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气概：“两弹一星”的精神体现

戴 燕

(青海师范大学 学报编辑部，青海 西宁 810008)

气概，意指气节、气魄，是指正直豪迈的态度，或者在某种活动或生存方式中表现出来的态度、举动或气势。[1]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两弹一星”的研制与成功发射，就是新中国面对西方敌对势力的包围和威胁，在国家生死攸关的危急时刻，以大无畏的气魄独立自主、奋发图强，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出新中国不惧强暴、奋发向上的气势，展示了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生存自信，体现出中国气概。

“两弹一星”的研制，依靠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从新中国中华民族的生存态度到国家决策，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担当。在“两弹一星”的研制过程中，科技精英协力攻关，举国上下通力合作，从顶级科学家到许许多多个无名英雄，他们不计个人名利，无私奉献，用实际行动震惊世界，给西方敌对势力一个响亮的回答。正是这些无私奉献的科学家和无名英雄的无私奉献，彰显了中国气概。这种中国气概内涵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的骨气、创新图强的勇气和团结奋进的气势。

一

“两弹一星”的研制始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国际核武器技术发展，以及冷战背景下西方敌对势力对新中国军事威胁的危险生存环境下。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上了为全民族谋幸福的社会主义道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的美、苏两大集团冷战局面的国际环境下，新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的严重威胁，政治上造谣攻击，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强压，特别是美国对核武器的掌握和使用，对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更是致命的危险。

1946年3月5日，英国前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正式拉开了冷战的序幕。一年之后，美国出台了以“遏制共产主义”作为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和对外政策指导、旨在谋求世界霸权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冷战的开始。1955年华沙条约组织成立，两极格局的国际形势成为定局。冷战格局下，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首先表现为两大军事集团的对峙，以拥有核武器为核心的军备竞赛成为两大军事集团对抗的焦点和追逐目标。

20世纪初期，原子核物理学取得了巨大发展,由此，人类开始进入对核能源的认识、研究和利用时代。核能源的发现也不可避免地被应用于军事领域，利用能自持进行的原子核裂变或聚变反应瞬时释放的巨大能量，产生爆炸并具有大规模毁伤破坏效应的核武器便由此产生。

1939年8月，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研制原子弹，引起美国政府关注。1941年12月日本袭击珍珠港后，美国启动“曼哈顿工程区”的庞大计划，投资20多亿美元，集中约60万人力，于1945年7月16日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核爆炸实验，使美国成为第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两颗原子弹，直接导致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投降，但原子弹给日本这两座城市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造成了30万余日本平民死亡和8万多人受伤，这也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巨大的灾难。原子弹的空前杀伤和破坏威力，震惊了世界，也使人们对以利用原子核的裂变或聚变产生的巨大爆炸力而制造的核武器有了新的认识。

无论如何，20世纪40年代，人类发展已经进入核武器时代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也即是说，拥有核武器即是一个国家强大国防实力的体现，也是关系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的军事保障。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以改天换地的勇气和发奋图强的干劲建设社会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对新中国的独立自强耿耿于怀，采取舆论攻击、经济封锁、军事威胁等种种手段打压中国。1950年6月，美国悍然发动朝鲜战争，更使中国处于战争危险之中。中国政府就美国侵略行为向美国政府发出严正警告无果后，毅然发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斗号令，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奔赴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相互配合，将美军压到清川江以南。11月25日，不甘失败的美军重新调集军队，发起总攻势，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经过艰苦战斗，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最终将美军驱赶回三八线以南。

朝鲜局势令美国颜面尽失，11月30日美国政府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关于朝鲜局势的声明》，声明表示：“不排除在朝鲜使用原子弹的可能。”美联社头条随即刊出重磅新闻，“杜鲁门总统今天说，一直在考虑在朝鲜使用原子弹。是否使用原子弹由战地的美国军事领导人决定……”[2]此番言论，是美国对八个月前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发出的“禁止使用原子弹”呼吁的《斯德哥尔摩宣言》的公然挑衅，引起世界极大震惊，遭到各国强烈抗议与谴责。与此同时，在朝鲜半岛附近海域，一艘美国航空母舰悄悄载上了未装配好的原子弹，美军飞机还对朝鲜进行了模拟核袭击。在1953年，美国曾经“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而此举目的除了针对朝鲜，还要“在新攻势同时，封锁共产党中国大陆和攻击敌方的满洲基地”[3]，不仅如此，美国还扬言用核武器对付中国，并“把携带原子弹头的导弹秘密运往冲绳，为向中国发射核导弹做准备”[4]。

虽然，在强大的国际舆论压力下，杜鲁门不得不改口，公开保证不会在朝鲜使用原子弹。但是美国的言行，暴露了其将中国作为敌对目标，以核武器威胁新中国生存的险恶用心。

美国霸权与核威胁引起了世界各国的担忧，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考虑，很多国家开始积极研制核武器，苏联和英国首先爆炸成功原子弹和氢弹，紧接着，法国、德国、日本和加拿大等一些国家也都相继开展核武器研制。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经济基础很弱，美国的核威胁对新中国的生存造成了极大危险，新中国的命运如何？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等西方世界的包围和威胁将作出怎样的回击？事实证明，中国人民作出了正确的历史抉择。

二

新中国的生存面临危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受到挑战。面对严重的核威胁与核讹诈，中国人民无法回避，也别无选择，中国人民以开天辟地建立新中国的勇气和信心对中国的生存和命运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是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就确定了的奋斗目标，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建立起了消灭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只有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真正使中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跨入社会主义社会。1950～1953年，中国人民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同时，国内也开始了三大改造，并掀起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高潮。

1952年，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占26.6%，从1953年开始，在国家工业化建设主导思想和布局下，在全国人民大干社会主义的热情和行动下，鞍山、包头和武汉三市分别建立起钢铁公司，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投产；在南昌，中国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制成功；在沈阳，中国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在北京，大批量生产电子管的工厂正式投产。此外，一大批能源基地、工业化原料基地和工矿企业相继建立起来，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工业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换来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步伐在扎扎实实地向前迈进。

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较少；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取得胜利，但是西方世界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减小。毛泽东以敏锐的眼光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进行分析，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和对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美国的好战分子。他们侵占中国的台湾和台湾海峡，还想发动原子战争”[5]。面对美国核威胁，毛泽东严正表明了中国人民的立场和态度：“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6]

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一方面揭露和谴责美国的核讹诈，另一方面也认识到中国必须掌握核武器技术，才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有效手段。

1955年1月31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国务院全体会议，明确表明中国政府对原子弹的态度：我们要掌握原子弹，并积极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同时我们反对使用原子武器，反对进行原子战争[7]。此次会议还通过了苏联援助的相关问题。3月，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宣布：中国“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8]。

可见，20世纪50年代，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西方世界的威胁，并没有让中国人民退缩，新生的社会主义中国以超人的胆识、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向世界宣布，中国要掌握原子能技术，中国不惧怕任何外来威胁，“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现在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9]。

中国要掌握原子技术的宣告，表明了面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威胁的险恶环境中国人民的生存态度：

首先，为了保障国家安全，这一点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得非常清楚：“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10]

其次，中国反对使用核武器，中国掌握原子技术的目的是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这是中国政府的立场和原则。

第三，在社会主义制度保障下，争取苏联的帮助，依靠中国人民的智慧和努力，实现科学技术的突破与发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在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经济力量薄弱，工业化起点低，科学技术落后和美国核讹诈的险恶生存环境下，中国要掌握原子技术的决策表现出的超人的胆识、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气，体现了中国气概。

三

“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这种基于超人胆识、坚定信念和非凡勇气迸发出的中国气概，给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藐视和威胁以响亮的回击。同时，中共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领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开始秘密、有序地展开。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和政策支持，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提供了充分条件，而物质资源基础、顶级科研团队、资金财力支持和尖端技术保障则是“两弹一星”研制的必要条件。

(一)科研材料及设备基础。1953年，我国的工业虽然已经恢复并且超过历史水平，但是工业化的起点仍然很低。现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到百分之三十。毛泽东曾经客观地说道:“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影响，改变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极端落后状况的客观要求显得极为紧迫。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参照苏联的经验，党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部署。矿产勘探、钢铁冶炼、机械制造、汽车生产等一系列工业产业相继建立起来，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提供了基础保障。

1960年9月，国家成立一个新技术材料小组，主要任务是统筹安排和协调解决国防尖端技术发展所需的新材料的研究、生产和供应。同时，在解放军后勤部成立第二物资计划部，以加强国防尖端特种物资的管理和供应。1963-1965年间，国家经委、国家计委、国防工办、国家物资部联合召开了多次导弹、核武器等研制项目所需新材料和配套产品的协作定点会议，重点安排两弹研制所需的数万余项特殊材料的生产任务，要求做到定点、定量、定时、保质，基本将原来分散的生产、供应纳入集中管理轨道，保证了物资供应秩序。

(二)顶级科学家团队。“两弹一星”的研制需要大批顶级科学家。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让大批身居海外的科学家看到了希望，党中央“向科学进军”的号召，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鼓舞着海外科学家回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和决心。众多科学家的回国，成为新中国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领路人。他们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和研究条件，先后回国，参加“两弹一星”的研制，为“两弹一星”的研制做出了卓越贡献。

物理学家彭恒武是第一个在英国获得教授职称的中国人，当记者问他为什么回国时，他说“我是中国人。”“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11]著名火箭专家钱学森，曾是美国导弹火箭研究的开拓者之一，在他回国之时，遭到美国军方的种种阻挠，他们认为“一个钱学森抵得上5个海军陆战师”[12]。这些科学家不管回国之路多么艰辛，他们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回到祖国干事业。这种强烈的爱国心让他们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国。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刻，他们响应祖国号召，不计个人名利聚集在荒凉的青海高原，隐姓埋名17年，将毕生最好的年华贡献给祖国的原子能事业。这支顶级的科学家团队通力协作，攻坚克难，解决了一个个技术难题，甚至付出生命代价，也要守护好国家机密。正是这个优秀的科学家群体的无私奉献，才有了新中国“两弹一星”的辉煌成就。

(三)资金和生活物资保障。中国要造原子弹，仅凭信心和勇气是不够的，对于最关键的资金问题如何解决，当时有很多人表示疑虑。对此，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做出了回答：“有人问我造飞机、造大炮、搞原子弹、搞导弹的钱从哪里来，我告诉他在这里，”毛泽东拍着腰间的口袋：“钱在这里，但不是口袋，是裤腰带！”[13]毛泽东是在告诉大家要过苦日子，省出钱来搞原子弹。

1958年8月，在青海湖北岸的金银滩草原，由解放军战士、军队转业干部、民工、建筑工人组成的万人建设大军，开始了基础建设的工程。寂静荒凉的茫茫戈壁顿时被唤醒，万人大军从零开始，唱响了一曲艰苦创业之歌。

国家对基地建设给予了大力支持，先后从各地紧急调拨紧缺物资进行补助，北京军区和广州军区分别向基地调拨出大豆和罐头食品，青海省政府向基地调拨牛羊肉，并组建农场供应基地。1960年国家经济困难时期，粮食部一次拨给西北基地3家单位数百万斤黄豆，北京市粮食局调拨15万公斤面粉，专门供应西北基地的科研人员。商业部和总后勤部还在兰州设立了综合二级物资批发站，以保证西北基地的生活供应。

(四)尖端技术保障。1956年，中苏两国政府签订《关于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议》，1957年，两国政府又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定》，内容包括苏联为中国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技术资料。根据这两份协议，苏联向中国派出专家，这些苏联专家的帮助，对中国两弹研制的起步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当时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中苏关系出现问题并急速恶化，1960年7月，苏联撤走1390名援华专家，撕毁协议，解除200多个科技合作项目[14]，“两弹一星”研制遭遇重创。

在这关键时期，党中央一再强调对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绝不能放松，要发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完成“两弹一星”的研制。独立攻关，自主生产，成为广大科技人员的信念和动力。枯燥的数字、复杂的方程式、海量的计算数据，科学家们通力协作，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经过了无数次的验证、修改、再验证，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攻克了一个个难关。1960年11月5日，在苏联专家撤走后的83天，“东风一号”腾空而起，这是我国仿制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一号”的成功，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15]。1964年6月29日，我国第一枚自行独立研制的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发射基地升空，标志着我国导弹技术进入独立研制阶段。

四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21时，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些载入史册的辉煌时刻，是党中央英明决策，中国科学家攻坚克难，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用伟大的爱国情怀和无私奉献精神铸就的民族伟业，它向世界宣告并证明了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是打不垮的中国气概。

“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外敌势力包围、威胁，国内工业基础落后、经济困难的生存环境下，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举国上下团结奋进，科研工作者以极大的爱国心和使命感开创出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提供了最充分的制度条件，科研人员的顽强拼搏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协作，成为“两弹一星”成功发射的必要条件和根本保证。“两弹一星”的研制，体现了中国人的精神境界：海外科学家回国贡献，展示了爱祖国的赤字精神；科研人员隐居高原，不计名利，攻坚克难，体现了无私奉献的献身精神；苏联撤走专家，更激发了中国人自力更生的拼搏创新精神。

“两弹一星”研制展现出的品格和精神，汇聚成中国气概，让世界为之震动。这种不畏强暴，拼搏自强的中国气概，让美苏等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中国的国际地位也随着核技术的成功和常规军事力量的壮大而日益提高。中国核试验的成功，让国际上要求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呼声越来越高。

“两弹一星”的成功发射对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历程，对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它增强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坚持自己原则和意见的实力，也给中国带来了安全保证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自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