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现代化的逻辑与国民党的自我失败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300350）

现代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复杂的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是传统与现代、内部和外部等多种因素交融交锋的进程，具有整体性、革命性等特点。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化潮流的开启具有其特殊的演进逻辑，是一种“刺激—反应”式的外诱型、后发型及革命与改革交织的混合型的现代化。这种特殊性决定了一个有组织、有权威、有能力的政党在领导近代中国现代化中的不可或缺。国民党是在中国内忧外患、国将不国的困顿境遇中产生发展的，在实现中国独立与富强、自由与进步的历史奋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终究因为其违背近代中国现代化的逻辑而被历史大潮淹没。

一、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近代中国推进现代化的政治前提

和平稳定的政治环境是推进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障。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争取民族独立与统一，追求自由进步的良好社会氛围，获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成为实现社会发展进步的首要任务。国民大革命后，国民党象征性地成为中国的执政党，但由于其不能正确处理同“三座大山”的关系，反而成为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政治阻碍。

（一）追求国家统一和进步独立是近代中国的大潮流

近代中国现代化是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而被迫进行的“外诱型”现代化模式，这种现代化模式与传统中国的政治制度相结合，造成了近代中国“对外没有民族独立，对内没有政治民主”的政治局面。[1]751中国人民从未像近代这样面临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华民族从未有如此艰巨的救亡图存使命，古老中国也从未如此接近现代化的发展大道。

西方列强的野蛮入侵打碎了清朝统治者以自我为中心的封闭保守幻想，中国被迫卷入世界发展大潮。西方的文化思想及列强无理的挑衅严重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思想观念，催生了新的产业结构和社会阶层，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先进生产力要素等其他现代社会要素的发展，但是近代中国的任何变革发展都必须在帝国主义的利益范围之内，中西之间形成了一条“由中国向西方列强各国输出剩余价值的依附性链条”。[2]94这种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为列强利益而服务的现代化是畸形的、不健康的现代化，中国独立、主权和领土的丧失成为阻碍现代化建设的沉重枷锁。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的农业结构松散分裂，民族工业遭到严重冲击，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地方势力分裂斗争，社会不稳定性因素不断增加，打破了历史发展规律和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步伐，因此“中国必须有一次对外的民族独立战争，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3]237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在这场浩浩潮流中，中国先后出现了三次主要的救亡图存和现代化建设模式。一是以封建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等为代表的社会力量追求国富民安的现代化模式，实现了现代化实践由器物、制度到思想的深层次转变。二是帝国体系内的新军或各系军阀等军队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模式，推动了传统权力结构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清朝覆灭后中国出现的权力真空，然而军阀混战并未促成推进现代化的新的组织力量，反而使社会各方面成为军队的附庸，军队不能承担起建国责任。三是孙中山先生探索的党建国家模式，他强调：“吾人立党，即为未来国家之雏形。”[4]323通过学习苏俄立党建党，推动革命事业发展，最终达到改造国家之目的。胡适曾对此作出高度评价，他认为联俄改组国民党，学习西方组织功夫，这是国人向西方学习到的第一项真本事，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里程碑。在这一路径之下，高举着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方针，国民党开始着手国家的整合。

（二）国民党未能正确处理古今与中外两维度的关系

近代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惰性、政治性和自我中心性特点，与现代先进思想文化有很大的隔膜，在此影响下封建统治者也表现出僵化、保守等劣性，极大地消释外界刺激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中成立和发展的国民党，不能完全割除与封建因素的联系，甚至还依靠这种联系巩固其统治地位，这集中体现在文化和军事层面。

在思想文化上，国民党奉行“党治文化”原则，充分运用文化的政治伦理性作用。蒋介石极力推崇封建传统道德，倡导文化复古，举起复兴传统儒学的旗帜，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以封建思想中的“礼义廉耻”、“八德”等封建观念架起思想文化上的高压，以期回归人类的固有德性来进行思想钳制，使人民的一言一行达到统治者的要求，维护其反动统治。蒋介石强调：“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5]1894其文化政策的政治性、封建性、反动性昭然若揭，违背了民主和科学精神，背离了现代化方向。

在军事建设上，蒋介石推崇曾国藩等人的封建军事思想，注重精神建军，将“四维”作为整合和维系军队的支柱，片面而过分地强调忠贞、自律等，如要求军队败而不退、俘而不降、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甚至要求军人自杀自赎，实行连坐法等，这些都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片面化理解和运用，也为后来的兵败山倒埋下祸根。

帝国主义是造成近代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6]633因此，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废除其施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特权，是实现国家发展和民族进步的首要任务。国民党对中国的主权和统一作出的重要贡献是不可否认的，其先后同中国共产党两次成立统一战线，国民大革命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扶植的北洋军阀统治，成为中国革命新的历史起点。抗日战争打破了日本的嚣张气焰和野蛮侵略，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良好机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通过外交努力基本上收回了中国的关税主权，颁布了《海关进口税则》。同时，积极同英、美、德、苏等国家开展外交交往，废除了部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及国际影响。

然而由于国民党与西方列强的利益牵涉其独裁统治的政治目标，不得不依赖美国等的援助。诚如蒋介石所说：“没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我们就不能反共，更不能反抗苏联帝国主义者。”[7]27对西方列强的过分依赖，使国民党一开始就不能打起彻底反帝的旗帜，在对外关系中不断妥协退让，换取战争援助，甚至延续清政府不惜以主权利益为代价签署不平等条约的传统， 《中美商约》、《淞沪停战协定》正是近代中国亟需民族独立同国民政府丧权卖国行径的矛盾体现。历史证明，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国民党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三座大山”严重阻碍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是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前进方向

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世界大势，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和阶段性要求。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近代中国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夹缝中生存壮大，生产力领域产生革命性因素。资产阶级力量的发展推翻了束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封建体制，自主的现代型经济成为最具活力的现代化因素。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也采取了诸如币制税制改革、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等系列措施，但是由于国民党自身的诸多因素，这些有利举措慢慢走向反面，潜藏着危机。

（一）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为资本主义生产力开辟道路

从封建主义发展为资本主义然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创造性阐发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鸦片战争以前，英、法等西方先进国家早已率先建立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体制，引领着世界现代化潮流。列宁在指导俄国革命时就强调，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的自由充分发展有利害相关性，不是说工人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而是说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不足够，“消灭一切妨碍资本主义广泛、自由和迅速发展的旧时代的残余，对工人阶级是绝对有利的。”[8]556

明清时期在中国江南沿海的纺织业中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而封建传统文化的惰性、专制主义制度和闭关锁国政策等严重遏制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使中国被迫卷入世界现代化大势之中，越来越多的先进人士认识到当时的中国向西方学习走资本主义道路是摆脱落后现状，实现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进步之路。“在旧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是进步的主张”，[9]47打着“自强”和“求富”口号的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步，近代中国开始了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艰难转变，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机器大工业不断发展，新的生产方式正在形成，经济结构产生根本变革。

晚清官僚队伍中分化出一部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官僚群体，他们为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打下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新的知识、技能和思想观念的新兴资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和发展，他们适应先进生产方式的要求，体现着社会形态的前进方向。他们之中的先进分子在改革和革命中不断探索新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使中国在效法西方的现代化实践中实现了从物质层面到思想文化层面变革的纵深演进。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伊始就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准确认识和把握唯物史观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论述，在革命时期就高度重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为革命提供物质保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并不否认中国在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他强调中国人民即使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不会准备好迎接社会主义的，一个较长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不可避免。在联系比较中俄两国国情时，他说在比中国先进的俄国列宁就想搞资本主义而没有实现，近代中国多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我们的资本主义是太少了”，[10]1060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

（二）国民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其经济政策的大失败

新事物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旧事物也不会甘愿退出历史舞台，新旧事物的斗争在社会变革特别是触及旧势力根本利益时尤为激烈。旧中国封建统治集团为维护自身统治和权威，分化、同化甚至消灭有违自身利益的资本主义因素，也是由于封建传统文化的根深蒂固和旧中国政治体制的长期影响，社会力量对政府的依赖长期存在。商人采取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等形式依赖政府获得经济利益，资产阶级维新派依靠没有实权的光绪获得变法支持等，资产阶级发展先天不足，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能成为一支独立的现代化力量，表现出对封建权威的依附。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理顺了现代化的道路。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一改北洋军政府时期的自由经济模式，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控管理，重新厘定经济法规及政策，进行多层面改革，统一国家市场，在发挥国家资本主导作用的同时，保护民族实业，允许民间资本发展。这一段时期出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浪潮，年均增长率为8%—9%（1927—1937），[11]500经济实力带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再一次迎来现代化的重要机遇。

“资本主义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兴起，是因为商人从来不能摆脱士绅及其官府代理人的控制而独立自主”，[12]149这一规律同样也适用于国民党统治时期。蒋介石阉割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极力建立国民党的一党政治，同时由于其自身军武思想的影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逐渐退化为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官僚集团。在经济现代化模式上，走上了政府全面管控经济，发展官僚垄断资本限制民间私人资本的道路。

在20世纪30年代，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渗透于金融、商业等重要经济领域，形成对这些领域的资本垄断。然而，这种垄断不是由于资本自由地积聚或集中形成的，而是少数国民党官僚利用政权，聚财营私、横征暴敛积累而成。国民党官僚一方面利用战争形势大发“国难财”、“胜利财”，另一方面通过建立关、盐、统三税为支撑的税收体系，给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普通人民群众造成巨大的经济压力。这种政权与财富挂钩的政治体制滋生了统治阶级内部的贪污与腐化，为一己之私而与民争利，“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是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产物。官僚资本的急剧膨胀必然导致民营经济的衰落，这种互逆发展在战后达到顶峰，“中国民族工商业日趋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趋于恶化”，[13]1213国民党不能领导中国经济走向现代化，反而日益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三、统筹城乡及党群关系是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基本保障

现代化可以概括为人类社会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的主体是人，人的现代化也是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方面之一。现代化的本质决定了人类社会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好工业化的城市和农业化的乡村之间的关系，在充分发挥人的主体作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实现人的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相比，国民党没能正确分析和准确把握这两对关系，使得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因素集中在城市，没能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的土地问题，使国民党失去了乡村，也失去了民心。

（一）充分认识传统农业国这一近代中国的基本属性

认清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是解决中国一切革命问题的最基本的根据”，[6]646也是解决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的基本根据。中国以农业立国，近代之前常被其他国家称为世界最古最大之农业国，农业是中国历代社会经济的基础，小农经济是主要的经济结构，是封建经济的支柱，也是维系社会统治的基础。小农经济存在的广泛性、延续的长期性、地位的重要性决定了近代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必须把农业、农村、农民的现代化摆在首要位置。

鸦片战争之前，农民战争是中国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尽管中国版图几经变化，朝代兴衰更替，但是基本的小农经济结构并未被破坏，这是为何中国千百年来只是朝代更易而不是时代变迁的主要原因。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渗入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逐渐解体，资本主义商品化的农业不断发展，大多数农民和手工业者并不能适应这种根本变化而纷纷破产，部分被迫去海外谋求生存，一些在国内掀起农民战争和起义，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冲击着封建秩序和统治者的权威。尽管清末设立了农工商总局、农会等农政机构，实行了系列农业政策，安抚了农民情绪，推动了传统农业的转型，但是迫于严峻的国运危机，清政府一改重农抑商的传统而采用重商轻农的政策，近代农业未得到应有的发展。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在处理城乡关系层面实行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国家集权现代化，这是其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是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内部大部分官僚“外中内西”，接受过西方的教育或较长时期居于国外，形成了西式的知识体系和思维方式，对中国的基本国情缺少理性认识，没有充分认识到近代中国推行现代化首先要解决农业的现代化，处理好城乡关系，而是片面追求西化和单纯的城市化。另一方面蒋介石具有强烈的“民生主义”思想，曾提出工业发展与农业振兴是相因而不是相反的重要论断，国民政府时期推行了一系列发展农业的政策，如发展合作社、减租减息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然而，由于蒋介石自身深厚的军武和独裁思想，其农业发展服务经济建设、经济建设附属军事目的的基本思想，归根结底还是将农业和乡村建设放在了相对次要的位置。在政权建设方面，对乡村渗透的失败也是国民党城市中心格局形成的重要原因。

革命时期国民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大城市，“农村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统治的薄弱空间”，[14]234国民党在城市的代表性高于农村，导致了城乡二元的分离，中央和地方貌合神离，统治地方的地主士绅和中央不是一条心，国民党在地方实施的保甲制度不是处理城乡关系的好制度，造成了国民党政权的根基不稳，也给中国共产党开辟农村根据地，发动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提供了条件。

（二）推进现代化要牢牢把握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民智是最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是参与者又是创造者，人民群众有目的的活动和意志的合力决定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近代中国发展到清王朝之时，延续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达到了顶峰，清政府沿着一款款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日益走到与人民群众不断冲突和对立的地位。在清朝统治下，广大人民内无民主外受压迫，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不仅不能享有现代化建设和发展的机遇，甚至因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而更加贫苦。

近代中国“农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以上”，[15]238近代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是农民的现代化，解决好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中心问题，解决农民问题首要是处理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封建土地所有制扭曲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使土地成为农民的束缚、农民成为地主的附庸，广大农民长期遭受封建官僚、地主和帝国主义直接或间接的剥削和压迫，思想上封建麻木、生活上贫困交迫、政治上毫无民主，是近代中国发展需要解决的硬骨头。农民的现代化决定着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方向和效果，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要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现农民的解放和发展。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近代中国具有不同现代化观念的政党，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上也采取了不同的政策。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的内容不仅包括民族革命也包括土地革命，后者要“消灭豪绅阶级对农民的封建的剥削”。[16]48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农民进行的土地革命矛头直指封建土地所有制，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关系，建立了农村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最广大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带领全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实现翻身解放。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执政期间对农民土地问题表面上没有轻视，政策上也没有放松，颁布了《土地法原则》、 《土地法》 等法律章程，实施了合作社、“二五减租”等政策策略。但由于国民政府自身的阶级属性和其与封建残余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能像共产党一样深入农村、接近农民、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导致理论与实践脱节。同时，由于统治乡村的地主士绅为维护自身利益欺上瞒下，当土地政策触及他们的利益时就会引起他们的强烈反对，使这些本能解放农村生产力、组织动员广大农民的改革政策转变为诸如兴修水利、改良品种等技术性的且不触动农村生产关系的改良，这些政策也由于缺乏中央权威监督和基层力量推动而未得到统一有效的实施。国民党在其执政二十多年间一直未能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既未能对乡村进行有效渗透，也不能对农村进行有效统治，更不能得到农民的支持，根基不固的执政党注定失败。

四、新思想和新政党的引领是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新动力

近代中国“外诱型”和“后发型”的现代化特征决定了中国要在国际关系纷繁复杂、国内形势异常严峻的内外局面中进行现代化，必须依靠一个有权威、有纪律、有较强的组织和动员能力的政治力量来领导，必须依靠科学正确、符合国情、凝聚群众、统一思想的先进理论来指导。国民党在蒋介石等的利益驱动下背弃“三民主义”思想，推行党治文化，服从领袖个人意志等错误思想盛行，国民党逐渐退化为一个党纪废弛、背离群众、独断专行、腐化堕落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政党，失去引领中国现代化的权威和能力。

（一）正确思想的指引是近代中国现代化的思想保证

思想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17]199近代中国实现现代化也需要适合中国国情的科学理论的指引。近代以前，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成为统治阶级长期尊崇的治国思想，其强大的同化力、凝聚力和控制力对延续中华文脉、巩固阶级统治、保持民族统一、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作用。其中的封建伦理纲常思想也为统治阶级利用以维护阶级利益、加固统治地位、钳制人民思想、抑制社会活力，越来越成为阻碍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进步的思想因素。

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封建传统思想不能适应时代潮流，更不能成为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推动力量。于是，封建理论与西方先进思想妥协的产物“中体西用”思想成为近代中国现代化起步的指导思想。这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吸收西方的器物、制度来重振封建体制的嫁接式现代化模式终因体与用的相互排斥，未对近代中国发展带来实质性成效。

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较之于封建传统具有更多的现代化意。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国取代了数千余年的封建专制，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等层面具有更多的现代化因素，但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其指导思想也难以承担推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重任。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各自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带领中国走上了不同的现代化之路。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并结合中国国情进行创造性的创新发展，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实现了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千年未有之变革，中国现代化走向正轨。反观大革命后的国民党，“形式上是按照孙中山先生设计的政治纲领行事的”，[18]350即由军政到训政最后实现宪政的政治设想，然而蒋介石极力营造个人独裁专政，以个人意志作为国家意志，推行“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因此他害怕真正的宪政时期到来，便将训政时期无限延长。为了给自己的专制主义找到合适的理论依据，蒋介石阉割了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思想，独揽解释“三民主义”权力，奉行“党治文化”原则。毛泽东指出：“他们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在文化上就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6]704

蒋介石还将“三民主义”与传统儒学伦理建立联系，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视为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将孙中山先生当作两千多年来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复活。在复兴传统儒学大旗之下，蒋介石凭借个人权威实行文化专制，通过粗暴的思想灌输统一全国思想并美化和改善国民党的形象及影响，使人们服从国民党一党统治和蒋介石的权威。蒋介石对孙中山先生思想的背离及种种片解使“三民主义”逐渐成为蒋介石等政客尔虞我诈的工具，让国民党内部理想信念混乱、组织涣散，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感，后来蒋介石也悲叹道：“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19]718

（二）务实权威清廉的政党引领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阶级斗争是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特征，阶级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古代中国也存在着不同阶级和阶层，阶级和阶层之间的依存与斗争是中国社会演变的重要动力，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近代以前的阶级对立和冲突是在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束缚之下、在传统农业国的背景之下进行的，主要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官僚和群众之间的对抗，这种力量只能促使中国社会的朝代更替而不能使中国发生大的历史跃进。

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独裁专制和中央权威的发展日益达到顶峰，以中央统治集团为代表的传统权力和领袖群体是近代以前中国发展进步的推动力量，在引领国家发展的理论思想、领导力量和发展模式等方面中国同西方国家大相径庭。政党不是随着阶级的产生而建立的，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改变社会无序、分散、动荡以实现社会力量的整合与组织是政党建立的目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政党成立和发展的土壤。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因素和思想观念的传入，中国先进分子开始学习西方探索建立政治团体，中国开始走向“以党治国”的历史大潮。

近代中国最早的公开政党是康有为成立的政治团体“保国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力量的不断成长，孙中山创立了近代中国首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1919年经其改组成为后来的中国国民党。孙中山效法苏俄建党经验，提出和制定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等思想理论，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具有较为先进的政治纲领、党章党纲、组织纪律、运行体制等现代化气息的政党，并且经过艰苦斗争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统一战线推翻北洋军阀统治，逐渐成为拥有较高的政治权威和政治基础的、代表推进近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先进力量的政党。

然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在帝国主义的渗透和异化下，国民党内部并未严格贯彻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在后期逐渐退化为一个封建法西斯主义的政党。在思想上背离三民主义，过度灌输封建伦理和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使党内理想信念动摇、指导思想混乱、意识形态薄弱，导致党内成员产生信仰危机和内部分化，蒋介石也承认：国民党的失败“就是没有奉行三民主义之故”，没有信念就没有灵魂，“失败则是必然”。[7]23

思想不统一意志就不统一，没有统一的思想意志，行动就不一致团结就不坚固。在组织方面派系林立，党员成分复杂。内部各集团为争夺权力相互倾轧，矛盾斗争从未消弭，纷纷依附列强搞分裂割据，代表性的如汪伪集团。组织松散导致亲缘、地缘、血缘等裙带关系盛行，土豪劣绅等不良分子渗入党内，加剧了党的成分的复杂性和整合的高难度，“派系倾轧，组织崩溃，为党的致命伤”，[7]48使国民党难以成为一个引领中国进步的一体化的组织。在纪律方面党纪松弛、政治黑暗，体现内部制衡原则的五院在实际运作中效果不佳，社会监督缺乏，国民党内部产生了贪污腐化、受贿谋私、消极懈怠、挥霍享受、避战投降等心理和风气，使得军队战斗力低下，国民党的纯洁性、号召力、权威性大大削弱，张学良提到“他之所以举行西安事变，是由于目睹国民党的贪污腐化，不可能抗日救国”，[20]192这样一个政党必然会丧失革命前途，无法承担起推动中国现代化的重任。

国民党在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初期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其违背了近代中国的现代化逻辑而不能引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这一历史性任务落在了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人肩上，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