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开放经济中资本税收政策的经济效应

周志波，陈习定

1. 重庆市税务局，重庆 401121：2. 温州商学院 金融贸易学院，浙江 温州 325035

1 基本模型

假设世界经济都由小型开放经济体组成，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政府都采用3种税收工具，即对股息红利征收的股利所得税(a tax levied on dividends)τd、对股权价值变动征收的资本所得税(a capital-gains tax levied on the changes in equity value)τg及对企业经营利润征收的企业所得税(a corporate-income-tax rate levied on firms’ profits)τp．沿用Auerbach等[1-2]的假设，资本所得在每一个期间结束时才实现．为了简化模型分析，假设所有税收的税率都是固定统一的．同时，假设所有关于利润、股利收益和资本所得的税收在一国范围内都基于来源管辖，而不管资本属于内资还是外资．其他国家的企业和个人净所得的比率为r．由于世界经济体由小型开放经济组成，本国资本税收的调整不会影响其他国家资本的净所得回报率．本文建立的模型类似于一个拉姆齐模型(Ramsey Model)．我们关注转型动态均衡问题，引入资本调整成本，从而使资本税收的调整不会同时改变资本存量，但会引致新的稳定状态的调整．

1.1 代表性个人行为

对代表性个人行为的分析，主要描述国内个人的最优化问题．个人的目标就是在预算约束条件下，追求效用价值的折现值最大化．假设小型开放经济体中有L个代表性个人，他们都拥有相同的偏好类型．其效用函数为

(1)

式(1)中，u[c(t)]表示个体的瞬时消费函数，u表示代表性个人在时间t的消费水平c的函数，并且c呈现出边际效用递减趋势．ρ表示代表性个体的折现因子，满足条件ρ≤r+n，以保证在新的稳定状态下消费水平不会下降．经济中的人口(或者就业水平)以n的比率内生增长．由于所有变量都受时间约束，我们引入时间变量，则代表性个人当期的预算约束为

(2)

1.2 代表性企业行为

本文推导稳定状态下代表性企业的资本存量．首先，我们确定代表性企业的折现值为资本存量、投资和3种资本税收的函数．代表性企业投资于资本市场，通过设定最优资本存量来实现折现值最大化．假设股利支出比率(净利润用于支付股息红利的份额)φ∈(0，1)是一个外生变量．Gourio等[3]的研究表明，如果总产出水平保持不变，企业面临异质性的特定产出冲击，那么企业的最优决策就是在两种不同的财务管理制度之间做切换．文献[3]的模型在无须考察单个企业行为的情况下，从总体上揭示股利支出比率应当遵循的规律．因此，我们考虑股利/支出比率外生给定的情况，并分析单个企业的最优决策．假设企业的最优决策使得总体的股利/支出比率在0～1之间．

代表性企业在一个国家的总利润函数为

π=F(A，K，L)-Lw-Iψ

(3)

w=FL(A，K，L)

(4)

(1-τp)π=D+R

(5)

2 资本税收对投资和资本存量的影响

我们分析资本税收政策如何影响企业和个人投资行为及均衡资本存量，这种影响解释了代表性企业资本现值的主要特征，得出以下几项推论．

2.1 资本税收对投资和现值的影响

推论1如果保持股利支出的比率φ不变，代表性企业的现值可以视为一个关于资本税收税率、当期投资的函数

(6)

式(6)表明资本税收的引入导致了扭曲效应，代表性企业的现值随企业所得税税率τp的提高而下降．如果τg=τd，企业现值的最大化独立于股利支付比率φ，从而1-τ独立于φ．同时，对τp=0，企业在其投资决策过程中不会面临任何的扭曲问题．如果τg≠τd，这种扭曲效应依赖于股利支付的比率．这些结论与Gourio等[3-4]关于异质性企业做出股利支付和投资来源最优决策的研究结果一致．

(7)

2.2 资本税收对稳定状态资本存量的影响

从式(7)的现值汉米尔顿函数可以推导出最优稳定状态下，代表性企业的资本存量和托宾的q值是一个关于外生的基本宏观经济变量的函数，这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推论2(具体推导过程略)．

(8)

(9)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劳动力技术增长率x或者就业增长率n提高，会导致资本的未来价值变少，从而投资和最优资本存量都会降低．因此，在劳动力技术增长率或就业增长率较高的国家，稳定状态的单位有效劳动力资本水平会更低．较高的资本税收降低了投资的回报水平，意味着在稳定状态下单位有效劳动力资本存量水平较低．同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资本回报率水平是外生给定的，较低的资本份额α意味着能够用于向股东分配的利润更少，因此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水平必须降低．

2.3 资本税收对资本存量收敛速度的影响

式(8)给出了稳定状态的资本存量水平，但这只是一个最终的结果：实际上资本存量的动态调整如何影响增长和福利的过程更为重要．我们推导出资本的收敛速度参数是一个关于外生参数和变量的函数．资本动态调整的主要特征可以用推论3来加以概括．

(10)

(11)

(12)

其中，λ对应稳态特征值(负的)．

3 资本税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

为了分析资本税收的福利效应，我们考虑个人消费效用的折现值及其与投资、资本存量和产出水平在征收资本税收后的变化之间的关系．任何针对资本的税收增加都有两种效应：① 稳态的资本存量和工资水平都会下降，这会导致个人未来消费水平下降：② 任何未被预期到的资本税收税率的提高都会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并进而增加一次性转移支付收入，至少在短期内存在这一效应．后一种变化可以直接从政府的预算约束中看出来．政府的预算约束为：在任何一个时点上，政府都实行预算平衡制度，政府的总量支出F与税收总收入相等，即

(13)

(14)

假设在任何时候无套利条件(no-arbitrage condition)都成立，那么国内与国外的资本回报率必须相等，因此无须在一个代表性企业中区分国内个人持有的国内资本存量sk和国内个人持有的国外(世界其他国家)资本存量k*，而只需使用总的资本存量v=sk+k*，其中0

(15)

4 结 语

本文建立的模型揭示了股利所得税、资本收益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3种类型的资本税收政策和宏观经济基本变量如何共同决定了经济增长率、资本存量和社会福利．模型分析表明：① 资本税收的引入导致了扭曲效应，代表性企业的现值随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提高而下降：② 最优资本存量是世界市场资本净回报率、企业所得税税率、股利所得税税率的递减函数：③ 如果资本调整成本较小，资本收敛速度加快，如果资本调整成本足够大，资本收敛速度是企业所得税和股利所得税税率的递增函数，是资本收益所得税税率的递减函数：④ 资本税收税率上升具有两种效应，一是导致新的稳定状态下资本存量和工资水平均下降，从而导致个人未来消费水平下降，二是税收收入增加使得一次性转移支付收入增加，政策调整的净效应取决于二者的力量对比．不过，很多政策效应都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依赖于一些基本的宏观经济变量．比如，资本收敛速度参数与就业和技术进步增长率都呈现出一种“倒U型”关系．尽管模型从理论上预测了资本存量和资本收敛速度如何对资本税收政策的变动作出反应，但其福利效应只能通过数据加以定量分析．将模型对更多的国家进行校准，可以深入分析如何基于自身的宏观经济基础对资本税收政策的变化作出反应．

本文模型的研究结论对于我国的企业所得税制度改革至少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政策含义：① 在全球税改的背景下，我国应当更加关注世界其他国家税制改革，尤其是所得税改革对我国投资、贸易、税收、居民消费等重要经济指标的冲击和影响[9]，并紧跟全球化的时代潮流，适时对企业所得税制度进行改革优化，以便更好地服务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在美国税改大幅降低所得税税率的情况下，其资本税收制度改革对我国的进出口、汇率、投资等造成较大的冲击，我国应当抓紧研究相应的对策[10-11]．② 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我国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的背景下，国家持续推进减税降费改革，力图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定力，但在具体的企业所得税，尤其是资本所得税税收政策方面制度设计太过复杂，在营造增长友好型、贸易投资促进型税收环境方面还有相当的差距．建议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将企业所得税的法定税率由25%降至20%，甚至15%的水平，对所有的企业实行普惠型优惠，以此拉动我国的投资、贸易、外汇等指标，进一步增强经济包容性发展的能力和水平．③ 在国家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的背景下，我国现有的企业所得税政策仍然存在较多的制度性障碍，相关的优惠政策散见于众多的政府文件之中，既不成体系也不够科学．建议进一步简化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消除资本税收的制度性障碍，特别要消除一些可能对资本具有歧视性的税收条款，降低税收制度改革调整的制度性成本，加快经济中资本存量的收敛速度．④ 在地方政府GDP锦标赛机制下，财政收入成为重要的考核指标，引起地方政府之间在招商引资方面恶性竞争[12]，不利于国内市场一体化，更不利于我国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建议从国家层面引导地方政府避免税收恶性竞争，打击通过“总部经济”等虚假招商形式侵蚀资本税收税基，保障国家税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