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
——以方平主编《莎士比亚全集》为例

宋凯歌，朱安博

（1.吉林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华北电力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2206）

在莎士比亚诞辰450 周年之际，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4 年出版了方平主编和主译的 《莎士比亚全集》（以下简称“译文版《全集》”）。 该套全集是华语世界首部诗体版《莎士比亚全集》，在莎学翻译史上具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译文版《全集》一时间成为莎学界、各大媒体甚至大众读者研讨和热议的重点话题。

围绕该套全集和方平译莎的研究和评论纷至沓来，视角囊括翻译原则、译者风格、隐喻翻译、语料库翻译学等多重维度［1-4］。然而，以上视角更多关注的是译文本身，鲜有学者从翻译副文本视角对该部全集展开研究。但已经有少数学者从副文本角度解读了莎士比亚作品的其它汉译本。 如，李明研究了《莎士比亚全集》梁实秋译本中双关语的直译加注（厚重翻译法），指出该方法可以助力读者加深对文本的理解与欣赏［5］。 纪启明通过对《仲夏夜之梦》梁实秋译本的135 例注释分类考察，发现梁实秋厚重翻译法的应用有助于形成其“学院派”风格［6］。 吴边基于副文本理论透视了《仲夏夜之梦》杨世彭译本中译者的翻译观和读者观，并从中分析了该译本得以推介的因素［7］。 朱安博和乔海露从 19 部《李尔王》汉译本的序跋中探寻了原文的社会价值以及译者的翻译思想和翻译动机［8］。 从以上研究可得出以下启示：第一，翻译副文本中除了译者外，注释、出版商、 媒体等内外副文本也作为译者声音（the translator’s voice）的一部分参与到了译本的整体建构之中，而以译文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常常忽略这种“声音”，因而未能对译本的翻译和出版过程给以合理的解释。第二，翻译副文本研究方兴未艾，但莎士比亚作品汉译的副文本研究却屈指可数。 目前，仅有对单一莎剧或全集中的某种副文本现象的少量关注，对特定版本《莎士比亚全集》副文本的系统考察不足。殷燕和刘军平指出：“翻译研究是近五年副文本研究的新兴热点，呈现上升趋势。 ”［9］但这种情况与仍未受重视的莎士比亚作品汉译副文本研究极不相称。 忽略了副文本视角，就不能倾听到莎士比亚作品译文外的声音，不能全面洞察莎士比亚作品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语境。

翻译副文本通常处于译文边缘或译本之外，因而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翻译副文本中也充斥着译者声音或存在多重声音对译者声音施加影响，可与译文研究形成互补。 本文拟考察译文版《全集》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力图透过文本语境洞察该套全集翻译和出版的文本内外语境。

一、副文本——多重译者声音的显形

法国叙事学家、文学理论家热奈特20 世纪70年代首次使用“副文本”这一概念。他指出“副文本”是指 “围绕文本的所有边缘的或补充性的数据”，甚至“任何围绕文本的语境都可作为一种副文本”［10-12］。随着20 世纪90 年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翻译理论视野逐渐摆脱文本的窠臼，向原语文本、译语文本和目标语读者的社会文化语境拓展。副文本逐渐引起翻译研究者的重视。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推动了译者声音研究。 Hemans 认为译者声音是话语存在的索引， 是译者从原作者影响的阴影中走出来，在不被读者发现的情况下直接干涉文本［13］。 由此，译者声音不仅包含译者本人的声音，也包括“隐含译者”的声音。 Schiavi 模仿叙事学中“隐含作者”的概念，创造了“隐含译者”这一术语［14］。 “隐含译者”是对翻译过程的各个阶段产生干预的人， 如出版商、校稿人、赞助人等，可以用于调解译文的声音。从这个意义上讲，译者声音已经不是纯粹的译者本人的声音了，也是也夹杂着译本的翻译和出版过程中多重“隐含译者”的声音。副文本使“隐含译者”得以显形。 Valdeón，R.A［15］、刘永杰和许悦萌［16］也指出译者声音研究中存在文本和语境两条路径。相较于文本路径中翻译原则、翻译风格、隐喻翻译、语料库翻译学等视角如火如荼的研究，学者们对译者声音中语境路径的关注明显不足。可以说，一直以来，译者声音研究冷落了副文本视角，特别是缺乏对于副文本中“隐含译者”的关注。

译文版《全集》为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研究提供了绝佳范本。 该套全集包含了丰富的副文本。 真实译者联同编辑、出版社、媒体等“隐含译者”通过封面、标题、后记等内副文本和评论文章、相关报道等外副文本共同发声，建构了译本翻译和出版的语境。本文拟分别从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探究译文版《全集》中的译者声音，从而管窥该套全集翻译和出版的前世今生。

二、译文版《全集》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研究

按照副文本与文本的空间关系，副文本可分为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前者包括作者姓名、书名（标题）、次标题、出版信息、前言、后记、致谢等；后者包括外在于整书成品的、由作者与出版者为读者提供的关于该书的相关信息。如作者针对该书的访谈或作者本人的日记等17］。［可见，副文本涵盖面很广。但已有研究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特别是对内副文本关注较多，对外副文本涉及较少［18］。接下来，笔者拟基于译文版《全集》的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廓清译者、作者、出版社、编辑、莎评、新闻媒体等多种个体潜藏在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从而还原该译本在中国翻译和出版的具体过程。

（一）内副文本

本部分主要考察内副文本中的封面、 版权页、标题和后记等要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译文版《全集》出版之前，2000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已经出版过的诗体《新莎士比亚全集》（以下简称“教育版《新全集》”），也是由方平主译的，因而译文版《全集》和教育版《新全集》具有较强的可比性。笔者将在重点关注译文版《全集》内副文本内容的同时也适时对二者进行对比。

1.封面和版权页

惠海峰认为， 封面有助于确定读者的第一印象， 并某种程度上决定读者对文本的解读方向［19］。译文版《全集》和教育版《新全集》分别有十、十二卷，每卷封面上的卷数、戏剧类别等信息有些许差异，在此仅以第一卷为例论述封面副文本。 教育版《全集》封面中的文字内容包括：“新莎士比亚全集”“THE NEW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I”和“河北教育出版社”。 译文版《全集》封面中的文字内容包括：“莎士比亚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SHAKESPEARE”“上海译文出版社”“第一卷”“浪漫喜剧”“卷一”“方平主编”。 两版封面在字体大小和排版布局方面都很讲究， 对重点字体如 “莎士比亚全集” 和“SHAKESPEARE”均做了放大处理。 不难看出，译文版比教育版的文字内容传递了更加丰富的信息，特别强调了“方平主编”，避免了读者误以为该套全集为方平一人独立翻译。 这点在版权页也可以得到验证。 教育版在“新莎士比亚全集”后写的是“方平译”，显然，译文版注意到了此种说法的不妥，改为“方平主编”。 另外，教育版的印数是1-2 000，而译文版的印数是1-5 000。 印量的加大为译文版《全集》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基础。可见，封面设计师、编辑和出版社是译文版《全集》的“隐含译者”，在译本出版和传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标题和后记

译文版《全集》的标题有以下两个特征：其一，一些莎剧名称翻译与前人不同。 比如：“Much Ado About Nothing”，朱生豪原译为《无事烦恼》，人民文学出版社改译为《无事生非》，而译文版改为《捕风捉影》。 方平在后记中坦言，“在喜剧的三条情节线中，其中的主线和另一情节线并无‘生非’之意，改名为《捕风捉影》，试图冲淡一些道德批判意味，突出喜剧性的一面”。 其二，与教育版相比，译文版收录的莎士比亚作品更多， 分类和顺序有些许调整。译文版除了在传统37 部莎剧基础上多收入 《两贵亲》和《爱德华三世》外，还比教育版多收入了诗歌《悼亡》。 译文版的顺序也与前人版本不同。 教育版分为12 卷，译文版分为10 卷。 译文版把喜剧分类名称具体化为“浪漫喜剧”“问题/黑色喜剧”“悲剧”“罗马悲剧”“历史剧”“传奇剧”和“诗歌”。 其中《驯悍记》排在了《维罗纳二绅士》前面。 在书后的“关于体例”中，方平指出，全集顺序的排列要考虑戏剧体裁、创作年份、译者、卷与卷的切割、容量等多个因素。

方平为何决定大胆创新用诗体翻译莎剧全集？又为何在2000 年才出现教育版《新全集》？ 他在后记中阐明：“莎剧的艺术生命就在于那有魔力的诗的语言……朱生豪译本功不可没， 但时代的局限性、艰苦的工作条件、英年早逝限制了他取得更大的成就”［20］。关于这点，方平不惜用大量笔墨在文后专门谈了关于素体诗的移植。 对于全集的姗姗来迟，方平指出，翻译界前辈孙绳武先生很热心地帮忙联系出版社， 但文化事业受经济浪潮的冲击，出版社也很不景气。

译文版《全集》还有考证、取材来源、莎剧创作年表、注释、舞台指示语等内副文本，笔者不再一一列举。 但以上分析足以说明，内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已经不纯粹是译者的声音了，出版社、编辑、先前译者、时代条件等要素都作为“隐含译者”参与到了译本的建构当中。

（二）外副文本

热奈特在文献［17］中把外副文本进一步分为公开外副文本和私人外副文本。滕雄和文军在文献［18］中指出以上分类遗漏了事实性副文本，如译者简介、作品产生的历史背景等。 事实性副文本比较特殊，它既可以是公开外副文本，也可以是私人外副文本。因此，笔者把事实性外副文本作单独探讨。

1.事实性外副文本

方平（1921-2008），原名陆吉平，中国莎士比亚学会第二任会长，国际莎士比亚学会执行理事。 自1952 年翻译莎士比亚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尼》起，他就与莎士比亚结下了不解之缘。 方平集翻译家、莎评家、诗人等多重身份于一身。除了主编、主译诗体《莎士比亚全集》外，他还参加过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莎士比亚全集》的校订和增补工作，出版了莎评论文集《和莎士比亚交个朋友吧》《他不知道自己是一个诗人》。 曾获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上海翻译家协会颁发的“中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被誉为“中国莎学泰斗”。 更重要的是，方平等人翻译的对象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还是“全集”。 这些事实性外副文本作为一种隐藏的声音无形地推动了译文版全集的出版和传播。

2.公开外副文本

译文版《全集》的公开外副文本主要由评论文章、媒体报道和出版社等载体呈现，评论家、媒体和出版单位是译本的“隐含译者”，他们虽不直接参与译文本身的翻译，却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译者的翻译思想和译本的影响力。

（1）评论文章

评论文章主要包括方平的莎评文章及别人对方平本人和译文版《全集》的评论文章。方平的莎评中有两个最重要翻译观：诗体译莎和为舞台演出而译。卞之琳和曹禺等［21］前辈诗体译莎的成功坚定了方平“理想的莎剧译本应是诗体译本，而不是不失原意但降格以求的散文译本”的观点。 方平在注释中坦言，曹禺翻译的《柔密欧与幽丽叶》为其树立了榜样，增强了信心［22］。 1996 年，第六届世界莎士比亚大会上的国际莎学观点与方平的翻译观不谋而合。 比如，西班牙学者认为翻译莎剧必须把舞台放在心目中。以色列学者说他们半个世纪以来的莎译都是为了演出［23］。刘军平在与方平的访谈中重点谈论了莎剧翻译的三个阶段、直译和意译、莎剧翻译与舞台表演的关系、莎剧翻译的版本等问题［24］，对方平译莎的不懈探索表示深深的敬意。一些学者还为译文版《全集》撰写了书评。忻颖从散文体和诗体之分及文学本和舞台本之分向读者介绍了译文版全集的特色和亮点［25］。谈峥探讨了诗体翻译的渊源和英汉诗体差异，认为译文版《全集》是一套高质量有价值的译本［26］。评论文章帮助读者更深入地了解了方平的翻译思想。

（2）媒体报道

媒体以报道形式向读者展示了方平的翻译态度。 可以说，读者对生活中方平译莎情况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媒体，因而媒体也是一种“隐含译者”。《南方都市报》李怀宇采访了方平。在谈及翻译感受时，方平饶有趣味地讲到“搞翻译就像袭人一样，侍候老太太和宝玉时都是一心一意侍候的。”方平译莎亦是如此，总要把全部的精力都扑上去。 访谈中还谈到了方平生命中的一个贵人，即岳父邵洵美。 邵洵美出身官宦世家，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和出版家。对邵洵美翻译的《解放了的普罗密修斯》，方平评价道：“邵洵美的功力我是很佩服的，他的翻译的确很好，很有才气！这给我感触很多。”特别是邵洵美晚年，方平与之交往颇深。 该访谈后来收入《访问历史》一书中得以出版［27］（P32）。 2008 年，方平逝世，媒体对其的哀悼和追忆也加深了社会各界对方平的认识。方平儿子陆宇青、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副会长曹树钧、上海译文出版社文学编辑部主任张建平都通过记者讲述了方平译莎专心致志、一丝不苟［28］。

（3）出版社

出版社是一种特殊的“隐含译者”。它的“声音”既潜藏于封面和版权页等内副文本中，也体现在译本外的外副文本中。译文版《全集》的出版离不开出版社的赞助和支持。1993 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在由武汉大学承办的国际莎学会议上得知了方平出版诗体全集的心愿，表示愿意投入资金。于是，双方签订了出版合同。责任编辑冯涛从出版角度解释了为何教育版全集未引起广泛关注和传播。他指出：“只可惜当时《新莎士比亚全集》印量极少，早就绝版了，又因为河北教育出版社的人事变动，这套书最后其实是无疾而终。”尽管如此，方平觉得教育版有很多遗憾，一直不断修订。直到临终前，方平也抱着书稿才会安心。后来，冯涛进入上海译文出版社，力推重出诗体版全集。2010 年，诗体全集项目在上海译文出版社正式立项，并于2012 年进入编辑阶段。冯涛感慨道：“方平先生留下的已经是修订过很多遍的书稿，就连每一句话的标点，他都仔细斟酌过”［29］。 需要说明的是，方平生前就与上海译文出版社有渊源。 除了翻译家、莎评家、作家等身份外，他还有一个身份， 就是上海译文出版社编辑部主任、编审。据该社文学编辑室主任黄昱宁讲述：“做这套书的成本超乎想象。因为是诗体，书就厚了很多，这套全集也是迄今所有莎翁全集版本里篇幅最长的。因为是按行排版，要按行支付稿费。 这样我们比其他版本多出至少一倍的翻译费用。”尽管如此，该社总编辑史领空表示：“上海汇集了莎学泰斗方平先生及其他重量级的莎学研究专家，理应有自己的一套里程碑式的全集”［30］。最终，译文版《全集》在多重译者声音的斡旋之下得以面世出版。上海译文出版社在莎士比亚诞辰450 周年出版其诗体全集，可谓是对方平最好的纪念。

3.私人外副文本

热奈特认为，私人外副文本产生于作者和公众之间的个体，比如通信对象、密友甚至作者本人，主要形式有通信、口述记录、日志和印前文本。译文版《全集》 的私人外副文本主要有方平之子陆宇清和翻译家贾植芳和胡风等“隐含译者”的声音。 据陆宇清回忆， 除了吃饭和每天听一小时古典音乐外，那几年他父亲经常是从早上七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凌晨一点。 “我爸爸不会用电脑，也没助手，翻译先打草稿，再修改誊写，然后再修改再誊写，一部译作等于要抄写三遍。 ”而且方平还要帮忙重新校对其他译者不理想的段落。方平之子对其的回忆无疑具有很强的真实性，可以帮助读者真切地了解方平的翻译态度和翻译习惯。 此外，贾植芳在给胡风的信中也提到方平。信中写到：“兹寄去方平先生所译莎士比亚喜剧《捕风捉影》一本，这是一个有恒心的青年，他甚愿得到你的指正”［31］。 据悉，方平和邵洵美女儿的婚事就是贾植芳的太太任敏从中牵线的。可见，贾植芳对方平比较熟悉。 这封信中贾植芳又把方平举荐给了胡风。贾植芳和胡风两位翻译家对方平译莎的具体影响我们不得而知，但他们也可视为一种 “隐含译者”。 私人外副文本的特点就是真实性高。但由于时间年限、个人隐私等原因，获取私人外副文本的难度一般也比较大。 总之，从私人外副文本角度可以更直接地认识方平的翻译过程。

三、副文本中译者声音研究对我国莎学翻译研究的意义

译文版《全集》的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中蕴含着丰富的信息，多重译者声音通过内外副文本得以显形。通过对译文版《全集》副文本中译者声音的研究可以发现，该部译本中的译者声音不仅包含方平等译者的声音，还包括出版商、译本评论者、新闻媒体等“隐含译者”的声音，这对于我国莎学翻译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有助于系统化研究莎士比亚作品汉译本翻译和出版的语境，引导莎学研究者关注到译者声音的副文本路径。 莎士比亚作品汉译研究硕果累累，不乏有学者涉足译本翻译和出版的文本内外的语境，但相关探讨大多零散分布（比如分析某位译者为何采用某种翻译策略时会有所涉及）， 且未基于副文本这一概念，系统化和理论化程度不高。 译者声音研究的副文本路径为这类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沿此路径可以规范化和系统化莎士比亚作品在我国翻译和出版的语境研究。

第二，有助于深化我国莎学翻译史研究，增强对翻译过程的研究。 翻译副文本研究把赞助人、出版社、媒体、书信、日志等译本边缘的个体都纳入考察范围，这些内外副文本往往是与译本相关的极具珍贵性的资料，其中隐匿着不同时代的莎学翻译家对莎士比亚作品的不同理解与诠释的依据，能够更加真实全面地反映莎学译者的翻译过程。 除方平外，田汉、卞之琳、孙大雨、朱生豪、梁实秋、辜正坤、傅光明等翻译家也都在莎学翻译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今后既可以从历时角度对比探寻不同时代的莎学翻译家的社会文化语境， 也可以深化对特定译者的翻译过程研究。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到了莎学译者的翻译手稿［32］，这是翻译副文本研究的重要方面。

第三， 有助于拓宽莎士比亚翻译研究的选题，为译本的广泛传播提供建议。 朱安博和顾彬曾指出，书的厚度、材质、排版、印刷等个体也制约着译本的传播［33］。 而这恰恰是翻译副文本的研究范围，其中包含着译者本人和“隐含译者”的多重声音。译本厚度是译者和出版社双方共同博弈的结果。译者考虑的是译文本身的翻译质量，而出版社则更重视出版成本和社会影响力。 本文洞悉，译文版《全集》选择以诗体译莎， 在文体上做到了与原语的对应。然而，按行排版，出版社要支付的翻译费用就会更高。 事实上，出版之前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已经预见了出版诗体全集的实际收益不会太高。但在学术影响和经济效益不对等的背景下，出版商又考虑到译者作为莎学研究专家的身份和上海作为莎士比亚研究重镇的地位，最终，译文版《全集》得以面世和传播。

四、结语

不同于大多数译者声音研究重点关注译本文本本身，本文聚焦于译文版《全集》内外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 研究发现，译文版《全集》的封面、后记、莎评、出版社、媒体报道中既有真实译者的声音也掺杂着评论者、出版商、媒体等“隐含译者”的声音，真实译者和“隐含译者”共同发声完成了译本翻译和出版的整体建构。 需要说明的是，有时内副文本和外副文本的界线并不明晰。如出版商既可以在封面、版权页等内副文本中通过编辑人员和排版人员发声，也在权衡出版成本、印刷数量等要素中起着重要作用。 另外，对内外副文本中译者声音的强调并不等于否认译文本身的价值，翻译副文本和正文本应是互相补充互相验证的关系。本文综合考察了译文版《全集》内外副文本中的译者声音，涉及面较广，因而对于译者使用的舞台指示语、注释等内副文本关注不足，对这类副文本的考察可以更进一步地透视译者的翻译观。 因此，副文本视角下的译者声音研究还有很多值得挖掘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