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深化改革与“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的建构

关 锋

(华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一、改革开放与问题倒逼、问题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讲过：“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7页。的确，中国共产党从其成立起，就是为寻求解决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所造成的国家积贫积弱、山河破碎、民不聊生问题而努力探索、不懈奋斗，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一点在改革开放上表现得非常明显。早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周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做了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讲话最后部分名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强调“要向前看，就要及时地研究新情况和解决新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能顺利前进。各方面的新情况都要研究，各方面的新问题都要解决，尤其要注意研究和解决管理方法、管理制度、经济政策这三方面的问题”(2)《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9页。。为什么要特别注意这些问题呢？因为“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总的来说，很长时间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的状态，人民的生活还是贫困。‘文化大革命’当中，‘四人帮’更荒谬地提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结果中国停滞了。这才迫使我们重新考虑问题。……这样才制定了开放和改革的政策。”显然，是这些问题逼着我们改革。邓小平后来还说：“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这个反问，把问题逼迫改革的情况生动地体现出来，他后来还更为生动地总结说：“不改革开放，只能是死路一条。”(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223-224、237、370页。

习近平总书记据此总结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7页。我们是在问题倒逼中进行改革的，我们的改革都是针对问题、聚焦问题来不断开展和深化的，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改革为什么从经济开始？就是因为存在着经济长期近乎停滞的大问题。而经济改革又是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从农村开始呢？邓小平解释说：“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在没有改革以前，大多数农民是处在非常贫困的状况，衣食住行都非常困难。”这些问题决定了必须首先在农村进行及改革。到1980年代中后期，我们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原因何在呢？因为“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各行各业领导班子都存在老化的问题，这是我们中国最特殊的问题”，“我们的官僚主义确实多得很。就拿人事制度来说，社会主义国家恐怕有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干部老化僵化，首先表现在思想上，组织上也有这种状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促使我们不断改革，我们针对问题不断进行改革，两者合二为一，鲜明的问题导向在改革中被不断确立起来。

更可贵的是，在改革中我们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238、240-241、255、265、377页。。那么，如何发展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与问题的关系。首先，我们不能回避问题，不能设想没有问题，早在1978年改革刚启动时，邓小平就提醒说：“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进程中，必然会出现许多我们不熟悉的、预想不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它涉及的面很广，涉及一大批人的切身利益，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和问题，一定会遇到重重障碍。”(6)《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2页。更可能的是，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问题也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随时都会出现新问题”(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4页。。其次，重视解决问题，在解决问题中促进发展、实现进步。邓小平很早就强调：“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是空的。”(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相反，“我们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寻找新办法、制定新制度，使整个国家的各种体制越来越完善，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能够顺利进行。”对此，他还特别举例说明：“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官僚主义。……但是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事业很难顺利发展。……最大的问题是上层建筑的改革问题。只要我们下决心把上层建筑的问题解决好，以后的步子会走得比较顺利。”(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10、783页。他为此多次说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很多坏事可以变为好事。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时期，他们多次重申邓小平强调过的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发展是硬道理，提出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要通过改革促进发展，同样非常重视问题的重要性。如江泽民明确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丰富、完善和发展”(10)《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11页。；而胡锦涛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的事业，我们在前进中还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新情况新课题，还要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所以要“抓紧研究解决本地区本部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抓紧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问题，抓紧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374-376页。。

更重要的是，我们在使改革不断全面推进的同时，也更为重视问题导向在改革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践履。如这一时期的官方重要文件，诸如每次党代会的报告、每届政府工作报告、各种发展纲要、历届全会的讲话都有专门性的对问题的总汇和分析，也针对一些问题开了很多专题会议；出台了不少类似于“若干重要(重大)问题的决议(决定)”“关于……问题的报告”“解决……问题的决定”等直接冠名“问题”的中央文件，如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1996年8月出台的《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2月出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等。问题导向非常明显。

问题导向与具体改革的互动也非常明显。针对问题进行改革，通过改革不断解决问题，又在解决问题中深化改革，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如1990年代中期针对“出现了新的矛盾和问题”，如“区域性生态环境保护任务艰巨，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日益增大；地区经济发展差距拉开，中西部贫困地区和边远民族地区亟待加快发展”(12)《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7页。，我们推出西部大开发战略，三峡枢纽、西气东输等重大基础设施建成并投入使用，推出退耕还林、退牧还草、风沙源治理等系列生态保护工程；十六大以来，面对“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还面临许多矛盾和问题”，如“基础设施落后仍然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薄弱环节，生态环境局部有所改善、总体恶化的趋势尚未扭转，水资源短缺矛盾突出，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严重滞后，人才不足、流失严重等”(13)《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878-879页。，我们加大改革力度，提出“五个结合”，建立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补偿机制，发展特色经济和比较优势产业。再比如，1990年代晚期，广大农村面临着“生产力落后，主要靠手工劳动；市场化程度低，自给半自给经济占相当比重；农业人口多，就业压力大；科技教育文化落后，文盲半文盲数量较大；农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还有几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城乡差别大，农村发展也很不平衡”(14)《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92页。等问题，我们推出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形成开放、统一、竞争、有序的农产品市场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乡镇企业。十六大以来，面对新的“困难和挑战”，“特别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深层次矛盾突出。……构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要求紧迫；农业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农村社会事业和公共服务水平较低，区域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农村社会利益格局深刻变化，一些地方农村基层组织软弱涣散”(15)《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670-671页。等问题，我们实行农村综合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推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如培育农民新型合作组织，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立健全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等。

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和国有企业的进一步改革、政治体制进一步改革和基层民主建设、文化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和社会建设，我们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的提出，以及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等等，无不是在问题导向影响下推出、推进的。

二、全面深化改革与问题和发展辩证法的自觉构建

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到底有哪些重要问题呢？“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等等。”“解决这些问题，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必须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深化改革就是要针对这些主要问题设计、规划和展开。

习近平总书记为此说：“围绕这些重大课题，我们强调，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进一步研究思考。”(1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4-512页。他多次强调全面深化改革，一定要有问题意识，加强问题导向。人们公认，他的系列重要讲话“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鲜明的问题导向”(17)刘云山：《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学习时报》2014年5月19日。。

这意味着，我们在使改革不断全面推进的同时，也更重视问题导向、问题意识的具体运用和践行。也正因此，从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蹄疾步稳、纵深推进”(18)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的局面，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如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改革领导体制、务实高效的统筹决策机制、上下联动的协调推进机制、追责问效的督察落实机制(19)《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重要里程碑》，《人民日报》2018年12月31日。；强化巡视监督和派驻监督，使全面从严治党双重责任制不断落实；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立足于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相互融合、交叉持股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在推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实现承包地“三权分置”，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共同体”初具雏形，组织药品集中采购试点；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等。

这些成绩的背后都有问题意识、问题导向在起重大作用。比如关于从严治党的系列改革，就是针对“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四风’问题，着力解决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问题”(20)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进行的。不过，尤需重视的是，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征程中，我们在自觉践行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时，将其进行了转化和升华，更为重视问题与发展之间的互动，更为自觉地建构了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

这种自觉建构的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究竟指什么？这里有三个核心要点。

(一)它属于社会发展哲学的范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表达，强调发展具有突出的重要性。这是它的基本特征。

首先，发展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重申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江泽民提出的“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从几个方面具体说明发展的重要性。第一，发展的基础性。他用通俗易懂的话说：“发展是基础，经济不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2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28页。第二，发展的根本性。他在河南兰考视察时强调：“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仍然是带有基础性、根本性的工作。”(22)《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页。第三，发展的关键性。他在十九大等重要场合多次强调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其次，从战略高度看待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2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5-46页。新时代务必“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24)习近平：《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2月4日。，还要注意“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要坚定不移坚持”(25)《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69页。。把发展作为重大战略判断、战略思想来思考、来界定，是新时代问题和发展辩证法的突出要求。最后，从整个人类社会的高度、全球化的视野看待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说：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正如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确认的，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26)习近平：《致“纪念〈发展权利宣言〉通过三十周年国际研讨会”的贺信》，《人民日报》2016年12月5日。。我们之所以多次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着力点就在于希望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包容、协调发展。

(二)它特别重视问题和发展之间的内在关联、良性互动。这是它的核心。

1.问题非常重要。

第一，“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曾说过：“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2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9-290页。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以生动而又浓缩的形式表征和诉说着时代主题、潮流、趋势、任务和矛盾，也暗含着社会发展的突破点和关键环节。只有通过这些问题才能准确而又深入地把握时代，把脉号诊，顺势而为。习近平总书记很早就针对和谐社会建设提出：“我们国家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决定了我们在和谐社会建设过程中面临着许多与别的时代、别的国家所不同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口号，就是时代的声音，也就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逐步解决的问题。”(28)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十八大以来，他在很多场合反复强调问题是时代的声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定要高度重视各种社会问题。

第二，“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反对党八股》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说法：“什么叫问题？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29)《毛泽东选集》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839页。习近平总书记结合当前中国的实际，更为准确地说：“问题是事物矛盾的表现形式，我们强调增强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30)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社会问题不过是社会矛盾在现实中的生动表现、集中体现和多方面展现，两者有一种复杂的辩证关系。一则，我们可以通过社会问题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矛盾。因为矛盾往往是深隐、内藏的，而问题则是外化、外显的，不关注、不观察、不思考问题，很难察觉到社会矛盾。二则，解决或者缓和社会矛盾才是解决问题正确而又根本的出路，只就问题谈问题，很可能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不触根本，最后很可能使社会问题不断累积和加深。三则，同样的道理，解决或者缓和社会矛盾，合理和有效的途径或具体办法，就是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来实现。这也是为什么反复强调要有问题意识、要以问题为导向原因之所在。

第三，“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立足于新世纪，我们深刻认识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31)习近平：《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3年10月22日。而且，“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32)习近平：《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人民日报》2018年4月11日。从治国理政角度说，之所以要创新，是因为“社会总是在发展的，新情况新问题总是层出不穷的，其中有一些可以凭老经验、用老办法来应对和解决，同时也有不少是老经验、老办法不能应对和解决的。”这就意味着，创新离不开对问题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专门结合理论创新强调：“理论创新只能从问题开始。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更具体说，“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不惟如此，实践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等都是如此，一般都是在调研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中实现创新的，是问题推动着人们不断寻找新的答案、新的办法、新的思路、新的工具，针对问题进行创新更容易聚焦也更有成效，所以“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33)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2.问题与发展之间存在内在关联、良性互动。

第一，问题和发展总是相伴相随的。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现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实践永无止境，发展永无止境，问题不会穷尽，旧的问题解决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只要有发展，就不可能没有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为此说“我们的事业越前进、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会越多，面临的风险和挑战就会越多，面对的不可预料的事情就会越多。”(3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4-115页。他还结合具体地事项明确说，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定的下行压力和不少困难”，不过“这些问题”“都是前进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所以“有问题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敢直面问题，找不到解决问题的思路”(35)习近平：《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人民日报》2017年1月18日。。

第二，必须针对问题思考发展。因为问题是最集中、最鲜活的现实，是各种现实因素的聚集，它既是发展的困境、难处，同时也蕴含着发展的机遇、转折点或突破口，甚至可能是发生根本性进步或跃迁的机会；同时也可能集中地反映人民的吁求，在主观和客观上都会形成发展的压力，但亦可能转化为前进的动力，针对问题思考、谋划发展是最合理有效的发展路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选择的就是这样一条道路。早在2012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样才能在发展问题上“牢牢把握主动权”(36)《坚定必胜信心 增强忧患意识 坚持稳中求进 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1日。。

第三，必须通过发展解决问题。问题的出现是事物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现象，自然界中的问题会产生自生自灭现象，但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有些也许会随着时代变化不断消失，但大部分问题在一定时期内不会自然消失、自行解决。人们只有积极面对、主动发力，这些社会问题才会得以解决。其中，发展处于关键地位。因为只有发展，才为认清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和前提条件；为解决问题提供正确思路和对策；为解决问题提供有效资源和具体支撑。也正因此，我们在改革开放中先后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是执政兴国第一要务、发展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

第四，通过解决问题促进发展、深化发展。问题往往是困难、阻力和转机、突破的交汇处。每一次对问题特别是重大基本问题的解决，都意味着发展时刻的到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矛盾和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前进中暂时的阻碍、瓶颈。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形象、生动地说它们都是“调整的阵痛、成长的烦恼”，“都是值得付出的代价”；而且，对它们的解决，不但意味着我们获得了更多的成功经验、更大的发展能力、更高的处理智慧，同时也是直接促进社会发展。所以“彩虹往往出现在风雨之后”，“不断解决好前进道路上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37)《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9、141页。。他还强调：“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只要科学地认识、准确地把握、正确地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我们的社会不断推向前进”，“解决特定的时代问题，才能推动这个时代的社会进步”(38)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5页。。

(三)它面对新时代“三期叠加”，特别强调重大问题的独特地位。这是它的时代特色。

面对全球化的潮流，面对和平与发展越来越成为世界性的吁求，十六大提出，21世纪前20年是我们必须紧紧抓住并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七大以来，我们审时度势，强调我国正处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处在一个矛盾凸显期。十八大以来，我们强调：“从国际环境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时，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与此同时，“我国进入了社会矛盾多发期，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和社会矛盾较多”(39)《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7日。，“我国已经进入发展关键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40)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社会矛盾不仅复杂而且多发。矛盾多发，就容易诱发多种风险。“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历史阶段，矛盾和风险比从低收入国家迈向中等收入国家时更多更复杂。”(4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18-319页。今后一段时期，“可能是我国发展面临的各方面风险不断积累甚至集中显露的时期。”(4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833页。显然，当下的战略机遇期、矛盾多发期，同时也是风险高存期、高风险期。这形成一种“三期叠加”。习近平总书记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考验”即党面临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和著名的“四大危险”即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

而矛盾多发期、风险高存期，背后就是问题的高发期、并发期和群发期。因为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往往通过问题表现出来，而问题同样是风险的载体和表征，风险是蕴含在问题中并通过问题爆发出来。矛盾多发期、风险高存期如何顺利渡过，且转危为机，就取决于我们对问题的预警、认知和解决。其中，重大问题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最能体现时代声音、吹响时代号角最有力的，不是一般的社会问题，而是重大的、有很大影响力的社会问题。它们因此能使我们对当前的社会发展有最深刻的把握、最清醒的认知和最合理的判断进而做出最有针对性、最具实效性的计划或规划。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多次说过，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来提出“新的谋划、新的举措”，推动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发展。原因在于：

第一，重大社会问题很可能是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累积下来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分析说：“经过三十五年不断改革，很多容易改的问题已经得到有效解决，留下来的大都是比较难啃的硬骨头，甚至是牵动全局的敏感问题和重大问题。”(43)《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41页。长期积累，既说明它们本身是重大难题，也说明它们牵涉深层次的社会关系。不解决不行，解决不好也不行；而且再累积下去，很可能形成“击鼓传花”的恶劣局面。第二，重大社会问题同时是关键的、突出的社会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提及社会重大问题时，经常把它和“关键问题”相提并论。所谓关键问题，顾名思义，占据着最核心、最要害的位置，是诸多社会问题的聚汇处、集合点、交接带，它的解决，可以带动一大批问题的解决；它解决不了，连带一大批问题无法有效化解。它是问题中的问题，是问题群中的“肠梗阻”“总阀门”“启动键”。第三，重大社会问题同时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关切的问题。重大社会问题一般深度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习近平提出“聚焦推动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4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69页。，把两者并列提及，应该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当然，它们同时也是党的建设至关重要的紧迫问题。“7·26”讲话提出要“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反映最强烈、对党的执政基础威胁最大的突出问题”(45)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1页。，之所以这样提，就是因为两者有同构性、同质性。也因此，我们要“在解决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紧迫问题”中不断前进。第四，重大社会问题是涉及深层次矛盾的问题。重大社会问题一般总是和社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重点难点问题、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密不可分的，根本上是因为它是和社会基本矛盾、主要矛盾关系非常密切的问题，是社会基本矛盾最生动、最鲜活、最集中的外化和外现，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动的主要显示器、重要标杆。当然，反过来，我们对社会基本矛盾最新态势的理解、对社会主要矛盾演进情况的把握，社会重大问题是不可或缺、无法回避的重要内容和基本参照物。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分析说：“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基本要求，是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改革攻坚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难点问题、干部群众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的积极回应”，也就是对社会重大问题的有力回应；而“这些基本要求，既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又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46)《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74、79页。。显然，重大社会问题根本上源于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基本矛盾的体现。由此，面对社会重大问题，我们要贯彻寻根究底、追根溯源的思维方法，从社会基本矛盾方面进行深层思考；反过来，我们对社会基本矛盾运行新态势、新情势的把握，一定要注意社会重大问题的重要性。

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取得了诸多重大胜利、重要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所以能够提出并不断丰富和发展，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秉持更为自觉的问题意识，更好地洞悉了问题与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据此更为自觉地建构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

三、新时代自觉建构、践行问题和发展辩证法的三重视角和五种思维

显然，围绕上述三个核心要点，在深入理解世情、国情、党情、社情等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建构、践行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既是全面深化改革行稳致远的内在必需，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健康前行的重要支撑，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丰富和发展不可或缺的理路。

在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中，总体而言，问题往往处于相对施动的地位。建构、践行问题和发展辩证法，如何对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无疑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一般而言，问题意识涉及敏于发现问题、善于分析问题、敢于直面问题、长于解决问题等诸多方面，具体主要包括针对问题的自觉意识和敏感意识、敬畏意识和重视意识、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忧患意识和前瞻意识、方法意识和技巧意识、学习意识和解决意识等等，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自觉积极意识、直面担当意识和学习解决意识。所谓自觉积极意识，就是要对问题保持一定的敏感性，积极主动去发现问题、关注问题、研究问题，自觉地“在国际国内相互联系中发现问题，在改革发展实践中发现问题，在总结经验教训中发现问题”(47)刘云山：《增强问题意识 坚持问题导向》，《学习时报》2014年5月19日。；所谓直面担当意识，就是敢于直面问题，迎难而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严重的问题不是存在问题,而是不愿不敢直面问题、不想不去解决问题”(48)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面对当前改革发展稳定遇到的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同志要有所作为、有所进步，就要敢于较真碰硬、敢于直面困难，自觉把使命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49)习近平：《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1月21日。。所谓学习解决意识，就是面对问题，我们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自觉强化学习，增强本领和能力，积极地找到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不论是新问题还是老问题，不论是长期存在的老问题还是改变了表现形式的老问题，要认识好、解决好，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自己的本领。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50)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第402页。。

不过，从更深层次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坚持问题导向和强化问题意识，更好地建构、践行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更要重视观察分析问题的三重视角和五种思维方式。

三重视角分别是实事求是的现实主义视角，强调事物都处在变化发展中的发展主义视角和强调内在互动的辩证主义视角。

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现实，这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世界最基本的科学态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这一点。2013年、2014年、2015年，他分别在纪念毛泽东、邓小平、陈云诞辰的座谈会上多次强调要学习他们实事求是的理论品质和精神，先后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要求，是我们党的基本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51)《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695页。，“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遵循的思想方法”(5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2页。，“实践反复证明，能不能做到实事求是，是党和国家各项工作成败的关键”(53)《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人民日报》2015年6月13日。，全党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对待问题我们一定要实事求是、尊重现实。

早在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本本是对实际事物研究、抽象的结果，不能成为研究问题和作决策的出发点，出发点只能是客观实际”(54)习近平：《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学习时报》2012年5月28日。，因为首先“无论什么时候，问题总是客观存在的，怕就怕对问题熟视无睹、视而不见，结果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小管涌演变为大塌方”(55)习近平：《牢记初心使命，推进自我革命》，《求是》2019年第15期。。问题本身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对问题不能掩盖、不能回避、不能推脱，只能勇敢清醒地正视和面对。其次，问题是矛盾的表现形式，矛盾是客观的、普遍的。再次，问题得以产生的各种社会因素都是客观的。正因此，对待问题，我们一定注意问题本身是怎样的，问题得以产生的客观社会环境、具体因素是什么，问题背后的客观矛盾是什么，然后依据各种客观实际来做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和办法。

正如辩证唯物主义揭示的，无物常驻，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问题也不例外。邓小平早在改革初期就提醒：“世界事务、实践在变化，问题的性质也在不断变化。”(56)《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大前也指出：“客观事物总在不断变化，新矛盾新问题每日每时都在出现”(57)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学习时报》2011年11月21日。，十八大后他更为具体地说，“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会产生，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58)《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97页。有些问题是旧问题，但随着社会变化有了新内容新特征和新形式，有些问题则是新环境下全新现象，不管是哪一种情况，都会出现老办法不管用、旧招数不能用等状况，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以发展主义的视角看待这些问题，通过学习及时掌握新知识、学会新本领，形成新眼光、新思维、新能力、新办法，来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

所谓辩证主义的视角，其核心是要求从内在关联角度看问题，特别是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的关联看问题。主要之处有：从现象和本质的关系中，搞清楚问题的表象和本质、表象问题和本质问题之间的关系，透过现象抓本质。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在湖北考察时强调：“必须从纷繁复杂的事物表象中把准改革脉搏，把握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在规律。”(59)《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8页。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中，搞清楚主要问题和次要问题、一般问题和重点问题、普通问题和关键问题之间的关系，学会抓牛鼻子，聚焦于重大关键问题进行突破。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强调“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改革开放的时代性、体系性、全局性问题，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改革开放”(60)习近平：《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10月26日。；而且要“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来观察、思考这些重大关键问题②。特别注意问题和发展之间内在互动关系，针对问题思考发展的可能性，通过发展解决问题，面对问题既不悲观也不盲目自信。

五种思维指的是辩证思维、战略思维、历史思维、底线思维、法治思维。

辩证思维，顾名思义，就是依据、遵循、贯彻唯物主义辩证法所形成的思维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它就是上述三种视角的集合。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我们的事业越是向纵深发展，就越要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辩证思维就是要求面临各种问题与矛盾， “首先要有全局观，对各种矛盾做到心中有数，同时又要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此带动其他矛盾的解决。”“我们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不能非此即彼，要用辩证法、要讲两点论，要找平衡点”,在一分为二的基础上抓重点、分主次。其次，还要反对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坚持发展地而不是静止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散地、普遍联系地而不是单一孤立地观察事物，准确把握客观实际，真正掌握规律，妥善处理各种重大关系。”(61)习近平：《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求是》2019年第1期。在这个意义上，辩证思维需要同时转化为创新思维，要求我们跟着事物和问题的变化，想新法、出新招、结新果。最后，全局观还要转化为系统思维，针对问题要在普遍联系中进行把握，分层次分析，最终寻找总体性、战略性、合力性的解决方案。

战略思维是指站在全局、长远的高度和深度来看待事物及其发展趋势的思维方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6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4-46页。他殷切希望“全党要提高战略思维能力，不断增强工作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63)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2页。。战略思维与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关系密切，它实际上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其一，立足于全局的高度、长远的眼光和整体性的视角看问题、谋划发展，善于观大势、谋大事、知大局，统筹思虑、综合思考，能够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特别是要善于发现、敏于重视重大问题、核心环节、关键之处；其二，在大是大非、根本性问题上一定保持足够的战略定力和战略自信，要有强大的坚守心和坚执力。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64)《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38-439页。。只有这样，中国的发展才能在健康的道路上协调发展、不断突破。

历史思维主要指通过熟悉历史，学会总结和借鉴，明辨历史大势和规律，做到“古为今用”，从历史脉络中澄清因由和实质。习近平总书记曾总结说：“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一贯倡导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要善于运用历史知识”“重视对历史的学习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与运用，善于从不断认识和把握历史规律中找到前进的正确方向和正确道路。”(65)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党建》2011年第10期。多次说过诸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历史是一面镜子”“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之类的话，还特别强调新时代要“牢记历史经验、牢记历史教训、牢记历史警示，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66)习近平：《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 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4日。。历史思维与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关系也很密切，因为问题与发展都是在历史中产生和前进的，它实际上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其一，知道问题的来龙去脉、形成和演变的历史，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在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审视问题；其二，知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中处理类似或相近问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历史发展大势中审视重大基本问题；其三，知道问题和发展所处的具体历史情境，思考问题、谋划发展和总结评价一定不能脱离特定的客观历史情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解决问题上更为高效，在发展上更少犯错误。

底线思维主要指通过强调最基本、原则性的东西，思虑最坏最差的情况，谋划最好结果的思维方式，它富有前瞻意识、规矩或原则意识、责任意识、忧患意识和清醒或警惕意识，在强调不逾边界、不违原则、不踏红线、不触高压线、重视防微杜渐的基础上，积极作为，转危为安、化危为机。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先后指出：“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要保持清醒头脑，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深刻认识和全面把握国际经济形势，坚持底线思维，切实做好工作。”“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67)《应对复杂形势的科学方法》，《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2月13日。从问题和发展辩证法角度而言，它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在新时代：其一，在根本问题上要保持定力，如在涉及政治原则和国家利益底线的问题上，绝不能犯错；其二，要在问题群中找到最基本的问题重点关注，对兜住底线的问题(如事关基本民生的问题，事关基本公正问题)要特别重视，不能放松和麻痹，尽可能按原则办事；其三，对问题的困难想得更多一些，对最不利的因素考虑充分一点，对最坏的结果有一定预判，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积极发力，追求最好的结局。

法治思维，主要指源于对法治的敬畏和崇信，自觉运用法治理念，法律原则、精神和逻辑来分析、理解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全面依法治国”是“四个全面”的重要内容，新时代要法治思维不可或缺。习近平总书记为此强调“要把对法治的尊崇、对法律的敬畏转化成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68)《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 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日报》2015年2月3日。，“要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能力，努力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各项工作。”(69)《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92页。立足于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法治思维要求我们：其一，思考问题和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时，要充分注意到这样做有没有相关的法律规定，符合不符合法律要求，有没有违背法律精神(如公平正义、程序合法)，有明确规定的，严格按照法律规定思考和解决问题；没有明确规定的，要尊重法律要求和法律精神；其二，努力实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辩证统一，在法律规定的自由裁量权中，注意合理性的作用；其三，培养规矩意识，思考问题、解决问题要尊重各种规则，坚持原则性，因为法律是治国理政最大最重要的规矩。

四、结语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伟大征程，从最初的问题倒逼，逐渐形成问题导向，我们有了越来越多的问题意识，也在客观上塑造并不断见证着社会问题与社会发展之间的良性互动，一方面针对重要的社会问题谋划改革方案、制定改革措施和执行改革路线，在解决问题中推进改革前进，另一方面通过发展、运用改革的办法不断解决问题。十八大以来，我们更为自觉地建构和践行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来助推全面深化改革，形成更高层次的改革、发展和解决问题之间的良性互动，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重大成就。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仍然要“强化问题意识、时代意识、战略意识”，“要增强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我国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走得更稳、走得更远”(70)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12月19日。。这的确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应高度重视的，且更应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建构和践行问题和发展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