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思政教学智慧课堂的技术实践与反思
——鲍德里亚技术决定论的一种解读

张耀天 郑 洁

（1.湖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黄石 435002；2.华中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0）

伴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及物联网、云计算和互联网的等齐式发展，业已在社会生产领域形成了新的技术革命潮流。人工智能成为这一次技术革命的标志性技术，它依托于大数据的运算法则，通过高度模仿人类思维的相关特征，整合相关技术平台，解决现实生产、生活中的相关问题。以大学思政教学为例，从慕课学习到混合式学习，从在线学习到即时学习，这些智慧教学、智慧课堂的学习方式，明确了以学生、学习为中心的基本导向，融合了当前智能计算的相关技术。智慧课堂在教学实践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后台的大数据计算，精准判断教学倾向、教学“痛点”，模仿传统教学中的相关流程，利用智慧教学软件进行人机互动学习和深度学习，真正实现混合式、翻转式的智慧学习。智慧课堂的教学模式是当前大学思政教学改革的主流，不少大学思政课堂多年前就开始使用蓝墨云、雨课堂、学习通等教学软件，实现“线上+线下”的混合教学方式，并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教师的教学习惯、学生的学习情况，有效弥补了传统大学思政教学的不足。这种教学形式，暗合着人工智能的技术宗旨，如通过大数据算法融合人工智能、脑科学等交叉知识，系统化、针对性地为学生提供个性化教学方案；通过分析师生的教学痕迹和搜索热点，为师生提供目标化、导向式的信息推介。从这个角度出发，智慧课堂的教学技术是雏形的、正在升级的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业已对智慧课堂的教学产生重要影响，如在推动课堂信息资源建设、促进混合教学和情感教学及促进混合教学实践等方面，人工智能技术是智慧课堂教学的“技术内核”。

智慧课堂的技术批判，暗合着鲍德里亚对技术决定论反思的理念。鲍德里亚把20世纪生物技术革命中基因代码的范畴，带入到对技术现实的批判中。他认为，现实世界正在被符号、数码所替代，人类世界所能见到的一切事物，都能被二元对立的符号所替代。“通讯、自动化和系统理论方面发生的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直接生产出来的符号系统，并不是简单地隐藏现实，而是从大众传媒的特殊模式和方法、政治过程、遗传学、数据技术中制造出现实。”[1]32鲍德里亚在符号仿真范畴的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的技术决定论理论体系，指出后现代西方社会不再是资本生产主导的社会，而是由数据符号、模型和控制论所构建的虚拟社会，社会的原本状态已无人关注。正如今天智慧课堂在思政教学改革中的技术作用，智慧课堂的相关教学软件被内嵌入具备类似人工智能算法或程序：一方面，智慧课堂被赋予了更为强大的技术理性，并在大学思政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把传统的师生二元教学结构，转换为“教师—智慧课堂—学生”的三元教学结构，技术介入到师生交流过程中，成为颠覆传统教学关系的独立力量；另一方面，智慧课堂教学实践中，师生的主体权力被人工智能的力量所消解，既要在教学实践过程中接受数据权力的规训，也要接受技术效用可能存在的种种隐患，如信息何以甄别、个人隐私何以保护等问题。这些都意味着，可以把智慧课堂视为弱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一个样本，在技术伦理的领域内，对其展开考察，反思师生在强势技术力量下主体价值何以实现的问题，并以此推动大学思政教学实践的变革与创新。

一、腾挪与颠覆：拟真世界的技术反思

智慧课堂的教学方式，把互联网文化、大数据技术的相关技术成果，转化为推动大学思政教学改革的技术力量。如，在大学思政教学实践过程中，把信息技术的相关成果（VR体验、咨讯冲浪等），带入到教学资源的系统中；把混合教学的理念，带入到教学实践的过程中；把数据管理的技术，带入到教学管理的环节中[2]50-61。在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师生互动参与的同时，真正把教师从繁琐的教学管理中解放出来，也解决了学生学习信息匮乏、学习主动性不足的问题，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传统大学思政教学的严肃性和枯燥性，增强了师生互动，提升了大学生对思政课的兴趣。当然，较之于当前工业生产领域的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智慧课堂的相关软件属于“弱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以人工智能的方式解决传统教学的相关问题：

（1）教学管理。智慧课堂借助手机客户端和PC客户端的综合应用，能够实现考勤管理、作业管理、考试管理、成绩管理等，甚至通过相关软件和硬件的支持，直接开展在线监考等工作[3]50。

（2）深度学习。智慧课堂通过师生在相关软件上的教学痕迹，关注和分析课堂教学的特征及师生的学习兴趣点，推送关联性较强的知识信息，有望在原来学习的基础上持续展开深度学习[4]12-18。

（3）个性化学习。智慧课堂内嵌的大数据分析技术，能够根据学生的考勤、作业、议题讨论、师生互动等信息，给学生提供个性化、定制化的学习计划，有助于学生对大学思政相关问题展开纵深学习[5]64-68。

（4）角色模拟。智慧课堂能够通过议题设定、热点讨论等教学环节，把社会场景发生的时政热点问题，以最简单的角色设定方式，组织讨论并形成讨论痕迹，并在原来素材积累的基础上，形成讨论结果[6]14-17。

（5）虚拟环境建设。智慧课堂能够借助互联网技术最大可能地拓展学习空间，使得思政学习不再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智慧课堂采用线上授课、云端授课的方式，实现了师生的上课自由、学习自由[7]51-53。

从这个角度出发，大数据技术完成了传统课堂的线上建构，把几千年来积淀的教育场景腾挪到互联网打造的虚拟世界中。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就曾经明确技术决定论的批判雏形，他认为资本主义消费尽管落实到商品上，但商品本身内涵着社会和文化的意义——这种意义最终是由技术层次所决定的。之所以产生不同的消费层次、消费价格，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不同的产品所蕴含的技术水平不同，技术是社会运用的总法则。鲍德里亚所秉持的技术决定论，尽管高扬了马克思有关技术生产力的相关理论，却忽视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基本立场，这也是鲍德里亚遭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但无论如何，鲍德里亚给当前的技术批判，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即要关注大数据技术被赋予权力身份的现象，数据和符号构建的虚拟世界成为合法世界的一部分。

智慧课堂是基于大数据及其运算法则所构建的教学辅助体系：最初通过数据整合的方式，把教师的教学经验和学生的学习过程，转换为可以用数据运算法则表达的系统性软件，再把师生互动的现实教学实践，转化为数据运算法则可以规训的数据语言表达。从这个角度出发，鲍德里亚对技术批判的理论基点，亦可以在智慧课堂这里找到依据。鲍德里亚把21世纪生命科学的基因代码和信息科学的二进位代码，视为是虚拟世界、仿真世界产生的基础。信息技术发展的最终趋势是把人类所能感官的外在世界，都纳入到数据表达的符号系统中，并通过数据建模的形式来仿真建构。鲍德里亚把仿真世界构建的数据符号、生物基因符号，统一称之为“符码”（CODE）——如果说现实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的话，在鲍德里亚看来，虚拟世界建立的基础则是符码。

以大学思政教学的智慧课堂为例，智慧课堂也是建立在数据符码的基础上，智慧课堂通过数据的仿真，把线下的教学活动腾挪到线上，并通过相关软件打造虚拟课堂的线上授课——真实场景的教学实践，不仅可以被数据建模、被虚拟展开，甚至完全可以被替代[8]18-26。如疫情期间，全国大中小学展开的线上教学活动，恰好验证了传统的教学实践可以完全被线上所替代。仿真的数据建模，虚拟的课堂场景，是对传统教学实践的颠覆：如果说最初的信息教学，还是以传统教学实践为蓝本而进行设计，那么今天智慧课堂的教学方式则有可能完全摆脱传统教学实践，而独立构成一个自话自说的符号体系。正如鲍德里亚《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秉持的观点，消费社会的商品消费已经转化为意识形态符号的消费，符码业已摆脱现实的价值，它不仅塑造着虚拟世界，也在操控着虚拟世界。在智慧课堂的语境中，智慧课堂不再甘于充当“教鞭”的角色，而是被赋予了数据的权力，打破了传统教学中师生主客的教学实践关系，彻底颠覆了师生互动的教学生态，智慧课堂演化成一种独立的教学权力，成为师生交流的中介性力量。

如下图所示，智慧课堂已经演化成为一种颠覆传统教学生态的力量，它把传统教学中师生互动的教学实践，成功地转化为“教师-智慧课堂”“学生-智慧课堂”数据交往的教学实践。大学思政教学的相关课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导向，均融入到这一技术化的教学实践中。教师的主导作用被技术消解，智慧课堂演化为一种主导课堂教学的新型的、具有主体价值意涵的独立技术力量。这意味着，技术的力量，开始对师生双向主体展开反噬和反制[9]98-103。

二、反噬与反制：技术绑架的主体消解

对技术权力、工具理性的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和研究倾向。沿袭着马克思对技术异化批判的理论传统，鲍德里亚在认同技术改变社会面貌的同时，把技术理性的力量，带入对实践关系的影响中：仿真的数据场景，构建了新的交往现场；数据的力量，成为主导教学实践的权力型力量。以大学思政教学的智慧课堂改革为例，智慧课堂展开的教学实践，均可以全程在线上展开，拓展了师生主体的教、学能力，师生教、学实践的发生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但不可否认的是，智慧课堂环境内教学实践的发生要遵从智慧课堂的数据运算逻辑，要接受智慧课堂量化管理的评判，师生双向的主体价值都被强势的技术力量所解构，并逐步走向消解。

首先，智慧课堂语境下，出现了人机协同的新型主体。以大学思政教学为例，教师在课堂管理的全过程，必须接受智慧课堂的“规训”：备课的资料准备、信息收集，课堂的教学管理、教学互动，课后的效果追踪、师生交流。技术隐身在虚拟世界的背后，并操纵着人机协同的实践发展。人机协同的语境之下 ，真实的信息因转码而被扭曲。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就曾批判人对技术依赖而产生的惰性，他指出：

“人们越是接近真实资料、‘直播’越是用色彩、突出等手段来追踪真实，对世界真实的缺席随着技术的日臻完善就会越陷越深，愈加造成了电视或广播的这种‘真相’，即每个信息的首要功能就是要参照另一信息，关于越南的信息参照广告、后者参照每日新闻，等等——它们有条不紊地并置构成媒介的推论模式、信息、意义。但在看到这点的同时，还应清楚地看到它造成了一个完成的对世界进行剪辑和诠释的系统。”[10]113

在大数据技术建构的仿真、虚拟的课堂中，教师并没有真正地和学生交流沟通，而是一直和智慧课堂的软件沟通，教师的主体价值业已丧失了自然的本质——人的自然属性、肉体属性，已不再被关注——教师在智慧课堂的管控系统中，只是一个象征着教师的符号，这个符号的背后，究竟是不是真实的教师，已经无人关注。教师要接受这种现状，只能和智慧课堂互相学习，进而诞生人机协同学习的新主体类型。这种新类型的出现，固然赋予了师生双向主体新的实践能力，但也弱化了人的价值自我认同。

第二，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均开始丧失个体价值的认同基础。无论是马尔库塞、鲍德里亚，还是哈贝马斯、齐泽克等人，都在继承马克思批判异化的理论基础上，提醒大众要关注技术异化所内含的意识形态的力量。鲍德里亚所谓的“技术决定论”也是建立如此批判的基础上，技术既然能够提升人的实践能力，那么只需要解决技术装备问题，就可以解决人的主体价值实现问题——人通过自己制造的工具和自己发明的技术，来实现自我的价值。“技术决定一切”的背后，就已经把技术异化的逆种栽培到主体消解的大地上。但更多的教学改革风潮，却事实被“技术决定论”所绑架，不少人简单地认为教学改革就是提高技术装备的水平。“无论是人或学校，那些掌握技术者和装备者往往颐指气使，而那些技术缺乏者和装备匮缺者唯有唯唯诺诺。”[11]80教育技术成为获得话语权力的直接原因，并进而转化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力量，师生的主体价值认同方式，不再是传统的评价体系，而是自觉地接受了大数据技术的摆布，“技术以它不断地演进，有一天会达到完美的模仿……人会变得失去功能、不理性、主观，变成一个空洞的形式，开向功能神话，和与世界的效率相关的幻想投射”[12]56-57。

第三，智慧课堂语境下，师生的主体地位成为被数据摆布的玩偶。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助推下，业已对整个社会的传统产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传统的店铺贸易方式，被淘宝电商取代；传统的出租车行业，受到出行软件的冲击；甚至是传统的家政服务行业，都开始借助相关手机客户端、进行线上选人、线上签单。技术的冲击，最初发生在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含量较低的产业领域，但现在也开始冲击精密制造业、临床医学等高科技产业。人的直接劳动，可以被人工智能技术大面积地替代，这种情形也同样发生在今天的高校校园。

以大学思政教学为例，某种意义上讲智慧课堂教学系统的应用，实现了教师的劳动解放：一是丰富的备课资料、备课信息，使教师从繁琐的备课工作中解放出来；二是详实的教案资料、课件资料，使教师不必再头疼于课程设计，甚至可以直接借用各个智慧课堂教学平台提供的相关课件；三是缜密的教学管理系统，能够全方位地“监控”学生学习的全过程。但实现劳动解放的前提，是要接受智慧课堂的游戏规则，接受大数据技术权力的规训。

智慧课堂成为一种教学实践过程中的主导性力量，人人成为图像、人人被数据符号重构。鲍德里亚警惕地提醒大众：“我们都相信自己的感受器，这就是因为生活和其复制品过于相近、时间和距离萎陷而产生了强烈的雾视效果，无论是远距离参与、电视直播的心理剧，还是所有屏幕上的即时新闻，都是现实生活中的同一个短路动作。”[13]29鲍德里亚没有看到大数据时代到来的天翻地覆，但他却从热传媒时代感受了信息和技术对传统社会的冲击、人在技术冲击面前的无力挣扎。时至今日，大数据技术所构建的崭新的图景，及在大学校园中的技术应用，更是把师生放置到被技术随意摆弄的地位。“物成为符号，从而就不再从两个人的具体关系中显现他的意义。它的意义来自与其他符号的差异性关系之中。”[14]47数据符号成为课堂新秩序的主导者。

第二，智慧课堂语境下，没有鲜活的生命个体，只有显示屏上跳跃的数据字符。鲍德里亚在《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了一个核心的观点，资本主义生产的今天，社会生产的主流不再是商品的生产，而是符号生产[14]2。符号生产和现实的商品生产之间，没有必然关联，所以现实世界的真实性出现了问题，符号交往替代了真实的交换，符号生产替代了真实的生产。鲍德里亚认为，符号编织的虚拟世界，是大众意识形态营造了符号的仿真世界。智慧课堂的强势技术，也带来如此的虚幻认知：思政教师在进行教学和课堂管理的过程中，接触的并不是真实的学生，而是被大数据技术转码的学生代码。他要关注的并不是学生的真实情感、真实感受，而是要通过智慧课堂的分析软件和数据推送，去考察每一个学生代码的学习痕迹、学习兴趣和认知不足。学生也无需真实地认识教师，在被技术祛魅之后的教师，也仅仅保留符号性的尊严——教师是虚拟的智慧课堂管理层级中的高等级权限拥有者，教师也无需博学的知识、潇洒的魅力，他只需要能够娴熟地操纵智慧课堂的教学软件即可。由此以来，“抽象的符号才可能构造一个封闭的、完美的以及逻辑的幻觉，而这正是意识形态的结果。”[14]89数据符号演化为一种隐藏在智慧平台背后的、类似意识形态的控制力量。

强势的大数据技术把线下的现实世界以数据解码、转码的形式，打造、虚构了一个完美的虚拟世界、仿真世界，被技术观察和控制的人不再是世界的中心，而成为被技术摆布的玩偶——技术权力和技术转码把普罗大众的主体性彻底消解，人人被抽象为数据符号，技术主宰着人的精神生活，在原本通过技术实现自我的道路上，人类失去了寻找自我价值的根基，人的价值消失在技术物所呈现的世界之中[13]43。

三、交往与重建：技术交往的何以可能

鲍德里亚在上个世纪90年代推出了自己著作《完美的罪行》。所谓的“完美”，是指从人类需求的方面，把对生活的精细化、精致化需求，和高科技技术的发展相契合。人的所有需求，都可以通过技术引导来实现，但人的主体性最终被完美的技术所“谋杀”，人人生活在被技术遮蔽的仿真世界中。仿真世界，并不是事物的本来状态，都是超越了事物的本来状态，比原本的状态还要完美，还要真实。尽管不可否认，鲍德里亚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人，对技术理性、对媒介文化都展开了不遗余力的批判，但彻底地否定技术，否定技术力量，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立场，也不符合现实。鲍德里亚对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立场判断，能够警醒当代人关注人工智能可能存在的潜在主体性威胁，但鲍德里亚彻底的技术悲观论基本论调，并非是可取的理性立场。

从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合理成分出发，重新审视人工智能问题，重新考察智慧课堂问题，或许能给技术伦理、实证教学的研究带来新的启发。鲍德里亚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学人，事实都是在马克思批判异化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展开对当代传媒技术、科技力量对主体侵害的批判，也都事实地集中在一个核心问题上，即技术交往的何以可能问题——人工智能业已融入到现实社会实践，成为服务生活和生产的重要技术力量。人工智能技术所打造的智慧课堂教学模式，实现了鲍德里亚笔下所言“完美的仿真”，以疫情期间笔者通过“学习通”软件与天涯四方的学生授课为例：笔者和大多数同学都能严格按照某教学软件的要求，准时上课、下课，按照课堂的正常程序展开备课、课堂讨论和课后交流等环节。甚至于监考工作，都能在线上被模拟展开。

但笔者和不少学生，在感慨技术进步的同时，都能感受到技术监控的魅影：首先，个人的隐私无从保护。智慧课堂软件在安装的时候，就已经自动扫描使用者的通讯隐私和其它信息隐私。只有接受这种被动扫描，才能进行下一步的正常安装程序。其次，信息推送被人工智能的后台分析而进行主题精准推送，但具体信息的真实性往往并不加以甄别。笔者曾就“疫情防控”专题，与同学进行线上讨论，该学习软件推送的相关讨论信息素材，大多数是自媒体和其它论坛的发帖，信息的真实性无从考证。第三，师生操作手机的其它系统，往往被智慧课堂软件的浏览痕迹所“绑架”。在笔者和同学交流过程中发现，智慧课堂会利用线上录音、录像的功能，对师生讨论的关键词进行锁定并展开商业推送。如笔者和同学讨论某地文化主题之后，手机浏览器会自动推送该地的美食、酒店信息。这些也意味着鲍德里亚对技术的恐慌和忧患并非空穴来风。此外，还有不少同学反映，好不容易从手机游戏中解放出来，因为智慧课堂软件又重新做回“拇指一族”。如鲍德里亚所言，“当代的无意识被大众媒介以及符号学所鼓吹，但却仍然需要个体或者个性的载体。今天的每个人，都拥有某种无意识：我的、你的、他的。”[14]112人人成为数据权力作用的对象，被技术意识形态所控制，“由此一种意识形态的还原，最终也不过是回到秩序体系以及社会价值之中。”[14]113

四、结语

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或许不是解决人工智能环境下技术交往的最佳路径，但却为智慧课堂的教学实践技术交往提供了相关思路：一是要明确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关系。人工智能的强势技术力量，把智慧课堂作为中介性的力量，纳入到师生的主客交往过程中。具体交往从师生的二元主体交往模式，演变成了“教师-智慧课堂-学生”的三元主体交往模式，传统的教学主客体理论已经无法解释今天的智慧课堂教学，由此要重新审视技术的力量和作用。鲍德里亚提醒人要摆脱技术符号的控制、要反对技术的制约，把技术力量直接作用于社会，对今天考察师生交往关系，依然具有启发的意义。二是要明确主体价值和信息媒介的关系。鲍德里亚深受麦克卢汉的影响，重视媒介传播对人实现自主判断、自我价值的影响。他指出媒介本身的编码、转码过程，已经把技术的意识形态渗透到信息传播的过程中。媒介的功能性体现在自我的包装和强制性的曲解两个方面[10]132。智慧课堂的教学方式，是把大数据的社交软件腾挪为虚拟课堂环境内师生的交往和海量的信息推送。海量信息，意味着信息的真实性无法甄别，并极有可能把课堂转化为信息爆炸的场景，而忽视大学生个体理性精神的培养。“娱乐至死”的信息推送，无助于大学生批判性思维的构建，浅阅读的功能也无法被经典阅读的魅力所替代。三是要明确课堂教学的人文底色及信息技术的有效限度。传统课堂所构建的课堂交往，是师生的情感交往、价值交往和个性交往，依托于人工智能技术的智慧课堂交往则把技术的力量，拖拽到课堂交往的环境中。教师的角色被矮化为“信息播放员”，学生的学习过程则可能被“信息填鸭”所充斥。鲍德里亚提醒大众，要警惕传媒技术的单向传播隐患，原因在于技术传媒本身所呈现的信息，已经不再尊重大众的话语权力。“意识形态的过程是一个将象征性物质载体还原为、抽象为一种形式的过程。但这种还原性抽象立即成为一种价值（具有自主性的），一种内容（超验性的），一种意识的显现（所指）。”[14]175师生沉湎到信息的海洋，无法恢复到人文课堂的氛围，最终被信息技术所左右和裹挟。这也是鲍德里亚技术决定论理论在智慧课堂反思中的启发。

由此可见，鲍德里亚的技术决定论，尽管被笼罩上宿命论的悲观色彩，却给人工智能时代主体价值的高扬提供了批判和反思的契机。人工智能助推着技术力量，成为凌驾于社会实践至上的独立力量，技术威胁业已呈现于大学思政教学的环境中，如何把技术进入合适地嵌入到人类理性发展的过程，既是技术哲学要深思的问题，也是大学思政教育要解决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