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里罗短篇小说中的生态伦理观探究

张 晶

(湖南理工学院 中文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唐·德里罗被誉为当代美国最重要的四大小说家之一，与菲利普·罗斯、托马斯·品钦及科马克·麦卡锡齐名。《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1]是唐·德里罗唯一的短篇小说集，跨越其写作生涯30余年，主要以美国社会文化环境为背景，较为全面地描述了战争灾难、城市灾难及自然灾难下人与自我、人与其他生物及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的失衡状态，寄予了唐·德里罗浓厚的伦理情怀与人文关怀，蕴含了他的生态危机意识与生态伦理观。生态伦理是“人类处理自身及其周围的动物、环境和大自然等生态环境的关系的一系列道德规范”[2]，要求人类在关注人与社会之间伦理道德关系的同时，更加注重其与自然之间的道德义务。

本研究从战争灾难、城市灾难与自然灾难三个方面入手，探讨唐·德里罗短篇小说中的生态伦理观所具有的时代性、世界性及现实意义。

一、反对战争：树立地球共同体的生态整体观

唐·德里罗不仅在战争与恐怖暴力事件中关注人的精神创伤的修复，而且时刻关注战争等灾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人类文明的损害。他对包括所谓的反恐战争在内的一切暴力事件心怀不满，反对因人为灾难导致的生态环境污染，尤其是因战争中核武器、生化武器使用而导致的污染。[3]战争会使参战各方遭受损伤，甚至整个地球都会遭受污染。枪响时没有受益者，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既是竞争者，又是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各国在谋求自身发展、争取利益的同时，应该和平共处，避免战争。人只是地球上的寄居者，不应以地球统治者的身份自居，应为生态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付出努力。

战争不仅对地球生物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造成破坏，而且威胁全人类的生存，打击人的精神与心灵。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的人性时刻》中，唐·德里罗展现了一幅因战争而导致原本色彩斑斓的地球逐渐变得灰暗的图景。通过对战争前后“我”与福尔默看待地球的方式的改变、福尔默心理落差的叙写，表明了唐·德里罗对和平的向往与对道德共同体意识的追寻。战争之初，“我”还能看到各色各样浮游植物盛开的花，感受它们的色彩变幻给“我们”带来的喜悦。而战争使整个地球的状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只能在太空玩背诵地球上的地名、地貌和地质术语的游戏，回忆地球的样貌，福尔默不再将地球视为可用生动的语言来描绘、能闲来把玩或者思忖的对象，战争将他对地球的幻想、对未知的期盼都毁之一炬。他对未知之地怀有的甜蜜与梦幻般的渴望，或是“任何他对地球的感觉”[1]46-47，乃至“对野兽的同情”[1]46-47，对内在生命力和造物主的信念及对人类同一性的观念等都烟消云散，他只能默不作声地俯瞰地球，感受亲历战争后内心聚集的痛苦与无奈。

同时，战争也是人与人生态关系决裂的最终表现，是人的控制欲和占有欲膨胀的结果。唐·德里罗反对战争中的科技异化，呼吁建立国际公正的新秩序，号召建立健康的“国际圈”，强调发展的“共同体”意识。一些国家为获取自身的最大利益，不顾伦理道德规范，利用现代科技非法窥探他国隐私，甚至还发动非正义的战争，实行霸权主义。小说中“我”与福尔默负责在太空巡视，负责用高新技术击退他国间谍。另外，唐·德里罗在关注战争本身的利害基础上关心战争武器隐藏的危害。“西方生态伦理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抵制强权主义、霸权主义，结束军备竞赛，禁止核武器研制，实现全球安全，消灭饥饿，控制滥用技术……”[4]11避免战争是构建健康安全国际新秩序的必要条件，而武器装备是能否进行战争的前提。虽然“核武器的禁止让世界上的战争变得安全了”[1]28，但“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世界大战”[5]——一场信息科技之战。

时下经济全球化与科技高速发展，预防信息科技战争也是重要任务。各国应采取正义的方式谋求合作，合理获取资源。唐·德里罗本人算是一位归隐居士，他不使用互联网，也从来没拥有过手机，通过报纸获取新闻，不希望被人联系到，想把自己隐藏起来。福尔默认为，互联网等现代媒介是具有控制性的。[5]媒介公司经过议程设置通过电子设备输出的广告与信息，使社会群体精神固化、失去判断能力。另外，科技产品虽然给人带来生活的便利，但产生的垃圾若处理失当，则会导致生态环境的污染。就战争本身而言，无论是核武器战争还是信息科技战争，都会对人乃至地球造成损害。正如福尔默指出的，人们并不像以往那样享受这场战争了。过去，他们将战争视为一种升华、一种周期性的激情，他们享受其中，并获取力量。而如今战争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它“只是一种对形式的渴望”[1]33。

地球是所有生物生存的环境，人类需有“同一个地球”的认知，摆脱人类是自然的管理者的思维。“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对地球这颗小行星表示关怀”[4]18，它“是白昼和黑夜的保留地，它包含了合理而平衡的变化”[1]30。唐·德里罗借福尔默对人类地位的反思，表达了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福尔默的言行不仅展示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参战者的疲劳，而且代表普通群众表达了对战争的厌烦，对人类的盲目自信进行了深刻的揭露。福尔默认为，人有时会有一种力量来使自己达到一种自大的状态，即“你自我感觉是那么好，以至于你开始觉得自己比其他人稍微高等一些”[1]40。另外，战争会使地球失去活力，让人失去信仰，凸显人类目前的失败和绝望，宇宙乐观论的自慰终会失效，它让福尔默“认定地球是宇宙中唯一存在智能生命的星体。我们的存在是出于偶然，而且仅此一次”[1]44。这场战争会终结宇宙中生物体的过剩问题，将人类视为最高等的生物这一想法也终会结束。

二、反思城市生态危机：呼唤美与善的伦理道德

伴随乡镇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与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堆积的各式各样的城市垃圾污染土地、水等自然资源，使得动植物等的生存环境遭到破坏，最终导致人类与动植物均陷入生存危机，而城市则在侵略式的发展下陷入生态危机。有“美国当代社会的复印机”[6]之称的唐·德里罗，将美国社会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被垃圾包围的城市、被疾病感染及被强暴而去世的孩童等。他通过反思城市生态环境的破坏与人文环境的污染，在《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中描述了埃德加修女对弱势群体的救济、伊斯梅尔的“天使墙”及两人自发性的对城市垃圾的清理，表达了对唯利主义的批判及对人与动物的生命的人文关怀，寄托了对美与善的伦理道德的呼唤。

小说里有唐·德里罗对“美”的向往，他期望生活在一个美的城市之中，没有垃圾围绕与废气浓烟缠绕。他在《人性时刻》中提到，火山爆发、洪水泛滥等自然灾害威胁着人类的安全，而比这更可怕的是呼吸道疾病，以及充满着罪恶和暴力，弥漫着低垂的浓密烟雾的城市灾害。他在《美国志》里也写道: “垃圾比一个活人向你展示的更多。”[3]在《天使埃斯梅拉达:九个故事》中，他描绘了一座被垃圾覆盖的城市：空旷的场地上到处都是堆积多年、业已分层的废弃物——生活垃圾、建筑残渣、被毁坏的汽车车身。在城市废弃的街区，“那儿遍布被烧毁的建筑和无人认领的灵魂”[1]80，连警察都将其称为鸟地——鸟类保护区的简称，在这里指代与社会秩序相脱离的一小块区域。虽然市政工人定期来这里进行清理，但也只是形式上而已，他们走时总是留下只挖了一半的坑、被遗弃的工具，泡沫塑料杯、香肠比萨饼随处可见。与此相反的则是城市中产阶级伊斯梅尔与修女埃德加组织孩童去城市的角落收集废弃的汽车，变废为宝。唐·德里罗引入“鸟类保护区”的概念，讽刺只顾城市发展与物欲享乐的行为，表达了内心对洁净的城市环境的追求。

小说里还有唐·德里罗对“善”的重视，他通过对动物生存惨状的描述，隐含了对动物的怜惜与对生命的敬畏之情。在废弃街区的空旷场地上，“杂草和树长在倾倒的垃圾堆之间”[1]81。成群的狗、老鹰和猫头鹰流落于此，还有地上“成群的害虫，被修水管的废材和石膏板塞满的坑道”[1]82。在布朗克斯河沿岸快出城的地方，老鼠在一辆被废弃的本田汽车的贮物箱里乱窜。而到达这片区域最深的地方，随处可见死亡与腐烂的动物。这里有蝙蝠四处飞，“它们从一个装满医疗垃圾的坑里一起飞了出来。坑里的绷带上沾满了人的体液”[1]95。废弃的注射器可以满足整个城市想死的愿望。这里有“成百上千只死白鼠，尸体又硬又平。你可以像翻棒球明星卡片人一样把它们翻过来”[1]95-96。

唐·德里罗除了对动物的生命有“善”的关注，对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如儿童、非法寄居者等，同样有着深刻的人文关怀与同情。鲁枢元指出，在岩石圈、大气圈等外，应该还有一个“由人类的操守、信仰、冥思、想象构成的‘精神圈’，生态系统中人作为心灵性的、精神性的存在常常被忽视”[7]。城市生态危机让人遭受失业与传染病的恐慌，陷入精神生态危机。此外，西方社会的唯利主义使底层人民被边缘化、苟且偷生。流浪者只能靠修女的救济存活，他们被身体疾患与精神疾病困扰，信仰混乱，用祷告治疗刀伤，在他们看来，“祷告是一个很实际的策略，在罪与宽恕的资本市场上占据暂时的优势”[1]80。儿童一生下来就有烟瘾或艾滋病，在强暴或襁褓中去世。伊斯梅尔为活着的孩童提供支持，为去世的孩童绘制一面天使墙，修女则教授他们知识，她们的行为与城市的暴乱格格不入。

西方社会的经济垄断加剧了底层人民的信仰危机，从而使人们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人类为获取自身的利益，选择在远离城市的区域堆积工业垃圾、生化药品，污染土地资源，破坏生物的生存环境，而腐烂生物携带的细菌可能会威胁人的生命。他将埃德加修女对流浪汉的救济、伊斯梅尔的天使墙与流浪汉的颓靡及动物的流离进行对比，期望构建和谐稳定的生态系统，暗含了协调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及人与动物之关系的意义，呼唤人类内心深处的美与善，表达了反唯利主义与敬畏生命的生态伦理观。

三、敬畏自然：肯定自然的内在价值

唐·德里罗通过展现自然灾难的危害性与自然景观的疗愈性，警示人类正视自然生态，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展现出对自然内在价值的肯定与人文关怀。自然灾难给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害，是消极或具有破坏性的，是人与自然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同时，自然景色又能缓解人类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中积累的精神压力，给人类带来视觉与心灵的舒适。

在《人性时刻》中，唐·德里罗展现了生态系统多样性与人类的相互依赖关系，否定了人对自然的主导作用。“多样性是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文明系统共生共存的基础和前提。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多样性等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的原料，对于调节气候、稳定水文、保护土壤、促进资源循环、维持生态系统的演化，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9而一旦失衡则会造成生态紊乱与生存危机。唐·德里罗叙写了洪水对大片区域的冲毁与侵蚀、地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火山爆发引发山崩及海啸侵扰沿海居民等自然灾害对人的危害，警示人类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性。托马斯·拉克莱尔(Thomas LeClair)评价《白噪音》时指出：“现在自然是什么？自然的本质改变了吗？如果自然的本质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了吗？”[9]答案可想而知，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未变，而且需得到更多的重视，人类应不断思考与自然的关系，在不断的思考中形成不同时期的生态伦理观和价值观。

唐·德里罗“作为一名知名的美国后现代作者，他意识到作为人类一员的责任感……关心自然灾害对人类生存的危害。他热爱大自然，热爱人类……”[10]小说《象牙杂技师雕像》叙写了美国姑娘凯尔在希腊国际社区亲历地震的故事。地震的发生加剧了生活在日益恶化的城市环境中的人的精神失衡。震感进入凯尔的血流与皮肤中，成为她每一次呼吸的一部分，使她像个经历原子弹爆炸的孩子一样蹲在家门口。地震剥夺了凯尔的自我选择权与判断能力。地震让城市中的“每一个人都在时间的推移中脆弱无比”[1]73。灾难过后的城市一片混乱，“喇叭声越来越响，有点像叫喊，像是受到惊吓的动物”[1]60。地震及其多次余震是造成恐慌的根源，而人们的焦灼同样对恐慌有着影响和催生的作用。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是唐·德里罗在希腊雅典西部郊区亲历里氏6.7级地震之后[11]对自身经历的加工和再创造，也是对人的地位及生存处境的重新反思。他结合切身体会，通过对地震中人的精神焦虑与心理创伤的描述，展现了自然的强大力量，流露出对自然的敬畏。

另外，唐·德里罗在小说中还展现了自然对人的疗愈作用，肯定了自然带给人的审美价值及对人的性格塑造的影响。[4]135《创世》中的一对年轻夫妇随团旅游，因困于没有通信网络、没有他人的多巴哥群岛，未提前72小时预约而错过飞机，陷入焦虑的情绪之中，但焦虑情绪在自然景观中得到了消解。他们能看到公路边界地带的植被，还能看到整个山谷成片的丛林。此外，这个海港小城拥有着其他城市所没有的一种古代的没有太多现代钢筋水泥气息的石头建筑。当男主人公在酒店游泳池观赏自然风景时，他有一种不同于城市生活的体会，一种充满自然生气的雅适环境的享受。他能看到空中风逐云动的景象，赞叹云海翻滚中形成的巨峰，还能看到海面翱翔的鸟儿，欣赏它们倚着一道气流闲游等景观。凉爽的淡水触摸身体，他感受的是身体在池水中随意漂浮的惬意，以及活在世上的独特滋味。这进一步肯定了自然的内在价值，表达了唐·德里罗对人与自然之和谐关系的向往。

四、结语

唐·德里罗的短篇小说通过对战争灾难、城市灾难、自然灾难的描绘，将当今社会中出现的自然生态危机、城市生态危机及人的精神生态危机等展现在读者面前，使我们意识到生态系统协调的重要性。他批判了人类中心主义、不公正的国际交往秩序、求利益不环保的发展观，体现了对生命的尊重，对美与善的伦理道德的召唤，表达了对自然的敬畏之情，引发人类对自身在生态环境中生存的伦理关系、伦理道德的重新审视。这对解决当前全球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存困境及生态伦理关系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