的行业各不相同，有医生、警察、空乘，也有潜水员、戏曲演员等，他们从自己的日常工作中选取手部动作素材，配合音乐编成了一段段“小舞蹈”，十分真实生动地体现了创作源于生活。这个舞蹈形式在抖音平台上获得了约3亿次的播放量，其中产生的大量舞蹈短视频获得了几千乃至几十万的“赞”，体现了极高的全民参与度和关注度。而这种现象并不是个例，各种难度不一、风格迥异的舞蹈正不断地在这些平台上出现。一段简单的手舞或一个重复的舞步都可能随着裂变式的网络传播而出现不可预测的流行性。

由此可见，在这些短视频平台上，“人人皆舞者”“人人可创作”。这其中所产生的舞蹈内容具有成本低、传播易、更新快的特点，且通常具有一定的创意性或趣味性，因而舞蹈自娱和娱人的社会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得以进一步发挥，并以一种新的形式服务于人的精神生活，由此逐渐形成了一种群众自主选择、自发学习、自由创作、自愿分享的新型群众舞蹈文化现象。综合来看，虽然越来越多专业舞者的加入使这个现象中也出现了越来越多具备一定专业难度和较高审美价值的舞蹈短视频，但它们基本不具备作为完整作品的成熟度和艺术性。这类新型群众舞蹈更多是以一种娱乐方式或社交手段，成为当代大众文化和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如前所述，这种新型群众舞蹈文化的出现与发展得益于新型短视频平台的搭建，反之舞蹈也为这些平台的创建和发展贡献着不可或缺的力量。目前，整个短视频市场的月活用户已经超过8亿。这么庞大的用户体量在前期积累阶段少不了舞蹈类短视频的功劳。例如，2018年春节期间，一段段简单易学的cilicili舞、海草舞、手势舞等让抖音的流量数据达到了新的高峰。这些短视频软件拥有一定的用户量后，必然需要选择一条合理的商业化道路，才能保障生存和持续发展。于是这些平台中逐渐出现了广告植入、直播推广等营利手段，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交电商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它们也相继开展了电商业务，通过搭建自有电商平台或绑定站外链接，例如阿里、京东等平台，来实现粉丝转化和流量变现的终极商业目的。2016年底，中国政府发布的《电子商务“十三五”发展规划》明确提出鼓励社交电商；同年，《中国电商年度发展报告》也指出，社交电商将成为未来零售的重要通道，其所带来的巨大流量将转变为电商的销量。而舞蹈作为在视频社交平台上进行引流的重要途径之一，正以它独有的方式潜移默化地参与着社会经济形式的变化。

主体性意识不断强化的社会群众越来越需要平等参与和自由表达的空间，网络公共空间一直有着互动性强、信息量大、隐私性好、不受地域局限等特点，因此为大众提供了更为开放自由的话语空间。这些短视频软件作为一种新型的传播方式，除了普通的个体用户之外，也吸引着许多传统的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纷纷入驻。虽然这类低成本的网络群众舞蹈的内容生命周期往往很短，但它在快速更迭中显示出了普通大众的创造活力；虽然它无法代表舞蹈发展的高度，但它扩展了舞蹈发展的宽度。若舞蹈艺术的发展格局呈金字塔形，那么只有群众基石不断向外扩展，舞蹈艺术的金字塔尖才能不断向上生长。在中国，剧场舞蹈艺术也正蓬勃发展，鼓励和支持大众走进剧场欣赏高雅的舞蹈艺术当然是舞蹈普及与发展的重要方面，但这种在网络公共空间中产生的新型群众舞蹈文化让更多非舞蹈专业人士，甚至是以往不愿意跳舞或从未接触过舞蹈的人士愿意“动”起来，这是舞蹈走向亲民的一个表现。这种新型群众舞蹈文化不分身份、地域、背景、舞种和风格，在很大程度上使社会群众在网络公共空间中实现了“共舞”。

在这种“共舞”之中，必须要注意的是舞蹈的大众化绝不等于舞蹈的粗俗化。在“低门槛”的前提下，如何对舞蹈短视频实施合理的内容监管？在与商业盈利模式相结合的情况下，如何对舞蹈短视频加以有效的版权保护？在社交电商出现“乱象”的背景下，如何使舞蹈短视频避免成为侵权售假的“助力”？在短视频行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上述种种问题已随之而来，亟待解决。因而，只有建立更为完善规范的网络公共空间秩序，才能真正保障网络群众舞蹈文化的自由。

刘青弋：舞蹈的公共空间与社会民生—以中国新疆南部“非遗”舞蹈考察为个案的思考

2005年以来，中国政府完善了“国家+省+市+县”的4级“非遗”保护机制。目前中国列入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的有40项，其中表演艺术有19项；国家级的有1 372项，其中舞蹈有176项；而省、市、县级的数量数倍地增加，形成中国“非遗”舞蹈保护的“金字塔”。

然而，在大工业文明、现代化城市建设、商品社会以及互联网时代，生长于农、牧、渔业文明的传统舞蹈如何能够生存？笔者认为，适者生存！这一生命哲学，是解决“非遗”保护难点的钥匙。在此，笔者以对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的“非遗”舞蹈保护考察的个案为例，进行论证。

中国新疆南部地区的“非遗”舞蹈保护面临着4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恐怖分子的暴力活动对新疆的稳定与百姓生活的安宁带来了巨大的威胁。据统计，自2009年以来，新疆每年打掉的危安现行组织团伙案均在百起以上；仅2012年，新疆暴恐案件就达190余起。［2］第二，新疆地区交通不便，少数民族语言的障碍影响就业，新疆和内地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平存在差距。第三，新疆为多民族聚居之地，不同民族间因语言、信仰、习俗的差异容易产生矛盾和摩擦，这些被恐怖主义利用，成为挑拨民族矛盾、制造国家分裂的借口。第四，“非遗”舞蹈活动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营造的是人们交往、对话以及“诗意栖居”的场域，却受到恐怖主义暴行的影响……中国南疆的“非遗”舞蹈公共空间建设面临着社会稳定、经济建设、文化生存、民族团结等要求提出的挑战，但其直面挑战，为新疆的和平和百姓生活幸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当前中国南疆“非遗”舞蹈建构的公共空间主要有3类模式：其一，传统村落和旅游景点中民俗舞蹈的公共空间；其二，校园和场馆中教育舞蹈的公共空间；其三，剧场和演艺区观演舞蹈的公共空间。这些在中国的“非遗”舞蹈保护中具有代表性。笔者在此聚焦于第一类模式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来自其与中国政府启动的“精准扶贫”“灾后重建”等国计民生举措的紧密结合。详见以下案例。

案例1：“灾后重建”和“精准扶贫”工程项目。例如，塔什库尔干乡瓦尔西迭村打造“彩云人家”民俗村，使其成为旅游富民示范点。2017年以来，该地县委、县政府结合“灾后重建”，在瓦尔西迭村原址新建20套塔吉克特色民居，以塔吉克民族文化元素、绿色农牧产品、特色餐饮、文创产品等，打造“彩云人家”民族风情村落。其中，塔吉克婚礼民俗展示和篝火晚会是展示塔吉克民族传统舞蹈的重要部分。另一项目采取“精准扶贫”的方式。例如第一户被扶贫的户主是单亲母亲卡里克· 那瓦里夏，她的家中只有一名现年27岁、身体残疾的儿子。项目示范负责人是乡干部沙旦· 达亚，帮扶责任人和家庭包户干部是县中学的教师革靳，家庭住户干部是来自县中学的老师艾卡尔 · 卡玛斯。他们和扶贫对象“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劳动、送法律、送政策、送温暖、送文明”。此外，政府资助63 000多元。经扶贫，户主现有家庭资产包括3头牛、10只羊和正在出租的“牧家乐”餐厅一家，每年收租金20 000元。承包户地力亚尔，2018年5月开张后2个月营业额就达35 000元。

案例2：在“精准扶贫”工程中脱贫的塔吉克族“非遗”舞蹈“鹰舞”国家级传承人买热木汗 · 阿地力等民间艺人的传承工作。66岁的阿地力，因患病、缺技术、缺汉语水平致贫。帮扶干部为县人社局副局长张雪蕊。2014—2018年累计享受扶贫项目资助包括富民房60平方米、庭院经济、标准化棚圈、牦牛、鸭苗、羊、林果沙棘、电视机、缝纫机、取暖锅炉等。脱贫途径为安排护边员工作岗位。2017年她的家庭人均收入为13 112.53元。同时，她享有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津贴20 000元。为了感谢国家给予的荣誉，买热木汗· 阿地力免费组织给本村的青少年购置舞蹈服装，教授传统舞蹈。另一位“鹰舞”国家级传承人库尔班 · 托合塔什，虽然年过八旬，亦在培养后代。他的学生玉克撒克，被称为“鹰舞王子”。还有诸多的“非遗”传承人、民间艺人都活跃在村落广场、庭院的婚礼和节庆以及学校课堂中，架起了生活和艺术间的桥梁，成就了民间艺术的高度。

案例3：莎车县旅游景点中的农民艺术团和“非遗”舞蹈。莎车县进入世界级“非遗”名录的有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进入国家级的有维吾尔族喀群赛乃姆和乌孜别克族埃希来、叶来。该县建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和县农民艺术团，还在明朝的“叶尔羌汗王陵”的近邻建造了“莎车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在笔者考察当日，农民艺术团为给予该县建设定点支援的上海包机旅游团举行了专场演出，在“非遗”博览园举行了露天演出和联欢。

可见，上述案例超越了一般“非遗”保护的意义，在社会民生领域显现出重要价值。其一，这一模式以原生文化整体呈现“非遗”舞蹈，让“非遗舞蹈活态博物馆”的建设具有可能性。其二，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全村男女老少集体行动，年轻人和孩子们乐此不疲，形成了“非遗”歌舞的有效培训场所。其三，靠“非遗”歌舞生存的功能，还原了“非遗”舞蹈的本质，也和参与者的生存相关。其四，和“精准扶贫”工程结合，政府公务员和知识分子与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送温暖、送文明，体现了真正的人文关怀，亦促进农牧民文化素质的提升，增强了他们的国家认同和公民意识，从而粉碎了恐怖主义分裂国家的阴谋。其五，将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娱乐有机地结合，促进了民族间的交流和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显然，这类“非遗”公共空间建设尚在起步阶段，在活动的内涵建设和形式方面都尚属粗糙，需要进一步着力开发，才能实现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双赢。

为此，笔者建议：其一，各级领导部门应以整体设计，借助曾是世界四大文明体系汇流的唯一地区、有着灿烂的历史和繁荣的商道优势的河西走廊和广袤的西域，借助国家对西部开发的工程之梯登高，使“非遗”舞蹈的功能在其中得以充分彰显。其二，中国国家的体制改革将文化部和旅游局合并，为新疆地区整合地理和文化资源，打造文化旅游产业提供了契机。例如，“彩云人家”所在的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县，被称为中国最美最“牛”的县—在自然环境和历史文化方面有许多中国或世界之“最”。利用这些资源和“非遗”歌舞这颗明珠，以文化旅游打造一座座金山银山。其三，为“非遗”传承人和民间艺人创造更多的用武之地，让传统舞蹈文化大放异彩。其四，借助“精准扶贫”工程中知识分子改善乡村贫困的伟大实践及其智库资源，重塑“非遗”舞蹈在当代社会民生中的形象。其五，借助互联网中的多媒体手段，对“非遗”舞蹈进行推广，将其社会影响力提升到最高。

公共空间建设的模式往往在一定的主客观理念的主导下形成并变化。多年来，我们反对艺术沦为政治的附庸，强调“去政治化”；反对将艺术作为商品出卖，主张“去铜臭气”；反对文艺界堕落为“娱乐界”，强调“去娱乐性”；主张艺术的纯粹，“宅”在象牙塔中。然而，当下中国南疆“非遗”舞蹈的公共空间所面临的挑战让我们醒悟：进入社会民生领域的“非遗”舞蹈—不能逃避反对恐怖主义分裂国家、破坏和平的“政治”；不能逃避为了摆脱贫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挣钱”；不能脱离让文化生存、让艺术立足的“生活”；也不能摒弃为了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指数而需要的“娱乐”……只有让更多的保障生命存活功能实现，“非遗”舞蹈才真正具有应对挑战的力量，活在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