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部大王传说与祖先记忆
——以酉水流域土家族始祖信仰为中心的考察

徐 媛

一、问题的提出

发源于湖北省宣恩县境东将军山的酉水河，由西北向东南流，经湖北来凤、湖南龙山两县边境到达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出秀山转至湖南龙山、保靖、花垣、永顺、古丈等县境，在沅陵注入沅江，于常德汇入洞庭湖，最终流入长江。酉水连系川鄂湘三省，也被三省分割为三段，湘西段落正处于酉水河的中下游。从地域文化来看，湘西酉水流域属于巴楚巫文化圈，并在历史进程中不断汲取其他族群文化而呈现出土、汉、苗、侗等多元文化融汇态势。对于世居酉水流域的土家人而言，其文化形态虽然“汉化”极深，但是在长期的族群演进过程中土家族固有的文化特性通过各种文化适应方式得以保留，在容纳多种外来文化因素的同时，形成了一种富有韧性的复合文化形态，而这种文化形态，沉积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层次。以祖先崇拜观之，酉水流域土家族并存着多层次的始祖信仰体系，既有图腾始祖神白虎崇拜，亦有村社部落联盟时期依据世代交替而产生的多位女性始祖神和英雄祖先神八部大王崇拜，以及土司时代由于八部大王崇拜与土司信仰融合而衍生出的土王崇拜。尤其是八部大王崇拜，主要集中于酉水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即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境内的龙山、保靖、永顺等地，是湘西酉水流域土家族特有的民间信仰，具有探究土家族族群性的重要价值。

八部大王，又称八部大神，是由土家族先民部落及羁縻制时期的部落首领转化而来的祖先神。据明代《永顺宣慰司志》载：“古设庙以祀八部大神，每年正月初一日，巫祀弑白水牛，以祀一年休祥”。(1)土家族简史编写组：《土家族简史》，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77页。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土家人每年正月里都要祭祀八部大王。因此，曾经的土家族生活区内建有大量的八部大王庙，然而由于时代更迭，这些八部大王庙陆续消失于土家人的文化空间。20世纪50年代初期，湘西地区还保留着5处八部大王庙，分布于古丈县的田家峒地区和龙山县的农车乡农车村、农车乡马蹄寨村、干溪乡柏那村和长潭乡着落湖村。及至当下，仅个别地区尚存“八部大王位”残碑，如重庆酉酬乡巴柯村、湘西保靖县拔茅乡水坝洞村。可见，以土家语留存区为中心区域，八部大王崇拜拥有坚实的信仰基础。此外，八部大王传说、社巴仪式中的“大摆手”、梯玛敬神过程中穿戴的“八幅罗裙”、唱诵的“梯玛神歌”，以及手拿八宝铜铃演绎的“八宝铜铃舞”，无不显示了八部大王崇拜在酉水流域土家族生活区所具有的信仰力量。

图1 酉水流域土家族八部大王信仰边界图

翻检史籍，除了明代《永顺宣慰司志》寥寥数笔的记载，八部大王并没有过多出现在土家族被记录的历史真实中，而是以传说故事、仪式歌舞、祭祀活动的形式存在于土家人的文化记忆里，并不断融汇为土家族文化中的“根”性意识，成为土家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随着记忆研究成为学术热点，不少学者倾向于在一个具体的社会情境中探讨历史记忆与历史重构的关系。如王明珂(2)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第19页。的华夏边缘研究；赵世瑜(3)赵世瑜：《太阳生日：东南沿海地区对崇祯之死的历史记忆》，《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6期。对历史记忆选择机制的探究；林继富(4)林继富：《清江流域土家族谭姓始祖记忆研究》，《华中学术》2016年第14期。对土家族始祖记忆与族群凝聚力关系的探讨等。八部大王传说作为一种集体记忆，存在于土家人处理过去和现在关系的过程中，它曲折而隐晦地反映着不同时代下的现实需要。酉水流域的土家人选择八部大王为本民族的始祖人物，既有其历史渊源，又体现时代变动，其对“过去”的选择、组织和重述以建构本民族凝聚力的自觉行为，是探究土家族族群本源的重要依据。本文拟以现有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所得的八部大王传说为基础，从历史记忆的角度追踪八部大王如何成为土家族始祖人物的历史进程，同时依靠正史系统中的历史叙事还原土家族祖源观念的形成过程。两相对勘之下，透过历史记忆和历史叙事这两类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流传的“文本”的差异，探究酉水流域土家人如何追溯自己的族源和祖源，以及隐匿于祖先记忆背后的知识系统、权力话语和社会传承机制。

二、关于八部大王传说的分析

在湘西酉水流域，八部大王传说流传甚广，版本繁多。从已出版文献中收录的版本来看，胡炳章教授编著的《土家族文化精神》、(5)胡炳章：《土家族文化精神》，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106页。湘西民间文化工作者采录的《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湘西自治州分卷》(上册)、(6)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集成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分卷(上册)》，吉首：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集成办公室，1988年，第1页。刘黎光先生的《传说的湘西》、(7)刘黎光：《传说的湘西》，吉首：湘西吉首卫校，1999年，第1-8页。向柏松教授的《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8)向柏松：《土家族民间信仰与文化》，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年，第82页。等记录了不同版本的八部大王传说。一般来说，八部大王的传说文本包括以下几个主题：诞生(生而为肉球、蛋)、成长(被龙、虎或凤传授本领)、认亲(取名)、成名(战场屡建奇功，获得皇上封赏)、死亡(被尊为神灵，受到百姓信奉)，并且在传说故事中，大部分的故事文本都没有涉及固定的地方和具体的年代，酉水流域只是一个宽泛的空间概念。

相形之下，在田野调查中，笔者采录的保靖县碗米坡镇马蹄村的八部大王传说州级传承人向魁益老人所讲述的版本，不仅与酉水流域地方风物及区域历史密切相关，而且具体指向首八峒地区：八部大王的诞生，围绕酉水而展开。“八蛮出世于‘八蛮洞口’。这洞口位于黔山西塶半岩坎上的石壁间，洞口有酋湖流过。酋湖，即酉水，是土家人的生息之地，由于汉人歧视土家族酋民，才去掉酋字的八字头，改为酉水。”(9)被访谈人：向魁益(男，72岁)，保靖县碗米坡镇马蹄村村民，土家族。访谈人：徐媛。访谈时间：2017年6月26日，访谈地点：向魁益家。八部大王的降世过程，则遵循了英雄传说的神异叙事结构，“八蛮的父亲是萨济，母亲是帕尼。他们一生受苦受难，四十大几都没有生养。后来隐居于十万八千里大峒的白鹤仙(王母娘娘的三妹)托梦于萨济夫妇俩，指点他们，‘要想有儿子，就要上王伏峒，取得圣丹水’。于是，夫妇俩上王伏高崖大峒取得圣丹水。喝了圣丹水，妇人帕尼已受神孕，怀了三年零九个月，生下九个肉砣砣，其中一个女婴还未满月，取名‘欸奎’(末脚货)，其余八子，奇形怪状。父亲萨济以为(九子)是怪物，就把九个肉砣砣倒进翁岔沟里，不敢回头就跑回家里。哪晓得，突然翁岔沟里的八个肉砣砣发出金光，只有‘欸奎’没有发光。金光照亮了天地。白鹤仙一看知道神童出世，已经受难，急变一条金龙下山，救下九位神童。在王伏高崖大洞中，白鹤仙把发光的八个肉砣砣刺破皮膜，便是八个天真活泼的孩子。那个没有发光的“欸奎”，被白鹤仙放置密室中，期待它的复生。白鹤仙将八个仙童精心抚养和调教，教他们武功和技能。八兄弟中，武功和神术最高的是大哥涅壳赖。但八兄弟都吃得苦，耐得劳，下得蛮，天不怕，地不怕，各有专长功夫。白鹤仙常称他们兄弟为蛮崽。因此，把洞口改为‘八蛮洞口’，又与黔山八字崖相对应。由于这八兄弟出生在无抱长坪。所以，把无抱这地方都改为‘八蛮洞口’。”(10)被访谈人：向魁益(男，72岁)，保靖县碗米坡镇马蹄村村民，土家族。访谈人：徐媛。访谈时间：2017年6月26日，访谈地点：向魁益家。故事接下来是英雄的建功立业：八兄弟回家认亲，一家团聚，他们的命运从此与酉水流域的安危联系在一起；捉拿三祟、治平南蛮，为酋民除害，树立威望。凭借所创造的功绩，八兄弟受到皇帝的封赏，“被封为‘八部大王’，回到家乡，各管一峒”。①八蛮统一了八个峒的部落群，成为八峒之首，才改名“首八峒”。“后来，皇帝怕他权势过大，于是设计想害他，赐了他一壶毒酒，途中他饮了几口御酒被毒死，尸体被运回葬于首八峒沙湾的庙堡上”。①

作为八部大王文化记忆的核心区域，保靖首八峒与八部大王有着不解之缘。早在20世纪80年代湘西民间文化工作者采录的八部大王传说中，有两则就明确提到八部大王的出生地或安息地是保靖首八峒。除了向魁益老人的讲述，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沙湾村、首八峒村的土家人也都能讲述完整的八部大王传说，并产生了精彩的流变。如在保靖碗米坡镇首八峒村村民吴坤香的记忆里，八部大王成为了“这个地方的狠人”，以超凡的民间智慧令皇帝害怕他，并以死抗争，最后得到皇帝认同：“我管阳，你管阴”，(11)被访谈人：吴坤香(男，77岁)，保靖县碗米坡镇首八峒村村民，土家族。访谈人：徐媛。访谈时间：2017年6月27日，访谈地点：吴坤香家。且以修庙的方式彰显民间的胜利。虽然八部大王传说流传于湘西酉水流域土家人的文化空间中，它们以酉水流域的保靖、龙山、古丈和永顺四县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完备的地方传说体系，但是在土家人的集体记忆中首八峒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记忆场域，承载了土家人对民族始祖的想象和构建，寄托了土家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归属感。如保靖县碗米坡镇的首八峒因存在过清代乾隆年间复修的八部大王庙遗址而被认为是八部大王故里，而在首八峒对面的沙湾村，当地文化精英们出于对先祖八部大王的认同而合力修筑一尊八部大王雕像，强化了该地区与八部大王的渊源。此外，在保靖县下辖的部分村落里一些老人依然可以回忆起解放前龙山县坡脚乡及周边寨子里的土家人前来保靖首八峒烧香祀神的盛况，以及与保靖县相隔不远的湖北来凤县瓦厂摆手堂碑上的文字记录，巩固了保靖首八峒作为八部大王祖先记忆核心区域的地位。

此外，笔者梳理在土家文化核心区域所采录的多个版本的八部大王传说，可以发现：在土家人的讲述活动中，会不自觉地以原住民族的视角塑造本民族始祖的形象，并无意中透露出历史上的土/汉族群关系。如酋水、酋民因汉人歧视而去掉八字头，才得名酉水、酉民。又如八部大王统一八个峒的部落群，“不用武力镇压，而是你情我愿的赌。”(12)被访谈人：魏金友(男，82岁)，保靖县碗米坡镇沙湾村村民，土家族。访谈人：徐媛。访谈时间：2017年6月26日，访谈地点：魏金友家。再如八部大王成名后，被朝廷征派，因皇帝赐御酒而被毒死。与原住民族相比，汉人属于外来“客民”。或因拓垦土地，或因政治避难，大量汉人进入湘西地区，形成了一种长期的土/汉族群文化间的冲突与融合态势。直到20世纪50年代土家族身份确立后，这种族群关系才得以改观。因此，作为土家人重要的集体记忆，八部大王传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不同社会情境下土家族的族群认同。这种认同情感，往往又是来自“我族”与“他族”的区隔。于是，在八部大王传说的细节里，两个族群的差异得到既清楚且分明的呈现。

三、酉水土家族祖源记忆的流变与重构

土家族流传至今的《梯玛神歌》里有着对八部大王的详细描述，他们的名字分别为：大哥涅壳赖、二弟热潮河舍、三弟里都、四弟苏都、五弟西梯佬、六弟西河佬、七弟拉乌米拢接也所也冲、八弟接也会叶拉飞列也。这八个有名无姓的神人，被认为是土家族历史上八个部落的首领。如湘西保靖县拨茅乡首八峒遗址清代复修八部大王庙的碑记云：“首八峒，历汉、晋、六朝、唐、五代、宋、元、明，为楚南上游……故讳八部者，盖以威镇八峒，一峒为一部落。”(13)保靖县碗米坡镇首八峒村八部大王庙残碑铭文。然而，进入土司时代，土家族祖先神的信仰对象发生了变化，原有的信仰体系内融入了具有强烈地缘和政治色彩的土司信仰，新起的土王崇拜与传统的八部大王崇拜发生了融合。梳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保靖县资料本》所载的多个版本的八部大王传说，有一个变动值得关注：“老大涅壳赖铲除三祟后，被赐向姓而成为向王”。(14)保靖县民间文学集成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故事集成湖南卷·保靖县资料本》，保靖：内部资料，1991年，第218页。与此同时，在笔者的田野调查中可以发现：村里的老人在讲述八部大王传说时，即使明知向宗彦与涅壳赖不是一个人，依然会在故事里将八部大王形象和向老官人形象形成某种程度的“嫁接”，使得两个祖源叙事里的两代八部大王神实现了某种形式的重叠。

据《中国民间的神》(15)周宗廉、周宗新、李华玲：《中国民间的神》，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0页。所载：向老官人是北宋年间湖南保靖水坝人，武艺高超，公开反抗官府暴政，被朝廷招安后，向老官人屡建奇功，后因皇上疑心而被赐毒酒。同样地，在《保靖县资料本》中记载了几个版本的八部大王传说，无一例外地重复了两个情节：八部大王是向老官人，被御赐毒酒害死，死后阴魂不散的向老官人被皇帝封为八部。很显然，晚近出现的向老官人故事是对以往八部大王传说的移植，远古时代的八部大王涅壳赖形象和土司时代的向老官人形象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叠合。此外，彭姓和田姓也在祖源叙事中与八部大王发生联系。据彭姓人讲述其祖先故事：“当祖先八部大王因保家卫国而获得唐明皇封赏时，被问到姓什么？八部大王都没有姓氏，看到手里握着盆排，只说：‘盆……盆……’于是，唐明皇认定八部大王姓彭。”(16)被访谈人：彭姓村民(男，61岁)，永顺县灵溪镇老司城村民，土家族。访谈人：徐媛。访谈时间：2017年6月27日，访谈地点：永顺土司城。而田姓与八部大王的关联，则在于古丈田家洞田姓人祭祀灶神的窝坑里供有八个木雕菩萨。这八个菩萨被认为是田姓人的祖先，其形象与八部大王八兄弟的形象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这种将祖先记忆进行移植和重构的集体行为，反映了当时社会情境的变动。自秦汉到明清，中央王朝对广大西南地区的管理先后施行过羁縻政策和土司制度。从羁縻政策来看，它是中原王朝藉着强势文化所发展出的权力关系，在边缘蛮族中区分善蛮和叛蛮，以军事和政治控制为主，辅以经济和物质利益之安抚，任用地方酋首为地方长官，并令其为己所用。以土司制度观之，则是诸朝历代羁縻政策的发展和集大成，表现为地方上的强宗大姓被中央王朝委任为地区最高军政长官，“世领其地，世掌其民，世袭其职”，从而达到“以蛮治蛮”的目的。为了向中央王朝表明忠心，各大土司除了在“剿蛮”军事行动中立下“赫赫战功”，还不约而同地重新建构自己的家族渊源和祖先认同。如“彭公爵主”的原型湘西彭氏土司彭士愁，其族源问题之所以一直存在争议，主要是其人其事附会江西彭氏名门望族，不免有攀龙附凤之嫌。而向氏，亦是湖南蛮姓中的显姓望族。据《湖北施南府来凤县散毛司老寨染贤堂谱序》载：“援我向氏出子姓，籍发辰州，宋公子兮字向，其子孙遂以王父子为氏……传自宗彦公，自后晋天福年问官，封元帅，声震南蛮，后即建业浣邑。”(17)王明珂：《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6页。此序追溯来凤县老寨向氏先祖来自辰州(今沅陵)，名宋子兮；且极力攀附五代时的向宗彦，宣扬向氏后晋时获封元帅，建功立业。同属湘西大姓的田氏，据不同支系的《田氏宗谱》《田氏族谱》所载，无论是从陕西、云南、江西、江南等地迁徙而来，还是宋万州刺史田赟的后裔，皆与华夏主体民族的姓氏存在祖源关系。

从“羁縻政治”到“土司管理”，居于湘西酉水流域且日愈强大的强宗右姓，一方面将各大土司形象与八部大王形象融合，以期依托“八部大王”祖先崇拜在人们日常生活和思想观念中的影响力而获得所辖土家民众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建构方志、族谱、家谱中的祖源叙事文本，积极向华夏主体民族的姓氏靠拢，旨在利用以“中原移民”为象征的族源叙事文本的建构，确认正统性的身份和地位，获取晋升的政治资本。正如“集体记忆”概念的提出者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18)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5页。八部大王传说作为土家人祖先记忆的呈现方式，不仅体现了土家族的集体无意识，而且折射出不同历史情境下建构者的心态变化。

四、历史记忆与历史叙事的辩证

自秦汉到明清，中央王朝对湘西土著民族的认知经历了一个历代王朝与地方社会彼此了解和互动的过程。从最初载入史册的“武陵蛮”到传世文献中频频出现的“盘瓠蛮”及至五代十国时期正史、地方志对溪州彭氏土酋的珍贵记载，是湘西原住民族在汉文文献中逐渐被认识和赋予身份标签的过程。翻检史料，历代中央王朝对湘西酉水流域的总体策略经历了从带有敌意的“征讨”到“蛮酋分据，自置刺史”(19)脱脱：《宋史(卷252)》，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857页。的放任流之再到“假我爵禄，宠之名号”(20)张廷玉：《明史(卷310)》，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81页。的册封和认可，以及雍正朝强力推行“改土归流”，将湘西地区纳入府县制的直接管治之下，实现“以汉化夷，以夷治夷”(21)张廷玉：《明史(卷16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4497页。的国家认同之目的。由于湘西土著民族文字记录的缺失和不足，酉水流域乃至整个西南地区被整合入中国的文化与权力接触场景多由掌控话语权力的历朝文人官僚所记录和描绘，这样的历史叙事基本上受限于中央王朝的视野，带有强烈的主体民族色彩。

与此相对应的是，生活在华夏边缘的湘西本土民众对中央王朝统治的集体想象。八部大王传说中八位英雄的诞生和建功立业呈现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神话叙事，显示了作为湘西土家族先民部落首领的“八部大王”在氏族部落民众中所享有的极高威望，被赋予了“族裔群体”纽带的意义；然而八位英雄的结局——被皇帝赐酒毒死则映射出历史上汉族群间的冲突关系，展现了传说对史实的关照。如从建武二十三年(公元47年)武威将军刘尚入五溪袭击武陵蛮开始，到南北朝梁朝为止，历代封建王朝对湘西地区采取的皆是带有敌意的战争方式。及至唐末，在藩镇割据的政治形势下，溪州彭氏、田氏、向氏等土酋纷纷崛起，成长为统领酉水流域八百余年的土司领主，宣告湘西地区进入土司时代。为了迎合新的社会情境，具有强烈的地缘和政治色彩的土司信仰开始与依托于氏族部落以血缘纽带维系族民的八部大王崇拜相联结。不仅八部大王由原来的泛称被冠以当地的强宗大姓，而且新建构的诸如彭公爵主、向老官人、田好汉等一系列土王神形象与八部大王形象相融合，被赋予了原“八部大王”祖先神祇的神性。与此同时，在国家力量进入和控制极为有限的酉水流域，各大土司主在扩张地盘、积累财势之余，积极向官方力量靠拢，通过重构祖先记忆，追寻“中原”祖源，宣称“华胄”正统，表达国家认同，获取官方认可。

改土归流后，土司统治被废除，同时建立府县制，实行流官治理。整个湘西酉水流域的社会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的民间传说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反映，体现了中央及地方政府为巩固改土归流的成果而在意识形态上肃清土司影响的“历史事实”。(22)杨然：《试论土家族的民族认同实践》，《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如笔者在湘西永顺县土司城调查期间采录的一则传说：“相传土司王有一个儿子刚出生时鼻梁上长了一个奇痒无比的白斑疮，疮随人而长大，后来他继承土司王位，被人称为‘白鼻子土司王’。土司王荒淫无道，鼻子一痒就杀小孩取血止痒；除了每晚‘吃’一个宫女之外，还要对非彭姓新娘行使‘初夜权’；甚至在寒冷的冬天将银子丢入河中要年轻的后生摸取，而且不管是否摸到银子，摸银子的年轻人都会被杀死。每隔一段时间，‘白鼻子土司王’的鼻子就奇痒无比，而此时他就会杀人，以摸银子的方式杀死壮丁，弄得溪州老百姓怨声载道，苦不堪言。后来，皇帝得知此事就派兵剿杀，最终白鼻子土司王战败，被杀死在一个小山洞里。”(23)被访谈人：彭姓村民(男，61岁)，永顺县灵溪镇老司城村民，土家族。访谈人：徐媛。访谈时间：2017年6月27日，访谈地点：永顺土司城。可见，随着土司政治的覆灭，湘西酉水流域土家族社区的权力结构也处于变动和重构之中。从八部大王崇拜到土王崇拜，关于“祖先”的集体记忆呈现着不同的价值取向，这其中固然有土家族民众自主选择的因素，但更蕴含着社会结构变动、利益主体重构的复杂因由。以土王崇拜的发展轨迹观之，无论是先前的主动与八部大王崇拜融合，获得土家人广泛且深入的认同，还是改土归流后由当地政府主导的肃清土司影响的积极建构，这种祖先记忆的流变在整个土家族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回到酉水流域土家人的生活空间，梳理那些牌坊、纪念碑、历史遗迹的形成背景和经过，分析这些“记忆之场”被创造出来、被传承、抹消或忘却的历史过程，品味隐藏在土家人祖源传说中的不同祖先形象，其间显现出复杂的社会力学关系。历代中央王朝作为一支具有绝对影响力的社会力量，在协调好土汉族群间、土家族群内部各方力量之间关系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种良性互动的社会力学均衡结构。虽然在土家族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不同历史情境下的祖先记忆被唤起服务于塑造不同时代所需要的族群认同。但是在今天的土家族社区内这些记忆的象征物已经不再有其诞生之初所被赋予的政治意涵，而是以一种历史见证物的方式成为土家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这些原本被抹消、被忘却的记忆，如今以文化遗产的名目成为打开通往过去的“历史之场”，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远远超出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意义，而是延伸到土家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承载着可供探寻的现实价值。

五、结语

作为历史记忆中最重要部分的祖先记忆，是族群历史的起始部分，也是生活在同一区域的某一群体的共同“起源历史”。流传于湘西酉水流域的八部大王传说，是酉水土家人共同的祖先记忆。八部大王传说中的神圣叙事——八位英雄的诞生和建功立业过程中英勇善战的形象展现了土家族“崇力尚勇”的族群文化特性，强化了土家人共通的根基性情感。由于祖先记忆通常以该区域社会所认定的“历史”形态呈现与流传，因此追踪八部大王传说的流变历程，可以发现：以土司时代和改土归流为时间节点，八部大王祖先记忆被嫁接了凸显时代烙印的迥异内容。如土司政治下，为彰显土司统治的权威性，土王崇拜与八部大王信仰实现部分重叠，而改土归流后，为肃清土司统治的影响力，土王传说则被加入污名化的内容。值得一提的是，在面对“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隔绝之地如何转变为汉化深重的地方社会的议题时，八部大王传说、向老官人故事、彭公爵主传说、田老汉故事等祖先记忆为厘清湘西酉水流域土家人族群演进史提供了一个绝佳视角，即方志和族谱中出现的对祖源叙事及族源传说等“过去”的选择、改造和重构，在塑造地域传说中的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的同时，也深刻诠释了地方社会的变迁之路。在此过程中，祖先记忆的多重面相及不同时代下的社会权力关系得到了生动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