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相关中医疫病名词分析

杨 薇，杨华升（首都医科大学：校医院，附属北京佑安医院，北京 00069）

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疫情暴发以来，中医药工作者积极地投身到疫情防控中，并且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目前的实践来看，中医药在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治中的积极作用不容小觑。中医药之所以在面临一种未曾遭遇的新发疾病时可以迅速做出有效的应对方案，是与其学科特点有关的。现代医学在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时，首先需要对病原体进行鉴定，进而需要研发或筛选药物并进行临床试验。现代医学方法在应对突发疫情时往往会有缓不济急的缺陷，而基于整体观和辨证论治的思路，并结合古代文献中大量类似疫情的诊治经验进行迅速应对是中医学固有的优势。由于中国古代文献数量庞大、汗牛充栋，不同时代的文献在词义上存在变迁以及内涵外延的变化，如果不注意对名词的考证，可能会犯下张冠李戴的错误，进而曲解古人的意思。如果基于对古代文献错误的理解去指导临床，甚至可能会误入歧途。因此，我们对古代文献中与传染病有密切关系的几个关键字进行考释，以便更利于广大中医解读古代文献，指导临床救治。目前已发表的COVID-19相关文献中，涉及的相关中医术语主要有疫、瘟、毒、疠等。国际上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命名也经过了一翻推敲，从novel coronavirus pneumonia（NCP）到corona virus disease 2019（COVID-19），以便更好地概括该病的 特点。

1 关于疫病之说

疫，《说文解字》曰：“疫，民皆疾也。”《素问·刺法论》曰：“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疫”字的内涵即说明其流行性与临床表现的相似性两个基本特点，相当于现代的“传染病”一词的词义。如本次COVID-19，中医界公认为其属于“疫病”[1-2]，但仅将COVID-19定位为疫病并不能在中医治疗上有太多的指导意义，故学者们基于对该病的认识还提出了“寒疫”“湿毒疫”等不同的名称[3-5]。

“疫”与“役”有相通之义，均含有广泛性、相似性、强迫性的字义。如《瘟疫论》“名疫者，以其延门阖户，如徭役之役，众人均等之谓也”；《温病条辨》“里巷之中，病俱相类，若役使然”；《时病论》“盖疫者役也，若役使然”。“役”为会意字，甲骨文字形象人持殳（shū）击人。《说文解字》曰：“役，戍边也，执殳巡行也。”其实“戍边”是引申义，本义应为“役使”或“驱使”。按照吴又可的观点，“疫”与“役”本为一字，“疫”字为后来出现的，在古书中确有通用者。《抱朴子·微旨》“经瘟役则不畏”，即用“役”字，而且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我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患疫病后可以产生免疫力，从而不再畏惧。《史记·历书》曰：“明时正度，则阴阳调，风雨节，茂气至，民无夭疫。”同样从《史记》还可以看出，我国古人早已认识到疫病的发生与自然界不正常的气候变化有一定的关系，这种观点不仅见于医书。

2 关于瘟疫之说

谈到传染病，很容易联想到“瘟疫”一词[6]。在古汉语中多为单音节词，古代一字一义，瘟与疫有所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意思。瘟，《瘟疫论》曰：“古无瘟、痢、症三字，皆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易其文，以温瘟为两病”。按照吴又可的观点，“瘟”与“温”本为同一字，因疫病多有温热性，则瘟疫与温疫词义相同。吴又可为了强调这一观点，不用“瘟”字而称“温疫”，并且在《瘟疫论》中专门作“正名”一节加以说明。从临床的角度来看，温疫与温病所指并无明显不同，不过清代以后多用“温病”，温病的范围稍微宽泛一点，但若按照传染病学，温病学所描述的病种几乎均为传染病，故将瘟疫与温病强分并无太大临床指导意义。

3 关于毒气之说

毒，《说文解字》曰：“厚也，害人之草，往往而生，从屮从毐。”《博雅》曰：“恶也，一曰害也。”《书·盘庚》曰：“惟汝自生毒。”《禮·緇衣》曰：“惟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又深害曰漸毒。”《莊子·胠篋篇》曰：“漸毒頡滑。又痛也，苦也。”《周禮·天官·醫師》曰：“掌醫之政令，聚毒藥以供醫事。”在古汉语中，“毒”的字义非常广泛，“毒”在中医学中的字义也颇为复杂，内涵外延颇为广泛，在当代的中医语言体系中仍经常使用，如清热解毒、疫毒之气等[7-8]。虽然近年来一些学者反复对“毒”进行了阐发和界定，却仍然模糊不清。中医在防治疫病中，大约有几种字义：①害也，如疫毒之气，是指疫病对人体可以产生较为严重的危害。②有指代病原体的意思，如目前常用的“疫毒之气”在某种程度上即指病原体。《肘后方》“毒有差异，致病各异”，便含有病原体之义，吴又可明确提出“疫气者，乃天地之毒气”。在《素问·刺法论》中所说的“避其毒气”，毒气即指病原体，可见古人早已意识到传染性病原体的存在并有尽量避免接触以减少发病机会的常识。③病理产物，如清热解毒即有消除病理产物的意思。喻嘉言曰：“上焦如雾，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渎，决而逐之，兼以解毒。”喻氏所谓“解毒”也是消除病理产物之义。

4 关于戾气之说

戾，《说文解字》曰：“曲也，从犬出戶下。戾者，身曲戾也。”后来发生了字义的多种转化。①通“疠”，疫病。如《墨子·尚同中》“疾菑戾疫”。②祸患，如《汉书·食货志》中的“天降灾戾”。③罪恶，罪行之义。如《国语》所说“余，罪戾之人也”。在古文中，戾还有其他多种字义，在现代语言中，戾主要保留了乖张、违逆和残暴两种字义。如近年来人们常说社会上某些人戾气严重等等。从戾的原义看，既有残暴的意思，又有乖张不合常理的意思。我国古人及中医界均一直认为疫病的产生与特殊的气候变化有关[9]，故“戾气”一词既含残暴之义，也含变异乖张之义。“戾”通“疠”表严重之义，又有乖张不合常理之义，但医籍中多用“疠”字。

5 关于疠气之说

疠，《说文解字》释为“恶疾也”。如《论语》“伯牛有疾，先儒以为疠也”。疠本有疫病之义，如《周礼·疾医》“四时皆有疠疾”。古代有疠疾、疠气、疠疫、疠役等词，疠气是指能致疫病的恶气。

“疠”与“戾”主要表明其危害的严重性，大致有“烈性传染病”的意思。按照传染病学的认识，表示传染病危害程度的参数主要是传染性的大小和病死率的高低。古代医籍和史书中记载的“疠”疫均有较高的病死率，即如曹植《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COVID-19在我国的病死率约为2%，绝大多数人预后良好，当然这是与我国强有力的防控措施分不开的。而古代疫病的高病死率也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即如曹植所处的汉末建安年间，连年战火和饥荒导致大量的百姓死亡，患者得不到有效治疗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因此对于COVID-19中医是否可以用“疠气”[10]或“戾气”等词尚待商榷。

6 关于异气之说

异气见于《瘟疫论》，而少见于之前其他医籍，在《瘟疫论》自序的第一句，吴又可即开宗明义地提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此异气者，盖异于六气之气。吴又可在此明确提出疫病的根本病因为异气而非六气，这种思想虽然早在《黄帝内经》即有雏形，葛洪等人也有提及，但至此则说得明白无误。笔者认为，《素问·刺法论》虽然主要论述疫病与五运六气的关系，但同时提出“避其毒气”，已经将毒气作为一种客观物质从六气中抽提出来。但中医学主流认为，疫病的发生与五运六气的异常变化特别是较为极端的气候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并且这种认识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指导了疫病的预测与防治。吴又可的提法虽然并非完全是其个人创见，但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吴氏试图将疫病与五运六气彻底割断联系的做法对于疫病的防治其实并未发挥太多的积极意义，而后世医家对吴又可的非议也正基于此。病原体的繁殖、变异及其致病性的增加均与自然界的气候变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疫病的发生同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我们既不能完全否认疫病与气候之间的因果关系，也很难完全用五运六气来解释疫病的发生及其变化规律[11-12]。

7 关于杂气之说

杂气，亦为吴又可在《瘟疫论》中着重提出，并且在书中有一篇详细的《杂气论》。在《瘟疫论》中，吴氏将杂气类比于天地万物，提出“天地之杂气，种种不一”。对于吴又可杂气论的主要观点，笔者认为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①“杂气之毒有优劣”，即致病能力有强有弱。②“无象可见，无声无臭”，这是由当时的客观条件造成的，由于没有显微镜等现代设备，吴氏只能通过主观推测。③“各随其气而为诸病”，即杂气致病有特异性，每一种杂气可导致独特的疫病。④“延门阖户，众人相同，皆时行之气，即杂气为病也”，说明传染性为杂气的基本特点。吴又可之前及吴又可之后，中医及民间百姓长期以来将传染病称之为“时行之气”，这是因为某些急性传染病的发生有一定的时间规律。⑤“气之所至无时”，吴又可明确否定了杂气致病与五运六气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这种完全的割裂虽有一定的创新性与革命性，但不免失之武断。

吴又可在《杂气论》中力辨古人之非，提出“疫气者亦杂气中之一，但有甚于他气，故为病颇重，因名之疠气”。指出很多临床疾病古人有“误认为风者”“误认为火者”“误认为暑者”等，并对刘河间“百病无出六气为病”的观点极力指责。吴氏认为“杂气为病最多，然举世皆误认为六气”。吴氏的观点至此则失之于偏激，在吴氏之前，古人早有“内风、外风”“内湿、外湿”等认识，对于风、寒、湿、暑、燥、火等六气名词，古人也并非完全指的是自然界的六淫之邪，而是一种归类方法和病机推演模式。这一模式自《素问·至真要大论》提出病机十九条后广泛为医家所用，直至今日仍在有效指导临床，不但可以指导疫病的治疗，也可用于内伤病的治疗之中。中医如果完全舍弃阴阳五行的理论框架，临床难免会有无所适从之感，并且极容易走向“废医存药”的误区。实际上，吴又可提出著名的“以物制气”理论，即“一病只有一药之到病已，不烦君臣佐使品味加减之劳矣”，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有“废医存药”的苗头。吴又可在明代即提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气即是物，物即是气”这种高度唯物主义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但他又说“至于一切杂证，无因而生者，并皆杂气所成”则有逻辑学的问题，试问世间又有什么是“无因而生者”？他自己在下文中说，“所谓杂气者，虽曰天地之气，实由方土之气也。盖其气从地而起，有是气则有是病，譬如所言天地生万物，然亦由方土之产也”。既然承认杂气是自然界客观存在的一类物质，则必然有一定的因果关系[13]。吴氏刻意将杂气与五运六气彻底割裂，故也难免有上下文的自相矛盾和逻辑学上的冲突。

8 其他病名

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曰：“卒然遭邪风之气，婴非常之疾，患及祸至，而方震栗，降志屈节，钦望巫祝”。而在《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也说“客气邪风，中人多死”。由此两处相对来看，仲景所说的“邪风”绝对不是一般的风邪，后世注家在此处大多并未深刻理解，而是随文演绎，或一笔带过。如尤在泾的注解“得其正则为和风，失其正即为邪风。其生物有力，则其害物亦有力，所以中人多死”。笔者认为，仲景文中之“邪风”既非外风，亦非内风，应解释为“疠气”比较合理，也可以理解为烈性传染病的病原体[14]。

9 结语

《黄帝内经》创立了用阴阳五行、五运六气等对外感疾病进行认识的方法，但对于某些烈性传染病，也很难用六淫等理论进行圆满的解释，对此则以“毒”来解释，如《素问·刺法论》中的“避其毒气”，正如陈修园所言“盖天地灾疠之气，便为毒气”。而纵观《黄帝内经》和《伤寒杂病论》，所谓“毒气”“大风苛毒”“邪风”等词，多属“疠气”之义。可见，中医学对于疫病的病因，历来并不是完全机械地运用五行进行划分，只是不同的时代用词不同，如“毒”“疠”“戾”等不一而足。吴又可在中医学历史上是一位划时代的医家，他所提出的“杂气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吴又可曰：“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知其气各异，故谓之杂气。”吴又可对“杂气”之“杂”的理解，主要是从其多样性和特异性去解释。因为杂气的多样性，并非六种之多，故临床中很难藉由“病机十九条”去对号入座，这应当是吴又可推翻旧说的主要根据，也是出自临床实践的必然需求。吴又可推翻了一个旧理论，却没有能力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新理论，这也是吴又可之后，医家仍然要依靠“病机十九条”去认识疫病而不能完全跳出古人窠臼的原因，后世医家对吴又可不乏非议也正源于此。从《瘟疫论》的用药情况分析，其实吴又可本人也并未跳出仲景用药的范围。无怪乎吴鞠通对吴又可评价说：“观其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遂专心学步焉。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

以COVID-19为例，有人提出是“寒疫”，有人提出是“湿疫”，有人认为是“燥疫”，有人认为是“湿热”，还有人认为是“风温夹湿”，六淫之中，除“暑邪”之外，均有提及，至今尚无定论，原因何在？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地域不同的原因，在当今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这显然很难解释各家认识的差异。笔者认为，对于杂气之“杂”，除了认识其多样性外，还要认识到其复杂性。“杂”在《说文解字》的解释是“五彩相会”。“杂”说明了复杂性，正如“五彩相会”，无法说明其为赤为白。吴又可强调了病原体的复杂性和特异性，而忽视了疾病发生也有其规律性。

《黄帝内经》提出的“病机十九条”是基于五行理论的疾病认识及分类方法，张仲景创立的六经辨证体系，以及后世“三焦辨证”“卫气营血辨证”“脏腑辨证”等都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方法。不可否认的是，在某些疾病的治疗中，以上的辨证论治方法，也各有其局限性，而古代医家也并非完全机械地使用，既有辨证，也有辨病，还有专病专方专药等共同构成了中医学丰富多彩的治疗体系。以柯韵伯、俞根初为代表的“六经钤百病”之说固然有失偏颇，而吴又可作为另外一个极端，试图完全抛开疾病分类去治疗疾病，则也必然是走不通的。

对于COVID-19的中医学定位，不应泛泛地以“疫病”相称，还需要基于对病因病机的认识进行分类。由于COVID-19相对良好的预后和较低的病死率，采用“疫疠之气”去指代其病原体似乎也尚待推敲，而吴又可提出的“杂气”一词，范围较宽，似乎较为妥帖。由于“杂气”的复杂性往往超过六淫，其具有复合、复杂的特点，故笔者认为简单地以“寒疫”“湿疫”进行命名恐怕都不能完整地诠释与概况其复杂性。未来需要我们基于大量的临床资料，认真理清该病的证候演变规律，采用更为准确的中医命名，以反映COVID-19的病因病机特点。人类对新发突发疾病的认识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尚有待中医学界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