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舞与世界的对话

［意］丰翼 ［英］爱玛 ［保］爱莲娜 ［以］亚伊尔 ［葡］蒂亚戈

2019年8月29日，第六届“培青计划”暨首届中国当代舞蹈双年展主旨论坛之一—“中国当代舞与世界的对话”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剧场举行，此次论坛共邀请了五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意大利国际艺术中心、东西舞蹈节国际项目顾问、本次论坛的嘉宾主持丰翼；英国舞蹈伞舞蹈节艺术总监及首席执行官爱玛；保加利亚壹舞蹈节艺术总监爱莲娜；以色列苏珊达拉舞蹈及戏剧中心艺术总监亚伊尔；葡萄牙波尔图市政剧院、DDD艺术节艺术总监蒂亚戈。他们围绕各自国家艺术节与剧院的运作情况，介绍了各国当代舞的发展情况，同时结合此次观摩中国当代舞作品后的感想，对中国当代舞在世界舞蹈格局中可能存在与发展的空间展开讨论。

丰翼：让我介绍一下意大利国际艺术中心（CID）与东西舞蹈节的情况。CID位于特伦蒂诺—上阿迪杰大区的罗韦雷托小镇。舞蹈中心有两个排练厅，有为期一年的舞蹈人才培养项目。东西舞蹈节成立于1981年，历史悠久，之所以称之为东西舞蹈节，是希望构筑东西部地区文化交流的桥梁。我们曾邀请和组织来自意大利不同地区，乃至欧洲与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参加舞蹈节。舞蹈节这些年发展得很快，已经成为欧洲很有影响力的舞蹈节。截至2019年，有2 000多个作品、200多位艺术家参与了舞蹈节。CID一直致力于现代舞的创作与发展，始终为青年舞者与舞蹈家提供发展平台，用实践、工作坊和常驻研讨中心的形式全方位支持个人艺术家或舞团进行创作，当然，我们也期待与中国的艺术家如沈伟、谢欣等人合作。我们的演出场地非常漂亮且具有传统特色，大多数的表演都安排在这里。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一些较小的场地用于举办会议或工作坊。同时我们也在考虑公众场所的表演，例如在市政大楼的外墙上面进行舞蹈表演。

下面谈谈我对中国当代舞的看法。很多国家对中国舞蹈看法比较单一，认为中国的艺术家千篇一律，我们希望能够给意大利人展现中国舞蹈的各个方面，为此我们的目标是选择多样化的艺术家和艺术形式来帮助我们呈现不同类型的中国舞蹈艺术。蒂亚戈提到其中一个标准就是去寻找一些有趣的或者是多样化的艺术家，以及能够反映出社会和政治问题的作品，这也是我们的关注点。这其实带入了更大的话题—艺术对于整个社会的重要性是怎样的、艺术在社会中的角色是怎样的。我们希望将社会与政治问题纳入艺术中，通过艺术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对于这一点我非常认同。谢欣在开幕式中也讲到，我们希望世界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你们都是国际策划人，去过很多的国家，看到了各种非常有意思的艺术形式。无论它来自哪个国家，你们都会传播这些艺术。有了你们的艺术传播活动，艺术家的创作才能超越国界。艺术都是个性化的，彰显个性的艺术都是优秀的。另外，我还想知道各位在筹办活动与艺术节时，倾向于怎样的艺术形式、怎样的舞团或个人，这些舞团或个人的表演与创作有哪些艺术特质可以打动你们。

最后，我想说的是，现在80后、90后的观众与编导在努力地思考叙事的限制。我认为是否可以换个角度思考，是否可以用更加抽象的方式表达让人易懂的故事，我个人认为这是可以达成的。过去3年里我一直在研究舞蹈的创作，我认为作品创作首先要有相应的动机和意图，它不仅会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还会讲述一定的故事或呈现一定的内容。假如仅仅是打算个性化地呈现，那么自己在房间里跳舞就好了。我相信在作品中，还是可以以角色的塑造或叙事线索的铺设给观众们更多的理解空间。

爱玛：接下来我介绍一下英国舞蹈伞国际舞蹈艺术节的情况。始于1941年的CEO—舞蹈伞国际舞蹈艺术节每年在英国伦敦举行，它是英国的第一个国际舞蹈节，在英国的舞蹈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同时它也是第一个委约独立艺术家制作、巡演的舞蹈节，对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欧洲当代舞产生过重大影响。我们是非营利组织，50%的融资通过英格兰艺术委员会从政府的文化媒体和体育部门获得，另外的50%的融资来自私人、信托基金、合作机构以及演出票务的销售。

舞蹈伞国际舞蹈艺术节于每年的10月举办，时长为两个半月。此外我们还有一些小型影展、数字化论坛、专业驻场表演以及长期的青年项目。我们从伦敦的市中心发展到伦敦城外，拥有23个不同的演出场所。我们每年举办10—12场演出，在伦敦6处不同的演出场所举办巡演。例如，一些世界级先锋编舞家曾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市内屋顶、泰特美术馆和位于大伦敦的公园等地演出。将舞蹈与各类不同的场所相结合是舞蹈节运作的一大特色。我们没有专门的舞蹈剧院，因此将表演舞台搬到了欧洲各个场址进行表演，虽然这些场址的规模没有剧院那么大，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和机构为演出团体提供一天或者是两天驻地表演。如今欧洲的格局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演出甚至从伦敦延展到了欧洲其他地方，并引入欧洲舞团的作品在英国上演，演出的场地也不限于剧院。

舞蹈节的目标之一是展示项目的多样性，伦敦是多种族聚集的城市，我们希望以多样性的项目呈现民族的多样性。这不仅包括不同类型的编舞形式，如hiphop、现代舞、弗拉明戈舞等；还包括性别的多样性，由于英国女性在舞蹈节上缺乏主动性，因此我们希望推广女性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的20年里，我们一方面致力于儿童与青少年、残疾人士以及其他不同类型的舞蹈形式，并开展国际巡演；另一方面大力为英国引进新演出，我们已经和一些年轻的艺术家、舞蹈编导新秀以及不同类型的艺术家建立了合作关系。

我们在审美上追求多元化。我们不受地域、观众、政治环境的限制，而是努力让艺术成为帮助人们进行沟通的强大力量。我们认为艺术是相通的，可以产生共性；艺术是个人的，也会迥然不同；艺术可以留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我希望艺术家能够符合我们对艺术的审美和理解，我的工作就是给艺术家提供支持，让他们把艺术带给观众。

最后，舞蹈伞舞蹈节致力于将世界各地的舞蹈艺术引进来，让伦敦舞蹈走出去，以拓宽当代舞的定义。鉴于这一点，如果中国的舞团计划在英国表演，建议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可以提供一些短片，最好是现场观演的短片。我们期待具有全球性话题的作品，也希望舞蹈编导们能致力于此，只有这样的作品才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我很想通过引进中国舞蹈作品了解中国的艺术家们正在做什么，我也很希望艺术家的作品能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性，与观众一起去观察和欣赏那些属于个人的作品。

此次中国当代舞的演出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有三：一是舞蹈质量非常高；二是对于和谐与美的沉迷和热爱，三是关注干净、流畅的动作。这与我之前看到的作品以及主旋律作品不太一样。我认为我所看到的中国舞蹈作品都非常具有文化性，非常流畅、精彩、高质量。

丰翼提到在筹办活动与艺术节时，我们倾向于怎样的艺术形式、怎样的舞团或个人。我的回答是，这是长期的工作，我们先要知道艺术家与舞团的名字，追踪他们的近况，分析与他们的合作是否可以使双方共同成长与发展，一般跟踪四五年之后才会决定是否邀请。我个人比较倾向侧重肢体表达的舞蹈作品，基于文本和剧本的舞蹈我们是不加考虑的。作为一个当代舞蹈节，我们希望和艺术家共同向伦敦的市民分享他们的艺术，那些通过动作彰显个性与舞蹈技巧的艺术。我们认为表演的质量如同语言，编舞其实就是由语言组成语句，所以编舞质量是我们所重视的方面。

爱莲娜：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保加利亚壹舞蹈节的情况。壹舞蹈节由壹文化艺术基金会举办，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的基金会，成立于2002年。保加利亚具有多样性的文化特征。我们致力于文化的融合发展、本地特色的文化发展以及国际合作。保加利亚是个多民族国家，我们希望为少数民族构筑与国家沟通的桥梁。此外，老年人团体的活动也是艺术节的长期使命和目标。我们有五大艺术节，包括索菲亚艺术周、索菲亚设计周、索菲亚建筑周、索菲亚舞蹈周以及索菲亚当代艺术节。过去几年，我们通过这些活动收集了大约2万名艺术家的作品并开展了工作坊。

壹舞蹈节由壹文化艺术基金会成立于保加利亚的首都索菲亚，但是2014年我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将舞蹈节迁往普罗夫迪夫。普罗夫迪夫一共有50万居民，是一个非常小的中部城市，这座城市申请了2019年的“欧洲文化之都”，这个称号对普罗夫迪夫发展艺术非常重要。我们也希望能够为国家打造多文化中心。为此我们于2004年迁往普罗夫迪夫，在2019年成立了普罗夫迪夫当代舞蹈艺术节，是保加利亚最大的艺术节之一。

在过去的12年间，我们有大量大规模的制作，包括中国作品的制作，我们希望能够为年轻的艺术家提供更多展示才华的平台。我们的项目分模块覆盖了不同类型的当代舞以及不同类型的表演艺术形式。2019年的壹舞蹈周聚焦波兰和加拿大两国，共举办22场国际性表演。我们的演出不仅针对舞蹈专业人士，也针对学生、儿童，以及老年群体。除此之外，我们还与本国以及世界各地的文化组织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

过去几年，舞蹈节约45%的财政预算来自保加利亚的文化部门与普罗夫迪夫的市政厅，另外55%的财政预算则源自外部资金。这样的比例是我们每一年都要争取的，为此每年都会提前进行财政预算规划。除此之外，我们每年的工作主要是与各个基金会的合作。我们的团队有5位成员，都是无薪酬的自由职业者。我们没有公开课，没有竞赛，也不颁发任何奖项。我们会推荐制作或联合制作一些作品，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了解我们2019年舞蹈节的目录，我们也可以引入更多的亚洲作品到舞蹈节来。

说到中国当代舞的创作问题，我只能说，很抱歉我还不熟悉中国的舞蹈，只是看过两三次陶身体剧场的演出，但我非常认同的一点是，请不要把自己和别人进行比较。我们希望把多样性的舞蹈纳入保加利亚的舞蹈艺术节中，让保加利亚人民看到舞蹈多样性的魅力。

丰翼提到在筹办活动与艺术节时，我们倾向于怎样的艺术形式、怎样的舞团或个人。我的回答是，我认为文化的作用就是要反映出不同的政治与社会现实。我非常尊重这些艺术家，他们努力地思考并阐释这些政治与社会问题，这也是促成转变的一个巨大的推动力，观众们会贡献出这种推动力。我认为对编舞家而言，作品中的故事与思想尤为重要，而不能仅仅是华丽空洞的动作堆砌。一个舞蹈作品时长约60—90分钟，不能让观众失去耐心和兴趣。观众期待的是高质量的作品，我们带上家人朋友来看演出，会希望所花费的时间与金钱是值得的。所以，请一定要提供优秀的作品，请在作品当中赋予相应的意义和内容，让观众看到之后能够有所收获，可以和朋友一起分享和讨论。

亚伊尔：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以色列苏珊达拉舞蹈中心的情况。30年前达拉家族成立了苏珊达拉舞蹈中心，并且以早逝女儿的名字“苏珊”命名，他们希望在特拉维夫这样的地方，孩子们也能够成长为未来的舞者。舞蹈中心有3个舞蹈大厅、5个小剧场。苏珊达拉舞蹈中心是以色列最重要的舞蹈中心之一，每年都会引入海外的作品，让观众感受各国艺术的魅力。达拉家族现在已经不再支持舞蹈中心的运营了，目前中心30%的预算来自政府，70%的预算来自演出。中心拥有很多场址与剧场，可以举行驻场表演、研讨式工作坊、邀请演出，也欢迎各式各样的演出。我还想补充一下，我们的舞蹈中心位于特拉维夫的中心，10年前这里非常贫穷，当时政府之所以决定把舞蹈中心设于贫民区中，而我前5年都坚守于此、孤身奋战，是因为我们相信艺术强大的魅力与能量可以给这个区域带来不同的反响与改变。

说到中国当代舞的创作问题，我认为我们必须要认可，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舞蹈审美。我在中国待了10年，看到了中国舞者对舞蹈的热情、与西方接轨的意愿。中国的舞蹈无论是艺术形式还是表演都非常美，像昨天我们看到的舞蹈动作非常干净、流畅，让人从中感受到中国的文化根基以及舞者对舞蹈的认真思索。我去过很多城市，看到了中国的当代舞、芭蕾舞、太极和功夫等，和以色列完全不一样。以色列人民非常热爱中国的舞蹈，为此痴迷，我也非常喜欢各种类型的中国舞蹈，希望两国加强合作。

丰翼提到在筹办活动与艺术节时，我们倾向于怎样的艺术形式、怎样的舞团或个人。我的回答是，我希望把中国五彩纷呈的艺术带到特拉维夫。中国年轻的编导们充满魅力，积极创新，新一代的舞蹈编导不断崛起。我们青睐风格迥异、充满创意的舞蹈编导。以色列有着热忱且勇于尝试的观众，他们热衷于观察和学习新事物，满怀好奇心与创造力。我每次来中国都希望能发现一些我没有看到过的舞团，发掘中国的创意者和编舞家。

蒂亚戈· 盖德：最后我介绍一下葡萄牙DDD艺术节的情况。葡萄牙的波尔图与西班牙毗邻，是一个在欧洲具有非常重要历史意义的城市。DDD艺术节主要涉及两个剧院—里沃里剧院与坎普阿列格雷剧院，并与当地的其他12个剧院合作。其中里沃里剧院是建于20世纪30年代的老剧院，1994年起重修，2014年重新开放。剧院的大剧场有729个座位，小剧场有158个座位，此外还有排练厅与咖啡厅。波尔图市政剧院的主要工作一是举办舞蹈戏剧大型艺术节，二是支持本土的艺术团体与艺术家，也有与当地的工作坊与剧院合作的全球性项目。

2018—2019年，我们举办了216场推介会和2 000多场活动，观众超过11万人次，还有来自不同国家的访客。我们的合作项目遍及全球，包括本国的波尔图、里斯本，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马德里，法国的巴黎等。我们致力于打破艺术的国界，让大家更好地交流与融合。过去，我们的城市缺乏展示舞蹈的空间，我们与多方合作组织了DDD艺术节，演出场所既包括小型剧院，也包括大的国家级剧院。艺术节致力于将文化的多样性、当代舞蹈的多样性呈现给全球观众。在主题上，DDD艺术节涵盖不同的文化、性别以及区域特点；在项目组成上，国际性项目和里斯本项目各占50%。DDD艺术节一般举办于每年的5月，既有剧院表演，也有相应的工作坊。

此次中国当代舞的演出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是：中国的舞蹈作品在动作上非常流畅干净，这与我们通常思考的在作品中如何让舞蹈动作呈现社会政治观点的审美取向很不一样（我们经常思考如何以舞蹈动作呈现政治观点，中国的作品则不然）。昨天我们看到的舞蹈表演质量之高令人惊叹。当今中国的舞蹈编导思维非常活跃，呈现出多样化的作品，我很希望了解这些舞蹈编导们如何编排特定的动作和主题。在作品里艺术家们呈现出了对艺术的思考、对政治的诠释、对观念的表达，这是我对中国舞蹈的感受，我们以后会有更多的合作。

丰翼提到在筹办活动与艺术节时，我们倾向于怎样的艺术形式、怎样的舞团或个人。我的回答是，我所追求的是两种非常不一样的特质：一种是特殊的舞种或者舞蹈形式，比如如何用不同的形式诠释编舞思想；另一种是对社会政治因素的反映，我们曾邀请过米兰和菲律宾的舞蹈家，他们的舞蹈反映出国家在性别、政治上的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进行这样的文化政治与舞蹈艺术的对话。这样一种对话可以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当代的舞种与舞蹈形式，以及其反映出的政治态度。因而，我们一直在关注一位巴西的艺术家，他创办了拉美地区一个重要的舞蹈节。10年前，他把他的舞团从原来繁华的地区搬到一个非常贫穷、犯罪率很高的地区。他之所以把艺术带到社会问题非常严峻的地区并邀请观众参与，是因为他认为艺术能够改变当地的状况，并且能够给当地的社团带来一些不同的能量。

此次论坛设置了嘉宾与听众的交流环节，其中有一些对话值得关注：

听众甲：对于前面的讨论我有两个看法：一是听到爱莲娜提到了当代舞对政治的关注，我认为就中国而言，需要的是现代舞如何找到和政治之间的一种理想的相融尺度，让现代舞实现政治表现的诉求。其二，有的编导不赞成以易于观众理解的方式去诠释作品，他们希望观众自行解读，认为可以轻易理解的作品就称不上高标准与高质量，但我认为过于抽象的当代舞会让观众无法理解。那么我的问题是当代舞作品以怎样的抽象程度才是最适合的？

嘉宾甲：第一，我们不仅仅关注那些在政治和社会上有诉求的舞蹈作品。第二，我们认为在中国有很多关注社会政治问题的舞蹈作品。第三，现在不仅仅作品内容、艺术的策划与决策与政治相关，我们的身体也是政治性的。第四，舞者究竟舞的是什么，动作的美当然是舞蹈的魅力之一，但是舞蹈不仅仅有动作的美，还有政治等其他因素。

听众乙：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舞蹈是重技的，中国的舞者在大学毕业之前有超过10年的舞蹈训练，技术上臻于完美。但是现在新的舞蹈形式兴起，身体的技术性不再是中国舞者追求的重点，自然、自由成为中国当代舞的特征。当然，不同的国家与文化对身体的开发训练以及舞蹈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许多人将自己国家对当代舞的诠释方式强加于中国舞蹈，认为中国的舞蹈也应该遵循国外的舞蹈形式与规则。我认为在选择作品的时候，大家应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舞蹈的根源及其发展历史，这样才能真正了解中国的当代舞，而不是把西方当代舞的观念强加于中国的当代舞之上，这对中国的当代舞者非常不公平。

嘉宾乙：第一，我们每年观看来自世界各地约200多场演出。我们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就是为了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舞蹈。我们前面提到，中国舞者的技术臻于完美，但是中国的当代舞在打破常规的层面还是不够的，我们不需要像玛莎和邓肯那样经典舞者的风格。我也希望从不同的角度来理解中国的当代舞，我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中国的舞蹈，我是来聆听和学习中国的舞蹈，感受它的美。当然，我希望艺术可以和政治诉求相联系，艺术能够达成其他事物所不能达成的事情。第二，我认为这个问题可能是和语境相关，英文中的“political”和中文的“政治”其实属于不同的语境，所以造成了一些误会。此外，关于“中国当代舞”一词的含义，是中国舞者在中国的舞蹈，还是中国舞者在其他国家的舞蹈，抑或是以中国舞者的身体来诠释当代的舞蹈，其实“中国当代舞”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定义，我们不想加标签，而是开诚布公地讨论这些问题。第三，我想和大家分享我关于上一个问题的观点。在我看来，全球视角之下的当代舞的特征在于多样性。我来到中国并不是要给中国的当代舞加上一个欧洲或者是美国的定义，而是希望在这里进一步了解中国艺术家，也希望中国艺术家可以更深入了解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艺术形式。在我看来，当代舞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我对以抽象主义的方式演绎舞蹈以及政治与舞蹈的融合这两个话题也非常感兴趣。在中国，我不仅想要了解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及对此的艺术呈现，我更想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家的思想。关于当代舞，我认为多样性是它的关键。我来到中国就是为了探索舞蹈艺术和艺术家，而不仅仅是探索中国的当代舞。

听众丙：“中国当代舞与世界的对话”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对话”意味着要有共识或者是共同的语言，这有点难，因为我们来自不同的背景与文化。如爱玛所说，当代舞是基于当下的，要打破传统，但是现在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传统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了解这里的传统，就不能够非常明确地去理解这个国家所带来的艺术作品，所以，我同意爱玛所说的，我们来到这里就是想要倾听和学习。第二个比较困难的是一个我在本国展演时也会遇到的问题，观众会把民族风格浓郁的当代舞作品误以为是传统舞蹈，而如何把风格与内容都传递给观众，这也是我们遇到的问题。

听众丁：我来自台湾，已经在上海生活了12年，在大学里教授舞蹈编创。关于舞蹈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我觉得这是我们中国作品创作的一大难题，相对于世界其他地方这个问题更加显著。我之前在台湾是当代舞舞者，我很喜欢当代舞，它是我事业的起点。很感激在座诸位开诚布公的发言，大家分享了各自为观众选择作品的标准，并且以全球性的标准思考中国当代舞作品所应拥有的品质和特性。我授课时会告诉学生，即便是同样的舞蹈编导与演员，也应在特定的舞台上演特定的作品，这是因为受众的需求不同，我们要真诚地对待每一部作品。同样我认同发言嘉宾提到的政治是中国舞蹈创作的难点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在舞蹈创作上有所争论才能有所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