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灾害文学史的建构
——以先唐灾害诗歌史为例

龙珍华

自然灾害一直是文学表现的重要题材。文学即为人学，“文学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作用：包括治病和救灾在内的文化整合与治疗功能”[1]。在诗歌创作中，作者往往通过展现灾害场景，抒写灾害感受，总结灾害教训，并对战胜与消除灾害寄予美好想象，从而将灾害所造成的心灵伤痛逐渐抚平，最终实现对灾害的心灵超越。同时，灾害作品通过解读与传播，又可以对读者尤其是灾害的亲历者进行心理治疗，并为人们战胜灾害提供历史与现实的镜像，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总结经验与教训。可以说，一部人类发展史,既是一部灾害斗争史，也是一部灾害文学创作史。由于目前学界对灾害文学概念尚未明确界定，故本文将直接或间接涉及灾害内容的作品，均视为灾害文学作品。

一、先秦灾害文学书写与灾害诗的产生及发展

灾害文学创作源头一直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先秦时期自然灾害频发，其灾害文学书写也很丰富，《尚书》《山海经》《诗经》等都对自然灾害这一题材给予了很好的表现，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灾害场面，以及古人面对灾害时的情感态度。其中《山海经》作为早期灾害文学作品，以神话形式反映了远古时期的水灾、旱灾、瘟疫、火灾、风灾等多种自然灾害，尤其关于干旱与洪水的神话传说对后世文学创作影响巨大，特别是有关大禹治水的传说流传甚广：“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2]反映了早期洪水灾害发生时，先民抗灾救灾的情况。而诗歌作为最早成熟的文体形式，与自然灾害关系密切，是古代灾害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深远。

尼采说，“生命通过艺术而自救”(《悲剧的诞生》)，普列汉诺夫则认为“艺术往往是在宗教强烈影响下发展起来的”[3]，诗歌艺术亦如此。先秦诗、乐、舞“三位一体”现象反映了古代诗歌的产生与原始宗教祭祀之间存在密切关联。《吕氏春秋·古乐》中所记载的葛天氏部落“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4]，可谓古代诗歌与宗教祭祀关系的生动例证。而宗教祭祀与自然灾害密切相关。

受科学认知的局限，古人普遍认为自然灾害的发生是上“天”降下的祸患。古人心中的“天”是一个极为神秘而又无处不在、法力无边、能主宰万物的神灵。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5]《礼记》云：“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6]人们每遇疑难就祈求于天，通过歌舞祭祀以沟通天人，使神人以和，达到祈福禳灾的目的，无论丰歉概不例外。在这种祭祀活动中，“乐舞的最终目的在于‘神人以和’，亦即沟通天人之际，让个体小生命得以回归于宇宙生命的大本大原，个人也就有了精神上的依托”[7]，祈福禳灾是祭祀的主要内容和目的。故诗歌自诞生之日起便与自然灾害紧密相连，早期的灾害诗作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如《山海经·大荒北经》中的《逐魃辞》“神北行”[2]，可谓最早的祛旱歌谣。《礼记》中所载《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8]，则是一首远古先民消灾祈福的巫咒歌谣，反映了远古时期的地质灾害、洪水灾害、动物灾害、植物灾害等众多自然灾害[9]。在《诗经》中的一些灾害主题诗歌中也往往表现出浓郁的宗教气息，反映了先民临灾时祈神弭灾的情景，如《诗经·大雅·云汉》：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躬？……[10]

诗共八章，相传为周宣王所作，表现了西周末年一次严重旱灾。诗中描写了酷暑炎炎，草木枯竭，以致饥荒的灾害惨象，虽经多次祭祀禳灾，却未能缓解灾情。诗中祭祀祷告情形的描写，使诗歌呈现出浓郁的宗教色彩。清代皮锡瑞称“《云汉》，宣王遭乱仰天也”(《经学通论·诗经》)，认为此诗乃周宣王灾后对上天的祷告之词。而且事实上，“《云汉》一诗用作雩祭乐章，到了南北朝还见于记载”[11]。因此《大雅·云汉》与《逐魃辞》《蜡辞》等原始祭祀歌辞一样，均体现了灾害与祭祀及诗歌之间的紧密关系，也反映了先秦灾害诗歌的深远影响。

《诗经》中还有一些描写祭神祈雨的诗歌，如《小雅·甫田》：“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榖我士女”[10]，表现祭祀田祖农神以祈甘雨，以使农业丰收的情景。其中既有“琴瑟击鼓”的仪式，又有“以介我稷黍，以榖我士女”之类的祀祷之辞。此类祭祀求雨诗歌当为后世祈雨诗滥觞。同时，除了祈神弭灾，古人对灾害也具有一定科学精神，《诗经》中不乏古人抗灾救灾智慧的表现，如《小雅·大田》中所载利用昆虫趋光畏火的习性消灭螟蝗害虫，以保农业丰收的做法等[10]。

有的灾害诗歌则反映了人们面对黑暗现实与无情灾害时的悲愤与无助，只得将满腔忧虑与怨愤哀告于无所不能、无处不在而操纵万物的上天，借指责上天的无德，对统治者的剥削苛政进行强烈控诉。邓云特《中国救荒史》认为，《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旻天疾威，弗虑弗图”之语所反映的是“厉王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西元前八五八—八五三)连续六年之大旱”[12]，诗歌描述了这次灾害所造成的极大损害，并责怪上天不辨是非，让有罪者免遭责罚，使无辜者惨遭灾殃，表面上谴责上苍，实际上借以表达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

《楚辞》中的灾害书写同样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与《诗经》不同的是，《楚辞》除了更多吸收远古灾害神话及巫术祛灾的思维方式，还涉及灾害因素中人神天地关系等更深层的思考，这主要表现在《九歌》《天问》《招魂》等作品中。其中《九歌》是屈原根据民间祭祀乐歌加工创作的，带有明显的“巫风”色彩，在虚实之间描述人神交接的情景，有写景与抒情，更有人物语言与场景的虚设，所写场面及诸神多与水旱有关。故有学者认为，如果云中君、湘君、湘夫人、东君、河伯、山鬼皆为山川司风雨之神，那么《九歌》便是求雨于风雨之神的祭歌[13]。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与《楚辞》中的灾害书写为后世灾害诗歌创作树立了艺术范本。《诗经》中的许多作品将历史时期的灾害景象写得生动而真实，比如《小雅·十月之交》表现了周幽王二年(前780)陕西岐山大地震的惨烈情景：

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则维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10]

诗中描述了周幽王六年(公元前776年)发生的日食，以及周幽王二年(公元前780年)的地震灾害。诗歌前半部分详细描述了周幽王时期频频发生的日食、月食、雷电、洪水、地震等灾异现象，尤其对地震所造成的严重灾难进行了形象描写：地震发生时，电闪雷鸣，江河沸腾，山崩地裂，高岸成谷，深谷成峰，场面极其惨烈。作者将地震发生的过程进行了生动逼真的描述，构成一幅难得的古代地震灾变图。这首诗歌既写出了诗人对灾害发生的深深忧惧及其天命观念与天灾思想，又表现出深切的人文关怀与写实精神。

总体来看，《诗经》中既有对灾害场景的直接描写，灾害又往往作为抒发人物情感的背景或媒介出现，将自然灾害的描写与现实生活的反映相结合，在灾害书写中体现出浓厚的人文关怀。有的将比兴手法的运用与灾害书写相结合，巧妙地进行抒情达意，如《周南·螽斯》一诗中，蝗灾成为生动的比兴，其以“螽斯”(蝗虫)之多，喻子孙之众多[14]；《魏风·硕鼠》一诗则以鼠灾为喻，表达出对统治者贪婪成性的强烈不满等。而屈原《九歌》等《楚辞》中的涉灾书写，则实现了原始灾异符号向艺术化灾害书写的重大转变[15]。

二、汉代灾害文学书写与灾害诗的写实精神

先秦灾害诗歌创作在艺术上已基本成熟，对后世灾害诗歌创作影响深远，特别是其中所体现出的对人的关怀，“对现实的关注和对人类心灵世界的展示，成为后世灾难文学的原型，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永恒的价值和意义”[16]。此后汉乐府灾害民歌中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写实精神，以及魏晋南北朝文人灾害诗中强烈的生命意识与人文情怀，都与此相沿革。《古步出夏门行》“白骨不覆，疫病流行”[17]、《古艳歌》“马啖栢叶，人啖栢脂。不可常饱，聊可遏饥”[17]等乐府古辞中对于饥疫灾荒、民不聊生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注；《郑白渠歌》《洛阳人为祝良歌》等灾害民歌对于现实的严重关切等，都与先秦灾害诗歌现实主义精神的垂范有关。

两汉文学中的灾害书写较先秦时期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不仅在《史记》中的《天官书》《河渠书》以及《汉书》中的《五行志》《天文志》《沟洫志》等史书中有大量的灾害记录，在诗赋、民谣、奏议等其他作品中也有丰富的灾害文学表现，其中有对灾害情景的描述，有对灾害感想的抒写，还有对风调雨顺、民生安乐愿景的祷祝等。

作为汉代文学之盛的汉赋以铺排见长，尤其擅于灾害场景的展示和灾情的渲染，如贾谊的《旱云赋》借“昊天之大旱”来抒发其心中的愁怨情绪。赋中对干旱燥热的灾害景象进行了生动描写：“隆盛暑而无聊兮，煎砂石而烂渭。汤风至而含热兮，群生闷满而愁愦。畎亩枯槁而失泽兮，壤石相聚而为害。”[18]书写了旱灾中暑气碎石、热风如汤、田地枯竭、生民愁苦的灾害情景。

相比汉赋而言，汉代所流传下来的文人灾害诗数量并不是很多，其中值得重视的有直接表现雨水之灾的古诗《风雨诗》[17]。而汉乐府的写实精神在灾害民歌童谣中得到充分体现。如《郑白渠歌》：“田於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如云，决渠为雨。水流竃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17]这首歌颂治水功绩的民谣表现了人们兴修水利、凿成郑白渠、战胜灾害从而安居乐业的情形。也有一些民间歌谣对腐败官吏进行辛辣讽刺，而对为民谋利、积极抗灾的良吏给予热情赞颂，如《洛阳人为祝良歌》：“天久不雨，烝民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应，滂沱而下。”[17]此歌谣因洛阳令祝良为民禳灾而作，因岁时亢旱，天子祈雨不得，祝良乃暴身阶庭祷雨而天降甘霖，于是时人为之而歌。

东汉末期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有些童谣则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灾害场景，如《汉末江淮间童谣》《汉末洛中童谣》等反映了当时战乱与灾害所带来的饥荒与死亡，也写出了民生凋敝、物价上涨、“粟贵于金”[17]的社会经济状况，并在“虽有千黄金，无如我斗粟”[17]的讥讽中，表达了对豪门贵族的不满情绪，反映了贫富不均所带来的社会矛盾。

与先秦灾害诗歌比较而言，汉代灾害诗歌在创作内容上，与社会政治关联更密切，其中两首帝王灾害诗即汉武帝的《瓠子歌二首》尤其值得关注。诗云：

瓠子决兮将奈何，浩浩洋洋兮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钜野溢，鱼弗郁兮栢冬日。

正道驰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其一)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讯流难。

搴长筊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隤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其二)[17]

此诗反映了汉武帝时期的黄河水灾。汉初水旱灾害频繁，黄河多次决口成患。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四月，黄河在瓠子地方决堤，汉武帝亲自临场指挥塞河，然薪柴不足，久而无功，于是汉武帝以歌痛悼，并表祷祝之愿。诗中灾情与史相合①。第一首描述了河决瓠子，梁楚一带河水泛滥的情境，并抒写了塞河治水的急切心情；第二首则进一步表达了成功救灾的美好愿望。因统治者的重视，这次塞河水利工程成功后，梁楚之地再无水恙，汉武帝二诗也成为这次水灾的历史见证。

可以说，汉武帝的水灾书写中，成功塑造了一位勤政忧民、重视农业水利建设、积极抗灾救灾的明君形象。这种帝王灾害书写显然有助于明君形象的树立，而灾害书写也往往成为政治批判的重要内容。

董仲舒《春秋繁露》云：“灾者，天之遣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19]自汉儒将灾异天谴说与伦理纲常之论结合起来，后世文人便往往以此讽谏君主，议论朝政，尤其是谶纬神学使“灾异天谴”说进一步深化，既使灾害成为臣子讽谏君主的理由，又使灾害解释变成统治者巩固皇权的舆论手段。封建帝王成为当之无愧的上天之子，行使上天授予的皇权，若政道有失，则上天降灾异以示警，“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20]。这种灾害思想与文化对后世灾害文学创作影响很大，人们思想中自然灾害与社会政治的密切关系，也使人们面对灾害时的现实思考更为深刻。

三、魏晋南北朝灾害文学书写与灾害诗的抒情特征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仍，自然灾害频发，许多文人以深切的人文情怀对乱世灾害给予了极大关注，在这段灾害历史的文学书写中往往体现出强烈的生命意识。魏晋玄学的影响，以及战乱和灾害所引起的忧惧之情，人生无常的生命之感，使得灾害诗歌创作中的抒情气氛更加浓郁；作者的眼光更加关注灾害中的人，更加注重表现人在面对灾害时的心灵状态，而不仅仅着力于对灾害场景的生动描述。这个时期涉及灾害书写的作品数量较前代进一步增多，是灾害文学的重要发展时期。

汉末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疫病的高发期，严重的瘟疫造成了大量生命凋零。史载，“(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大疫”[21]，对此曹植《说疫气》亦云：“建安二十二年(217)，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22]灾情令人触目惊心，建安七子中多人先后去世②， 昔日“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23]的文学盛景不复存在，酬赠之作几于音沉响绝，“而悼亡之作应运而生”[24]。这次疫灾也使诗人对人生无常的感受更为深切，在灾害诗创作中往往融注了作者深刻的现实关怀、强烈的生命意识以及浓郁的抒情特质。

天灾往往伴随着人祸，瘟疫发生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显然与这一时期战乱频仍、徭役繁重等有关，建安诗人对此也给予了反映，如曹操的《蒿里行》[17]、王粲的《七哀诗》[17]等。西晋潘岳《关中诗》所云“师旅既加，饥馑是因。疫疠淫行，荆棘成榛”[17]，则阐述了战争、疾疫所造成的社会灾难，道出了战争与瘟疫等灾害之间的关联。

总体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灾害诗创作成就较前代更为突出。傅玄、潘尼、鲍照、江淹等人的《苦雨诗》，傅玄、庾信等人的《苦热诗》，曹植、鲍照、庾信等人的《喜雨诗》等均为代表性作品。这个时期也出现了灾害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

曹植在灾害文学创作方面也可称“建安之杰”，除了《说疫气》等灾害散文外，还有灾害诗作。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因大旱而饥歉，曹植作《喜雨诗》抒天降甘霖后的欣喜之情；在《时雨讴》中则表现了祈禳致祥、天降时雨、野草润生的欣慰之意。除了书写旱灾，其《怨歌行》“震雷风且寒，拔树偃秋稼”等句[17]，还描写了震雷刮风、大风拔树而损害“秋稼”的风灾场景。

在晋代诗人中，傅玄可谓灾害诗创作的代表，除《苦雨诗》外，还写有《苦热诗》《炎旱诗》《季冬诗》等多首灾害诗，反映了水旱风雪霜冻等多种自然灾害。在这些诗歌中，既有灾情的记录和灾害场景的展示，又有灾害感受的抒写。如《炎旱诗》：

炎旱历三时，天运失其道。河中飞尘起，野田无生草。一飡重丘山，哀之以终老。君无半粒储，形影不相保。[17]

诗人生动真实地描写了夏旱炎热、人们挥汗如雨、河中扬尘、田地干涸的“炎旱”景象，同时也表现出对炎旱引起的饥荒及灾民性命难保的忧虑。

作为南北朝集大成的诗人，庾信的灾害诗创作也表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如其《和乐仪同苦热诗》[17]虽为和诗，却将酷热难当的灾害情境写得生动而雅致，含蓄表现出酷热中的人物生活与心情。而其《和李司録喜雨诗》[17]则以精巧丰富的典故表现了亢旱雨降后的喜悦之情。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苦雨诗”“喜雨诗”等同题之作，说明灾害诗歌创作从内容到形式的逐渐成熟与定型，对后世灾害诗歌创作影响深远。其中“苦雨诗”即是自先秦以来逐渐形成的一个灾害文学经典主题。早在《诗经》中就有涉及雨水之灾的文学书写，如《召南·江有汜》《小雅·正月》等。而后汉代有古诗《风雨诗》，魏晋南北朝时期则先后有阮瑀、傅玄、张协、鲍照、江淹等多位诗人写作“苦雨”诗，唐代以后创作“苦雨诗”的诗人则更多。

另外，为数众多的《喜雨诗》创作，也从侧面反映出炎旱灾害对时人生活及创作所产生的影响。除曹植、庾信外，还有鲍照、魏收、谢惠连、谢庄等多位诗人写有“喜雨诗”。至此，对于旱灾，魏晋南北朝时期已形成一个完整的文学书写系统，即“苦热”——“炎旱”——“祈雨”——“喜雨”等，表现了旱灾发生的全部过程。

在书写体裁方面，除诗歌外，还有灾害辞赋，如曹丕、曹植、应瑒等人的《愁霖赋》与《喜霖赋》；曹植、王粲、刘桢、陈琳等人所作的《大暑赋》等。他们往往利用辞赋善于铺陈的文体特征，对自然灾害场景给予充分展示，表现出对自然灾害的现实关注，以及对百姓苦难的悲悯情怀。

总体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灾害文学创作具有浓郁的抒情特征。灾害与战乱使得生命危在旦夕，政治的黑暗也使文人的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自然灾害便成为其情感宣泄的重要媒介。因灾害场景往往容易触发诗人抑郁不得志的心情，所以借自然灾害进行抒情言志成为灾害文学创作的重要特征。在艺术形式方面，魏晋南北朝灾害诗较之先秦诗歌更加典丽工致，表现手法也更为多样。先唐灾害诗歌创作就这样逐渐走向成熟甚至兴盛。

要之，自然灾害的发生不绝于史，灾害书写便不绝于文学，灾害文学创作可谓源远而流长。

四、古代灾害诗歌史与灾害文学史的建构

综上，自“女娲补天”“鲧禹治水”“后羿射日”等远古灾害神话，以及《诗经》《楚辞》中的灾害书写以来，自然灾害一直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迄今为止，人类仍然无法避免自然灾害的发生，文学对灾害的表现也从未缺席，依然发挥着文学的人文精神特质，已然成就一座蔚为大观的人文宝库。可以说，一部人类灾害抗争史亦为一部灾害文学创作史。

自先秦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观念的转变，以及诗歌艺术技巧的不断成熟，灾害诗歌也在不断发展，其情感内涵与表现形式在不断丰富，不仅为后世灾害诗歌创作提供了原型与范本，而且积累了大量艺术经验，为后世灾害诗歌创作做好了思想与艺术方面的双重准备。在唐代，自然灾害与山水边塞等其他题材一样，共同铸就了有唐一代文学丰碑，灾害诗歌也成为唐诗的重要组成部分[25]。而唐代以后的灾害诗创作则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数量也更大。

中国古代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创作中都不乏灾害文学的影子。据统计，有宋一代灾害频发，涉及灾害书写的诗作即有六千余首[26]；清代多灾多难，仅浙江海宁地区一次劝赈诗就达1 356首，作者323人[27]。金代刘迎的《河防行》，元代萨都剌的《早发黄河即事》，明代于谦的《荒村》等，近现代以来的文学发展史，亦伴随着灾害文学史的足迹。民国时期灾害频仍，时人对此也给予了深刻反映[28]。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南方雪灾与汶川地震等一系列大灾难，当代文学也未缺席，“从历史、现实、寓言等维度进行了大量丰富的书写，生动地记录了中华民族与非典、雪灾、地震等灾害顽强抗争的不屈画面”[29]，形成了一股灾害诗歌创作热潮。

由上可见，自然灾害作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自先秦以来便作为一个文学母题延续至今，而早已成就一部脉络清晰、成果丰厚而形式多样的灾害文学发展史，值得学界深入研讨，甚至进行一部文学专门史的建构。虽然我们的古人早已具有灾害文学创作与整理的自觉意识，“然而进入现代学术时代以后，学界有意无意存在一大学术盲点”[30]，这个学术盲点就是关于灾害文学及文学史的研究。

传统史学和文学研究往往更关注人祸而不重视天灾，因而会忽视自然灾害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和作用，以及与文学创作及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是故，迄今为止古代灾害文学研究尚处于学术预热阶段，更无专门的灾害文学史著问世，已有的文学史视阈亦将灾害文学排除在外，即使在阶级性、人民性等宏观话语指导下的文学史书写，也“并没有深刻、全面、真实地观照到灾害文学书写”[31]。在当代文学史的编撰中，对文学与灾害的关系问题，也尚未引起重视，比如顾彬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便依旧未能论及文学与灾害问题[32]。而要建构灾害文学史或者具有灾害视阈的文学史，不仅需要做好思想认识方面的准备，有几个关键问题也亟待解决。

其一，灾害文学视阈的介入和灾害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事实上，目前古代灾害文学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在整个古代文学研究中处于薄弱环节。学界过去将灾害学视为自然科学范畴，而往往忽视其人文社会科学属性，故对自然灾害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明显关注不够。除了张堂会《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现代文学书写》及李朝军《宋代灾害文学研究》二著作外，已有古代灾害文学研究成果主要以零星论文形式出现，成果相当单薄，系统性研究成果尚显不足，在过去的文学史撰写中，灾害文学视阈基本缺失。同时，在灾害研究中也存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失衡现象，类似于文学灾害学或灾害文艺学的提法还未有所闻[32]。因此，要建构灾害文学史，灾害文学视阈的介入以及灾害文学相关理论的架构可谓第一要务。

其二，“灾害文学”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以及灾害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明确。虽然灾害书写在中国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灾害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但“灾害文学”说法出现较晚。21世纪初，金磊等先后发文“呼唤‘灾害文学’”，指出“灾害文学”是“新世纪文学的出路”与“新世纪中国文学发展的希望”[33]，然迄今为止，灾害文学虽逐渐引起学者关注，学界却尚未形成完全一致的内涵上的定义和外延上的界限，特别是作为一专门文学史研究而言，更是尚未被学界提及。

灾害文学研究范畴和对象的界定不仅是古代灾害文学研究取得独立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灾害文学史建构的一个先决条件。而在已有灾害文学研究成果中，有关于“灾害”文学研究的，有关于“灾难”文学研究的，还有“灾荒”文学研究，甚至“灾异”文学研究等，很显然，学界目前对“灾害文学”的内涵与外延尚界定不明，而灾害文学的研究范围也存在着不确定性[34]。

文学作为人学，其核心意义在于其人文特质，故丹麦文学史家勃兰兑斯指出：“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来说，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类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35]所谓灾害文学，也应有其作为人学特质的意义所指，其中灾害意识与情感特质是使得灾害文学具备人文特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不妨以是否涉及灾害表现作为界定灾害文学的基本标准，这不仅仅是对灾害的简单记录，而且具有灾害意识与情感特质(如忧患意识、悲悯情怀等)，由此也可发现，灾害文学在整个文学史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分量。

同时，要明确灾害文学(史)的研究范围，还需将灾害文学与生态文学及苦难文学(有的灾难文学实际可归类为苦难文学)相区别。生态文学概念的确立在学界已然成熟，生态文学也会涉及灾害，但较之灾害文学，其更侧重于关注人类活动及行为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从而揭示生态危机或灾害爆发的人为因素。另外，自然灾害于文学中的表现既不同于苦难文学的世俗与日常化，“也不一定具有生态文学所规定的生态或环保意识”，“文学与灾害的关联是多层次的，不能完全归入灾难文学或生态文学的范围之内，需要提出独立的概念体系进行研究”[32]。灾害文学/灾害文学史作为一个独立概念体系的确立意义重大，也势在必行。

其三，现有灾害文学研究成果对灾害文学史建构的支撑问题。虽然近年来对灾害文学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显示出一种较强的学术态势与较广的学术空间，但总体而言，成果尚嫌单薄，研究较为零散、片面，不够系统，有些历史时期的灾害文学研究甚至尚无人涉足，研究的广度与深度都非常有限。同时，对灾害文学的本体研究也很不足，如在古代灾害诗歌研究方面，多以诗证史，进行灾害史料的钩沉，对灾害诗的文学及审美价值重视不够。因此，要建构灾害文学史，则必须进一步丰富古代灾害文学研究成果。

另外，要建构一部灾害文学史或者有着灾害视阈的文学史，尚需考虑其书写方式的问题。钱基博曾说，文学史即“文学作业之记载”，“舍文学著作而言文学史，几于买椟还珠”[36]，灾害文学史亦如此。那么，是以各种灾害类型的文学表现为核心，进行探源溯流，综观百家，博通古今灾害文学之嬗变，还是以灾害历史为经，以灾害作品为纬，围绕时代、作家、文体或者题材类型等进行点面分析，洞流索源，将灾害史与文学史相结合，以辨灾害与文学之关系，都值得我们好好思考，或许两者均可一试，甚或可以先分体裁进行撰述，例如灾害诗歌史、灾害散文史、灾害小说史、灾害戏曲史等。

余论

灾害文学(史)研究与灾害学、历史学、地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甚至医学等学科均有一定关联，属于典型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故灾害文学史的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也不小。而自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史中涉及灾害的作品可谓不胜枚举，各种文学体裁中的灾害作品数量颇为可观，既是自先秦以来灾害历史的文学表现，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展示，具有不可磨灭的美学光辉和文学意义。研究和建构古代灾害文学史，发掘灾害文学中的人文特质与审美价值，不仅可以拓展古代大文学研究范围，开阔已有文学及文学史研究的学术视阈，丰富古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且对于缝合中国文学历史与现实的时空距离，揭示中国古代灾害历史与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等，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

注释：

① 《史记》载：“自河决瓠子后二十余岁，岁因以数不登，而梁楚之地尤甚。天子……使汲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于是天子已用事万里沙，则还自临决河，沉白马玉璧于河，令群臣从官自将军已下皆负薪窴决河。是时东郡烧草，以故薪柴少，而下淇园之竹以为楗。”参见[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412-1413页。

② 曹丕《与吴质书》：“昔年疾疫，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邪。”参见[清]严可均校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卷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89页。王粲建安二十一年(216)随曹操南征孙权，也于次年春返邺途中“病卒，时年四十一”。参见[西晋]陈寿著、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二十一，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