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民国晋商账簿楷书研究

孙 欣

在中国书法史上，清代是一个楷书非常发达的时期，擅楷书者众多，其艺术面貌也丰富多彩。士人是楷书创作的主体，商人中也多有擅楷书者。笔者在查阅清代民国晋商账簿时发现，楷书账簿数量最多，并呈现出不同的书法风格。主要有追随“馆阁体”型、融篆隶笔意型、取法北碑型。首先，受帝王影响上行下效以及出于干禄的需求，故“馆阁体”书风的账簿楷书受众最广；其次，因金石学大兴而形成的融篆隶笔意型的账簿楷书也有很多；此外，晚清民国时期，取法北碑型的账簿楷书成为主流。

一、追随“馆阁体”型

“馆阁体”作为清代的官方书体，最基本的特征是点画光洁、结体匀称、章法整齐、易于辨认，它之所以在清代盛行，必然与当时统治者的喜好有关联，他们的审美取向影响了这一时期的书风特点。例如，康熙皇帝在位时，对明代董其昌的书法甚是喜爱，于是“崇董”书风流行；乾隆、嘉庆时期，又将元代赵孟頫书法奉为圭臬，加之欧阳询、颜真卿的楷书亦同时流行于这一时期，于是“颜底赵面”“欧底赵面”的“馆阁体”比比皆是；至清代末年，欧、赵两体被推向高峰。虽然风气时尚随朝变迁，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但是“馆阁体”的特征决定了不管学习哪一家，最终总要归入均匀平整、应规入矩这一准则。

此外，“馆阁体”还成为这一时期文人士子求取功名的工具，如清人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

我朝开科取士，乡试会试外，大率以字取者居多。殿试则是取字，朝考亦然，京都凡取士，总以字为先，以诗赋为次，文艺又次之。故用功之士，写字为要务，一日之中写字功夫居其半，甚且有终日写字者。京师之人相见问曰：近日用功否？即问写字也，并不问所读何书。若见一生人，阴问此人书法如何，善写则钦仰，不善写则轻视，风气使然也吁。[1]

这里所谓的“写字”即对“馆阁体”的学习和训练。因此，由该文献可见，“馆阁体”书写的优劣对科考的成功与否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氛围中，清代“馆阁体”楷书，得到普遍的重视和提高，其应用范围也越来越广。笔者在查阅晋商账簿时发现，一些账簿呈现出“馆阁体”风格的特征，表明晋商也曾对“馆阁体”进行过研习。他们或是应试不第改经商者，或是弃商学儒入官场者，如临汾浮山张午阳就经历了从儒生——商人——官员的成长过程：

（张午阳）弱冠所应童子试，不售，改业为商贾，游于直隶天津府，襄理鹾务，遂纳粟成均后，遵筹饷例议叙八品衔，准以县丞用……性警敏，精通大六壬解绘事专工画马，年八十余犹能作蝇头书，生平持己端方，待人和厚，终其身无一字入公门，乡里重之。有手著《六壬辑注》六卷，存于家，未梓，子淼邑庠生。[2]

儒生们为了应试，不得不努力研习馆阁体，张午阳亦是。

“馆阁体”风格的楷书字体端正、易于识读，所以广泛应用于晋商账簿中。现存的晋商账簿多集中于晚清民国时期，一些账簿中“馆阁体”的影子依旧清晰可见，如《咸丰九年十月立湘潭、长沙成记票号总结账》（图一）[3]的账簿，采用规律性较强的楷书写成，字法精绝，用笔扎实自然，提按顿挫细致到位，结体扁方，章法整齐划一，通篇气息流畅自然，颇有赵孟頫楷书的韵味。笔者将此账簿中的一些字与赵体楷书中相同的字进行比较（图二），可以看出，“足”“费”“本”“会”“五”“钱”这六个字在笔画的起笔、行笔以及收笔都与赵孟頫楷书相似，字的神态也无太大差别，只是账簿用字的结体比赵体楷书更趋于扁方。通过以上分析可见，书写此账簿的晋商应该受到了赵孟頫书风的影响。诸如此类追随“馆阁体”书风的账簿楷书还有很多，如《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立协同信票号三原总结账》（图三）中的账簿，可以看出其整体乌黑光洁，相同的字笔法基本一致，兼有颜欧面貌，又参合赵体，于秀润中化朴厚。虽然在结字大小上存在变化，但仍不脱离“馆阁体”的特征。其中，“七”字横画突出强调左低右高之势，极有韵致，“会”“四”等字与颜书一致，可见书写者功力深厚。

图一 《咸丰九年十月立湘潭、长沙成记票号总结账》（局部）

图二 账簿楷书与赵孟頫楷书单字对比

图三 《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立协同信票号三原总结账》（局部）

二、融篆隶笔意型

有清一代，残酷的“文字狱”迫使一部分文人不得不转向古籍整理和训诂考据，故考据之学一时成为风气，受此影响，金石学、文字学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此时，书坛上下涌起了书写篆、隶书的热潮，一些书家甚至将篆、隶书视为书法本源，如王铎曾言：“晋小楷法，皆本篆、隶。”[4]傅山有言：“楷书不知篆隶之变，任写到妙境，终是俗。”[5]然而，这种风气的形成正与山西这个地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白谦慎在《傅山的世界》中说：“研究山西学术圈，可以扩展我们对清初学术风气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个研究将有利于我们阐释清初学术思想的转向对当时书法所产生的影响。”[6]到乾嘉时期，承袭前期风气，一大批金石、文字学者在书法方面的大力提倡和身体力行，大大促进了隶书、篆书的复兴，他们在篆隶的学习取法和练习技巧等方面开创新风。同时，书家就楷书和篆隶书体关系也进行了专门讨论，蒋骥《续书法论》曰：

先君子论作小楷，必先凝注精神，于法度森严中而出之以纵横奇宕。今解云：知篆隶则楷法能工。篆法森严，隶书奇宕，运用篆法参合隶书，可谓端庄杂流丽矣。[7]

汪沄在《书法管见》中说：

小楷笔法，如玉箸小篆，圆健生动，若使一笔轻而无力，一笔重而粘滞，或起笔轻而收笔重，不从逐笔细论，所谓布算子字，不假岁月便成规模，何能称银钩铁画耶？[8]

于令淓《方石书话》云：

篆变为隶，隶变为楷，楷变为行草，形体与时变迁，势所必至，然变其面貌，未尝变其精神气骨也。[9]

于令淓指出了各种书体在精神上的相通之处。

书家对篆隶书不断深入研究，篆隶书书写与楷书书写的关系更加紧密，许多书家就篆隶笔意入楷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从山西书家来看，其楷书作品中多含有篆隶笔意，例如阎若璩《与枫翁书》中，“首”“前”等字的横画有“蚕头燕尾”之势，于肃穆中彰显俏丽姿态。张穆《书韦庄诗轴》中一些字的笔画施以篆法，显得温润雅洁；一些字将隶法融入其中，结体趋于扁方，书写时稍见波磔。

晋商账簿中也出现了兼带篆隶笔意型的楷书，如《同治六年十一月立协和信票号汉口总结账》（图四），从这页账簿中我们可以看出，虽为楷书，但其具有十足的隶书意味，质朴古拙中含有婀娜刚健的姿态，筋骨不露含蓄内敛，其特征为：一，结字多横向取势，纵向笔画收缩而横向笔画伸展；二，横画与楷书突出的左低右高之势相比较为平缓，带有隶书典型的“蚕头燕尾”之势，但较隶书“一波三折”的起伏状态则表现得不明显。其中，“一”“京”“平”“陸”等字横画的书写有意融入了隶书笔意，“燕尾”比较突出；撇画的书写也彰显出隶书的笔致，末端稍稍顿笔回收，如“本”“足”“叁”“玖”等字撇画的书写；此外，在“收”“纹”“银”“分”的最后一笔捺的末端，收笔出锋呈上挑的“燕尾”之态，古意盎然（图五）。而在《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立某号众夥支使账》（图六）账簿中，明显可以看出其隶书味道更为浓厚，字形扁方而横势开张，显得古拙质朴、趣味性极强。其中，“元”字尤其显眼，目的是防止被人涂改作弊，书写者有意将竖向笔画拉长使得空余处被占满，这是晋商账簿在书写此类竖式账簿中一贯的写法。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不仅能给账簿增加装饰意味，而且更能体现出篆隶古意，如“元”字竖弯钩的写法在转折处没有了楷书的圆润而出现折笔的意味，这是在书写竖弯钩时楷书和篆隶书最大的差别，诸如此类写法，在账簿楷书中的表现方式很多，就“元”字来说，不同的账簿书写形式不同，但都遵循篆隶遗韵（图七）。当然，清代隶书、篆书的复兴直接导致了碑学运动的兴起，从而对楷书书风产生影响，形成取法北碑型的风格。

图四 《同治六年十一月立协和信票号汉口总结账》（局部）

图五 兼带篆隶笔意的楷书字样表

图六 《民国十八年至十九年立某号众夥支使账》（局部）

图七 不同晋商账簿楷书中“元”字的写法比较

三、取法北碑型

刘恒《中国书法史·清代卷》中提到，碑学运动的兴起首先以隶书为滥觞，尔后又在篆书方面取得突破，自道光后又通过对北碑的标举而扩展到多种书体的取法。先隶后篆再北碑的演进路线，使得篆隶二体的复兴为碑学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碑派书法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碑派书法的创作核心在于学习魏晋南北朝碑刻的书法风格，康有为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10]曾被他称为“大江以北，无出其右”的山西商人书家赵铁山，就因学习北碑楷书而名声大震，“《郑文公》的刚健豪纵，《张黑女》的圆转典雅，《崔敬邕》的方正端严，都在其笔底融为一家。民间所谓‘赵体’即指赵铁山的魏碑楷书”[11]。同为山西商人书家的常赞春则精研碑派著作，并时有发微，例如他评价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说：“收览之闳，文藻之儁，尤称杰构”。[12]此外，他还经常与胞弟常旭春合作，为晋商墓志书丹，多数为魏碑楷书，例如《民国元年乔望之墓志铭》《民国二十一年王子昌墓表》《民国二十年四月宋隽臣墓志铭》（图八）等。

图八 《民国二十年四月宋隽臣墓志铭》（局部）

很多晋商账簿楷书取法北碑，具有“中实”“方硬”“欹侧”“茂密”“气势雄强”的特征。首先，书写时一个重要的用笔方式为“中实”。“中怯”与“中实”相对应，“中怯”的用笔方式是中间纤细两头粗重，有一种空灵、飘逸之美，而“中实”的笔法则表现了碑版的厚重，丰而不怯、实而不空。其次，用方笔表现刀刻痕迹，使笔画棱角分明。具体到账簿楷书每一个笔画，如《民国二十一年正月立广升裕屡年老账》（图九）及《民国年间日昇昌清理阶段对小号清理的情况》（图十），从其横画的书写上，可以看到起收笔均方切，外形呈平行四边形状，如“大”“生”等字的横画。《始平公造像记》中的“五”“其”等字以及《张猛龙碑》中“青”“一”等字均具有类似的写法。点画大多呈厚重的三角状，如“席”“育”等字的点画；撇画尾部一般较粗，收笔时或水平拖出如“大”“定”等字，或出锋上扬如“不”“昇”等字；在书写竖画时，悬针状几乎不出现，表现出一种戛然而止的状态，如“干”“幸”等字；勾画形如斧劈，尖锐爽利。

取法北碑的楷书，在结体上每每出人意料，欹侧和茂密是两大特征。这一时期的账簿楷书，结体不以平正为宗，而以欹侧为美，例如《民国二十一年正月立广升裕屡年老账》（图九）的书写者，将原本可以纵向拉长的“席”字，有意缩短竖画，使整个字形呈横式；又如“慶”字突出长撇，使字势飞动，欹侧之中彰显端稳。

图九 《民国二十一年正月立广升裕屡年老账》（局部）

图十 《民国年间日昇昌清理阶段对小号清理的情况》（局部）

此外，这一时期的书写整体文字比较密，字的笔画粗细也比较均匀，与以往楷书相比，左密右疏、上密下疏的书写原则几乎没有体现，这些特点在《民国四年晋平晋丰泰清单》（图十一）所示的账簿楷书中得到很好的体现，虽然账簿用字欹侧，但整体看上去和谐平稳，笔画粗细基本一致，且每个字排列紧密，字与字之间几乎达到了密不透风的效果，消除这种茂密所带来的沉重感，往往是将字中带有长捺的笔画舒展拉长，如“大”“银“外”等字。此外，结字的重心下移，也会给字增加舒缓之势，最典型的如“蒙”“擭”等字的写法。从总体上来看，取法北碑的账簿楷书，表现出一种气势雄浑、力量感十足的阳刚之美。

图十一 《民国四年晋平晋丰泰清单》（局部）

结论

对晚清民国晋商账簿楷书进行梳理与研究，发现其不同类型的账簿楷书风格与清代主流楷书风格基本吻合，“馆阁体”书风型、兼带篆隶笔意型、取法北碑型的楷书均能在晋商账簿楷书中寻找到。晋商账簿楷书既有时代特征，又有其独特之处，拓宽了书家的取法范围，对当下书法创作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