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昌都藏族妇女服饰的形式构成与文化意义研究

泽仁曲措

(中央民族大学藏学研究院，北京 100081;西藏大学文学院，西藏 拉萨 850000)

民族服饰的存在具有表层意义和隐含意义，表层意义包含了遮身、保暖御寒的功能，也包含了以质地、色彩、线条、形制等元素装饰自身形象。隐含意义指其作为文化符号所表征的特定时代特定民族的社会结构方式、价值理念和精神气质等。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昌都藏族妇女服饰的表层和隐含意义，从卡若遗址出土的各类装饰品到现今昌都境内丰富多彩的妇女服饰，在昌都下辖的地理范围中妇女服饰具有地域文化的代表性。

昌都市位于西藏自治区东部，金沙江、怒江和澜沧江三江并流此地，现昌都市下辖10个县①察雅县、类乌齐县、丁青县、贡觉县、江达县、洛隆县、边坝县、八宿县、左贡县、芒康县。、一个区(卡若区)，卡若区由3镇②卡若区下辖3个镇:城关镇(由9个居委会组成)、卡若镇(原昌都地区卡若村)、俄洛镇。12乡组成③卡若区12个乡分别为:妥坝乡、拉多乡、柴维乡、嘎玛乡、如意乡、日通乡、埃西乡、约巴乡、若巴乡、缅达乡、芒达乡、沙贡乡。。3镇12乡之中的卡若镇即卡若遗址发现地，在西藏昌都城东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是一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距今有近5000年历史。其出土文物中就有大量装饰品，可以将其视为早期昌都服饰的研究对象。以服饰为主要参考，可以将昌都地方进行区域划分:昌都城内500户左右原著民被称为地道的昌都城人④昌都人习惯称“昌都母户500家”，笔者实地调研的就是这500户左右现今在昌都市卧龙街和齐齿街居住的居民。。昌都城内藏族妇女服饰和三镇的藏族妇女服饰最典型的形象为头戴珊瑚，袍子多穿红黑色。12乡中妥坝乡和拉多乡为纯牧区，头戴蜜蜡是当地藏族牧女最具特色的佩饰。其余10乡的穿着与昌都城区藏族妇女的服饰无明显差异。昌都市的10县按照服饰元素可以分为:以怒江流域为代表的芒康县和左贡县，这两地的藏族妇女用三色发穗盘头或中间放银饰，下身佩戴的银制腰带和银链款式具有地方特色。这两地毗邻云南德钦县和四川巴塘县，笔者认为这些地方都可以归至怒江流域文化圈①怒江流域文化圈包括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西藏昌都市的芒康县和左贡县、西藏林芝市察隅县、四川甘孜州巴塘县、得荣县。。其次以江达县为代表的头饰，江达县藏族妇女以绿松石盘头，这里毗邻四川甘孜州德格县，除行政区域划归昌都外，实际上与德格同属于一个文化圈。其他与青海玉树、西藏那曲接壤的类乌齐县和丁青县的藏族妇女服饰，与昌都城镇几乎无异。察雅县和贡觉县在发型、头饰和耳环上则具有自身的独特性。

总体来看，昌都藏族妇女服饰在款式、形成和发展中受自然条件、劳动生产和文化交流的影响。昌都文化中有受到卫藏和安多地区影响的明显印迹，同时自身也继承着独具特色的康巴文化，文化上的综合性、丰富性特征在昌都藏族妇女服饰上显而易见。

一、关于昌都藏族妇女服饰的记载

(一)实物发现

藏族服饰一般都是以宽松的袍子为主，广袖而长，质地主要为锦缎、皮毛、呢料、布料和氆氇。昌都妇女服饰不仅体现了藏族服饰的一般特点，并且有许多自身的特质。昌都妇女服饰一般雍容华丽，做工精美，色彩绚丽。昌都和四川甘孜州德格县的服饰可以作为康区北部服饰文化的代表，从总体来说昌都服饰也可以作为康北服饰中的典型代表。追溯昌都服饰文化的形成，可以从卡若遗址出土的服饰文物得到印证。笔者看到，从卡若遗址出土的两串饰品，珠子大小相间的串法与当今康区妇女首饰的串法如出一辙，这同时也反映了几千年前生活于此的人已经产生了自己的审美标准并影响至今。卡若遗址中出土的装饰品不仅能佐证史料记载和口述史中的昌都妇女服饰，并对昌都妇女服饰的现状调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史料文献记载

7—11世纪的吐蕃是中亚一个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的政权，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与周边民族产生过交流，现今藏文化的诸多分类也与此相关，服饰分类法亦与此有联系。从藏文文献来看，当时青藏高原的主要部落、小邦和属地有悉补野、象雄、苏毗、勃律、高昌、大理等。根据藏汉文献记载，苏毗地方的女儿国地域包括昌都一带。《旧唐书》中这样记载东女国:西羌之别种，以西海中复有女国，故称东女焉。俗以女为王。东与茂州、党项接，东南与雅州接，界隔罗女蛮及白狼夷。其境东西九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大小八十余城。俗重妇人而轻丈夫［1］。也就是说，东女国的地界东与今茂汶一带交界，东南与今雅安一带交界。在隋唐以前，西部已存在一个由女人统治的国家，风俗女重男轻，官宦多为女人。对东女国的服饰《旧唐书》这样写道:“王服青毛凌裙，下领衫，上批青袍，其袖委地，冬则羔裘，饰以纹锦，饰之以金”［1］。赞普松赞干布时期的《十六善法》中为表彰惩责制定了《六褒贬法》，为立下战功和提供军事策略获胜者以虎豹皮佩戴在脖或肩上以嘉奖。7世纪的吐蕃藏族服饰的等级制和官吏章饰越加完备，其中诰章制度里表示勇猛的做法部分保留了下来，在尚武的康区，藏族人除了用兽皮来御寒之外，亦又有显勇猛的可能。《新唐书》中记载“衣批素褐，结朝霞帽首，男女皆辫发”［2］。以此不仅能对当时藏族的服饰有部分了解，也能认识到在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中汲取了要素。其他唐代汉文文献中关于对东女国的女性服饰记载较多，这些与20世纪藏族学者更敦群培的《白史》中关于对东女国女性服饰的记载均重点描述王服，记载中其袖委地、冬着羔裘，饰以纹锦，饰之以金，这些如今都能在昌都藏族妇女服饰中看到。除以上文献之外，笔者未找到其他关于昌都藏族妇女服饰的历史文献记录。笔者曾试图在民歌中找到一些昌都服饰的影子，在康区盛传的一首民歌中有一段关于昌都装饰特点的歌词，“我虽不是昌都人，昌都装饰我知道，要讲昌都的装饰，镶银皮带腰间套”。可以说昌都藏族妇女服饰的历史除了口述民歌中的零星记载之外，尚未发现关于此方面更多的记载，这也造成了关于昌都妇女服饰的学术作品较少，因此，当下用已有的资料和现状以及口述的方式记载这些文化具有很强的文化记录意义。

二、昌都妇女服饰的表层意义

在此部分中交代服饰的功能与构成、形式与特征以及相关的制作手艺，并对常装和盛装进行整体的论述与分析。

(一)功能与构成

昌都藏族妇女服饰的功能与构成上不仅有最初意义上的保暖御寒功能，它还是勤劳智慧的当地人在生活需要和审美艺术上的实践。昌都藏族妇女服装主要由不同质地和款式的帽子、头巾、衬衣、袍子、腰带、邦典、藏靴构成。配饰上有各类发穗、项链、耳环、银链、小刀、“络扣”()①是整体腰间配饰的总称，部分地方将巴勾也指洛扣。和“巴勾”()②为了取火所用将生火材质放入此内随身携带。，由装饰了的精美针盒()和线盒()弄链扣串腰带而配。佩戴的宝石主要有天珠、珊瑚、蜜蜡和绿松石。珠宝除了单戴和绕圈类不同串法之外，还镶嵌在头饰、项链以及耳环、手镯和腰间配饰中。

(二)分类、形式特征与地域分布

分类是服饰解析中最基本的内容，从款式、质地、色彩以及纹饰和佩饰的特征进行介绍能进一步了解昌都的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和风俗。地域的分布这一方面从昌都的地理坐标出发，不仅形成了独有的服饰习俗，也几乎涵盖了所有康区典型的服饰。

1．上身装

2．下身装

以上对服装和饰品进行了概述，由于笔者未能涉足昌都所有地方，可能会有遗漏。从服饰中可以看到昌都服饰除有康区服饰的总体特征外，也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3．佩饰

从饰品上来说，康巴人喜欢佩戴饰品，昌都当地人认为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可以从饰品的配戴上体现出来。细数从头到脚的服饰，有农民、牧民、农民相交地方之分，分别来讲头饰，以昌都城镇和周边的农牧民以及部分县的珊瑚头饰佩戴者最多。传统的珊瑚头饰为6寸大小的红色硬布裹住的小囊上前后放置两颗珊瑚，边沿用银丝装饰，中间一般放绿松石或铜质饰品。现今在昌都流行将此底部和前后左右的吊饰用黄金打造，底部垫子长度一般在10寸左右，宽度大致5寸，上部置2到3颗珊瑚，中间以绿松石或自己喜爱的宝石做装点。在拉多这样的纯牧区，头饰几乎为蜜蜡，着常装时将小绿松石用头发串起辫发置面颊两边，此类辫发在牧区多能见。江达女性头饰以绿松石为主，很有地域标识特色，诸多绿松石串至一起在头上绕成一圈，中间放蜜蜡或铜环内置绿松石。以上三款为昌都妇女最典型，也是佩戴者最多的头饰。小范围内的头饰还有贡觉县和察雅县，当地女性编发时每隔一小节搁置一银制小圆盘，中间镶绿松石或珊瑚。发饰，怒江流域的芒康和左贡二县以3种不同的发穗一起编发后在头部绕一圈，常用黄色、粉色发穗，方言中称其为“杂洛”()。芒康地方还有一种长度5英寸的银制发饰称为“额波”()，在盘发的右方稍偏处拱起佩戴，这种佩戴法与德钦地方奔子栏的发饰几乎一致。从发型上能辨别的另有贡觉县和察雅县，额头前两边放刘海，刘海从额留至下巴，发穗颜色常用宝蓝色，贡觉县的女性会将发穗与头发编织后盘发，也形成了一种地域标识。调查时佩戴者认为不是因为区分而形式多样，只是在外界看来这成为一种地域区分法，这种穿者的实践性和观者的区分法，亦能反映出背后的社会体系区分和社会认同。也有不带任何配饰直接用头巾()包裹的，昌都锅庄的歌词中亦有女性头巾的表述。

串饰，有天珠、珊瑚、绿松石和各类玛瑙。戒指，在当地方言中称呼其为“格雅”()，其中一特色款戒指名为“达嘎嘛”()，“达嘎”意为马鞍，“嘛”字表示所属，之所以取此名是因戒指的形状根据马鞍形状打制，此类款式佩戴者男性多于女性，中间一般饰以珊瑚。打制藏族传统佩饰的匠人藏汉族皆有，这其中的汉族大多来自云南，藏族则一般来自嘎玛和柴维二乡。手镯()，戴象牙制成品手镯者较多，当地人认为象牙能抵挡邪恶的东西且预防神经系统的疾病。耳饰，察雅和贡觉地方的典型耳饰称为“瓦达查芒”()，“查芒”在书面语中意为镶有很多珠宝，此款耳饰类似稍拉长型的莲花，镶嵌的均为小颗绿松石。以前卫藏地方贵族男性戴的单耳饰“索西”()或“绸绸”()，在昌都也能见到，但都是女性配对戴，称之为“索西玛”()，这其中的“索”字就是藏文对蒙古的称谓索()，很有可能从蒙古耳饰借鉴而来。近些年来有按照此原款式改良的耳环，但无专门称谓，统称为金耳环，除此之外耳饰无其它典型样式。腰带，一般用羊绒、绸缎或普通布料制成，最为普通的是红色底纹5寸左右宽面，贴绿色波纹条作装饰。其它有银制腰带“恰玛蚌仓”()，类似一向下扣置的藏式茶杯，上面雕有花纹，中间一般饰以珊瑚，安上这种银制品制成的厚腰带在康区多部能见。另有将金银制成或金银合成的方块状镶于皮质腰带上，部分地方也会将此腰带一大一小同戴。芒康县独具特色的腰带——“瑟瑟绸绸”()。此腰带看似一伸展开的莲花宝座，在银制雕有花纹的盒子下吊着20厘米左右带花纹的粗银链，每一小节都有细碎小银圈，一边共吊四五行左右，左右各戴一支，走起路来银碎相互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声音。佩刀，这在以前是生活所需，随生活习俗的变化，女性佩刀的重视度已从坚韧转至美观，如今女性佩刀注重精致的刀鞘和刀柄，有时鞘内实际不放刀面。另，“银链”()、“络扣”()、“巴勾”()等一般是牧区女性装饰，此类饰品在康区北部一带的女性服饰中也能看到。靴，以“贡果”()质地最佳，靴底一般用六层牛皮制成，其中有彩虹带的做工最复杂最贵，当地称之为“兰琼布拉嘉金”()，靴尖至靴筒用长条金色带和细条绸缎装饰。“朵江”()，即为一层牛皮底制成的靴，除靴底之外其余部分内外都由厚布制成，靴面为白色，靴筒为红色，中间用金色条纹做装饰，“朵江”与其他靴的主要区别在于靴底，除此之外传统女靴构成都有尖部勾嘴、靴筒最上边用宽布带固定的共性，冬靴制作时里面则会加氆氇。

昌都地方的饰品从总体来说种类繁多且雍容华丽，与其他康区饰品相比，头饰和耳饰较为典型。以头饰来说蜜蜡的佩戴习俗与玉树相似，绿松石头饰与德格相近，银制发饰与奔子栏相像，三色发穗与巴塘相同，下辖10县幅员辽阔的昌都饰品不仅几乎涵盖了康区典型的饰品，也具有自身独有的特色。

三、服饰文化的隐含意义

昌都藏族妇女服饰文化除有它本身所具有的质地、形式、图案和颜色这些物态的“能指”表现方式外，还具有“能指”之外的服饰符号的表征，包括珠宝使用的数字与信仰传达、叙述、祈求的愿望、情感的宣泄等各种“所指”信息。综合“能指”的表现形式和“所指”的蕴含意义，起着一种民族标识的功能。

(一)珠宝符号象征

珠宝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因而受到推崇、珍惜，昌都人佩戴最多的属珊瑚、天珠、蜜蜡和绿松石，其中绿松石大多情况下以克为单位进行交易，其余都是按成色、年代久远、饱和度和眼数等来估值。由于昌都地方妇女偏爱正红色珊瑚，估价时主要以珊瑚的润色和完整度为参考。再如，将佩戴的珠宝奉为一种神圣性和信仰，与作为外来物的珊瑚和物稀的天珠相比，绿松石在藏族历史上的记载和使用要比前两者多，吐蕃赞普时期的告身制度中，绿松石就是其中嘉奖之一。《西藏宗教之旅》就有一段关于珊瑚和绿松石功能的记载①参见意大利学者图齐的《西藏宗教之旅》，耿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年第2版。原文为:在西藏的一大部分民间巫术仪轨中，都把“”一词用作“灵魂”的意义。当人昏厥时，大家就认为灵魂已离体;当人死亡时就意味着灵魂已与身体分离，已被夺走或游荡于附近某一地方。在此情况下都要举行招魂或赎魂仪礼，其目的是为了延长生命。这种宗教仪轨的法器是用糌粑塑成的模拟像、绵羊的右股骨、木头、白石、水、珍贵物品、白骰子、珊瑚、绿松石等，所有这一切都放于一个大碗中。他们认为在人身上除了灵魂之外还有生命息。。天珠，藏语发音为“瑟”()，有研究人称其为瑟瑟、猫眼石和“蚀刻或漂白的红玉髓”。天珠以它的图案、色泽和眼为主要估价标准，笔者研究发现的眼数有一眼至十二眼以及十四、十五和二十一眼。其中三眼和六眼各异，藏族人偏喜三、五、七、九眼，另外天珠还有其他各式品种，如法螺天珠、杵天珠、多闻王天珠、药师珠、雍仲天珠、龙眼天珠、宝瓶天珠、“鲁”天珠、印度水珠、红珠白眼天珠、达洛天珠、次多天珠、达洛莲花天珠、圆板珠、莲花多巢天珠、达洛彩虹珠、单达洛珠、马齿天珠、羊齿天珠、天地结合天珠等。当今市面上流通的很多台湾仿制天珠在西藏也有很大的市场，昌都流通台湾出产的人工天珠流通量也较大。综合各种宝石在昌都地方的使用方法和习俗，不仅反映出装饰在昌都地区妇女服饰上的审美搭配，也能推断出这些饰品如果没有相关的文化象征也难被藏族人推崇，在历史上亦不会有如此的地位与价值，也难有如今的审美地位与市场价值。

(二)数字的吉祥与禁忌

数字的理解和说法与这个民族对数字的理解相关，任何一个民族对数字有不同的理解，在使用中有对数字的偏爱和忌讳，是一个民族对外界与内心世界的理解和喜爱的表征。数字不单是一种纯数字表示，它还有许多文化意义，正如在数字服饰文化中的显现。

昌都的江达县、嘎玛乡、拉多乡、缅达乡、妥白利地方的妇女在出嫁前头顶上佩戴一个蜜蜡以表待嫁，出嫁后头顶佩戴的蜜蜡则需是3个，一颗置前两颗在后表已婚。藏族人喜欢三眼和九眼天珠，首先是因天珠眼数以单数最佳，其次笔者认为这三眼与藏传佛教三宝和苯教九乘经论以及尚九有关。从数字偏爱能得出其信仰信息，如这种偏爱不与这种信息相关联，这种眼数偏爱也不会留存至今。

(三)色彩的文化象征

颜色是服饰重要一部分，在服饰颜色的运用上除基于藏族传统习俗的选择之外，漫长的发展过程也让服饰颜色衍生出诸多文化表征。

饰品的颜色也能反映一定的历史和宗教仪轨，这也是色彩自身记录功能的体现。藏族人喜欢白色，首先这与自身生活的地域环境——雪域高原有关，藏族人饮食中的糌粑、酸奶、人参果称为“三白食”，藏族人认为这种颜色纯净。“白色的食物”()和“无垢的哈达”这种表述也表现出对白色的喜爱。在昌都牧区，出嫁前的姑娘都要准备一件白色的衬衣或披肩，称为“央朵”()，意即带来祥运的颜色。藏族人在颜色主体定位上以蓝黄白红为主色，在昌都女性服饰颜色运用中以这四种主色和绿为主，蓝代表了天空，有高贵之意，也表现了一种归属，从物质到精神都有用蓝的习惯表达。在苯教中，苯教师的着衣以蓝为主色。黄表大地，寓意大地般的深沉。藏传佛教中也普遍使用黄色和绛红色，黄色广泛地运用在僧伽法衣上，这种颜色制成的衣物在安多地方忌讳用在普通民众身上，在昌都地方，俗人在节庆着黄色的衬衣较为普遍。在以上例子中，从地方女性服饰色彩的运用上能了解到民族习性和部分信仰信息。

(四)赭面习俗

“赭面蕃族”是藏族人的一种自我称谓，如今这种赭面习俗我们可以从文献资料的记载和活本壁画中看得到。可以断定吐蕃时期在面部抹以红色是一种普遍的男女皆有的装束，这大概也与高寒地方防晒护肤有一定的相关性。《隋书·西域·女国传》中有这样一段记载“男女皆以彩色涂面，而一日中或数度改变之”［3］。这种妆容在文成公主未进藏前就存在，公主进藏后不喜这种妆容，王下令不许再使用此妆容①参见《隋书》卷46《西域·女国》:“公主恶国人赭面，弄赞下令国中禁之。”。在昌都牧区，这种赭面妆容仍旧被看成是一种美的象征，女性面颊有血丝(高原红)被视为美的象征，至今仍有涂腮红的习俗，即把染料粉裹在红色小包内，用时即沾少量水涂脸。

布料、线条、颜色、数字这些最基本的组成元素能发挥它自身的文化功能，布料的生产使用、线条的运用、色调的饱和度、数字的习惯使用法等要素能激活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结语

传统服饰是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在特殊的生活地域环境中，康区昌都藏族妇女服饰根据独特的高原气候和环境等，创造出与自己的传统艺术、审美、生产、生活和宗教信仰相关的服饰文化。在昌都市境内出土的近5000年前的卡若遗址中的骨针和装饰更是将昌都服饰的艺术魅力展现在人们眼前，这个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代表了藏区地理概念中朵康地区的中部康巴文明，同时加深了整个昌都服饰的文化底蕴，随着生产生活需求和审美变化，昌都妇女服饰在藏族服饰中以其鲜明的地域特色绽放异彩美韵。

服饰作为活态的民间艺术样式，具有记述历史，反映生存环境、宗教仪轨和伦理等文化功能。在当今经济社会发展、时尚潮流的综合影响下，作为民间文化资源之一，在文化交流中藏族服饰也发生了许多发展和变革，反过来这种发展与变革也会对昌都妇女服饰产生深远影响，保留凝固其中的“真”与“美”至关重要。民俗作为文化要素之一，在维系文化系统的整体活动中起着特有的作用，以符号学理论研究民俗文化的象征体系，从藏东昌都妇女服饰个案来讲也是可行的，可以看到传承民族服饰和研究服饰文化的重要性，它反映了环境制约因素和创作生产的要素在服饰文化上的体现。从远古文明至今，昌都妇女服饰文化历史悠久，它广袤的地域及其独有的地域文化，从服装到各类饰品一应俱全地运用在昌都人身上，用穿着的形式代表康区服饰文化，也酝酿了自己独有的昌都服饰文化，更是历史记载者。当下面临着文化的同化，对于服饰这样的民族文化形态，在现代化进程中昌都藏族妇女服饰的保护与继承需落到实处。除“文化多样性”之外，更应保护特定文化场景中的文化形态。在更长久的文明史中昌都妇女服饰必将作为藏族服饰中的“重要一员”为文化宝库增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