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需视角下城市地域扩张的逻辑框架构建
——兼论贵州城市地域扩

张蔡永龙，刘 松，李文辉，陈忠暖，陈 琪

(1.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部，中国 北京 100875；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中国 广州 510275；3.华南师范大学 a.科技创新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b.地理科学学院，中国 广州 510631；4.遵义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中国 遵义 563000)

城市扩张是城市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反映[1,2]，也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3,4]。城市扩张现象受到经济学、制度学、地理学等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它的特征、模式、形态、影响因素等是学界共同聚焦的话题[5]。经济学视角下，城市扩张是市场经济下自发的结果，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存在用地需求就会导致城市向外扩张；制度学视角下，城市扩张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下所产生的结构性结果[6]；地理学视角下，城市经济基础理论[7]认为基本活动是地方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8,9]，是解释城市增长机制的理论基石。

美国社会学家Park和Burgess共同提出同心圆理论为城市扩张的研究拉开了序幕[10]，而后持续受到了学界的关注，尤其是影响因素和空间扩张模式的研究成为焦点[11]。城市扩张的影响因素较多，例如自然地理、人口规模、经济因素、城市政策等[2,12]。不同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功能性质、地理区位、地理环境等要素禀赋的差异导致影响城市扩张的因素既相同又存区别[13]。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土地市场化水平越高的城市，城市扩张速度越快[14-16]。在城市地域向外扩张的过程中，经济发展是促进城市扩张的根本驱动力[17,18]，推动城市建设用地大规模增加[19,20]。同时，经济发展刺激固定资产投资的大幅增加、促进人口增加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也被认为是城市扩张的驱动力[21]。此外，城市扩张研究过程中，数据的来源渠道与完整性及其指标的不同导致城市扩张研究的结论差异较大，也会出现相同问题的研究结果可比性不强[22-26]。

国内学者对城市空间扩张的驱动因素的研究更强调政策的主导作用，也有较多学者关注产业结构的调整、外资的注入、收入差距、经济密度等[27,28]。例如，城市扩张与政治和社会意识形态改变、政策和制度变化以及人口增长、科技进步和经济实力增强等社会、经济、人文因素密切相关[29]。同时，不同维度的城市扩张的驱动因子具有差异性。例如，在宏观尺度上，城市规划、土地利用政策等政府行为和过去三千年城市发展形成的旧有城市格局从根本上决定了现代北京城市发展的基本风貌和格局；在中观尺度上，社会和经济因素为城市扩展提供了驱动力，最明显的是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微观尺度的地形、区位和交通限制决定了城市扩展的可能性，其中越邻近高速公路越有利于城市扩张[30]。

综上，在关于城市地域扩张影响因素及其驱动力的研究中，城市通常被视为一个“封闭性”的地域行政单元。城市是一个开放性的地域系统，具有较强的经济外部性，但是，没有基于城市开放性与外部性的特点建立解释城市地域扩张的内在逻辑框架。此外，城市地域扩张的本质是城市用地需求的增加，从用地需求增加的原因探讨城市地域扩张也存在不足。因此，本文以城市经济基础理论为依据，从供给与需求视角构建解释城市地域扩张的逻辑框架。基于逻辑框架进一步探讨贵州的城市地域扩张及其对策。文中的城市扩张指城市实体地域的扩张，简称城市地域扩张，也就是城市建成区[8]。

1 城市地域扩张的基本条件

1.1 外部需求扩大城市基本部分规模

城市经济基础理论将城市的总经济活动分为基本部分与非基本部分，基本活动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9]。外需是影响基本活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市域外的需求促进市域内生产产品或货物，通过运输供给至市域外有产品或货物需求的城市，从而为城市创造经济收益，并以“乘数效应”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成为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31]。

图1 城市经济发展的逻辑 Fig. 1 The logical of urban economic development

城市经济发展与企业规模扩张具有相似性，产品输出从而创造收益是企业规模扩张的前提[32]，外部需求是企业生产产品或货物的驱动力，城市经济增长亦如此。城市是生产产品或货物最基本的地理单元。资源禀赋、市场环境、地理区位等因素导致产品生产的地域差异[33]。城市间的产品运输是满足国内需求的城市或区域的主要方式，出口则是满足国外消费和投资所需产品的具体方式[34,35]。城市需要为市域外所需的产品或货物提供产品与货物生产的场地，城市在生产外部所需产品的过程中促进经济发展。当外部需求减弱导致所需的产品或货物减少时，外部需求的疲弱会延缓或阻碍城市经济发展[36]。因此，市域外的外部需求促进市域内生产产品或货物，生产产品或货物运输(供给)至市域外，形成的供需双向联系促进了城市基本部分的发展以及规模的扩大，从而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图1)。

1.2 内部需求推动城市非基本部分发展

企业或项目入驻城市是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单元，企业或项目入驻所创造的就业岗位引导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流动至城区的人口包括城市行政地域范围内乡村向城市地区流动的人口和城市外部流入的人口[5]。人口集聚导致满足城市基本部分和城市居民正常生活所需的非基本经济活动的规模扩大，从而扩大内部需求。内部需求受到城市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阶段的影响，地理位置对非基本活动规模影响巨大[32]。

地方性的中心城市、发展较为成熟的老城市，因在长期的发展历史中，已经完善和健全了城市生产生活体系，B/N可能较小，非基本部分较大；专业化程度高的城市的非基本部分较小。新城市因发展时间较短，未完善内部的服务系统，B/N可能较小，非基本部分的规模较小；位于大城市附近的中小城镇或卫星城，因依附于母城，可以从母城取得本身需要的大量服务，与规模相近但远离大城市的城市相比，非基本部分也可能较小[5]，因此，内部需求的变动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尽管众多影响因素决定了非基本活动的规模，但是内部需求与人口集聚的关系是恒定的。因此，内部需求会促进商业、娱乐业、餐饮业、服务业、交通行业等不同行业的快速发展，从而为迁移进入城市的新增人口提供服务。随着满足市民和企业需要的非基本活动的快速发展，城市的服务体系会大幅改善，从而促进大量的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进一步扩大城市非基本部分的规模。

1.3 城镇化进程扩大城市人口规模

城市也称城市聚落，是以非农产业和非农人口集聚形成的较大居民点，人口稠密是城市与乡村不同的主要特征，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是城乡人口密度差异较大的原因，这样的人口流动过程称为城镇化[5]。城镇化进程引导人口从乡村向城市流动，不断提升城区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区内人口总量、区外人口迁入等影响城区人口规模的上限。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工资水平，工资水平是影响人口迁移的重要原因[37]。假定城市人口总量在某时间段稳定时，中心城区的人口数量是可确定的。

城市化发展S形曲线的三阶段理论将城市化进程分为初始阶段(城镇化率<30%)、中期阶段(30%≤城镇化率<70%)和后期阶段(城镇化率≥70%)[38]。当城镇化率大于70%时，城市化进程逐步放缓，到特定阶段时趋于稳定，城乡人口比重趋于稳定。国内学者在三阶段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与经济发展阶段和经济增长阶段相适应的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四阶段理论[39]，即城市化起步阶段(城镇化率<30%)、中期阶段(30%≤城镇化率<60%)、后期阶段(60%≤城镇化率<80%)和终期阶段(80%≤城镇化率≤100%)[40]。不同尺度下，三阶段论与四阶段论的解释具有差异性，前者适用于省域、国家和跨境尺度以及经济欠发达的城市或地区，后者对城市尺度的解释更具适用性，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区域性中心城市或省会城市。虽然两个理论对不同的地区或城市具有不同的解释适应性，但是具有城市化率(UR)达到特定值时城市人口规模趋于平稳的共同特征。因此，当城市常住人口(PRP)规模达到稳定的峰值时，城市化率趋于高位稳定时，二者的乘积是确定的，即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数量(UP)由下式确定。

UP=PRP×UR。

(1)

1.4 城市用地需求增加推动城市地域扩张

市域内乡村人口与市域外的人口向中心城区流动扩大了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新增人口必然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就需要为服务业提供经营的场地空间。外部需求促进市域内生产产品与货物，生产新增产品与货物的企业也需要生产场地。为新增人口提供公共服务与生产产品或货物均需要场地空间，与乡村相比较，交通可达性趋优、服务便利的城市则成为提供场地的首要选择[41]。土地是场地建设的载体，提供土地开展场地建设将增加用地需求，用地需求增加在地理空间上表现为城市地域扩张。当城市经济增长引导市域内乡村人口与市域外人口迁移至中心城区时，在人均用地量恒定的前提下，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八类城市用地的需要量将大幅增加(不包括待深入研究用地)(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 50137—2011)。当然，城市发展方向与产业结构将影响各类用地增量的结构。

人口迁移至中心城区后将促进住宅用地与幼托、文化、体育、商业、卫生服务等服务设施用地量的增加，从而增加城市居住用地。以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等绿地与广场用地也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供水、供电、排水、消防、人防等供应设施、环境设施、安全设施等公用设施用地也会逐步增加。人口规模扩大，原有的有限的行政办公用地难以服务更多的城市居民，寻求用地扩张用以建设办公场所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路径，从而教育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的需要量会大幅增加。外部需求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从而扩大城市的内部需求，满足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等内部需求的商业用地也会逐步增加，供市民娱乐所需的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大型游乐设施等场所的用地也会大幅增长，满足城市内供水、供电、养老机构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的用地也会增加。

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驱动力，第二产业是推动城镇化进程的直接动力[5]。外部需求促进城市发展工业经济，从而增加就业岗位，带动市域内的乡村人口或市域外的人口向城市集聚。企业或项目是工业化发展的基本单元，土地为企业或项目落地提供场地。在外部需求与内部需求的相互作用下，工业化进程逐步加速，尤其是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工业化所需的工业用地基本呈现线性增长，到工业化中后期呈现井喷式增长。当工业化进程发展到高级阶段或产业结构趋于稳定时[42]，用地不再继续增长。因此，工业化进程将增加工业用地的需要量，同时，工业用地是城市地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工业化进程将扩张城市地域空间范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企业与项目的数量增多，生产的产品与货物增加，作为将产品或货物运输至有需求的城市的中转站所需的物流仓储用地也会增加。对内交通主要解决城市内部各区域的空间联系、外部交通是承担城市对外交流的连接线，对内与对外交通的有效衔接有助于提升城市的交通可达性，从而提升城市的区位优势。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人口规模扩大将会拓展城市地域空间范围，以城市道路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等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的需要量会逐步增加。当城镇化进程趋于停滞时，城市地域空间外延逐步放缓，交通用地由向外拓展转为内部改善，交通用地的需求逐步减少。

2 城市地域扩张的逻辑框架

从城市地域扩张的4个基本条件出发，构建城市地域扩张的逻辑框架。外部需求促进了城市基本部分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43]。外部需求(市域外)促进市域内生产各类产品或商品，市域内生产的产品或商品通过交通工具运输(供给)至市域外有需求的城市或区域，形成供给与需求的供需双向关系，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图1)。

外部需求(市域外)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基本动力。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外需由国内外需与国外外需两部分组成[44]，二者均包括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需求侧的变动会促进各城市通过比较优势发展城市经济。消费是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33]。人类对生活用品、生产用品、工业产品、粮食等产品或货物的需求是刚性需求，刚性需求必然需要企业提供产品和货物。投资是驱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在投资建设的过程中，铁路轨道、高速路基、钢铁、起重机、建筑材料等产品也需要企业生产。企业是提供消费和投资所需的产品或货物的基本单元，企业在生产产品或货物并向需求区域或城市提供产品和货物时，企业将会创造收益。企业又是扎根于城市地域空间内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细胞，各个企业的组合整体上就推动了城市经济发展。因为企业或产业扎根于城市是以土地为载体，所以企业的增多无疑会增加用地需求。

在城市发展的初级阶段，人口集聚有限且城市地区的劳动力数量有限。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当企业生产产品或货物需要越来越多的劳动力时，增加的就业岗位会吸引市域内乡村人口或市域外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从而为企业生产产品或货物提供劳动力保障。人口的流动过程推动了城镇化进程，促进城市城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规模扩大(城区)会促进城市内部需求的壮大，进一步扩大城市非基本部分的发展[5,45]。城市非基本部分的发展也会对城市基本部分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

综上，外部需求导向下，市域内与市域外的供需关系促进了城市基本部分的发展，进而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吸引市域外的人口与市域内乡村人口向城区的迁入(市域内的人口城镇化)，扩大了城市中心城区的人口规模，推动内部需求的壮大，从而推动城市非基本部分的发展。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需要提供与之相匹配的用地需求，以企业、产业、项目为支撑的城市经济也需要大量的场地空间。因此，人口规模的扩大和城市经济发展会增加用地需求，用地需求的增加将会促进城市地域逐步向外扩张(图2)。

图2 城市地域扩张的逻辑框架Fig. 2 Logic framework of urban area expansion

3 贵州城市地域扩张的基本条件与对策

3.1 贵州城市地域扩张的基本条件

3.1.1 以外需为着力点拉动贵州经济发展 区域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地理区位是影响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沿海及沿江地区是经济发展的先行区[46]。因为“地理中性”的政策较少存在，所以地理区位也是中国大陆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表现出由沿海向内陆呈现东部-中部-西部逐渐递减的3级阶梯格局形成的关键因子。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因远离沿海地区，导致以投资、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发展路子未能更好惠及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的贵州，导致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处于中国末端。

截至2019年底，贵州地区生产总值(GDP)为16 769.34亿元，位列中国大陆地区第22。同年，贵州省的人均GDP仅为46 433元，排列全国第29位(不含港澳台)，低于全国均值(70 892元)，与全国第一位(不含港澳台和4个直辖市)的江苏省相差约77 174元。两项指标位列全国末端，说明贵州经济的发展水平较低。2019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超过50%，达到53.9%，说明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动力。贵州要摆脱经济发展水平长期位列中国大陆省域单元末端的局面，需要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中，不断振兴工业经济和第三产业，为其它以消费需求拉动经济的地区提供产品和服务，以此振兴省内经济发展。同时，要积极融入全球产业链，为全球其它地方提供产品。因此，贵州要把脉国内其它省域与全球其它国家的需求发展趋势，以外需推动贵州的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发展是以产业和项目为依托，随着产业和项目落地，用地需求则会不断增加。

3.1.2 以内需为辅助扩大非基本部分的体量 城市经济快速发展需要主动发展适应外部需求所需的产业，为外部需求所需要的地区提供产品和消费物品。随着企业或项目入驻，就业岗位不断增加，人口会不断向城市地区流动，促进城市人口规模的不断增加。人口持续集聚，促进满足城市基本部分和城市居民正常生活所需的非基本经济活动的累积量会不断增大，从而壮大内部需求。随着满足市民和企业需要的非基本活动的快速发展，城市的综合服务能力会大幅改善，促进大量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从而促进城市非基本部分的持续壮大。非基本部分的壮大需要相同规模的地理空间，因此用地需求会增加。

图3 贵州省城镇化进程 Fig. 3 Inter-annual vari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Guizhou

3.1.3 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城镇化，扩大城市人口规模 随着外需和内需的同时发力，贵州城市经济发展加速。经济发展引导大量的人口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转移。进入21世纪，贵州省常住人口总量从2000年的3 755.72万人降至2019年的3 622.95万人。乡村人口从2000年的2 859.23万人降至2019年的1 846.98万人，城镇人口从2000年的896.49万人增至2019年的1 775.97万人。城镇化率从2000年的23.87%增至2019年的49.02%(图3)。可以看出，虽然贵州省城镇化进程在逐步加快且城镇化率在不断提升，但是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且城镇化率仍未突破50%，仍处于30%-70%的加速阶段[39]。乡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动仍具有较大空间，城镇化可在较短的时间内突破50%，但是升至70%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

国内经济的驱动力已由投资和出口驱动主导向消费驱动主导转变[47]，经济驱动力的转变带来的是产业结构调整。城市作为生产所需产品的场地，应与时俱进生产外部地区所需的产品或货物，从而促进贵州城市经济发展。因此，在正确把脉经济发展转变和外部需求变化的前提下，加快贵州经济发展，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城市对人口的吸引能力，引导乡村或市域外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外部需求与内部需求的增强，将有利于加快贵州经济发展，促进贵州省城镇化进程，扩大城区人口规模，进一步增加用地需求，扩张城市地域范围。

3.1.4 城镇化促进城市用地需求增加，推动城市地域扩张 随着贵州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市域内乡村人口向城市地区流动与市域外人口迁入会增加城市人口规模。不管是以产业和项目落地促进的城市经济发展，还是人口规模的扩大，都需要提供相应的场所作为空间载体。假设在人均用地量恒定的前提下，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物流仓储用地、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公用设施用地、绿地与广场用地等8类用地城市用地需要量将大幅增加，才能满足增加的人口所需的场所和项目与产业所需的空间生产场所。

当人口迁移至贵州各城市时，将促进住宅用地与幼托、文化、体育、商业、卫生服务等服务设施用地量的增加，从而增加城市居住用地，配套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等绿地与广场用地也会逐步增加，供水、供电、排水、消防、人防等供应设施、环境设施、安全设施等公用设施用地也会增加。随着人口规模扩大，教育用地、文化设施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等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需要量会大幅增加。随着贵州城市经济的发展，满足零售商业、批发市场、餐饮等内部需求的商业用地也会增加，供市民娱乐所需的剧院、音乐厅、电影院、大型游乐设施等娱乐、康养用地也会大幅增长，满足城市内供水、供电、养老机构等公用设施营业网点用地也会增加。此外，物流仓储用地、城市道路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交通场站用地、社会停车场用地等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会逐渐增加。随着城市用地需要量的上升，城市地域的空间范围将会向外延拓展。

3.2 贵州城市地域扩张的对策

行政区划的合理性对地区经济增长具有重要影响[48]，合理的行政区划有利于减小空间联系的阻碍和增强区域间的空间相互作用。因为经济增长不仅会提升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还会吸引乡村与市域外的人口向城市集聚，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城镇化率也越高[45,46]。人口的集聚必然导致用地需求的增加，进一步推动城市地域的空间范围向外扩张(图2)。所以，从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城镇化进程加快和行政区划优化的角度讨论城市地域扩张对策是合理的。根据对全国省域单元的行政区划、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数据进行Z-score标准化后绘制的拟合曲线可以看出(图4)，在城镇化率较低时(A阶段)，呈现市辖区少、人均GDP低和县级单元多的特征。随着城镇化率逐步提升(B阶段)，呈现人均GDP增加、市辖区逐渐增多和县级单元减少的趋势。当城镇化进程加快时(C阶段)，表现出人均GDP快速提高、市辖区逐步增多和县级单元逐步减少的特征。据此推断，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将稳步提高、市辖区数量将逐渐增多和县级单元将逐渐减少。

图4 城镇化率与人均GDP、市辖区和县域单元的变化关系(不含港澳台和直辖市)Fig. 4 The relationship of change between urbanization rate and per capital GDP,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counties(Excluding Hong Kong, Macao, Taiwan and municipality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China)

贵州省行政区划的现状表现出地级市数量少、市辖区数量少和县级单元多的特征。截至2018年末，贵州省市辖区数量仅15个，位列全国第26，与第1位的广东省相差近50个，远低于全国省域单元的市辖区数量均值(31个)。单位面积的市辖区数量仅0.85个，位列全国第21。县级单元数为72个，位列全国第12。市辖区数量与县级单元数量的比值仅为0.21，位列全国第23。地级市单元仅6个(不含自治州)，位列全国第24；单位面积的地级市单元仅0.21个，位列全国第20(表1)。根据随着城镇化率的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将逐步提升、市辖区数量将逐渐增多和县级单元将逐渐减少的推论，我们认为，在贵州城市经济和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需要通过增加贵州省地级市数量、扩充市辖区数量和减少县级单元数量优化行政区划。增加市辖区有利于扩大城市地域的空间范围，为经济发展过程中乡村人口或市域外人口向城市地区集聚提供必要的地理空间。

表1 2018年全国各省域或直辖市行政区划统计结果(不含港澳台)

从现阶段来看，贵州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导致提供的就业岗位数量有限，进而削弱了中心城区对市域内乡村人口以及市域外人口的吸引力，这也是贵州城镇化率仍然不足50%的原因之一。侧面也说明，贵州中心城区人口规模的增加仍然具有较大空间。因此，贵州需把脉外部需求的变动趋势，接受经济发达地区且符合贵州实际需求的产业转移，增加就业岗位，提升城市人口的吸引力。未来，随着贵州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域内乡村人口以及市域外人口不断向中心城区集聚，用地需求必然增加，城市地域空间将进一步扩张。通过与全国和各省的对比得知，城镇化率越高的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也越高，并且市辖区数量逐渐增多、县级单元逐渐减少。因此，随着贵州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和经济快速发展，需优化行政区划。

4 结论与讨论

城市地域扩张的本质是用地需求的增加，研究城市地域扩张的机制就是探究用地需求增加的原因。因此，为弄清楚城市地域扩张或用地需求增加的原因，以城市经济基础理论为依据，基于外部需求扩大城市基本部分规模、内部需求推动城市非基本部分发展、城镇化进程扩大城市人口规模、城市用地需求增加推动城市地域扩张等4个基本条件，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构建了以需求推动城市经济发展、城市经济发展促进人口规模扩大、城市经济发展与人口规模扩大共同促进用地需求增加从而推动城市地域扩张的解释框架。

外部需求促进了城市基本部分发展，从而推动了城市经济增长。市域外的外部需求促进市域内生产各类商品，市域内生产的商品通过交通工具运输至市域外有需求的城市或区域，形成市域内供给至市域外有需求的城市或区域的供需双向关系，进而促进城市基本部分发展，推动城市经济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就业岗位会不断增加，市域内的乡村人口与市域外的人口向城区不断集聚，从而推动城镇化进程，城区人口规模不断扩大，进一步促进城市非基本活动(内需)发展。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企业入驻城市地区和人口增加所需的公共服务以及非基本活动的壮大均需要更多地理空间，将导致用地需求的增加，进而促进城市实体地域逐步向外扩张。

根据构建的城市地域扩张逻辑框架，结合贵州的城市经济发展实际、城镇化现状与变化趋势和行政区划实况，提出贵州城市地域扩张的两条对策。一方面，通过外需促进贵州省的城市经济增长，吸引人口向城区集聚，推动产业和基础设施等城市基本部分与非基本部分用地规模的扩大；另一方面，随着贵州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的加快，需通过增加地级市、扩充市辖区和减少县级单元优化行政区划(行政区划的具体调整方案仍需进一步论证)。

从省域尺度看，随着贵州的经济增长，在城镇化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的现实背景下，人口集聚推动城市地域空间范围向外拓展有其必然性。然而，由于地理区位、城市的行政等级、资源禀赋、城市性质、城市职能等要素以及发展阶段的不同，人口在镇、县、地级市等不同尺度的城镇地域单元之间的流向可能会出现差异，吸引人口集聚的城市会出现地域扩张，反之则不扩张[49]。如果考虑财政分权、地方竞争、土地财政等因素对城市土地利用的影响[50]，那么贵州城镇化进程中的人口增量、用地需求和现有土地存量三者之间的平衡仍然需要更为合理地评估。未来，定量测度城市地域扩张的逻辑框架是重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