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纪20 年代上海大学安徽籍师生群体考

吴玉才，孔海棠

（1.淮南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2.安徽理工大学 电气与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1922 年至1927 年的上海大学（以下简称“上大”） 是国共两党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创办的一所“以养成建国人才，促进文化事业为宗旨”［1］（P96）的大学。 上大注重理论与实际结合，教学方式生动活泼，教学内容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治学严谨，办学灵活多样。 虽然它存在时间不足五年，而且办学条件艰苦、设施简陋，但却培养了一大批有理想、有抱负、有才干、有骨气的大学生，在中国革命历史中具有浓墨重彩的一页。20 世纪20 年代的上大师生绝大多数来自全国各地，也有少数为华人华侨和朝鲜学生，但其中安徽籍师生及师生党员众多，且出类拔萃。 学界对上大安徽籍师生群体的研究很少，当前主要研究成果有张元隆所著的《上海大学与现代名人（1922-1927）》(上海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和刘长林、刘强的文章《论陈独秀在上海大学创建中的作用》（发表在《安徽史学》2015 年第5 期）等，且缺乏针对性的研究。 深入研究上大安徽籍师生群体，对理解和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发展趋势和安徽早期党组织的创建历程具有重要意义。

一、上海大学安徽籍教师群体考

原清华大学校长、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曾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20世纪20 年代的上大尽管没有高楼大厦， 被戏称为“弄堂大学”，但却大师云集，师资雄厚。 曾在上大学习后来担任国家主席的杨尚昆回忆说，上大“教员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学术界名流”［2］(P1069)。这些共产党员中有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张太雷、彭述之、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任弼时、蒋光慈、沈雁冰等一大批党的早期著名人物；国民党左派有于右任、邵力子、杨杏佛等国民党元老；学术界名流有朱湘、朱自清、刘大白、丰子恺、洪野等文化名人。据统计，上大共有授课教师110 人（含外国教师3 人）。其中安徽籍教师有10 人，分别是蒋光慈、高语罕、尹宽、朱湘、何世桢、何世枚、洪野、胡朴安、吴志青、阮永钊。这些教师有的是共产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右派，有的是非党派人士。

（一）上海大学的一位“特殊教师”：陈独秀

作为当时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是上大安徽籍中的一位“特殊教师”。陈独秀当时具有多重身份，既是安徽人又是共产党员，既是文化名人又是政治领袖。 虽然他不是上大直接上课的教师，也没有直接参与学校的教学和管理，但他却与这所学校有着深厚的渊源和密不可分的关系。上大的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之初，就曾假借陈独秀的名义招生， 而且所招学生多以安徽籍为主， 这与作为安徽人的陈独秀的影响力有很大关系。 让学校的创办者意想不到的是，这些安徽籍学生带头对学校进行了改组。以程嘉咏（程永言）等为代表的学生在改组风潮中， 曾首推陈独秀为校长，并得到大多数同学的支持。 上大成立后，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陈独秀虽因党派色彩浓厚而没有直接参与上大的教学和管理，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蔡和森主编的《向导》、瞿秋白主编的《前锋》等进步期刊，在上大广为流传，不少同学从中吸取了政治养分”［3］(P17)。 陈独秀还通过介绍共产党员到学校任教，推荐各地优秀青年赴上海求学，以及通过党组织关系贯彻中央的方针政策等方式，影响着上大的教学和管理。 “他的思想通过中共刊物和党团员的教学与学生活动等途径和方式，有意无意地在学校里传播开去”［4］。 因此可以说，陈独秀是上大幕后的有力支持者和思想引领者， 虽不是上大教师，却胜似上大教师。

（二）教师中的共产党员：高语罕、蒋光慈、尹宽、阮永钊

高语罕（1888-1948），安徽寿县人，1921 年入党，早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编写《白话书信》（1921 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他是安徽最早系统传播马列主义的先进知识分子， 是安徽青年的革命导师，也是党的早期理论家。 1925 年春，他担任上大社会学系教授，讲授西方革命史，“每周五次，每次二小时，既无课本，亦无讲义，往往旁征博引，无所不谈，学生以其渊博动听，亦时常满堂”［2］(P1084)。1925年底， 高语罕离开上大赴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教官。蒋光慈（1901-1931），安徽霍邱人，1922 年入党，无产阶级文学的先驱者，革命作家、诗人，曾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1924 年秋回国后担任上大教授，讲授俄文和苏俄文学。蒋光慈“讲课神态安逸从容，语调抑扬顿挫，没有华丽的辞藻和空谈，侧重深入浅出地分析问题，颇能理论联系实际”［5］(P126)，且与学生关系融洽，有时与学生热烈地辩论问题，有时与学生一起喝酒、聊天、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队歌》等。 尹宽，安徽桐城人，1923 年入党，旅欧少年共产党创建人之一，中共早期社会活动家，中共领导成员。据郑超麟回忆，上大“社会学系教授，李季、高语罕、蒋光赤（蒋光慈）、尹宽、王一飞、箫朴生、以及彭述之和我（郑超麟），都是共产党员”［6］(P227)，可见尹宽也是上大社会学系教授。 阮永钊（生卒年不详），安徽芜湖人，在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时参加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7］(P110)，1922 年12 月至1923年8 月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已经加入中国共产党）［8］(P790)，1923 年夏考入复旦大学心理学系，1924 年春进入上大教授心理学。

（三）教师中的国民党右派：何世桢、何世枚

何世桢与何世枚是胞兄弟，他们出生于安徽望江的一个官宦世家， 都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 何世桢（1895-1972），1921 年毕业于上海东吴大学法科，同年赴美国留学，回国后于1923 年秋进入上大担任英国文学系主任， 并被国民党委任为教务长，在社会学系讲授政治学、在英国文学系讲授演说等。 1924 年底辞去上大职务，在上海虹口另行创办私立上海持志大学。何世桢是中国当时“杰出的法学先驱和政治活动家，不仅全国闻名， 且系世界知名人士 （两次载于 《世界名人录》）”［9］(P13)，深受孙中山赏识，是孙中山亲自圈定的上海地区出席国民党一大三位代表之一。 何世枚（1896-1975），上海东吴大学教授，上海律师，1924年进入上大英国文学系教授散文、 小说及论理学（逻辑学），同年离开上大，协助兄长何世桢创办上海持志大学。 据沈雁冰、胡允恭等人的回忆，何世桢、何世枚兄弟二人是国民党右派在上大的代表人物，与国民党左派（包括共产党人）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后来辞职另行创办上海持志大学［2］(P1112)。

（四）教师中的非党派人士：朱湘、洪野、胡朴安、吴志青

朱湘（1904-1933），安徽太湖人，早年入清华大学学习，诗人、散文家、教育家，经陈望道介绍，到上大任英国文学系教授，讲授文学概论和英语。“他讲课根据学生的学习要求，与社会科学结合，教材多选自各国学者名著”［5］(P195-196)。 洪野（1886-1932），安徽歙县人，上海美术专科西画教授，是我国留法女画家潘玉良的启蒙老师，1922 年就任上海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美术科主任，同年学校改组为上大后，继续担任美术科主任，先后教过色彩学、素描、西洋画、透视学等，是上大最高决策机构“行政委员会” 委员， 参与学校最高决策［5］(P194-195)。 胡朴安（1878-1947），中国民俗学家，原名韫玉，安徽泾县人，擅长文字学、训诂学，吴淞中国公学及江苏第二师范学校教员，在上大中国文学系教授文字学［10］(P507)。吴志青（1887-1951），安徽人，是近代中国著名武术家，1919 年在上海创办中华武术会，任会长。 1923年创办中华体育师范学校，任校长。 1924 年进入上大教授体育［1］(P52)。

在安徽籍教师中，虽然所属党派或非党派政见各不相同，但在上大期间还是各尽其力、各展风采。从他们的社会影响来看，他们都是当时某个领域著名的专家学者，如高语罕是党的早期理论家、安徽青年的导师，蒋光慈是赫赫有名的左翼作家、诗人，朱湘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何世桢、何世枚都是著名的律师、法学家，洪野是有名的美术大师，胡朴安是著名的文字学家、南社诗人，吴志青是武术家，阮永钊虽然刚从复旦大学心理学专业毕业，但后来也成为著名的心理学家。 从他们进入上大的时间来看，何世桢、洪野、吴志青是1923 年入校，蒋光慈、尹宽、朱湘、何世枚、胡朴安、阮永钊是1924 年入校，高语罕是1925 年入校，大多数进校较早。洪野、胡朴安、阮永钊自进入上大后一直工作到上大被封闭。 蒋光慈在上大时间也较长， 除去1925 年4 至10 月在冯玉祥部队当翻译外，从1924 年秋至1927年上大被封闭一直在上大工作［11］(P57)；从他们教授的专业课程来看，涉及了社会学、文学、法学、论理（逻辑学）、外文（主要是俄文和英文）、美术、体育、心理学等，教授的课程丰富多彩。

二、上海大学的安徽籍学生群体考

从1922 年10 月至1927 年4 月， 上大存在不到五年的时间里到底培养了多少学生？根据毛一波的回忆，上大“总计大学部各系毕业十九班毕业学生一千三百零二人”。 毛一波所提供的学生人数是根据上海警备司令部所查抄的上大档案材料和据此所发放毕业证书的人数得来的， 因此较为可信。1927 年5 月上大遭查封后， 学生的学籍就出现了问题，1936 年学生写信给于右任校长并转给当时的国民政府请求追认毕业生资格， 到1940 年才由当时的教育部批准取得学籍［2］(P1050)。 但毛一波所提到的一千三百零二人特指大学部的全部学生数，没有包括附中学生人数。 根据所掌握的史料看，附中人数是111 人［2］(P1205)，因此上大共 有 学生 一 千四 百零三人。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安徽籍学生人数总体概况，以1924 年4 月上大统计的学生（大学部学生）生源地分布情况为例（见表1）做一对比分析。 从中可以看出，来自江苏、浙江、安徽、四川、福建、广东、陕西、湖南、湖北等省的学生较多，安徽籍学生总数排名第三，说明安徽籍学生在当时确实比较多。 由于上大存在不到五年的时间， 且学生的流动性较大，后来被国民党强行查封，很多资料丢失，很难对安徽籍学生的总数做一个准确的统计。根据上海大学出版社最新编辑出版的《20 世纪20 年代的上海大学》里面丰富的史料，通过考证、分析，确定安徽籍学生至少151 人，其中，社会学系78 人，中国文学系41 人，美术系16 人，英国文学系5 人，附中11人。 从各个系和附中人数来看，安徽籍学生主要集中在社会学系和中国文学系， 且以社会学系人数最多， 这与整个上大学生各系分布情况基本上保持一致。

表1 1922～1924 年上海大学学生生源情况分布表①

上大安徽籍学生较多的原因可以通过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分析。 首先从客观方面来看，当时安徽省内军阀横行，为了扩充军费，肆意挪用教育经费， 致使安徽省教育经费投入居全国倒数第二位，造成了安徽省教育事业奄奄一息的局面。 安徽省军阀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广大教师和青年的反抗意识， 并分别在1919 年、1920 年成立了教职员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领导反对军阀的斗争，1921 年爆发了著名的“六二学潮”。学潮遭到了反动军阀的镇压，很多革命青年遭到通缉，这是安徽籍青年赴上大求学的外部动因。安徽青年的觉醒是安徽籍青年赴上大求学的内在动因，安徽青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普遍接受了教育和锻炼。陈独秀、高语罕、恽代英、萧楚女、刘希平等人对安徽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响很大，促进了安徽青年的觉醒，为安徽青年赴上大求学指明了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陈独秀、胡适等人都是安徽人。 陈独秀早年在安徽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对安徽人特别是安徽青年影响较大。 后来创办《新青年》《向导》等报刊，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安徽青年乃至全国青年的思想。高语罕的《白话书信》是安徽省第一部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促进了安徽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教育了一大批青年走上革命道路。 恽代英、萧楚女曾多次来到安徽宣城、芜湖等地教学、演讲和领导开展革命活动，很多安徽青年就是在他们的影响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胡允恭曾经回忆说：“我接受马列主义的教育，就是从听恽代英同志这些演讲开始的”［3］(P12)。从主观方面来看，上大的前身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创办人是安徽人，招生的时候打着陈独秀等当时著名文化名人的旗号，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以安徽人为主。据上大学生程永言回忆，“上海大学的前身是东南高等专科师范学校。该校设有国文、英文及美术专修科和附中。 校址在闸北青云路。 创办人校长王理堂（安徽人）、校务长陈勣武（河南人）、会计汤石菴（安徽人），全校学生仅有一百六十人，大多为寄宿生，安徽籍学生占有半数以上”［2］(P1017)。 上大改组后，成为国共合作创办的一所培养“建国人才”的大学，通过党的或团的组织关系动员学生前往报考。陈独秀作为安徽人和中共领袖，重视安徽革命青年的培养和安徽早期党组织的创建。 这些都是安徽籍学生较多的原因。 值得一提的是，安徽寿县人孙多森、孙多鑫兄弟在上海开办的阜丰面粉厂， 是19 世纪末中国民族资本开办的第一家最大的机器面粉厂，多在安徽寿县及周边招聘工人，因此“阜丰厂职工90%左右为安徽人”［12］。这为安徽籍学生特别是安徽寿县籍学生就读上大提供了信息和落脚点。

三、上海大学安徽籍学生党员群体考

“上海大学是东南名副其实的革命的最高学府。 它先后为我党培养出许多革命骨干，成为培养革命理论干部的重要基地”［3］(P18)。 上大存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大概发展了多少学生党员呢？ 据《红色学府： 上海大学》（1922～1927） 一书记载：“1923 年7月，上大党员有11 人（包括4 名教师和负责工人运动的林蒸，学生党员不超过6 人）。 1923 年11 月，上大新增7 位同学入党。 到1924 年11 月，学生党员达到23 人。 1925 年5 月，上大党员共25 人（包括5 名教师）。1926 年上大党员获得很大发展，3 月共有党员61 人，6 月份党员发展到97 名，10 月份又增加10 名党员，11 月份党员增加到120 名，12月份党员增加到130 名”［13］(P74-76)。 从这里可以看出上大党员发展的大概情况， 但原文中没有注明出处， 也没有说明这130 名党员中是否包含教师党员。同时还要看到：上大学生流动性很大，学生党员的流动性也很大，1923 年、1924 年入党的学生，到1925 年时部分已经离校，而1925 年入党的学生到1926 年时有多少人离校也不清楚。 因此上大共发展了多少学生党员，具体人数还有待进一步考证。

安徽籍学生进校前，有不少学生已经形成独立的政治见解。“他们中一部分受‘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上已渴求革命；还有一部分是在全国各地参加过如火如荼的实际斗争，而受反动当局开除学籍或受北洋军阀政府通缉逃到上海，进入上大的”［3］(P11)。所以，他们一般思想比较进步，进入上大后受到邓中夏、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进步更快。因此，他们很多人进入上大不久就被发展为中共党员。

据目前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先后在上大入党的安徽籍学生22 人。来自安徽天长的黄让之1923 年7 月之前已经在上大入党，是安徽籍学生在上大入党第一人， 是当时全上海仅有的43 名党员中的一员，并与瞿秋白、邓中夏、张太雷等人同在一个党小组［1］(P484)；安徽寿县人薛卓汉、徐梦秋和六安人王逸常三人为1923 年11 月同时在上大入党［14］(P13),与瞿秋白、邓中夏、黄让之等人在一个党小组［1］(P492)；寿县人胡萍舟、 朱松年、 徐德文三人于1923 年考入上大，同年在上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5］(P11-15)；寿县人方曙霞“1924 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读书，同年下半年在该校转为共产党员”［15］(P19)；来自凤台的吴云、吴震、吴霆三兄弟和黄天伯、程阔庭也是在上大学习期间入党。 吴云和吴震是1923 年在上大读书时，由瞿秋白、薛卓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吴霆、黄天伯和程阔庭是1924 年在上大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6］(P6)；1925 年五卅前夕，寿县籍学生陶淮、徐德据二人也已经在上大入党［13］(P76)；1924 年初，阜阳的郭铸九在上大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周传业在上大加入中国共产党［17］(P668)；东至的陈学平在上大期间“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赴苏留学。1926 年回国后在家乡开办喻义书社”［18］(P50)；南陵的俞昌准1925 年9 月由恽代英推荐进入上大附中高中学习， 经恽代英推荐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 年由团员转 为 中 国 共 产 党党员”［19］(P46)。 从1924 年1 月至1927 年4 月，王绍虞、陶梁、王弼、张曙云、桂超、谢芸皋等6 人先后也在上大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王绍虞，1923 年考入上大社会学系，不久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回六安，任中共六安特别支部书记［20］(P53)；陶梁，1923 年考入上大社会学系，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 年5 月被中共北方区委派往张家口冯玉祥部开展政治工作［21］(P446)；王弼，1924 年进入上大社会学系学习， 随后在上大加入共产党，1925 年6月受党中央派遣回到寿县，成立了中共寿县城关支部［15］(P16)。 1925 年11 月，王弼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团体——中国济难会的负责人和另外一个负责人阮仲一一起介绍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2］(P18)；据胡允恭在《我所知道的上海大学》一文中的回忆，寿县的张曙云、凤台的桂超也是上大的共产党员［3］(P22)，因为史料所限，不能进一步考证他们进入上大的时间和具体入党年份，但胡允恭回忆内容较为可信，因为他本人就是寿县人，而且是亲身经历者。

有5 位学生是在进入上大之前入党的，因每个人进入上大的时间不同，因此入校之前入党的时间也不同。入党最早的当属曹蕴真和徐梦周，“他们是一九二二年春在上海由施存统介绍入党的”［23］(P32)。但他们二人进入上大的时间不同， 曹蕴真于1923年秋进入上大社会学系学习，徐梦周一年以后才到上大社会学系学习。 王步文、濮德治入党时间也比较早，是1923 年在安庆时入党，这时他们在安徽参与党团组织的创建和领导安徽革命斗争， 到“1924年春， 王步文进入上海大学社会系学习”［24］(P124)，同年濮德治也进入上大学习。 周传鼎于1924 年底在上海大夏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于1925 年2 月28 日转入上海大学。

有7 位学生是在离开上大之后入党的。 许继慎、曹渊、杨溥泉，他们三人是1923 年秋进入上大旁听，1924 年他们同时被黄埔军校录取为一期学生，于1924 年底在黄埔军校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薛卓江，1924 年秋进入上大社会学系学习，1925 年离开上大后在安庆加入共产党［25］(P6)；胡宏让，1923年进入上大美术系学习，1925 年毕业离开上大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6］(P440)；王稼祥，1925 年8 月转入上大附中三年级学习，由于思想进步很快被介绍加入青年团，同年10 月底被党组织派往苏联中山大学留学，1928 年2 月在苏联中山大学加入共产党；孟庆树，“1926 年春至夏在上大附属中学学习，1926 年秋进入设在武昌的安徽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在那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支部委员、女生队长”［27］(P56-57)。

有1 位学生入党时间和地点比较特殊，既不是在进入上大之前入党，也不是在上大入党，更不是离开上大之后入党。 这个学生就是方英（方运炽），他是1923 年秋进入上大学习，1923 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入党的地点却不在上大，而是在他的家乡安徽寿县小甸集。这是因为1923 年冬，共产党员薛卓汉、徐梦秋受党组织指派回乡建党。 在寿县小甸集创建了安徽第一个农村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小甸集特别支部，曹蕴真任书记，“方英经曹蕴真、薛卓汉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24］(P204)。

有1 位学生入党时间和地点有待考证。这位学生是朱怀德， 他与王稼祥同时进入上大附中学习，1926 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1928 年前后被开除党籍和学籍［28］，但其入党具体年份（应在1926～1928 年之间）和入党具体地点（上海大学或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待进一步考证。

据不完全统计，上大安徽籍学生中的共产党员为38 人（见表2）。 从他们的籍贯来看，寿县籍学生党员有薛卓汉、薛卓江、曹渊、曹蕴真、徐梦秋、徐梦周、朱松年、胡萍舟、方运炽、方曙霞、徐德据、徐德文、陶淮、王弼、张曙云、陶梁、胡宏让、孟庆树18人，凤台籍学生党员有吴云、吴霆、吴震、黄永泰、程阔庭、桂超6 人，六安籍学生党员有王逸常、王绍虞、许继慎、杨溥泉4 人，阜阳籍学生党员有周传鼎、周传业和郭鼎岑3 人，南陵籍学生党员有俞昌准、朱怀德2 人，其他来自天长、安庆、潜山、东至、泾县等地的各1 人，分别是黄让之、濮德治、王步文、陈学平、王稼祥等；从他们入党的时间来看，除了王稼祥入党时间是在1928 年和张曙芸、桂超、朱怀德入党时间不详之外，其他学生党员入党时间都处在1922 年至1927 年之间，其中绝大多数入党时间集中在1923 年和1924 年，入党时间较早，且与上大存在时间基本一致； 从他们入党的地点来看，绝大多数是在上大入党，少数人入党地点涉及安徽（安庆或寿县小甸集）、上海（上大以外的地方）、广州（黄埔军校）、莫斯科、武昌等地。 总的来看，上大安徽籍学生党员人数是相当多的。

此外，安徽籍非中共党员学生中的张治中值得一提。 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湖人，1922 年冬至1923 年春在上大旁听，选修了一些课程，主要学习俄语。据他自己回忆，在上大期间，“我真是很忙，一天到晚看书、查字典、坐电车、上课……学俄语，却越学越觉困难，我仍是不畏困难地去学。 是为了想到俄国去。 ”这是因为“我听到于右任的讲演，瞿秋白的讲演，都是推崇社会主义苏联的话，更使我心向往之”［29］(P32)。 张治中在上大期间不仅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熏陶，还结识了很多共产党方面的朋友，这对他后来能比较理解和同情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作为国民党高级军官在国共十年内战中从未同共产党打过仗，极力主张国共合作，以及后来成为国共和谈的“和平将军”都具有重要影响。张治中是上大安徽籍非中共党员学生中最杰出的代表。

表2 安徽籍学生党员一览表②

四、结语

上大安徽籍教师和学生都是一群年轻的生命，“在他们的头脑里，考虑的不是个人，而是全中国和全中国人民”［1］(P1087)。 他们离开上大之后，奔赴全国各地，哪里有革命需要，党中央就指派他们奔向哪里。 他们中有的考入黄埔军校继续学习军事知识，如许继慎、曹渊、杨溥泉、吴震等；有的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继续深造，如王稼祥、朱怀德、方运炽、孟庆树等；有的返回安徽从事党的创建活动，如王步文、薛卓汉、王绍虞、周传业、周传鼎、俞昌准等；有的被党组织分配到全国各地开展革命活动，如吴霆在东北、黄天伯在豫西、徐梦周在陕西等。安徽籍师生群体的成长奋斗史，已成为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中一道壮丽的红色风景。

注 释：

①资料来源：《上海大学一览》（1924 年4 月）；《20 世纪20年代的上海大学》（上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7-42 页。

②资料来源：《20 世纪20 年代的上海大学》（上卷）， 上海大学出版社2014 年版，第23-42 页；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安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一卷），安徽人民出版 社1993 年 版， 第11-17、95-103、119-133、158-172、189-196、203-210 页；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安徽中共党史人物传》（第二卷），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9 页；《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寿县组织史资料》（1921.7-1987.11），（内部发行）1992 年版，第8-20 页；《中国共产党安徽省淮南市组织史资料》（1923-1987），（内部发行）1993 年版， 第5-6 页；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省中共党史资料目录索引汇编》（1919-1949），1999 年版， 第396-398、439-440 页；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版，第56-57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