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早期新闻团体的建立与新闻职业意识的培养

杨翠芳

摘要：随着报业的发展，中国早期新闻团体从地方到全国逐步建立，在抱团取暖的过程中，报人群体意识增强，职业意识也在不断提升。他们寻求职业认同，提倡职业道德，积极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表达职业诉求，维护社会正义。同时，他们倡导新闻教育，培养新闻人才，开展新闻理论和业务研究，卓有成效。报人群体的新闻活动，亦是专业主义在中国的最初发轫，是对新闻专业精神的培育与践行。

关键词：早期新闻团体;报人群体;职业意识;专业精神

中图分类号：G21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982（2020）09-0112-05

随着国人自办报刊的兴起，中国的新闻业逐步发展，报人群体也在办报过程中稳步成长。他们从晚清时期自我意识的初步萌芽，到民国年间渐渐走向舞台中央;从被人瞧不起的街头巷尾的“访事员”，到出入宫廷内阁的“无冕之王”;从单打独斗、顾影自怜到抱团取暖、行业撑腰，走过了一条颇为曲折的道路。其间，也折射出中国新闻人职业意识的逐步成熟、职业道德的建构与完善，甚至到早期新闻专业主义的萌芽过程。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新闻传播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借助于互联网络，新闻信息从采集到发布、从生产到接受几乎同时发生，人人都可以参与传播，成為“自媒体”，信息的获取越来越便捷。海量信息也带来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如信息过剩、虚假新闻泛滥、把关人缺失等等，这些问题的核心关键所在即是：信息传播者（新闻从业者）的专业性问题。众媒时代万物皆媒，新闻传播者的专业性、职业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更高。鉴于此，笔者尝试探究中国早期新闻从业者职业意识萌芽与自觉、专业精神获得与提升的缘由，发现它们与中国早期新闻团体的成立与发展密不可分。

戈公振曾将报界团体大致分为二种：“一为报馆公会，或称报界公会，或称报界联合会，或称报界同志会，名虽各异，而性质相同，均以报馆为单位;二为记者公会，以记者为单位，则有新闻记者俱乐部，新闻记者公会，新闻记者联欢会等。”① 这些早期新闻团体的建立， “加强内外联络，促进职业认同，建构职业共同体意识，推进从业者内部的价值和理念共享，让职业化趋势有了相当程度的显现”。②

本文结合中国早期新闻团体的发展历程，梳理其对新闻事业发展的历史贡献，从中理析中国早期报人新闻职业意识的获得、职业道德的认同、专业精神的成长之路。

一、群体意识的萌芽：群体自觉，组建团体，抱团取暖

（一）新闻团体产生的背景

自19世纪60年代起，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重要发展，纺织、采矿等行业有了长足进步。伴随着行业的兴盛，到1904年前后，行业组织建设也日益完备，如盐业、丝绸业等纷纷建立行业公会，按照专业化、市场化规约来开展活动。受此影响，新闻业界也有人开始考虑建立同业社会组织。

早在1902年，梁启起在《新民丛报》第17期发表文章《敬告我同业诸君》，阐述了报刊的社会功能，虽未提出建设行业组织，但他较早提出“报界同业诸君”的概念，希望自己的主张得到报界“我同业诸君”的认同。彼时世纪之交的中国新闻业界，尚没有行业团体意识。从报界群体意识的自觉到报界团体的成立，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孕育，梁启超“报界同业诸君”概念的提出，反映了当时报人中较早的群体意识的萌发，是对报界行业组织的热情的呼唤。

（二）地方性新闻团体的组建

在当时报业最发达的上海，报界同仁最早意识到报业联合的重要性。1905年3月12日，《时报》发表文章《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率先提出创建报界同业组织的倡议，并得到一些报馆的支持，但因条件所限，当时未能付诸实现。1906年7月1日，位于天津的《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与《北洋日报》《北支那每日新闻报》《天津日日新闻》等四家报馆发行人联合发表《告天津各报大主笔》一文，“拟于天津纠集同业，开设俱乐部”。当天在天津成立的报界俱乐部，即意味着地方报业组织的创建，被公认为是中国近代第一个新闻团体。“报界之知有团体，似自此始。”③ 此后，汉口、北京、上海、广州、湖南、杭州报界公会相继成立。

近代新闻团体是由传统的行业公会转变而来的民间组织，“新闻团体最初的组织形式与传统行业公会相似，属于一地一业的行业组织”，旨在“协调行业内部事务，维护行业利益”④，呼吁并筹建行业组织，说明报人群体意识逐渐自觉。

最初提出建立新闻团体的《宜创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说》在倡议中明确提出，创立通国报馆记者同盟会“可祛三害”“可兴三利”。“可祛三害”即“对于在外者”，可以同外国报纸的侵略宣传进行斗争，“设法使之消灭，即不可消灭，亦不能使之滋长”;“对于在上者”，可以同统治者的压迫进行斗争，“自昔以来，政府官吏好与我报纸为敌”，对新闻记者常使用“强硬之法捕之杀之”，有了“同盟会在”，“得以待外人之法待之，而使之不得逞其志”;“对于报纸之记者”，可以“互相规劝，互相约束”，使记者中的不良现象“绝迹”。“可兴三利”即“可得互相长益之助”，“可得互相扶助之力”，“可得互相交通之乐”⑤。这些主张意味着报业同仁的群体自觉，对外争取行业的自我权益和生存空间，对内保持相互联络和彼此扶持。

（三）全国性新闻团体的建立

地方性新闻团体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全国性的新闻团体组织起来。1910年9月4日，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昌、武汉、成都、福州、沈阳、吉林等地一些报馆代表云集南京，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报界俱进会，这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新闻团体。在成立大会上，通过了16条会章，选举成立了领导机构，并决定在上海设立事务所，“以结合群力，联络声气，督促报界之进步为宗旨”⑥。

新闻团体的兴起与发展，是我国新闻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它在团结报人、凝聚业界力量、维护业界自身利益、抵制当局对言论的压制方面做了一定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尤其是在民国元年后，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内务部次长居正等人起草了《中华民国暂行报律》，有关电文传到位于上海的中国报界俱进会后，立即遭到该会和新闻界一致反对，章太炎等人态度坚决，要求尊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猛烈批评政府当局，使得孙中山下令取消该报律。这一事件充分体现了报界的独立态势与报人的群体自觉，“展现了近代中国新兴群体的社会生长历程，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⑦。

二、职业意识的自觉：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职业诉求，提倡职业道德

“职业社会学认为，职业意识是人们关于职业的观念形态，包括对职业和对从事的工作的看法、理解、评价、满意感和愿望等。它既影响个人的就业和择业方向，又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新闻职业意识除了新闻从业者内心的自我肯定、职业认同、职业动机、职业情感、职业忠诚度和自我职业价值认知之外，社会的价值肯定、社会的认可等也会内化为职业意识。”⑧ 通过观察新闻记者的群体特征，可以考察近代新闻职业化的演进路径。民国建立后，报纸风起云涌，报业急速发展，团体不断涌现。报纸的影响力剧增，报人组建团体高潮迭现。新闻团体的组建，意味着报界内部凝聚力的增强，也意味着报人作为一个职业群体登上了历史舞台。

“新闻团体的初创为新闻职业共同体建构提供了依附的载体”⑨，报人通过建立团体进一步明确了该群体的职业意识，“充分表达了报人群体獨特的职业诉求和社会诉求，说明其群体自觉与职业认同不断提升，这不仅改善了报人的社会地位，也推动着报业进步”，“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以报人为代表的新兴社会群体往往成为民间社会制约国家的主要力量”⑩。

（一）参与公共事务，维护社会正义，监督政府行为

新闻界是一个公共性极强的行业，新闻团体的组建在维护社会正义、倡导社会公平、争取公民权益、参与公共事务、监督政府行为等方面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成为近代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组织部分，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中国社会向现代化转型。

新闻团体建立之初，就以“社会公器”与“国民代表”自诩，号称代表平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营造社会舆论。1911年8月7日，汉口报界公会召开成立大会，声援被湖北当局查封的《大江报》。1912年3月，《大汉报》经理胡石庵发起组织武汉报界联合会，制定了《武汉报界联合会草章》，确定联合会宗旨为“维持公共利益及防止公共之危害”等。

随着时局发展，新闻界在抵制日本对华“二十一条”、维护国家主权、声援学生运动中，起到了先锋作用，也进一步推动了国家观念和国民意识的增长。

（二）提倡职业道德，约束同行行为，推介著名报人

职业道德有内在稳定性与历史沿袭性。民国时期，伴随政局动荡以及中西方文化冲突，中国新闻界职业道德行为失范现象频出，影响制约着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有识之士意识到这个问题后，开展了持续的讨论与尝试性的规范，不断地进行着新闻行业内部的“自我纠偏”。

一是对业内道德失范现象的披露与批评。诸如“收受津贴，丧失立场公正性;报道内容庸俗，格调低下;虚假新闻泛滥”{11}。讨论阵地多在期刊上，如专业期刊《报学杂志》《新闻学季刊》等，也有的在综合性期刊上，如《每周评论》《东方杂志》等，将新闻道德视为行业发展的生命。他们还反省道德滑坡的原因，归结于“新闻业的无序竞争”。

二是对西方新闻观念的介绍与引入。一批新闻业内人士不遗余力介绍西方新闻事业和新闻观念，如对1906年密苏里大学开设新闻学院的介绍，并邀请首任新闻学院院长威廉在20年代来华访问，开启东西方业界人士互访交流之路。介绍和传播美国新闻职业工作者协会（SPJ）的工作内容、指导方针，以及推荐世界上最早成文的新闻职业道德规范——由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威廉院长1914年牵头制定的《新闻记者信条》，等等。这些都在民国新闻界引发了积极反响。

三是树立新闻职业道德楷模，移植美国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如对西方著名报人及出版家北岩爵士、汉密尔顿等人的推介，对中国资深报人、传统文人士子精神的推崇，如邹容、章太炎、张季鸾等，以期敦促报人恪守职业道德。

（三）提倡新闻教育，培养新闻人才，开展新闻研究

1906年美国密苏里大学开设新闻学院，开始了世界上最早的新闻专业教育。而“中国新闻教育从倡导到发轫经历了长达六年的孕育期。追溯中国新闻教育的源头，最早倡议开设新闻教育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学校等机构，而是新闻团体，即1910年成立的全国报界俱进会”{12}。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这一高校新闻团体的组建，也标志着中国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的开端。此后，依托大学成立了一系列新闻团体，如上海报学社、复旦大学新闻学会、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同学会上海分会等等，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教育资源，为中国早期新闻教育作出了贡献。

新闻团体倡导新闻教育，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把它真正落到了实处。自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讲授新闻学相关课程之后，上海、北京、厦门等城市诸多大学也相继开设新闻系或者报学系，培养新闻专门人才。北大新闻学研究会虽开办仅两年多，但培育的新闻专门人才达100多位，其中不乏中国新闻史上的名家大腕。

一些新闻团体还创办了新闻学研究刊物，如北大新闻学研究会出版《新闻周刊》、上海报学社创办《言论自由》、“青记”创办《新闻记者》月刊，浙江新闻学会出版《战时记者》、四川大学新闻学会出版《新闻月报》等刊物。这些刊物开启并繁荣了我国的新闻学研究。

在这些新闻团体的倡导与努力之下，一批新闻学研究成果推出。1919年，徐宝璜的《新闻学》出版，这是我国最早的新闻学研究专著。邵飘萍的《实际应用新闻学》也随后出版，侧重对新闻实践层面进行思考。这两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新闻业界从新闻理论到新闻实践的深入研究，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937年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在上海成立，于1938年3月15日在武汉改称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简称“青记”），“该团体是统一战线性质的职业性群众团体，聚集了当时大批进步的新闻工作者”{13}，并以开办新闻讲习班的形式，培训了大批有志于新闻工作的进步青年。

总之，新闻团体的建立，“致力于职业化的议题，强化同业联系，保障行业权利，表达职业诉求，创办专业期刊，举办学术讲座，普及新闻教育，说明近代新闻业的职业化取得重要突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14} 但报人身份多元，立场有别，加上新闻职业准入条件过于宽泛，普遍缺乏新闻专业教育与训练，使得新闻从业者在民国初年的政党纷争中，并不能完全自由。虽是曾出现过民国以来报界的黄金时代，但内聚力毕竟有限。各地方报业同业组织相继成立，却“因为受到动荡的政治时局干扰，凝聚力不强，内部分歧严重，无法规避的经济问题也使得它们无法形成凝聚力，只是徒有其表”。此外，当时新闻记者也很难保持自身独立地位，“因此，我国民国初期新闻事业的职业化形态是不成熟的‘非充分性职业化”{15}。

三、专业主义的发轫：理想主义的激情，专业精神萌发，困厄于现实的无奈

通过新闻团体的一些公共活动与公共交往，“报人职业身份认同感增强，专业精神提升，新闻职业理念不断内化并扩散，一些新闻制度得以建立，新闻场域的规则与逻辑不断形成。虽然在后来的历史长河中，职业新闻场域的边界不断受到侵蚀和挤压，但其影响却是深远的，成为今天新闻专业主义所追溯的源头”{16}。中国早期新闻团体职业意识的自觉、专业精神的培育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期间，既有来自欧风美雨的冲击，也是报人群体在报业实践时自身成长历程中的体悟。

（一）从“职业”走向“专业”

20世纪初年，随着普利策和奥克斯对新闻从业者职业精神和职业理念的倡导，新式新闻业开启，新闻业从一门职业走向一门专业。行业组织和新闻教育的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新闻业的专业化。

“专业化”概念1915年由弗莱克斯提出，1968年帕森斯对“专业化”进一步界定，莫尔提出了衡量专业化的标准，归结于拥有专业知识、形成职业使命，组建组织、进行职业教育等。盖伊·塔奇曼认为西方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报道、不带偏见与成见等。从新闻教育的角度来说，1906年密苏里大学开设新闻学即开始了专业主义教育。

早期新闻团体的成立让职业意识得到了空前提高，但“职业”与“专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从“职业”走向“专业”还有更长的路要走。“随着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密、知识体系的强化和扩张，职业发展到一定的成熟阶段时才能称之为一种专业。作为一个科学术语，专业被看成一个富有历史、文化含义而又变化的概念，主要指一部分知识含量极高的特殊职业”，“专业化是指某一职业获取专业特质，转化成为专业的过程;专业主义则是指某一专业团体成员所共有的某些态度与信念。”{17}

1919年，新闻业界将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威廉院长1914年制定的《新闻记者信条》介绍到中国，在新闻界引起积极反响。但因为种种原因，“中国新闻职业化程度低，新闻教育刚刚起步，再加之该信条自身的一些局限性，约束并限制了它对中国新闻界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作用的发挥”。{18}

新闻团体中不乏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从业人员，他们接受了西方新闻专业精神的熏陶，又有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士子精神和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回国后，在具体的新闻实践中，他们以自己的理想、热忱，一丝不苟地高蹈践行着他们所理解的新闻专业精神。比如留日归来的黄远生被认为是中国的第一个职业记者，他奉行“超然不党”。梁启超标榜办好报纸的标准“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当”、“报事速而确”。再如，《大公报》明确提出了著名的“四不”方針（不党、不私、不卖、不盲）。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说明新闻专业主义在早期的中国报人那里已经形成，但他们的这些办报主张无一例外地表明，早期新闻人对新闻专业精神的褒扬与恪守，对报界职业道德的提倡与弘扬。早期的新闻团体中不乏“20世纪20年代第一批发展、扩散、建构中国新闻事业的专业人员”，“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中国20世纪20、30年代新闻专业主义的生成和发展”。{19}

（二）经济收入普遍低下，阻碍职业意识的生长

有人考察20世纪20、30年代民国新闻记者的职业收入，通过与其他职业群体收入进行比较发现，“经济收入的普遍低下，使新闻记者身陷职业声望与职业收入之间存在巨大落差的窘境，并成为职业意识生长的严重阻碍”。{20} 职业收入是保证新闻记者能够成为自由职业者的物质基础，并进而成为催发新闻专业主义生长的动力源。虽然当时已有新闻名家职业收入相当可观，如黄远生、邵飘萍等，但不属于报界当时的普遍现象。经济收入的捉襟见肘，妨碍了报人从业的积极性，也迫使部分报人降低品格、报纸降低“报格”，被利益集团收买，出卖良心和版面。所谓的报界的“黄金时代”其实非常短暂，维持的时间不长。在这种情形下生长的新闻业和新闻团体，缺少了坚实的经济支撑，报人也缺少维持体面生活的经济收入，职业的荣耀终究抵不过现实的困顿，报人职业归宿感降低，也很难萌生职业自豪感，这些都影响着报人职业意识的生长。

（三）政局动荡，造成新闻专业主义风雨飘摇

伴随着民国时期政局的动荡，政党纷争迭起，在新旧思想徘徊中的“中国新闻界职业道德失范行为急剧扩张，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顽疾”{21}。在民国短暂的一度所谓“新闻业的黄金时代”里，新闻记者曾以“无冕之王”自傲，体现出对更高职业权力的追求，对专业主义的极致推崇，但在惨淡的现实面前，却不得不败下阵来。黄远生、邵飘萍、林白水等一批著名记者性命不保英年早逝，说明新闻专业主义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里很难有长足发展。

综上，中国早期新闻团体从组建到发展，意味着报人群体意识的萌芽、职业意识的自觉、专业精神的滋长。早期的报人积极从事新闻实践，主动参与公共事务，尝试提倡新闻职业道德，开展新闻教育和新闻研究，进行新闻人才培养，为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囿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客观条件，他们所作的努力部分被历史所消解，但核心内容却被新闻从业者所传承和弘扬。

注释：

①③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97、257页。

② 赵建国：《清末民初武汉新闻团体的演变——以新闻职业化为视角》，《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4期。

④ 何璇：《论近代新闻社团的社会功能》，《军事记者》2017年第2期。

⑤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总第4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1、61页。

⑦⑩ 赵建国：《论民元时期的报界团体及其活动》，《江西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⑧ 方艳、申凡：《我国新闻职业形成于民初的社会学解读》，《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6期。

⑨ 余玉：《中国近现代新闻职业共同体的肇始与演进》，《现代传播》2019年第12期。

{11} 徐新平：《晚清时期的新闻职业道德问题》，《新闻春秋》2013年3期。

{12}{13} 廖声武、余玉：《民国时期新闻团体的新闻教育实践及成就》，《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14} 赵建国、朱颖：《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与近代新闻业的职业化》，《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第3期。

{15} 胡焱、王理：《“非充分性职业化”——关于民国初期新闻事业的职业化形态思考》，《青年记者》2012年6期。

{16} 罗映纯、林如鹏《公共交往与民国职业报人群体的形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5期。

{17} 白红义：《塑造新闻权威互联网时代中国新闻职业再审视》，《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1期。

{18} 邓绍根：《百年回望：美国〈新闻记者信条〉在华传播及其影响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10期。

{19} 王倩：《论晚清新政背景下中国新闻专业主义的展开》，《新西部》2010年第8期。

{20} 田中初、刘少文：《民国记者的职业收入与职业意识——以20世纪30年代为中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5年第7期。

{21} 杨石华、齐辉：《民国时期中国报人对新闻道德的讨论与突围（1914—1949）》，《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2期。

作者简介：楊翠芳，湖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湖北武汉，430062。

（责任编辑  庄春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