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及其价值

王 琦

（扬州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江苏扬州，225000；安徽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淮南，232007）

一

1895年6月6日，新加坡《星报》刊登一则新闻：“京友信云，四月初九日以前因中倭事上章言事者共七十余本，闻皇上皆未细览，留中不发。有粤东人康祖诒者今科会试高中第五魁，曾联络同乡公车多人在松筠庵会集三日，上封章由都察院代递。榜后康居然高中，仕版既登，未识别有一番建树否。”[1]佚名.谏牍纷陈[N].星报,1895-6-6(3).以笔者目力所及，此系康有为首次被该报所关注。一周之后，《星报》于6月13日、14日连载了一篇题为《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的文章。无独有偶，新加坡《叻报》亦于6月13日、14日、15日连载了一则《奏折照录》。遗憾的是，其中14日出版的《叻报》已佚失无存。比较《奏折照录》残存文本与《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全文，发现两者除个别文字有所出入外，内容基本一致。笔者不揣浅陋，考证《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即学界寻觅已久的康有为《公车上书》，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现将《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全文照录如下[2]原文竖排繁体，无标点，在“圣”“诏”“京”“宗”等字及各皇帝名号之前均置有空格。现为行文方便，一律改为简体并加标点，取消空格，《奏折照录》佚失部分则用着重号标出。：

昨有粤东[3]“粤东”，《奏折照录》缺。南海某孝廉递来奏稿，据称拟集十八省公车诸君合词乞请总署代奏，乃甫起草而和议已成，事遂中止。然其中议论警切，策划周详，方之古人贾生痛哭，杜牧罪言，殆无多让。爰照录之以告世之留心国事者□呈为明诏、行大赏罚、练兵选将以严塞和款，坚拒外夷[4]“夷”，《奏折照录》作“邦”。，呈请代奏事。窃闻与日本议和，有割奉天沿边与台湾全省，并补赔兵费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重庆、沙市等埠，一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1]“并赔兵费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重庆、沙市等埠，一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奏折照录》作“并赔兵费二万万两及通商苏、杭、重庆、沙市等一埠，听机器洋货流行内地”。，免其厘税等款，又有驻兵威海卫及刘公岛四十里地，所有一切兵饷令我中朝给予，又有勒缴炮台、兵械，释放失机人员等款，此我圣清二百余年所未有之耻也。阅《上海新报》天下震动，闻举国廷诤，都人惶骇。又闻台湾臣民皆不敢奉诏，思戴本朝，人心之固，斯诚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覆，数百年而得此。然伏下阅数换约日期迫矣[2]“然伏下阅数换约日期迫矣”，《奏折照录》作“然伏下阅数日约期迫矣”。，犹未闻明诏赫然峻拒日夷[3]“夷”，《奏折照录》作“人”。之求，严正议臣之罪，甘忍大辱，委弃其民，以列圣艰难缔构而得之，今一旦从容误听而弃之，如列祖列宗何？如天下臣民何？然推皇上孝治天下之心，岂真忍上负宗庙，下弃其民哉？良由误于议臣之言，以谓京师为重，边省为轻，割地则都幾能保，不割则都幾震惊。故苟从权宜，忍于割弃也。又以群议纷纭，虽力摈和议而保全大局，终无把握，不若隐忍求和，犹延旦夕也。又以为和议成后可数十年无事，如庚申以后也。左右贵近论率如此，故盈廷之言，虽切而不入，议臣之说，虽辱而易行，所以甘于割地弃民而不顾也。窃以为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民之事大，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社稷安危，在此一举，各省举人等栋折榱坏，同受倾压，故不避斧钺之诛，犯冒越之罪，统筹大局，为我皇上[4]“上”，《奏折照录》作“下”。陈之。何以谓弃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吾侪共戴朝廷，而朝廷可弃台民即可弃我，一旦有事，次第割弃，终难保为大清国之民矣。民心先离，将有瓦解土裂之患。《春秋》书梁亡者，梁未亡也，谓自弃其民，同于亡也。故谓弃台民之事小，散天下之事大，日本之于台湾，未加一矢，大言恫喝，全岛已割，诸夷[5]“夷”，《奏折照录》作“国”。以中国[6]“国”，《奏折照录》缺。之易欺也。法人将问滇桂，英人将问藏粤，俄人[7]“人”，《奏折照录》作“事”。将问新疆，德、奥、意、日、葡、荷皆狡焉，思启有一不与，都幾必惊；若皆应所求，则自啖其肉，手足腹心，殆将尽矣，仅存元首，岂能独存？且行省已尽，何以为都幾哉？故谓割地之事小，亡国之事大，此理至浅，童愚本可知，而以议臣老成，乃谓割地以保都幾，此敢于欺皇上愚天下也。此中国所痛哭，日本所阴喜，而诸夷[8]“诸夷”，《奏折照录》作“外国”。所窃笑者也。诸夷[8]知吾专以保都幾为事，皆将阳为恐嚇都幾，而阴窥[9]“窥”，《奏折照录》作“规”。边省，其来必速，此日本所为日日扬言攻都城，而卒无一炮震于大沽者，盖深得吾情也。恐诸夷[8]之速以日本为师也，是吾以割地而鼓舞其来也。皇上试召主割地议和之臣以此诘之，度诸臣必不敢保他夷[5]之不来而都幾之不震也，则今日之议割地弃民何为乎？皇上亦可以幡然独断矣。或以庚申二十年乃有甲申之役。二十年中可图自强，今虽割[10]“割”，《奏折照录》作“创”。弃，徐图补救，此又敢以美言欺皇上卖天下者也。夫治天下者势也，可静而不可动，如箭之在括，如马之在埒，如决堰坡[11]“堰坡”，《奏折照录》“坡堰”。之水，如运高山之石，稍有发动，不可禁压，当其无事，相视莫敢发难。当其更变，朽株尽可为患。昔者已卯以前，吾属国无恙也，自日本灭球，吾不敢问，于是法取越南，英灭缅甸，朝鲜通商，而暹罗半翦，不过数年间而吾属国尽矣。甲午以前，吾内地无恙也，今东边及台湾一割，法规滇桂，英规滇粤及西藏，俄规新疆及吉林黑龙江，必接踵而来，岂肯迟迟以礼让为国哉？况数十国之逐逐于后乎？譬诸大病后其气既弱，外邪易侵，变症百作，岂与同治之时吾国势犹盛，北夷[1]“夷”，《奏折照录》作“人”。窥伺情形未洽比哉？且民心既解，散勇无归，外患内讧，祸在旦夕，而欲苟借和款，求安目前，亡无日矣，今乃始基耳。症脉俱见，不待卢[2]“卢”，《奏折照录》作“虚”。扁，吾侪举人等故日夜忧惧，不惮僭越而谋及大计也。夫言战者，固结民心，力筹大局，可以图存，言和者解散民体，鼓舞夷[3]“夷”，《奏折照录》作“外”。心，更速[4]“速”，《奏折照录》此字模糊，难以辨认。其亡。我皇上圣明，反覆[5]“覆”，《奏折照录》作“复”。请辨，孰利孰害，孰得孰失，必当独断圣衷，翻然变计者，不揣狂愚，统筹大计，可以为战，可以为守。伏乞皇上特下明诏罪己以动民心，明罚以伸士气，重赏以拔人才，练兵以御外侮可尔。夫治天下之道用天下之气也，天下之为物，譬犹器也，用其新而弃其陈，病乃不存，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砲烧则精莹，久置则生锈，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况天下大器逐日摩洗振刮，犹恐尘垢，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今中国人民咸怀忠义之心，非不可用也，而将吏贪懦，兵士怯弱，乃至闻风哗溃，驯至辱国请和者，得无皇上未有以鼓其气耶？是以四万万之民而不善用之也。伏念世祖章皇帝手定天下，开创之圣人也，而顺治十八年中责躬之诏屡下，穆宗毅皇帝手定艰难，中兴之盛功也，而同治元二年间罪己之诏至切，天下臣民伏读感泣，踊跃发奋然后知列圣创定之功所由来也。《传》谓禹汤罪己，兴也勃焉。唐臣陆贽谓以言感人，所感己浅，言犹不善，人谁肯怀？今日本内犯，震我盛京，执事不力，丧师失地，几惊陵寝，列圣怨恫，皇上为人子孙，岂无震动厥心者乎？然于今经年，未闻有罪己之诏，责躬咎厉，此枢臣辅导之罪，宜天下之有望于皇上也。伏乞皇上近法列圣，远法禹汤，特下明诏，责躬罪己，深痛切至，激厉天下，同雪国耻，使忠臣义士读之而流涕愤发，骄将懦卒读之而感愧悚惶，士气耸动，慷慨效死，人怀怒心，如报私仇，然后皇上用其方新之气，奔走驰驱，可使赴汤蹈火，岂有闻风哗溃者哉？此列圣善用其民之成效也。故罪己之诏宜下也。皇上赫然罪己，则凡辅佐不职，养成溃痈，蔽惑圣聪，主和误国之诸臣，战阵不力，闻风逃溃，尅扣军饷，丧师失地之将帅，与夫擅许割地，辱国通款之使臣，调度非人，守御无备之疆吏，咸明正典刑以寒其胆，或轻予褫革以蔽其辜，诏告天下，暴扬罪状，其余大僚尸位，无补时艰者，咸令自陈，毋妨贤路，庶几朝政肃然，海内吐气，忭颂圣明，愿报国耻，此明罚之诏宜下也。大奸既黜，典刑既正，然后悬赏功之格，为不次之擢。将帅若宋庆，依克唐阿，疆吏若李秉衡，张之洞，谅山旧功若冯子材，皆有天下之望，宜有以旌之以鼓舞天下。夫循资格者，可以得庸谨，不可以得异才，用耆老者，可以为守常，不可以为济变，不敢言远者，请以近事言之。当同治初年，沈葆桢，李鸿章，鲍超皆以道员擢为巡抚，阎敬铭则由署臬司擢抚山东，左宗棠则以举人部员赏三品卿衔，督办军务，刘宏[6]“刘宏”，原文如此，但从任职履历看，当为“刘蓉”。且以诸生赏知县，旋擢四川藩司，逾月擢抚陕西，用能各展人才，克佐中兴。昔汉武帝之用才，明太祖之任吏，皆用不次之拔擢，不测之刑威，故能奔走人才，克成功业。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今世变甚急，天下未为乏才而未闻明诏有求才之举，似非所以应天下之变也。夫有非常之事，即有非常之才应之。同治中兴诸臣，率多草泽之士。宋臣苏轼谓智名勇功之人必有以养之。伏乞诏下九卿翰詹科道督抚两司，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引见擢用，随才器使。汉高之于樊哙，每胜增其爵级，其于韩信，一见即拜大将，其有高才，不次拔擢，天下之士既怀国耻，又感知遇，必将咸致死力以报皇上，故求才之诏宜下也。夫人主[1]“主”，《奏折照录》作“生”。所以驾驭天下者，爵赏刑罚也。赏罚不行则无以作士气，赏罚颠倒则必至离民心。今闻日本要我以释丧师之将而免赦罪之条，是欲以散众志而激民变也。苟赏罚得当，士气咸伸，三诏既下，天下必踊跃鼓舞，奔走动容，以赴国家急者矣。凡两物相交，必有外患，兽有爪牙之卫，人有甲胄之蔽，列国并立，兵者，国之爪牙也。昔战国之世魏有武卒，齐有轻骑，秦有武士，楚庄投袂，履及剑及[2]“及”，《奏折照录》缺。，即日伐宋，盖诸国并聘，无日不训讨军寔[3]“寔”，《奏折照录》此字模糊，难以辨认。，国乃可立。今环地球五十余国而泰西争雄，皆以民为兵，大国练兵[4]“兵”，《奏折照录》缺。至百余万，选兵先以医生视其强弱，乃入学堂学习布阵、骑击、测量、绘画，其阵法、营垒、船械、枪炮日夕讲求，确有程度，操练如真战，平居如临敌，所由雄视海内也。日本步武其后，遂来侮我，而我犹守大一统之旧，以待之不训兵备，至有割地求和之事，今日氛未已，不及精炼，然能将卒相知，共其甘苦，器械精利，壮其胆气，选将购[5]“购”，《奏折照录》此字模糊，难以辨认。械，犹可成军。夫用兵者，用其气也。老将富贵已足，无所愿望，或声色销铄，精气竭衰，暮气已深，万不能战。即[6]“即”，《奏折照录》作“则”。或效忠，一死而已，丧师辱国，不可救矣。近者杨芳失律于粤城，鲍赵[7]“赵”，《奏折照录》作“超”。骄蹇于西蜀，令彼再如为兵时身坐炮眼上，岂可得哉?此赵惠所以致疑于廉颇，光武所以不用马援也。伏读《圣祖仁皇帝圣训》亦以老将气衰不能用，此真圣人之远谟也。唯少年强力，贱卒怀赏，故敢轻万死以求一生。故选将之道，贵新不贵陈，用贱不用贵。且外夷[8]“夷”，《奏折照录》作“洋”。战备日新，老将多恃旧效，昧于改图，故致无功。今请更练重兵，以待敌变。都畿根本至重，必须有忠勇谋略、下士爱民之督抚，如李秉衡者，专督畿辅之军，假以便宜，令其密选将才十人，不拘资格，各练十营，日夜训练，励以忠义，激以国耻，择其精悍，优其饷糈，以为选锋。既有李克用之义儿，李成梁之家丁，缓急可恃，得此五万，都畿可守。再有将才，可以续练。前敌之宋庆、魏光焘，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假以便宜，悉用选锋，厉以仇耻。沿边疆臣，亦宜选振作有为之人，不宜用衰老资格之旧，各选将才，各练精兵万人。并饬绅士各自团练，遇有警迫，坚壁清野。并请敕下群臣，外至守令，传谕绅士，有忠义沈毅慷慨知兵之士，不拘资格，悉令荐举，引见拔用，或交关内外军差遣。各县草泽中皆有魁梧任气忠勇谋略之士，责令州县各荐一人，拔十得一，才不可胜用，必有干城之选，足应国家之急者。是谓选[9]“选”，《奏折照录》此字模糊，难以辨认。将。《管子》谓器械不精，以卒予敌。外夷[8]讲求枪炮，制作日新。枪则德有得来斯枪、毛瑟枪，法有沙士钵枪，秘薄马地尼枪，俄有俾尔达奴枪，而近者英之黎姆斯枪为尤精。炮自克虏伯炮、嘉立炮外，近有毒烟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以及暗炮台、水底自行船、机器飞车、御弹戎衣、测量炮子表，巧制日新。日本步武泰西，亦能自制新器，曰苗也理枪[10]“苗也理枪”，《奏折照录》作“苗也枪理”。。而我中国未能创制，只购[5]旧式，经办委员不解制造，于坚轻远准速无所谙晓，或以旧枪改充毛瑟，贪其价廉，乃不可用，其中饱者益无论矣。闻近来所购者多暹罗废枪，香港以二两八钱购得，中国以十二两购之。查同治十三年，德之攻法，每分钟时枪千[1]“千”，《奏折照录》作“十”。余响。我师溃败，虽将士不力，亦器械不精，故胆气不壮，有以致之。故吾非悬[2]“悬”，《奏折照录》此字模糊，难以辨认。重赏以厉新制，不足取胜。今不及办，宜选精于制造，操守廉洁之士，专购[3]“购”，《奏折照录》作“沽”。英黎姆斯枪十数万，以备前敌，并广购[3]毒烟空气之炮，御弹之衣，庶器械精利，有恃无恐，是谓购[4]“购”，《奏折照录》作“买”。械。又我南洋诸岛民四百万，虽久商异域，咸戴本朝，以丧师割地为诸国姗笑，共怀愤怒过于内地之民。其人富贵，巨万之资以数千计，通达洋[5]“洋”，《奏折照录》作“外”。情，咸思内归中国，团成一军，以雪国耻，特去天万里，无路自通。若派殷商密令举办，派公忠智略通达商情之大臣领之，或防都畿，或攻前敌，并令联通外国，助攻日本，或有奇功。所谓练兵以御外侮，强天下之势者，此也。士气即伸，兵力已足，则吾进可以战，退可以守，何至以二万里之地，四万万之众而割地请款于小夷[6]“夷”，《奏折照录》作“国”。哉。举人等草茅疏逖，何敢妄陈大计，但事势甚迫，普天同愤，用敢竭尽蚩蚩之愚，惟皇上采择焉。不胜冒昧，陨越之至，伏惟代奏皇上圣鉴，谨呈。

二

“粤东南海某孝廉”究为何人？依笔者浅见，此人即指康有为。

从“标题”与“按语”可知，著书之人与投书之人使用了同一身份——“粤东南海某孝廉”。而《星报》《叻报》所刊文本之间存在多处异文，折射出不同的华夷观念（如前者多用“夷”，后者多用“外”“洋”）以及不同的用词偏好（如前者多用“购”，后者多用“沽”“买”），表明两文虽内容一致，但实非出自一人之手，应系不同之人誊写“粤东南海某孝廉”所拟奏稿之后，再以其名分别投寄至新加坡两家报馆。既系主动投稿以求发表，实无匿名必要，且《叻报》不接受匿名投稿[7]1897年6月22日出版的《叻报》曾刊出一则《寄稿须知》：“本馆昨日接外间一信，其中所论之事，寄信人自能知之。惟中系署名福建高必大，广东潘镜波，殊非真实姓氏，乃系伪托名。若其新驳之果属合理，初何必讳厥真名而类于揭帖者之所为乎？既非真名字，则本馆例难照登。但此等之事，本馆屡经刊报，不知外间之人何以仍循故习也。若果欲登本报，须写其真实姓名前来，以便酌裁可也。”可见，该报历来不接受匿名投稿。。因此，两报应对作者身份及写作动机非常明了，此可以其所加“按语”为证。只是出于某种未知原因，两报在刊登时均隐匿作者之名，但又明确注明“阻和款奏稿”“南海”“孝廉”“十八省公车”“合词乞请总署代奏”“事遂中止”等关键信息以防读者误判作者身份。考虑到《星报》一周之前方才报道过康有为松筠庵集会上书之事，这无疑表明报馆试图以委婉的方式暗示阅报者，该奏稿的作者即为广东南海康有为。

从成文时间看，多位学者已考证《公车上书记》于该年闰五月间在上海刊行[8]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M].三联书店,2011.(P76-77)。而《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的成文时间，从“按语”看应在十八省公车集会当日，但为便于分析，笔者暂定其成文不迟于报馆收到之日，即1895年6月12日（农历五月二十日）。因此，两者写作时间重叠，似难界定其成文先后，明晰之间关系。然而从文本内容上看，虽然两者文字重合之处众多，部分段落完全吻合，但是依然存在不少不同之处。依笔者管见，最重要者为以下两点：

第一，《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中有“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屡诏举天下之才，下至山林隐逸，举贡生监，佐贰杂职，引见擢用，此诚圣主鼓舞天下之盛心也”一句，《公车上书记》易《世宗宪皇帝圣训》为《世祖章皇帝圣训》[1]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二)[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P131-166)，其余未变。查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1986年首次公布的《康有为第三次上清帝书原本》，此处亦作《世宗宪皇帝圣训》[2]方裕谨.康有为第三次上清帝书原本[J].历史档案,1986,(1).(P40-50)。又《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中有“前敌之宋庆、魏光焘，宿将之冯子材，并一时人望，可咨以将才”一句，《公车上书记》于“魏光焘”后另添“李光久”，而《康有为第三次上清帝书原本》中所述之人仅宋庆、魏光焘、冯子材，并未提及李光久。若《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成文晚于《公车上书记》，系他人抄袭后者内容而伪造得来，为何此两处行文与后者明显不同，却与深藏宫内、久不为人知的《康有为第三次上清帝书原本》暗相吻合？笔者认为，此两处细微改动颇为隐秘，若非康有为本人所为，他人恐难做到。

第二，对于刘蓉的任职经历，《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作“以诸生赏知县，旋擢四川藩司，逾月擢抚陕西”。查刘蓉于咸丰五年（1855）八月因军功“擢知县，赏戴花翎，加同知衔”，咸丰十一年八月“以知府选用，九月赏三品顶戴，署四川布政使”[3]佚名.清史列传(卷四十九)[M].中华书局,1928.(P47-48)。因此，该文认为刘蓉“以诸生赏知县，旋擢四川藩司”，显与事实不符。即便原文是“知府”，誊写中误抄为“知县”，亦与史实不合。此当系康有为仓促行文之中的一处误笔。《公车上书记》《第三次上清帝书原本》中均作“刘蓉以诸生擢四川藩司，逾月授陕西巡抚”。据此，笔者认为，《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应先于《公车上书记》，其内容并非抄袭后者而来，否则，著此文之人需要在后者正确内容之外另添加一条错误说法以投稿海外，宣传政见，此不合常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即康有为在松筠庵所拟《公车上书》，其成文时间应早于《公车上书记》，且并无他人通过篡改《公车上书记》而伪造此文，再假托康有为之名投书海外的可能。

三

康有为后曾回忆松筠庵集会之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卓如、孺博书之，并日缮写(京师无点石者，无自传观，否则尚不止一千二百人也）遍传都下”[4]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P130)。这说明康有为所拟《公车上书》在成文之后确由不同之人誊写并广为传播，应有辗转出现在新加坡的可能。多年来学界围绕着“公车上书”之事争论不休，聚讼不已，而《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的发现可直接证明《公车上书》文本的真实存在，也有利于澄清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事件中所起作用。

另一方面，新发现的《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也证实了康有为等人对于“公车上书”事件的回忆与描述多有夸大，与事实相悖。《录某孝廉拟阻和款奏稿》全文不足5000字，从内容上看，也仅言及“明诏、行大赏罚、练兵选将”等三项主张。此后，康有为在此文基础上添加“迁都”“变法”等内容，扩至1.8万字，以《公车上书记》之名刊刻发行。因此，《公车上书记》的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成书于不同时期的内容连缀而成，难免有自行抵牾之处，其中最明显者莫过于“此次和议即成，而诸夷窥伺，皆可扬帆而达津、沽”一句。试想康有为集十八省举人之力，上章奏事，力阻和约，志在必得，似不应有“和议即成”的念头。当然，笔者判断是否正确，还有待于更多新史料的发掘予以证实，也衷心期待诸多方家的评判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