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阴阳：近代南洋中医的理论创构及其意义*

郑 洪

自古以来，不断有华人到南洋地区生活，明清至近代尤多。随着华人社区的形成，中医药也被带到了南洋地区。近代南洋华侨中医在人才、知识等方面对国内有一定依赖性，不少华侨医疗机构从国内招考中医，人才流动对南洋中医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为呼应国内中医抗争以及加强学术交流，20世纪前期南洋中医纷纷成立社团，创办刊物，仅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在太平洋战争前就有22个中医医疗机构或团体，办有5种中医药刊物[1]。这也意味着当地中医不仅仅止于执业，已经形成了学术共同体。

身在异域行医的南洋中医们，对传统中医知识并非刻板套用，他们在实践和理论中有着颇具价值的创新，对此有必要加以考察探究。

1 实践证验：中医方土观的域外拓展

“方土观”是中医理论的特色之一。在中医的经典《素问·异法方宜论》提到，东、南、西、北、中地域环境不同，人们生活特点不同，从而诞生不同治法。此后中医理论的发展，一直受到地域环境因素的影响[2]，呈“中心-四方”扩展模式。例如，元代朱丹溪称“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故有“丹溪南医也”之说[3]；朝鲜医家许浚[4]则称“我国之医，亦可谓之东医也”。所谓“东”与“南”，都是相对于中医理论诞生地黄河流域而言的。古代医家认为，当所在地域偏离中心向东、南、西、北扩散时，就要在应用中加以调整。清代医家张倬[5]曾经很具体地指出，汉代医圣张仲景“立法皆随病制宜，以为天下万世则，而于中州更宜”，而在“中州”之外的每个地区都要作某些变通。

《黄帝内经》论述中国南方地域的特点时说：“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所盛处也，其地下，水土弱，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腑(腐)，其病挛痹。”其中对南方的特点描述，有三个关键词，即阳盛、地下和雾露所聚。阳盛，主要是指天气炎热。地下，指沿海地区海拔较低。在中国传统的地理观念中，认为西北地区土壤深厚，则有利于地气深藏，而低海拔地区则“地卑土薄”，不利于健康。雾露所聚指南方的湿气较重。因为沿海地区经常受海洋性气候影响，降水较多。在国内，方土观向南拓展的边界是岭南两广之地。相对于国内其他地区，岭南医学一向被认为是有独特风格的地方流派，原因就是其气候环境较为特殊。而南洋地区较之广东，纬度更低，上述三个要素都比岭南要更明显，因而合理变通更有必要。

南洋中医结合地区气候特点，应用和拓展了中医的方土观思想。例如，晚清时，广东新会医家陈珍阁来到刚开埠不久的新加坡，他对当地环境与疾病的关系进行总结，指出当地疾病有“湿气”严重的特点，更细致地将“湿气”分为三类，其一是山林旷野湿气，其二是江湖河海水面湿气，这两者与国内认识相近，不同的是其三：“新开港埠，人气少而湿气盛，成为寒毒，最能凝滞气血，多成腹胀脚肿之症”[6]。“新开港埠”是专门针对刚开发的新加坡而言，“腹胀脚肿”应该是指“脚气”病，在医学界还未认识到“脚气”与营养的关系之时，陈珍阁认为其病因是人烟稀少而清寒，与湿气合成寒毒，这一观点有着鲜明的中医思维特征。

可见，华侨中医在南洋的医疗实践，都是沿着《黄帝内经》的思想进行验证式的拓展。他们细致观察南洋环境气候下人体的生理和病理反应，例如，新加坡叶季允[7]的《治血微诠》结合环境与饮食分析当地血症成因：“叻地(注：对新加坡的旧称)最多咯血之症……较于中原内地远有过之。余尝细究其所以然之由，则有外因而致者，亦有内因而致者。盖南洋各岛，天气则热，地气则湿……查叻地之人好食烧炙而饮酒浆，并嗜辛辣品……余尝历观叻地咯血之症多半出此两因。”

暹罗(今泰国)中医余初元[8]按照中医传统理论探讨区域常见病因病机说：“今单就暹罗一处而论，暹国为亚洲东南隅，安南之西，缅甸之东，地属热带，气候炎热，居热带温带之间，南风多旺于四季，天气炎而地气湿，是雾露所聚之乡，土薄水深，下则寒而上则热，人感其气，外应热而内应寒。”文中“雾露所聚”“土薄水深”都是《黄帝内经》对南方的描述语言，余初元既运用寒热、水火等中医名词，又与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结合。

以上南洋医家的这些经验，可以说是对传统中医理论的进一步拓展和验证，有一定的创新意义。当然，这种属于应用性创新，难得的是，南洋中医也有更深层次的理论性创新。

2 哲理探索：域外有否阴阳五行

中医理论带有浓厚的哲理色彩，作为其核心理论的阴阳五行学说，就源于古代哲学。关于阴阳五行学说的形成，不少学者认为与中国早期文明所处的地域环境密切相关。例如，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9]推论五行与五色关系的起源时说：“中国文明的摇篮是在黄河上游盆地(现今的山西和陕西……)的黄土地区，所以假定黄色以中心自居是完全讲得通的。”其他如西部丛山有长年不化的积雪故色白，东部平原肥沃故色青等，五行知识的生成与中国地域所见有关。

民国时期，一些文化学者对阴阳五行学说进行了批判，使中医界也开始讨论是否应当废除阴阳五行。西医余云岫提出“废止中医”，理由之一也是中医阴阳五行无据，最终激起轩然大波。在南洋等地区，由于殖民地政府对传统中医多持放任态度，当地原本较少中西医争议。受到国内情势的刺激，南洋中医界纷纷成立团体，如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泰国的“暹罗医会”等，并参与国内的论争。新加坡中医黎伯概[10]263在其执笔的《新加坡中医中药联合会筹备宣言》中说：“我新加坡之中医中药同人，惊国粹之沦亡，国产之废弃，国民生命之靡托，大多数人之颠连而无告也……”可见其心怀祖国。

当时，大多数维护中医言论都是强调阴阳五行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和价值，但是黎伯概与众不同，以世界眼光在理论上作出了更重要的阐发。黎伯概(1872年～1943年)，广东梅县人，自幼习儒，他参加华侨团体主办的同济医院招考驻院医师考试名列第一，遂受聘为该院首席医师，后来积极参与创办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中医药团体，是近代南洋中医的领袖人物。国学根底深厚而身处域外的黎伯概[10]13，注意到了阴阳五行的根源性问题，提出一个深刻的疑问：“五洲万国之人，独无阴阳五行乎？”“热带人、寒带人何以不谈，而独温带人谈之？温带诸国人何以不谈，而独我国人谈之？”这提出了中医理论的普遍适用性问题，是国内医家很少提及的问题。

2.1 中国文明的独特智慧

黎伯概[10]177承认，阴阳五行学说的生成离不开中国特定的环境，他说：“先哲医理，是从天道上与本国地理上得来。”但是,黎伯概认为，这正是中国文明得天独厚之处。中国人善于从气候与环境中体悟天道，从而形成抽象化的哲理，亦即中医经典《素问》所说的“法天之纪，用地之理”。黎伯概[10]83-84称：“岐黄所说之天纪地理，但就吾国立说……是即从天纪地理而规入人之生理病理上关系矣。从本国而推论到他国，其例犹适以引用。理之确者，不分今古，证验皆然。是则法天之纪、用地之理二语，无可抵驳，不啻金科玉律也。”黎伯概[10]72认为，阴阳五行同样支配着西医：“科学医治病而愈，固其术之精，然安知非与阴阳五行之理暗合？治而不愈，固犹是术也，然安知非与阴阳五行之理不合乎？”

对于外国为什么没有发明阴阳五行的问题，黎伯概[10]177回答说：“夫无四时之寒热带地方，见不到草木荣枯，昆虫出伏，衣不更裘葛，气不觉变迁，见既不到，感亦不生，故阴阳五行之说，不发生于寒带热带，而发生于温带，以温带有显明四时之变化故也。”也就是说，中国气候环境使中国人得出阴阳五行这一理论，其他地区的人们，“彼以为无，则亦自处于百姓日用而不知之列。若能寻求之，曷尝不赫然在目乎”[10]72。

2.2 对阴阳五行内涵的阐释

在近代以前，中医知识的传播没有真正离开过东亚大陆及大陆架范围，所以“中心-四方”模式并没有遇到大的挑战。而近代以来的知识观，已经打破地理上的“中国中心”观。现代地理的东南西北并不是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来界定，气候特点也不是等比例地渐变。这样，中医理论的因地制宜就不得不考虑更复杂的因素

面对近现代科学知识对中医理论带来重大挑战，许多中医都在努力重新诠释中医理论的合理内涵。近代恽铁樵[11]提出一个观点：“《内经》之五脏，非血肉的五脏，乃四时的五脏。”“五行生克之理即本四时之生长化收藏而来。”这种思维主要强调中医理论来自对天地自然的观察，是有客观基础的。但是南洋地区没有典型的“四时”，如何感悟“生长化收藏”呢？

基于中国本土对天地自然的观察确实有一定局限，正如黎伯概[10]183所说：“岐黄坐明堂而观八极，总不出本国邻近地带，五洲尚未交通，全球不能备悉，物理尚未大明，则亦一部分之谈。”但是这种局限对形成抽象的、广义的原理并没有影响。黎伯概[10]15-16指出，中国所在的温带地区得天独厚，启迪古人形成阴阳五行学说：“寒带四时已缺其三，热带虽以其各种调节之用权作四时，然只得小象，而无大象。惟温带完全无缺，享有全球气象作用，天所以予温带人者独厚焉。”根据不同气候带的特点，完全可以进行“全球化”推论。他示例说：“一推之北半球诸国，其南方生热，北方生寒，与我国同，东方生风，西方生燥，则不能尽同，然其四时循环无异也，即其所以行生长化收藏之令犹无以异也。”“一推之南半球诸国……而其四时则与我国互易也……即其所以行生长化收藏之令犹无以异也。”“一推之热带诸国……若夫一日之间，朝温而其暮凉，午热而夜寒，亦有四气焉……寻常花木，一年之中，开落数次，时或变异，亦有一节度暗寓其中。斯理微妙，不妨细察。吾敢言曰：其所以行生长化收藏之令犹无以异也。”“一推之全球五带大象……验之于我一国方位大象者如是，验之于全球方位大象者亦如是，亦犹行生长化收藏之令也。”[10]15-16

黎伯概不再按传统从“中心-五方五行”的角度进行推衍，而是运用了地球物理学的知识来阐述阴阳五行的普遍适应性。这无疑更切合近代人的知识观。

3 南洋中医理论的启示

中医理论在外国有适用性，是南洋医家的共识。如暹罗中医余初元[8]也说：“吾国在温带之中，禀中和之气，故称曰中土，是以地气温和，四时有序，人禀之而得中和之气。”“人得天地之正而生，亦感天地之偏则病。”传统上，中医在不同地域的应用就是通过衡量其距“中和”之地的偏颇程度，然后据以调整。古代周边国家与地区也都接受了这种观念，早期的南洋医家是将东南亚看作是岭南的进一步延伸。但是当中医要向更广阔区域传播时，必然会遇到不同文化的碰撞。知识背后的文化如何传播，这是中医药的国际化进程必须思考的问题。中医药海外传播除了技术性的推广外，也需要合理解读阴阳五行等核心理论，才能让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各国人民真正了解中医。南洋中医在实践中深入思考得出了一些非常难得的经验，对今天很有借鉴意义。

当然，近代南洋医家在认识上仍有一定局限。例如，黎伯概[10]86-87认为中医的“五运六气”理论在现代气象学下已不适用，他说：“六淫司天之说，至赤道热带即不适用，至南北两寒带更不适用。天时变化与地理自有关系……此须合全地球讨论，方得明其真相。当以近世欧人所考得者为详确。”实际上依据他的思路，同样也可以将六淫司天根据不同地区气象进行适当变通，这是现代中医学家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和研究的。

中医知识在南洋的流通，其特点是既循传统理论导向而注重地域之变，又在远离正统的条件下提出变革。他们的变革思想，不同于国内中西医“新”“旧”之争，而是在异域环境下尝试进行新的理论建构，具有更强的现实性和创造性，比国内更多地关注起知识的“普适性”问题。他们不但是中医全球化传播的先行者，也是思考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结合的思考者，体现了海外中医文化的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