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并没有走远

王明志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

在一次校友聚会时，留校任教同学王顺洪告诉我，吴组缃老师问他：“大王哪去了？”老师教过很多学生，居然还记得这个高个儿的我，我很感动。

又过了几年，去参加北大中文系百年系庆，我问同学：“吴老师怎样？”他说：“吴老师去世了！”那是 1994 年 1 月 11 日，吴老师享年86 岁。

老师走了，我既悲伤又歉疚，也不知忙些什么，竟没给老师送去一个问候。但我心中却始终感觉，老师并没有走远，他明明就在我身边，如明镜高悬，当头照亮我前行的路，大道至诚，投下我身后长长的影。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加深，我对老师的钦敬和老师对我的影响，都在日益加深。我退休后创办《学子》杂志，本应趁此写点文字，感念师恩，启迪后人，又因老师的人格与精神，总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发变得高尚和伟大。每当此刻，我常被感动得鼻塞眼涩，写作难以进行。这一拖就是十多年。

吴组缃老师，是中文系的知名教授。即使在大师云集的北大中文系，也是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中学就读于安徽芜湖和上海，曾创办中学生文艺周刊《赭山》，并在报刊发表诗文。20 世纪30 年代初，在清华大学中文系读书期间，陆续发表了《一千八百担》《樊家铺》《天下太平》等著名小说，揭示农村经济和宗教的危机。抗战初期，发表短篇小说《闷罐子》和长篇小说《鸭嘴涝》，这是较早出现的抗战文学。他还参与发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并担任协会理事，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最让学生感到神奇的是，1935 年，他被冯玉祥聘为私人老师兼秘书，达13 年之久，后随冯玉祥去美国。1948 年，他回国后，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与季羡林等并称为清华文科“四杰”。1952 年，院校调整调入北京大学，成为北大中文系“四老”，在古典文学及明清小说研究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是正确评判《红楼梦》作品的红学家，并担任《红楼梦》研究会会长。

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北大中文系自1898 年创办国立京师大学堂“文学门”始，至1917 年更名为北京大学国文系，1952 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中文系、清华大学中文系并入北大，壮大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止，中国近代史上有五十多位国家大师级的人物都在中文系当过老师，诸如严复、陈独秀、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师培、周作人、沈从文等，吴组缃老师当然名列其中。在北大中文系的百年传承史中，能吸引这样多的大师级人物来当老师，这是中国高教史、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也是蔡元培校长“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思想的一种体现。大师中人才济济，有国文各学科的学术大家，有作家、诗人、戏曲学家、文学家、史论家、思想家、教育家及社会活动家。大师在中文系的进出史，就是其百年传承史，大师们不仅教书育人，还亲力亲为于中国社会变革的进步活动，五四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动，他们都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参与度之深、人数之多、贡献之大，在全国大学的系级单位里，都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

一、“‘ne’是知识分子”

我于1970 年入中文系，健在的大师仅有十余位，且都在六七十岁以上的年龄，加之“文化大革命”的“蜗居”，已经很多年不给学生讲课了。然而，我却三生有幸，入校伊始就能听到大师的课，还能近距离接触，甚至朝夕相处，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记得那时正赶上落实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北京大学要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大师们发扬北大的传统，迅疾重返教学第一线，才使普通学员有机会一睹大师讲课的风采。朱德熙老师是语言学家，把枯燥的语法修辞课“白马非马”，讲成了一种课堂上的艺术享受。每当他讲课，大阶梯教室便座无虚席，过道坐满了外系的学生，讲到紧要处，还当堂唱起了京剧《智取威虎山》的唱段《除夕夜》，赢得满堂喝彩。同学便把“白马非马”作为绰号送给了他。林庚老师是三十年代的诗人，闻一多先生的助理，讲诗词赋比兴，起兴时，便朗诵起他早年写的诗：“宽宽的马路像条河”，激情四射，这句诗也就成了他的代名词。同学们请季镇淮老师解读毛主席的《体育之研究》，星期天他叼个大烟斗来了，引经据典，三个多小时，毫无倦怠之意，同学送他一幅漫画：门框里只进来个冒烟的烟斗，却不见人，这便成了代表他的符号。吴组缃老师，讲明清小说，学术性强，绝无赘语，就是常把“我”说成“ne”，久之，“ne”就成了他的联络暗号。凡此一提，同学们都会会心一笑。给老师起绰号，有不敬之嫌，却没有不敬之意，反而是学生对老师钦敬之情的一种美妙表达。

然而，在这些老师中，我接触最多、对我一生影响最大、最敬重的，就是吴组缃老师。那天下午，接到系里通知，说晚饭后吴组缃老师要来学生宿舍，大家都很兴奋，早早在宿舍等待。吴组缃老师来了，中等身材，高鼻梁长挂脸，面带微笑，很亲切地在“ne”的乡音中与学生拉起了家常，这是我与吴组缃老师近距离接触的开始。

不久，吴组缃老师又带我们几位同学到东方红炼油厂体验生活，写报告文学。师生同住在污水处理车间二楼近二百平方米的厂房里，没有桌椅板凳没有厕所，只有在空旷的屋角摆的几张上下铺的铁床。谁能想到坐在铁床边上的老先生，竟是当年北京一带最高军政长官冯玉祥先生的老师！当然，条件差也有好处，它拉近了师生的距离，同吃同住，随意畅谈，看得出来，老师还是很开心的，也可能是跟学生在一起的缘故，“ne”的话题也多了起来。同学毫无拘束地提各种问题，我便好奇地提了一个有点“俗”的问题，我问他：“给冯玉祥当老师，给多少工资报酬？”他说：“没有固定工资报酬，冯玉祥司令部只给发个证，凭证可到粮店取面，商店买家具，银行取钱。”我有点开玩笑地说：“有这样的证，可以多拿些呀！”老师听后严肃了，认真地说：“那怎么可以，‘ne’是知识分子，‘ne’只拿够用的那部分，怎么可以多拿呢？”老师情绪凛然，好像人格受到侮辱，我却受到强烈的震撼。接着，他又讲了另一个故事，当时四川某学院请他去讲课，说只要同意去，讲半年课，给他一年的薪水，他还是那句话：“‘ne’是知识分子，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我的提问，并不是真的想要这样做，老师的凛然却告诉我，他是真的反对那样做。我惹恼了他，却坦露出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展现出他特有的高尚人格。关于这样的例子有很多。袁良骏教授曾在《人民日报》（2007-07-24）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了吴组缃老师那类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人格。文章说，抗战时期吴组缃老师陪冯玉祥将军入川后，与老舍先生一起住在中国文艺家抗敌协会，与进步文艺界有广泛联系，与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同志也有密切交往，彼此经常以“恩来兄”“组缃兄”相称。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同志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盛大茶话会，招待文艺界广大朋友。吴先生应邀赴会，但在周总理莅会之前，他却提前告退了。周总理莅会后，到处找“组缃兄”。听到他因事提前退席后，深表遗憾。吴先生的提前退席，显然是一种不欲“攀高结贵”的名士派头，这一点，周总理是深为理解的。这次茶话会之后，吴先生不仅担任了作协书记处书记，而且多次出国访问。吴组缃老师看重知识分子的名节，他那自尊自重自爱的高贵品质，现今尤为宝贵，相比之下，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优良传承，在某些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知识分子”那里，已经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有的还利欲熏心，追名逐利，一旦大权在握，便成了监守自盗的硕鼠，着实令人惋惜。

同学们关心发问较多的还有他去美国的故事。冯玉祥1946 年被蒋介石排挤去了美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央邀请冯玉祥先生回国参加政协议政，却遇到各种阻碍，老师劝冯玉祥下决心回国，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冯玉祥要不回国，还是冯玉祥吗？”爱国之心，令人动容。那时的学生对美国都很陌生，还问了很多细小的问题，吴老师说，美国人对中国食品豆腐乳有很好的评价，认为乳化了的豆制品，便于营养吸收。吴组缃老师会说很好的英语，在经莫斯科回国时，还调和了一个俄国人和英国人之间发生的口角，说得他自己和我们都很开心。

二、“《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

记得，那时在中文系的教改中，已经把批判胡适、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唯心主义列入教学中去。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有学术问题，但从根本上说，是思想理论问题。那种“自传说”和对号入座“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考据说，把对《红楼梦》的研究引向了歧路，而那种脱离原著的空论，也会影响批判的效果。据此，吴组缃老师多次提出，搞好批判，必须要读好原著，他强调说：“《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否则搞不清人物关系，怎么批判！”我当时想啊，读五遍，书那么长，多浪费时间啊，不甚理解。不久，公布了毛主席关于“要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红楼梦》至少要读五遍”的指示。这不是巧合，而是坚持唯物主义学术批判唯一正确的道路。

吴组缃老师教学严谨，不仅提倡多读，还抽查读的情况。有一次吴老师要我到他家去一趟，我惴惴地去了。他住在北大某园，我记不清他家屋里啥样了，只见排排书架上面摆满了书，角落里放一个茶几，上面摆放着烟斗、烟丝和烟具，老师坐在它的旁边。我有些拘谨，站立着说：“老师，我来了！”他让我坐下，谈了些读书的情况，接着话锋一转，问我对第七十回后的一个小人物怎么看，我回答了（庆幸我刚读完那些章节），不知是因为他对问题提得偏僻满意，还是因为我的回答还算可以，反正老师脸上露出了一丝得意的微笑。我离开了老师的家，没有高谈阔论，没有励志说教，但老师那“行不言之教”的内在期许像一种巨大的力量，对我养成读书学习加思考的习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吴组缃老师对学生的培养与爱护。那是1971 年4 月，北京香山某生产队，在一座古民居的墙皮剥落处，有古人题的墙壁诗，故而认为这是曹雪芹的故居，北京市有关方面请吴组缃老师参加论证，吴老师却让我这个学生替他参加，我惶恐了，恐难担此重任。老师看我为难了，说：“这个地方证据不足，真正的故居还没有找到，也可能找不到了。”我参加了论证会，还到了香山“故居”做了实地考察。为了满足人们对曹雪芹的情感寄托，有关部门要把这“故居”对社会开放。因为在题写匾额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掌故，清朝皇族出身的书法家溥杰，认为自己不是红学家，“没有权利写‘故居’，请体谅我这份担当”，便把匾额改写成了“曹雪芹纪念馆”，他也是一个学术严谨的人。此名沿用至今。1982 年，又有一个重大的发现，有个清史档案馆员，在档案中发现了雍正皇帝赐给曹雪芹家十七间半房的记载，地址就在北京广渠门大街磁器口十字路口，这才是唯一有史可鉴的“曹雪芹故居”。吴组缃老师的治学态度，让我长了知识增了见识，受到了很大的启迪。

吴组缃老师讲明清小说，从基础理论入手，力透纸背，令人印象深刻。教育部1995 年人教版初高中全套语文教材，把吴老师的《我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及其规律》一文选入，而且仅此一篇，足见其在学术上的地位。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他讲小说起源，排除了来自寓言、传说、史传、志怪、诸子散文等的“多元说”，对鲁迅先生“彼此谈论故事，正就是小说的起源”做了重要补充，指出小说的起源：“其实源只有一个，那就是神话传说。”他还对神话与传说做了清晰的界定，指出：“神话是把神人化，传说是把人神化。”

他反对宗教迷信，指出宗教最猖獗的时候，就是社会最黑暗的时候，也是对文学发展破坏最大的时候。他认为，不了解宗教对人的影响，就不可能了解作品里的人物，也就不会了解封建社会。《红楼梦》是这样，《西游记》里更明显，孙悟空七十二般变化，金箍棒那么厉害，却打不过那些妖魔鬼怪，因为“神佛即现实统治势力”，是牛魔王等妖魔鬼怪的后台，那里有锦衣卫的影子，而且根子很硬。

他讲，读好《红楼梦》和古典小说，不仅有助于认识封建社会历史，也能提高语言文字运用的能力，对提高写作水平有重要的意义。他总是强调，中文系不论学什么专业的学生，都必须要学会写文章，不会写文章，怎么能叫中文系的学生。这些都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ne’一听阶级斗争就毛骨悚然”

记得那是在系里召开的有老师和学生党员参加的会上，系领导传达中央文件精神，其中有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内容，还说到，“文化大革命”要七八年搞一次。讨论时谁都默不作声，吴组缃老师却发了言，还是用平常说话的语气，说道：“‘ne’一听阶级斗争就毛骨悚然，七八年搞一次，一次七八年，这怎么得了。”那时“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阶级斗争的弦还绷得挺紧，我真为吴组缃老师捏了一把汗，心中为之担忧，他已经是当过一次“牛鬼蛇神”的人了。然而，吴组缃老师仍无事一样，照样讲他的课，没遇到任何麻烦。北大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兼容并蓄，海纳百川，自由思想与独立思考同在，兼容并包与绝不人云亦云共存。这是学术前进的必然，必然受到历史的推崇与爱戴。

司马光曾说过：“经师易遇，人师难遭。”吴组缃就是这样一位集经师与人师于一身，难得一遇的好老师。吴组缃老师的伟大，不在于他不凡的经历，而在于那制造不凡经历的高贵人格，在于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追求真理的学术精神，自由思想中的独立思考，兼容并包下绝不人云亦云的人生态度。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振兴必备的优良传统。

吴组缃老师走了，但是，他并没有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