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在瘟疫防治中的作用

李 慧，李闻涓，侯宁宁，陈 颖，罗兴洪

(江苏先声药业有限公司，转化医学与创新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 210042)

近些年出现的流行性感冒(简称“流感”)、重症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H7N9禽流感、埃博拉、甲型流感、霍乱、鼠疫，以及目前正在全国蔓延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中医都将其统称为“瘟疫”或“疠气”。按照中医理论，瘟疫是由天地暴戾之气疫毒所致的一种烈性传染病，如果治疗不及时，就会造成大面积的人员死亡。中医在我国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对瘟疫的防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 瘟疫

1.1 瘟疫的概念

温病学把具有强烈传染性和流行性的温病称为温疫[1]。许慎的《说文解字》中记载:“疫,民皆疾也。”疫病，即现代医学所说的流行病，中医古籍中一般称为疫、疠、疫疠、瘟、瘟(温)疫、温病、伤寒、时气等，常称为“瘟疫”。古代常见的瘟疫有：炭疽热、天花、梅毒、伤寒、黄热病、霍乱、小儿麻痹症、鼠疫等。

1.2 瘟疫和温疫的区别

在中医的古籍中常有温疫和瘟疫出现。瘟疫是指一切传染病的总称；温疫是瘟疫中的一种，一般指温热性质的疫。而疫除了温热性质外，还有寒性、湿性和燥性等。在一些瘟疫的暴发过程中，寒疫、热疫还可能相互转化。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湿瘟为主。

1.3 疠和瘟的涵义

疠即疠气，又称疫疠之气、毒气、异气、戾气或杂气，为具有强烈传染性的致病邪气，多指某些烈性传染病。《素问·六元正纪大论》：“厉大至，民善暴死。”《说文解字》：“疠，恶疾也。”瘟为流行性急性传染病。故疠与瘟同义，都是指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疾病。

2 中医对瘟疫的认识过程

2.1 瘟疫的认识起源

《黄帝内经》对岁气与瘟疫的关系、五方之民体质疾病的差异、正气内存邪不可干的论述，奠定了中医瘟疫学说的时空正邪统一观。《黄帝内经》中有霍乱、大风(麻风)、温病、温厉、大厉、疟、黄疸等瘟疫名称的记载，但没有出现“瘟疫”这个概念。《素问·刺法论》：“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阐述了瘟疫传播的特点为：烈性传染，传播迅速，病状相似。所谓“五疫”即木疫、火疫、土疫、金疫、水疫，又称为“五疠”。《黄帝内经》的运气学说是对上古瘟疫流行的时间、气象规律的探讨与总结[2]。

2.2 张仲景首次论述外感疾病

东汉年间的医圣张仲景以“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为纲著《伤寒杂病论》，这是第一部系统论述外感病的专著，认为寒邪是当时外邪中最主要的病邪，并认识到风、寒、暑、湿、热等病邪能从外而入引起疾病，书中有关外感病因的论述，对后世外感病因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2.3 隋唐时期认为瘟疫是自然气候的失常

在对外感病因的研究上，隋代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将外感热病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疫疠病及疟病，书中首次涉及霍乱、痢病、风病等常见瘟疫。巢元方认为伤寒是“最为杀厉之气”，将伤寒病、时气病、热病、温病列为四大病证。他亦认为：“(瘟疫)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皆由一岁之内，节气不和，寒暑乖候，或有暴风急雨，雾露不散，则民多疫疠。”[3]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失常是瘟疫流行的重要因素。

2.4 宋金元时期对外感病因学的认识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北宋庞安时认为流行性、传染性一类“天行温病”主要病因是感受了毒性很强的“异气”。故在《伤寒总病论·天行温病论》云:“即时发病温者，乃天行之病耳……四时自受乖气而成腑脏阴阳温毒”[4]。他阐述了感“异气”是外感温病的病因，扩大了中医病因学的范围。南宋郭雍突破传统“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伏气温病学说，在《仲景伤寒补亡论》曰：“不思冬伤于寒，至春发者，谓之温病，冬不伤寒而春自感风寒温气而病者，亦谓之温；及春有非节之气，中人为疫者，亦谓之温”[5]，认为感受“风寒温气”是温病发生的病因，提出一种气感即发的温病，促进了明清外感温病病因学说的形成。金元四大家之一的刘完素根据外感热性病的流行情况和治疗经验，认为伤寒六经传变皆是热证，六气皆从火热而化，在病因重视火热，为温病病因学提供了切入点。

2.5 明代“戾气病因说”

明末医家吴又可撰著的《温疫论》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第一部温病学专著，他认为疫病的由来，不是天地之常气，乃是另有一种外来致病因子“戾气”。“戾气学说”是秉承《黄帝内经》中“邪气”理论而创。疠气是致病“邪气”的一种，他认为瘟疫感受“非其时而有其气”的“气”，非六淫邪气，乃是致疫之戾气。并且指出,疠气是非人们感官所能直接观察到的毒气，比火热等六淫邪毒之力更强。“因其为病，长幼相似，远近咸若，沿门阖户，变化多端，传变迅速，多有坏证、变证和逆证。”《瘟疫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疫者感天地之戾气，在岁运有多寡，在方隅有厚薄，在四时有盛衰。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据此可知，瘟疫与一般外感的区别关键在于病因有疠气与六淫之不同，明确这一点，既对临床诊病和用药十分重要，也是“温疫论”的巨大进步。

《温疫论》认为疫病除由空气感染外，患者亦为传染媒介：“邪之所着，有天受，有传染，所感虽殊，其病则一”，并进而阐发了传染病与人体抵抗力的关系：“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此外举有一例“昔有三人，冒雾早行，空腹者死，饮酒者病，饱食者不病”。

2.6 瘟疫学说的成熟期

清朝中医对瘟疫的研究和认识更加深入、系统。医家戴天章著的《广瘟疫论》集“理法方药”于一体，书中附有80多首经验方，并专门列出疫证后遗症、妇人、孕妇、小儿等疫证辨治，使整个体系更加完备。杨栗山撰写的《伤寒温疫条辨》深刻论述温病“怫热内郁，三焦定位”的病因病机，提出宣郁、泄热、解毒及以升降散为治温基础方的治疗方法。余师愚在1794年著的《疫疹一得》专论传染性强烈的“热疫”，包含了对热疫的认识，斑诊形、色的论辨及对疫病预后的判断，并研究确定了以石膏为主的清瘟败毒饮为主要治疗瘟疫的方法。

3 瘟疫的特点

3.1 传染性强

从公元前360年～公元1644年的2000多年中，累计有238年有疫病流行的记录，其中96次为大疫(包括“天下疫”或“疾疫大作”)，可以认为是强烈流行和广泛地流行。《素问·刺法论》中载：“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指出疫病之气具有强烈的传染性和流行性，可通过空气、体液、食物等多种途径而传播，由口、鼻等器官进入人体。明代医家吴又可在《瘟疫论·原病》中讲：“此气之来，无论老少强弱，触之者即病。”疠气肆虐之时，传播迅速，疫病所涉及之地，无论男女老幼，体质禀赋强薄，接触疫病之气者“皆相染易”。说明疫病之气的传染性较强、流行性较广。

3.2 病势急，症状相似

《素问·刺法论》讲瘟疫：“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疠气的种类繁多，但一种疠气只能引起一种疫病。而每一种瘟疫不论年龄、性别，症状多相似。因瘟疫之邪气毒力颇强、潜伏期较短，常夹火热、湿毒等秽浊之气侵犯人体，比一般邪气致病性更强，甚至不接触也会得病。因此都具有“发病急骤、来势较猛、病情危重”的特点。临床多见患者发热，且热势较高，并伴有烦渴、舌红、苔黄等热象。致病后，易伤津、动血、扰神、生风，亦易损害心、肾、肝等重要脏腑。若不及时救治，易致病情险恶，甚至死亡[6]。

3.3 死亡率高

在中国历次疫病死亡的记载中，病死人数之多、病死率之高骇人听闻，如“死者十八九”、“死者百余万”、“死者相枕”等，说明古代疫病流行时发病、病死人数多，死亡率高。据记载[7]，恒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国人口5006多万，到三国末年(280年)，魏、蜀、吴人口合计只有560多万。当时全国人口缩减近90%的原因除了连年战乱以外，疫情肆虐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曹植《说疫气》描述当时疫病的惨状[8]：“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根据《伤寒论》记载：“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9]不到10年，家里200多人就因为伤寒病死差不多2/3的人，可见当时伤寒流行之广，危害之大。

3.4 多发于冬末春初

瘟疫一般多发生于冬末(腊月)春初，有人[10]对汉末三国32次瘟疫发的时间进行了统计，见表1。

表1 汉末三国瘟疫发生时间分布

由表1可知，在春天的1月、2月、3月共发生了15次瘟疫，占已知发生时间总次数的57.69%；冬天发生6次，占已知发生时间总次数的23.08%。这与近些年我国发生瘟疫的时间相吻合。2003年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非典型性肺炎，非典)发生于2002年冬天，盛行于2003年春天，消失于2003年5月。此次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发生于2019年12月(冬天)，2020年2月初(农历1月)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仍在增长。

4 中医对瘟疫的防治

瘟疫是一种传染流行病，古人早就认识到瘟疫的传染流行必须同时具备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人群三个基本环节。因此，中医对瘟疫的防治措施从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者、治疗感染者四个方面进行。

4.1 控制传染源(隔离法)

隔离法，是指将确诊瘟疫传染者或疑似患者安置在一定场所，让他们不得与其他人群接触。《黄帝内经》提出对瘟疫要注意“避其毒气”，即现在的隔离。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记载了将麻风病患者送入山洞进行隔离的方法：“余又闻上党有赵瞿者，病癞历年，众治之不愈，垂死。或云不如及活流弃之，后子孙转相注易，其家乃赉粮，将之送置山穴中。”晋朝时期对家中患有传染病的朝臣也作出了类似于隔离的相应规定。《晋书·王彪之传》记载：“永和末，多疾疫。旧制，朝臣家有时疾，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疾，百日不得入宫。”

4.2 切断传播途径

传播途径是指病原体从传染源到易感人群的传播过程，常见的传播途径有：水、空气、飞沫、土壤、体液等，烧熏、熏蒸、佩挂和涂抹药物消毒法切断传播途径是中医常用的方法。

4.2.1空气消毒法

① 烧熏法给空气消毒。《肘后备急方》记载诸多烧熏法的辟瘟疫方，如“太乙流金方……中庭烧，温病人亦烧熏之”。《本草纲目》记载:“今病疫及岁旦，人家往往烧苍术以辟邪气。”② 佩挂药物法给空气消毒。《肘后备急方》强调通过佩挂药物法可有辟瘟疫的良效：“有辟瘟疫的单行方术……悬门户上，又人人带之。”③ 涂抹药物法是将药物涂抹在身体表面组织或某一部位，以达到消毒防疫的作用，涂抹部位一般为额上、五心、鼻、人中及耳门等处。雄黄涂鼻法是古代最常用的预防方法之一,《伤寒总病论·天行温病论》[11]：“入温家令不相染，研雄黄并嚏法。水研光明雄黄，以笔浓蘸涂鼻窍中，则疫气不能入，与病人同床，亦不相染。五更初洗面后及临时点之。凡温疫之家，自生臭秽之气，人闻其气，即时以纸筋探鼻中，嚏之为佳。”《肘后备急方》也记载了一些涂抹药物法的要方：“辟温气，雄黄散方……以涂五心额上、鼻、人中及耳门；辟温病，粉身散……以粉身。”

4.2.2清洁水源

水源卫生是人体健康的重要保障，《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岁旦屠苏酒”用于井水消毒，可预防瘟疫，曰：“岁旦屠苏酒：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当家内外有井，皆悉着药，辟温气也。”《水南翰记》：“范文正公所居宅，必先浚井纳青术(即苍术)数斤于其中，以辟瘟气。”(见《古今图书集成·草木典·卷一百零三》)。此外，《肘后备急方》记载的辟温疫的验方：“正旦吞麻子赤小豆各二七枚，又以二七枚投井中。”以杀虫消毒。

4.2.3注重个人卫生阻断瘟疫传播

中医注重药浴习惯，用于预防疫病。药浴法是将药物作为沐浴汤，通过药浴来辟疫。《备急千金要方》记载：“凡时行疫疠，常以月望日，细剉东引桃枝，煮汤浴之。”当瘟疫横行时，煮药汤沐浴，可防疫。饮食不卫生也是传播瘟疫的原因之一，葛洪指出：“凡所以得霍乱者，多起饮食，或饮食生冷杂物。”并明确告诫禁止食用自死性畜生，否则将导致疾病。曰：“六畜自死，皆是遭疫，有毒，食之洞下，亦致坚积……凡肝脏自不可轻啖，自死者，弥勿食之。”孙思邈提出“不知食宜者，不足以生存也”，并告诫“勿食生肉，伤胃，一切肉惟须煮烂”，以避免病从口入。

4.3 保护易感人群

主要措施有免疫预防、药物预防和个人防护等。《素问·刺法论》提出“天牝从来，复得其往”[12]，即《素问遗篇》：“黄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不施救疗，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复得其往，气出于脑，即不邪干。”指出了瘟疫预防的根本大法：养正气和避邪气，其中“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已成为了人人皆知的预防理念。

任继学[13]认为，瘟疫侵入之途，一是由皮毛，从玄府而入，肌表受之；二是由呼吸道而进，肺卫受之；三是从口而犯，进入中焦，脾胃受之。疫毒侵犯人体主要是因正虚于内，卫虚于外(表)，营虚于血，造成三维防御系统缺欠所致。

4.4 瘟疫的预防

4.4.1服药法

用中药治疗是防治瘟疫的重要举措。《素问遗篇》较早提出服用“小金丹方”预防疫病，曰：“小金丹方：辰砂二两，水磨雄黄一两，叶子雄黄一两，紫金半两……服十粒，无疫干也。”《肘后备急方》对于伤寒的治疗：“又方，大黄三两，甘草二两，麻黄二两，杏仁三十枚，芒硝五合，黄芩一两，巴豆二十粒熬，捣，蜜丸和如大豆，服三丸，当利毒。利不止，米饮止之。家人视病者，可先服取利，则不相染易也。”即家属探望患者，事先服用该丸泄下，就能避免被传染。此外，还记载了其他辟瘟疫的药方，如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赤散方、度瘴散、辟天行疫疠、常用辟温病散方、赵泉黄膏方和单行方术等。孙思邈主张以“金牙散”防治南方瘴疠等疫病，指出常服吞麻子、赤小豆、酒渍等可断温病，使之不传染。

4.4.2行气导引法

行气法是指通过练气，壮大身体之气，提高人体免疫力，从而达到不染瘟疫的目的。《素问》指出运用意念引导正气运行的方法，可以使未患病之人进入疫病病室而不被感染，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气出于脑，即不干邪……然后可入于疫室。”《摄养枕中方》：“行气可以治百病，可以去瘟疫，可以禁蛇兽，可以止疮血，可以居水中，可以辟饥渴，可以延年命。”

导引法是指以肢体运动为主，配合呼吸吐纳的养生方式，以强身防病。《诸病源候论》收录有关防治疫病的导引法，如“温病候，养生方导引法云，常以鸡鸣时，存心念四海神名各三遍，辟百邪止鬼，令人不病。”

4.4.3针灸法

针灸可用于瘟疫的防治。《灵枢·刺法论》曰：“可以折郁扶运，补弱全真，泄盛蠲余，令除斯苦……以法刺之，预可平疴。”针刺五脏，可疏通经脉，预防瘟疫。灸法是一种温热刺激疗法，具有增强机体抵御外邪的能力。孙思邈提出用灸法预防疟疾等传染病：“凡人吴蜀地游宦，体上常须三两处灸之，勿令疮暂瘥，则瘴疠瘟疟毒气不能著人也，故吴蜀多行灸法。”他提倡用熟艾配合灸法，用来预防疫病。

4.4.4免疫接种法

免疫接种是将免疫原或免疫效应物质植入人的机体内，使人的机体获得防治感染传染病的能力。早在东晋时期，葛洪就发明了狂犬病的人工主动免疫法：“疗吠犬咬人方，乃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利用狂犬脑髓干粉敷在伤口处治疗狂犬病，这被认为是人类对于免疫接种的最早探索。宋代中医研究采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将患过天花患者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痘疹定论》记载了女神医为丞相王旦之子王素种痘及传播种痘术的事迹。到明清，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专门给百姓普及种痘，可称是全球最早的官方免疫机构。

4.5 治疗瘟疫常用方剂

在几千年的中医防治瘟疫过程中，形成了许多有效的防治瘟疫的方剂。

4.5.1达原饮

达原饮原名达原散，为明代吴又可所创，载于《温疫论》，由槟榔、厚朴、草果、知母、芍药、黄芩、甘草7味药组成，用于瘟疫或疟疾邪伏膜原、恶寒壮热、日一至三发者，也是治疗湿邪内伏膜原证的要方。方中槟榔辛散湿邪，化痰破结，疏利蕴伏之邪；厚朴苦降行气，祛湿化浊，破邪气之所结；草果辛香化浊，辟秽止呕，以除秽浊之湿。以上三药气味辛香苦降，辛能宣湿，香能化湿，苦能燥湿，降以利湿，且辛开苦降又能舒畅气机，故使秽湿浊气得以消散，湿消热自除矣。并可直达膜原，逐邪外出，是方之君药。温热之邪，易伤津耗血，耗伤正气，故加知母以滋阴液；白芍以养营血，黄芩以清燥热，甘草以和中，全方合用可使秽浊得化，热邪得清，阴津得复，则邪气溃散，速离膜原，故以“达原饮”名之[14]。

4.5.2人参败毒散

人参败毒散，别名败毒散、羌活汤、十味汤、人参前胡散，出自《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处方为：羌活6 g，独活6 g，前胡6 g，柴胡6 g，甘草6 g，人参6 g，茯苓9 g，桔梗6 g，枳壳6 g，川芎6 g，生姜6 g，薄荷6 g。具有扶正匡邪、疏导经络、表散邪滞、益气解表、散风祛湿的功效。用于伤寒时气，头痛项强，壮热恶寒，身体烦疼，及寒壅咳嗽，鼻塞声重，风痰头痛，呕哕寒热。方中羌活、独活祛风散寒，祛湿解表，通治一身上下之风寒湿邪，通利关节而止痛；柴胡辛散解肌退热，疏散表邪；川芎行血祛风，活血调营对因外感引起营卫运行不利，津液流滞而生寒热无汗，头痛肢酸等证，收效尤佳；茯苓渗湿，调畅气机而宽胸膈，除痰湿而止咳嗽；桔梗宣肺；枳壳降气；前胡祛痰，使肺气能够正常宣降，津液正常输布，则咳嗽有痰等证可愈。佐以人参益气扶正，以助解表，一则扶助正气以祛邪外出，二则散中有补，以防耗伤真气[15]。

4.5.3普济消毒散

普济消毒散收载于《东垣试效方》，处方组成为：黄芩(酒炒)、黄连(酒炒)各15 g，陈皮(去白)、甘草(生用)、玄参、柴胡、桔梗各6 g，连翘、板蓝根、马勃、牛蒡子、薄荷各3 g，僵蚕、升麻各2 g。具有清热解毒、疏风散邪的功效，用于大头瘟。症见恶寒发热，头面红肿焮痛，目不能开，咽喉不利，舌燥口渴，舌红苔白而黄，脉浮数有力等症。方中酒黄连、酒黄芩清热泻火，祛上焦头面热毒，为君药。牛蒡子、连翘、薄荷、僵蚕辛凉疏散头面风热，为臣药。玄参、马勃、板蓝根加强清热解毒；甘草、桔梗清利咽喉；陈皮理气散邪，为佐药。升麻、柴胡疏散风热、引药上行，为佐使药。

4.5.4荆防败毒散

荆防败毒散出自《摄生众妙方》卷八，处方为：羌活、独活、柴胡、前胡、枳壳、茯苓、荆芥、防风、桔梗、川芎各一钱五分(4.5g)，甘草五分(1.5g)。具有疏风解表、败毒消肿、祛痰止咳之功效，用于外感风寒湿邪。症见外感风寒初起，恶寒发热，头疼身痛，胸闷咳嗽，痰多色白，苔白脉浮，及一切疮疡肿毒，肿痛发热，左手脉浮数者。方中以荆芥、防风、羌活辛温解表至共，发散风寒为君药；辅以柴胡加强解表至共；佐以独活祛风除湿，川芎活血祛风止痛，前胡、桔梗宣畅肺气以祛痰，枳壳理气宽中，茯苓利湿；甘草调和主药，缓急止咳为使。

4.5.5连花清瘟胶囊

连花清瘟胶囊，处方为：连翘、金银花、炙麻黄、炒苦杏仁、石膏、板蓝根、绵马贯众、鱼腥草、广藿香、大黄、红景天、薄荷脑、甘草。具有清瘟解毒、宣肺泄热的功效，用于治疗流行性感冒属热毒袭肺证。症见发热或高热，恶寒，肌肉酸痛，鼻塞流涕，咳嗽，头痛，咽干咽痛，舌偏红，苔黄或黄腻等症。

4.5.6其他经方

感冒初起时，可用葛洪的葱豉汤，其作用在于鼓舞正气、发汗解表、驱邪于外。此方只有葱白、豆豉2味，但无论风寒、风热，均可通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桂枝汤，由桂枝、芍药、甘草、生姜、大枣5味药组成，是治疗外感的第一方。白虎汤用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均有良效。

5 中医在现代抗瘟疫中的应用

中医是一门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生命力强盛的医学科学，在近些年出现的瘟疫防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5.1 中医在非典治疗中的应用

5.1.1疗效显著

2003年非典来袭时，广州中医药大学两个附属医院都采用以中医为主、中西医综合的方法治疗非典，疗效显著。到2003年4月14日，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共收治非典患者36例，无1例死亡，绝大多数痊愈出院，没留下任何后遗症。患者平均退热时间为3天,平均住院时间不到9天[16]。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17]从2003年1月初到4月上旬，共收治非典患者112人，除第一批收治的有7人死亡外，其余全部治愈出院，平均住院4.22天。中医药的主要治疗作用表现在：早期干预，阻断病程；明显减轻症状；缩短发热时间和住院时间；促进炎症吸收，减少后遗症；减少并发症和西药的不良反应。

据统计[18]，在非典期间使用的单味药主要有金银花、黄芪、连翘和甘草。

5.1.2死亡率较低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9]，全球非典病例共8422例，死亡919人，病死率近11%。其中发病百人以上的国家和地区及其死亡率见表2。

表2 世界各国和地区非典情况

由表2可知，使用中医参与治疗非典的中国大陆死亡率6.55%，低于平均死亡率。最早使用中医治疗非典的广东死亡率只有3.8%，低于中国大陆平均非典死亡率；而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73例非典，全部治愈，无人死亡。

5.2 中医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应用

5.2.1推荐使用中医治疗

2019年12月武汉出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截至2020年2月7日，全国31个省(区、市)均出现感染病例，共计疑似病例26 359人，确诊31 261例，重病4821例，死亡637例。截至2月11日，全国确诊病例数达到42 708例，死亡1017例。1个多月的时间，死亡人数、确诊人数都已超过2003年的非典。

由于中医在抗击非典时起到了较好的疗效，因此，在一开始新型冠状病毒侵袭时中医就参与了治疗，并从全国抽调中医医生支援武汉。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和仝小林院士等专家认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厚腻腐苔，湿浊之象，并有恶寒发热或无热，干咳，咽干，倦怠乏力，胸闷，脘痞，或呕恶，便溏，舌质淡或淡红，苔白腻，脉濡等。当属“寒湿(瘟)疫”，是感受寒湿疫毒而发病[20]。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医疗救治组发布《关于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治疗中推荐使用中药协定方的通知》，建议使用的处方为[21]：生麻黄6 g，生石膏15 g，杏仁9 g，羌活15 g，葶苈子15 g，贯众15 g，地龙15 g，徐长卿15 g，藿香15 g，佩兰9 g，苍术15 g，云苓45 g，生白术30 g，焦三仙各9 g，厚朴15 g，焦槟榔9 g，煨草果9 g，生姜15 g。

5.2.2推荐使用清肺排毒汤

2020年1月27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紧急启动“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医药有效方剂筛选研究”专项，在山西、河北、黑龙江、陕西4省试点开展清肺排毒汤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临床疗效观察，重点观察确诊患者乏力、发热、咳嗽、咽痛、纳差等症状及影像学表现变化情况，旨在迅速找到针对本次疫病有良好疗效乃至特效的核心方药。

据统计，截至2月5日0时，4个试点省份运用清肺排毒汤救治确诊病例214例，3天为一个疗程，总有效率达90%以上[22]，其中60%以上患者症状和影像学表现改善明显，30%患者症状平稳且无加重。清肺排毒汤由《伤寒杂病论》中的麻杏石甘汤、射干麻黄汤、小柴胡汤、五苓散等多个治疗由寒邪引起的外感热病的经典方剂优化组合而成，处方为：麻黄9 g，炙甘草6 g，杏仁9 g，生石膏15～30 g(先煎)，桂枝9 g，泽泻9 g，猪苓9 g，白术9 g，茯苓15 g，柴胡16 g，黄芩6 g，姜半夏9 g，生姜9 g，紫菀9 g，款冬花9 g，射干9 g，细辛6 g，山药12 g，枳实6 g，陈皮6 g，藿香9 g。该方组方合理，性味平和，可用于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轻型、普通型、重型患者，在救治危重症患者时也可结合患者实际情况合理使用。该方也可用于普通感冒和流感患者。

5.2.3初步结果

在中医的积极参与治疗下，目前我国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治疗的初步效果显示优于其他国家[23]，见表3。

表3 截至2020年2月7日世界各国新型冠状病毒

虽然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防治工作还没有结束，最终的数据结果还没有出来，但由表3可以初步得知：有中医参与治疗的国家和地区，均有治愈病例，而纯西医治疗的国家，如美国、德国，法国，到目前均无1例治愈病例，说明中西医结合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比用纯西医防治更具优势。

6 小结

在中国近现代的防治瘟疫过程中，中医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1959年我国暴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时，西医治疗死亡率为30%～40%，而中医治疗死亡率为10%[24]。钟南山院士在2002年12月抗击SARS、2005年抗击H5N1、2009年抗击H1N1、2013年抗击H7N9、2015年抗击H5N6，再到抗MERS的十多年的抗击瘟疫过程中，他发现与中医理念、原理相比，西医存在明显的缺陷[25]。

在此次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1个多月期间，中医已初显成效，建议在后续瘟疫防治过程中，要充分发挥中医的独特作用，为瘟疫的防治和人类社会的卫生事业做出应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