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场景、意象
——论宋榞长篇小说《百合》的创作特色

陈广通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戏剧性是自小说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艺术效果追求，中国古代小说大多以情节为主，亨利·詹姆斯等西方作家也曾大力提倡。一般观点认为，戏剧性来自于情节的紧张刺激、悬念丛生，这样才能吸引读者读下去，并引发读者的想象与思考，是一种接受美学范畴内的表述。《百合》也有着谍战的情节，但作者宋榞并没有就此止步。不管是有心还是无意，他在小说戏剧性探索的道路上显然走得更远。其中包括对于场景的经营，它的直接效果是使作品产生了明显的画面直观感，形象立体的呈现使读者像是在“看”而不是在“读”。同时，意象的设置使作品内蕴丰富，也使叙述更加简洁凝练，这也是《百合》名字的由来。从文学现代性方面来说，作者突破了传统小说以人物为中心的结构方式；从传统发展方面说，他又发扬了中国古代文化的诗性精神，将诗歌的自然意象结构移入小说中来，使诗、小说、戏剧三种文学体裁融合到了一起。

一

矛盾冲突是戏剧性生成的有效条件，几乎可以说是必备条件，有了各种力量的相互纠缠才有可能使作品抓住人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有看点”。更重要的是在各方的角斗过程中会为读者提供理解作品主题的张力空间，这个空间越大越宽阔，内蕴的包容也就越复杂越丰厚。就《百合》来说，其中的矛盾冲突大体可以被捋出三个层次：敌我之间的战斗冲突（即表层冲突或者外在冲突）；各色人物个体的心理冲突（内在冲突）；由前两类冲突所揭示的人性存在的普遍冲突。三个方面层层递进，又相互交织，在戏剧性十足的叙述流脉中展示出作者对于历史、人生的人文主义式关怀。

宋榞自我声称“《百合》本就不是为情节而作”[1]4，如果为了悬念，他没有必要，而且最好不要将凶手张鲁直在叙述起始就透露出来。对于悬念的搁置有点类似于现代小说中的“情节淡化”处理方式，但是作者并没有完全放弃对于情节的经营。因为如果没有了情节的承载和连缀，整部作品也就不复存在了，它是外部冲突的根系所在。很显然，作者此言不是在强调作品的结构方式，而是要突出情节冲突下所掩盖的人性矛盾。敌我之间的战斗冲突是《百合》的故事得以成立的情节基础，它的表层进展并不复杂：一段全国解放初期发生的剿匪故事，中间贯穿着破获间谍杀人案的线索，最后我军将间谍正法，同时端掉匪军老巢。在王半川府邸救家属、百合谷决战、智取老虎山等一系列战斗中，人民解放军的正直善良与匪军的邪恶凶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历史大是大非的谱系里，“脸谱化”也可算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刻画方式，矛盾双方以各自极端的姿态对峙于权力更替的漩涡里。我们在其中看到了王半川、孔桂芬等为代表的敌对势力的险恶用心，而对于江媛、江大川、叶霜、周雅娟等我军战士的刻画则表明了作者对于历史正义认同的坚定立场。

如果仅仅在敌我双方的斗争中展示存在对于历史正义的必然要求的话，那么《百合》就与“十七年”时期的革命小说（比如《红岩》《林海雪原》等）见不出分别，它们同样讲述的是革命政治军事运动中的传奇故事。从这个方面来说，《百合》的特别处之一在于能够在清晰的二元对立模式中见出双方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矛盾冲突过程，并以此为全篇主旨服务。综观《百合》的整个叙述过程，我们并没有发现一个能够统摄全篇的中心人物。虽然敌我双方的战士们都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必然产物，但作者似乎并无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主动意识。无论是江媛、赵雪还是王半川、张鲁直等，其中没有“高大全”，只有对于真善美和假恶丑的“扁平”式代表，他们更像是一种符号，更接近于“新时期”之前的革命文学批评框架下的群像雕刻，谁都无法承担起独特的“这一个”的指称功能。不过宋榞并没有停留于此，在历史正义与邪恶的交锋中，我们还是很清晰地感受到了作为个体存在的人的精神深处的挣扎与发展变化。赵雪本来与江媛、周雅娟是同窗密友，只因政治信仰的相悖而分道扬镳。由于身处环境与斗争任务使然，她变得冷酷、决绝，但即使在以命相拼之际仍然无法忘怀昔日友谊（倒仙茶楼话别一场，她赠的百合证明了其对于昔日姐妹的冷酷只是一种“伪装”），只是在形势所迫之下她始终压抑着内心的温情。不过，丈夫的阵亡使她既痛恨匪首孔桂芬，也恨昔日的好姐妹江媛，最终是敌人的无情与密友的舍身相救促使她回头，并在敌我最后的火拼中完成了自我内心的救赎。肖紫嫣的矛盾来自于爱情的苦恼，最后也是在周雅娟付出生命的代价下，与战友达成了和解。作为全书情节运行的源点，张鲁直的内心看似简单（只为复仇、泄愤而存在），实则复杂。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他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坏人”，他原本只想做一个老老实实的本分人，成为国民党军队间谍也只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巧合。故事起始时候的他只是对于作为个体存在的王半川恨之入骨，对于王夫人爱恨交加，但是此时的嫉恨被他深深压在心底，并没有使他失去理性。作为国民党军队间谍的张鲁直似乎完全倒戈，没有为王半川提供任何情报，反而在我党阵营里有着上佳表现，俨然一个忠于革命、忠于党的进步军人。转折发生在昔日恋人王夫人及其妻儿在战乱中惨死之后，他发誓要报复，无论是我军还是国民党军队都是他的仇恨对象。在以后的行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将自己同时置于国共双方阵营之外，表面上即是国民党军队间谍又是我军战士，实际上却在残害我军的同时又与国民党军队斗法。他明明懂得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毫无希望，我军是他的适宜归宿，却偏偏摆脱不掉仇恨的控制，以至于最终走向了覆灭。从一开始来自王夫人的爱恨冲突到由战争带来的正邪矛盾，在几次想要收手的打算里他的灵魂挣扎一直没有停止过。张鲁直近似主动地将自己置于政治斗争双方的夹缝中，他所祈求的不是个人发展道路上的左右逢源，只是想在这个有限的夹缝中极力使自己被仇恨完全攫住的精神世界得到平衡。虽然最后结局是被毁灭，但他杀死32个战士为王夫人祭奠的目的已经达到，这时他的内心似乎已经平静。但在当时的斗争形势下并不是人人都有设计自己命运的自主权，张鲁直已经骑虎难下，最后犯下了更大的罪恶，成了彻底的杀人魔王，被我军正法也算是咎由自取了。

无论是江媛、肖紫嫣还是张鲁直、赵雪，他们身上的爱与恨以及由此催生的善与恶，都是人类本性中的根本存在。它们作为一种潜在的质素隐伏于人类的生物机体中，在平凡的年月里或许并不见得如何强烈，但一旦遇到战争这种大动乱环境它必然会被激发出来。在这个环境里，几乎一切都因爱而生又因恨而起。从戏剧性生成的角度来说，在《百合》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也许并不是外在的情节或者个体人物的内在心理，而是整体人性中的纯正与奸邪。宋榞并没有亲身经历过那段战争岁月，但他已经通过想象将一己个人的情感经验完全融入了讲述过程，并在由表及里、由个体到普遍的探索中层层深入，将人性的光辉与龌龊同时呈现在读者眼前。在呈现的同时，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作者强烈的抒情愿望，似乎那个坐在书桌前对恶咬牙切齿、因爱而热泪盈眶的讲述人就在我们眼前。但从理性上来说，这种创作状态也存在着某种弊端，用笔过“狠”往往会导致情绪漫流，使作品成为一种单纯的发泄渠道，艺术性的生成则大打折扣。不过宋榞自有他的办法，他以客观场景的经营和自然意象的运用弥补了这一遗憾。

二

对于艺术创作来说，结构是一个基础性问题，它关系到作品各个部分之间的衔接组合，也是作品内涵生成的根底。任何艺术形式都有着自己的特定结构方式，同一种艺术形式也可以运用多种不同的结构方式，同样的结构方式又可以被不同的艺术形式采用，当同一种结构样式同时出现在不同的艺术形式中，二者就可能各自产生与固有叙述迥异的表达效果。从结构的这一功用出发，《百合》将戏剧中的场景结构移植到小说中来，使整个讲述集中又清晰，在画面感的生成过程里让人“看”到了故事的走向、人物的心理和作者的声音。这是对文学是“听觉艺术”“线性艺术”等既有观念的一个突破。

结构“在戏里起的作用是非同小可的”[2]17，而分场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剧情发展的紧凑性，“分场太多”，就会“显得很散”[2]62。这里的“场”指的是戏剧中的演出板块，它根据时间、情节等方面的量来安排。对于一部长篇小说来讲，如何将结构凝炼起来更是一个高难度的挑战。宋榞的解决办法是把重心放在地点上，以地点承载起众多场景的编排，叙述中的“场”也就显不出松散，从而将故事的完整性规划到最大限度。《百合》的故事发生地主要有三个：我军驻地、敌军巢穴（其中包括三个“山头”）和敌我火拼的主战场百合谷。这几个地点形成鼎足之势，将双方的矛盾冲突紧紧勾连在一起，从中演绎出的各种关目毫无阻滞、隔顿之感。作者有意用场景串联起叙述的流转，一个场景就是一个叙述板块。几乎在每个板块的开头他都会首先指定一个时间、地点，然后展开人事的叙写，例如经常以“此刻，解放军某部的会议室内”“夜晚，舞会会场”“凌晨，山间小路上”等做开头。接下来是描写周遭环境，然后出现人物，并极有耐心地将人物所处位置、道具摆放位置安排停当，人物之间的空间关系、情感关系和事态发展中的逻辑关系也都在这里定位。在接近于一章一个板块的结构形式下，与其说作者在向我们讲述，倒不如说他是在呈现，不是诉诸于读者的听觉，而显然是想让我们“看”到。他通过场景的设计将叙述的“线”变成了“片”，从而造成极强的画面感。这样，“纯叙事”也就与“模仿”调和了起来，也就是“讲述”和“显示”的错综。同时实现了叙述时间和故事时间的平衡，使得整体节奏张弛有度。“‘讲述’意味着，作者以自我现身（或通过叙事代言人）的方式向读者讲述故事，而‘显示’则是直接提供场景画面，而掩盖掉作者的声音。”[3]227不过在《百合》中，即使作者在这种比较具有客观性的场景结构中从没有直接以第一人称现身于故事中，但他的声音也自始至终没有间断过。对于人物心理状态的提示证明他并没有掩盖掉自我声音的主观意图（全知视角使他将叙述、评判权力牢牢把控在自己手中），反而在场景的经营中频频渗透出其对于人性善恶、政治是非的判断，或是同情、或是仇恨都凝缩于或动或静的画面中。

作为一部长篇创作，《百合》有若干叙述节点，为了使节点产生突显人物心理、加深内蕴表现的效果，每当故事发展到节点处，作者总会以相应的景物与人物相搭配，创设一幕幕直观的视觉对象，以构成直抵读者内心的无数场景。叙述甫一开启，他就推给我们一个阴森凄冷的戏剧性画面：

寂静的夜，一轮圆月当空照。

一双带着白色手套的手正在抚弄着一株白色花瓣的百合花。那双手，近乎残忍地将百合花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撕下来，又一片一片地散落到地上。

……

被撕碎的百合花瓣，在地上七零八落地散开。银色月光的照耀，使她们闪出凄冷的光。一阵狂风吹过，将那满地狼藉的百合花瓣，吹向了正在巡逻的解放军战士……[4]1

正是在这阴冷的氛围中，叙述时间里的张鲁直和王夫人首次相遇在百合谷，他们谈起陈年旧事和当前的营救解放军家属行动，无论是关于爱情还是关于行动，他们的对话与动作都显得与整个环境格调一样冷硬。王夫人回去恳求王半山放人失败后，在无奈中彻夜哭泣，伴随她的是窗外缠绵的小雨。

昨夜的小雨刚刚停止，将窗外半黄的树叶润湿。一枝树杈探过窗棂，悄悄贴近王夫人房间半掩着的窗户。枝头上最尖端的一片小树叶，还并没有怎么发黄，却浑身湿漉漉的，她一滴一滴地，将沾染在自己身上的雨珠滴在窗台上。

天气已经转寒，但王夫人依旧穿着她最爱的那一身单薄的棉布青花瓷图案的旗袍……

卧室内，格外安静。床头的梳妆台上立着的是一面晚清时代的铜镜，古朴而典雅。王夫人强装优雅地坐在卧室的梳妆台前，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子中的自己……

梳妆台上放着一个古雅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朵白色的百合花。王夫人慵懒地转过脸，凝视着那朵百合花的花心。铜镜里，完美地反射出王夫人略带忧郁的表情和梳妆台上的百合花。铜镜旁边，花瓶里插着的百合花的花瓣上滴着晶莹的水珠，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4]9

卧室内外的景物与王夫人复杂的心绪相互映衬，其中有着她对往事的追悔、对昔日恋人的歉疚和对岁月无情的遗憾……半黄的湿漉漉的树叶、断垂的雨滴似乎正是这女人半生宿命的写照。古镜本身就有着“以空间换时间”的艺术表现功能，它映照一切，让人看到过往和现在。百合花插在古雅的花瓶里，似乎象征着人性中纯粹的永恒，但是它此刻晶莹的闪光很像是对当前境遇下的司令夫人（她移情别嫁，辜负初衷，使旧欢心痛、蒙羞——虽然她也是身不由己）的一个强烈嘲讽。这种运用意象组合、叠加形成具象场景的表现手法，以及勾画出的实存氛围很容易让我们想起古人“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的感叹。宋榞就像一千多年以前的司空曙一样，此刻他不在言说，只在呈现。虽然也有王夫人“最近似乎格外忧郁”这样的直笔，但并没有用言语刻意放大或者具化这种“烦闷的心情”。他让“卧室内，格外安静”，目的就在于让读者在无语、无声中体味眼前的情景。作者似乎明白，在极端复杂的精神情绪面前，一切心理描写都是苍白的，它无法传达出人的内心里某些隐秘、微妙的波动，所以只能采取这种场景呈现的直观形式。这种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被经常使用，除了上述的唐代司空曙，较著名的还有元人的“古道西风瘦马”“杏花春雨江南”等句。宋榞是一位古代文学研究者和诗人，对这些古诗词曲当然不会陌生，将它们化用到创作实际中体现的是其对于传统艺术形式的承袭愿望。更重要的是，他将意象组合成视觉场景，继而将场景搭建成叙述框架的努力突破了传统小说创作中以人物为中心（集中表现为主人公的行程、经历、情感的发展历程）展开情节的结构定式。

三

以具体场景经营来代替戏剧中的“场”的划分确实有着场多必散的弊端，宋榞的解决办法是用中心意象担任道具功能，联接起若干个叙述场景，这个中心意象是百合。在传统戏剧创作中，作家往往会将一个具体的象征物带进作品的结构线索里（比如《桃花扇》），主题会在它的每一次闪现中得到深化或拓展，它会时时调动起读者的“注意”，使其情绪进程一步紧似一步地向主题靠近。《百合》中的百合即属于这类意象，它的串联作用类似于叙事结构中的具象象征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象征物直接进入作品的结构并推动着作品的发展。它就是一个须臾不可离的道具，作品紧紧围绕着它来展开”[5]206。作品正文的叙述在王半川举办的一次宴会中展开，其间布满了百合花。结尾也是同样的一个布满百合的宴会，也由王半川举办，只不过在首次宴会上我军损失惨重，结尾时匪军全军覆没。再加上中间部分百合谷的历次战斗，百合花的结点作用已经呼之欲出。由于百合的重复出现，开头和结尾形成了一个圆环形的叙述框架，中间各处则是穿插性的编织。如此一来，整篇叙述就结成了一张绵密的网或者一把结实的筐，这一整体性的构造使故事的进展紧凑、凝合。这又可以看作是由晚清发端，“五四”发展，1930年代的海派完善的中国现代小说景观结构的当代再现。

就单纯的情节走向来说，如果没有百合花，或者将百合花换成另一种物体也许并不防碍它的发展，所以百合意象的密集出现就很明显地表现出作者有意为之的象征追求了。正如前文所言，宋榞并不认为《百合》是一部情节小说，他“将故事中百合花的象征意义看得比情节要重得多”[1]4。虽然作家的创作谈并不一定可靠，但往往能透露出他的创作初衷，即使是经过加工的二次追忆也多多少少能提示出当时创作心态的蛛丝马迹。从象征意义上说，百合的加入不仅仅使情节演进形成了具象模式，并在与多种其它意象的配比中构成了丰厚的意象群，产生出“一个完整的意象体系”[5]，这样，它就“不是可有可无的外在装饰，不是浮在水面的油花，而是在深处支撑着人物、情节、结构和总体氛围的艺术骨骼，是作品主题之所系”[6]。《百合》的主题是人性根处的真与善、美与爱、恨与仇，这使得作为意象体存在的“百合”的寓意丰富而厚重，它的存在为人物心理空间的挖掘和展现提供了具象依据。

百合花首先是整体人世凄怆命运的象征。在作者苦心经营的一片阴翳的故事“场”中，几乎所有的剧中人物都在努力寻找一抹温馨，它可能在回忆里，也可能是现世的主动营造。王夫人的父亲苦心择取一个谷地，只为让女儿在秋分时节的生日里能与花为伴，但花期无论如何终究会过去，然后它们零落成泥。在王夫人与张鲁直的恋爱道路上，它们又成了由聚到散的见证者。即使如此，作者也没有对爱与善失去希望，在与王夫人相关的两个例子上百合还是凝合了人们对于亲情和爱情的普遍向往。同时它也是真挚友情的象征，倒仙茶楼话别一幕中，赵雪送给江媛的正是百合。赵雪与江媛、叶霜重归于好，共聚正义阵营的地点在百合谷，当江、叶二人救出赵雪，三个旧日姐妹相拥在一起时，“她们身旁是大片大片的百合花。百合花瓣上的水珠，在夕阳的照耀下，闪着迷人的光。那浓郁的清香，时刻萦绕着她们三个人”。在光与香的沐浴中，她们仿佛回到了过去亲密无间的学生岁月。在善之外，百合又是对于恶的惊警。正如赵雪所言，它“生性娇贵，万一染上了恶人身上哪怕一丝的邪念，就要用很多纯洁的人的鲜血去洗涤她。不然，她就会永远属于罪恶……”。在敌我双方的第一次交战场景中，当罪恶的敌人引爆炸药，将我军家属残忍杀害，“千万片纯白色百合花的花瓣掺杂着火光四处飞溅。火光冲天，洁白的百合花花瓣沾着硝烟的灰尘，雪花般的在空中飘落着……”，花上沾染的不仅是硝烟，更是邪恶。作为国军留守分子的匪首孔桂芬生性阴狠毒辣，她出场时，“百合谷中的百合花在阴冷的月光中，伴着微风摇曳着”。这里的阴冷与上文表现人世感慨的凄怆又有不同，百合正被笼罩着满谷的隐隐欲来的恶之山雨威胁。果然，孔桂芬与王半川会合后，它在他们脚下被肆意践踏。张鲁直每杀一名战士就在其身旁留下一朵百合，这一行为很容易使人想起古龙《多情剑客无情剑》里的梅花盗，但百合显然比梅花印记有着更多更复杂的蕴含，前者将张的爱与仇恨及其导致的人性扭曲一骨脑囊括到了一起，使多方主题都凝结在这一个点上，百合的聚合作用非同小可。这一聚合方式本身也显示出作者将出于正史发展的虚构与纯通俗题材相融合的努力。而将百合谷设置为敌我双方交火的主战场，就更加显示出作者将国仇家恨、大善大恶、爱恨情怨“一锅烩”出的创作“野心”。低洼的百合谷上空就如同有着一顶盖子，将所有是非恩怨都覆于其下，作为创作者的宋榞却并没有冷眼旁观。

如果没有道具百合的在场，《百合》的故事也就成了没有框架的“独语”，独语或许是深刻的，但也可能是破碎的。一个单靠“讲述”的故事当然也可能是精彩的，但文学需要的并不仅仅是精彩，它需要被人记忆。一个浓缩的意象恰可生成一个象征性的符号，它包蕴深广，又凝练精简。当它一次次反复出现于行文中，人们当然会对其印象深刻。它引起的所有故事，压缩进的所有感情都会在某一个瞬间被整体唤起，留给人体味、咀嚼的深度与厚度也同时被强化了起来。新世纪以来，我们已经很少看到由一个自然意象来结构作品的小说了，多的是纯粹的“叙事”，我们在努力探索“叙”的多种可能性，这是现代小说发展的必然需要，但有时候我们可能需要意识到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与自我的无声交流。所谓“叙”显然是人为成份居多，斧凿痕迹明显，而意象则自然很多，它会在不经意间唤起接受者内心的感应。宋榞正是利用经过人类普遍情感浸透的“第二自然”的显现，将人性雕刻于无处不在的百合花上，使叙事平易流畅，内蕴余味绵长。

在《百合》中，宋榞通过矛盾冲突的设置、场景的安排和道具的运用实现了小说与戏剧两种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融合。戏剧性的内外冲突使情节紧张刺激，或许普通读者并不需要一个明确的体裁分野，所求只是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爱恨情仇、善恶美丑丰富饱满也就足矣。宋榞更进一步，他让我们看到了戏剧不仅仅是戏剧，它是历史的见证、人性的写照、命运的预言。但是，如果仅仅如此，在谍战剧风行的今天，似乎也并不缺少这样一本书。作者显然没有就此满足，而是通过象征意义不断变换的意象和密集却又清晰的场景将讲述变成了艺术，使人在体味人世冷暖和历史的波谲云诡的同时获得了高度的审美享受。精彩曲折的故事实现了作者对于小说戏剧性的孜孜探索，运用传统意象来打造小说的结构肌理落实了小说与诗歌之间的沟通，而以历史题材完成个体情感经验的传达，以现代故事实现传统继承的努力或许是《百合》的更大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