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改造学生畸形人格思想片论
——以部分非主流报刊杂志为中心

赵炎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3)

民国初期，伴随新旧政制鼎革，民主共和取代君主专制，现实社会正经历着急剧裂变，道德危机空前严重，学生群体中畸形扭曲人格尤为突出。为推进社会早日步入正轨，部分知识分子积极发表文章，努力尝试改造学生畸形人格以重构近代国民精神。迄今为止，学界侧重于考察此期激进性杂志如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1〕和保守性杂志如杜亚泉主编的《东方杂志》〔2〕的相关思想，而对此期其他一些非主流报刊杂志〔3〕有关针砭学生道德沦丧，改造学生畸形人格思想的研究则甚薄弱，〔4〕有待深化。事实上，针对民初社会道德堕落中学生畸形人格之窘状，部分知识分子〔5〕深以为忧。他们相继在形式各异的报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急呼改造学生畸形人格，欲藉此强化国民主人翁责任意识，进而促进国民精神日臻完善。

一、社会道德堕落中学生畸形人格的突出表征

民初共和肇建后，整个社会处于深刻而复杂的裂变之中，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自不例外。在现实生活中，道德沦丧、寡廉鲜耻、人格堕落等恶象呈愈演愈烈之势，知识群体中惊呼之论不绝于耳。有论者哀叹道：“今之世，无人格之世也。人欲炽盛，真理晦暗”，而“处其间者，虽美其容辞，雅其举止，实则蛇蝎其心，豺狼其行，攫取争夺，倾轧排挤而未有已”。〔6〕其时，此一恶风已“流入于学校”，〔7〕许多学生流露出“恶化的思想，乱化的行动，奢化的生活，腐化的读书”。〔8〕他们畸形人格的思维表征甚多，概言之，主要有以下数端：

重物质轻精神。民国初期，国人的固有价值观念已发生深刻裂解，重物质轻精神则大行其道。由于“物质之文明有时且战胜精神之文明，致令诋諆者以精神文明为不足恃而唾弃一切”，〔9〕现实社会的突出表现则是“物质粗具，精神俱丧”。〔10〕可以说，如此偏颇意识对许多成长中的学生负面影响甚大。对此，张伯苓惊呼道：“中国人现时大多数丧其魂矣，淫佚放荡日趋日下，有今日无明日。青年处此，不大可危乎？”〔11〕事实上，类似现象在学生群体中渐成常态，所谓“洎夫叔世，士习日偷，益以欧美物质文明自外输入，旧有质朴之风，渐已消灭”，〔12〕即此之谓。

重知识轻实质。如有的学生重视研究前人的文字，“独于前人立身处世之精神，不惟不愿继续，且有极口痛诋，以为不适于今日之世界”。〔13〕他们往往盲从古人的话语，而对其言行却未看个明白。〔14〕至于对西方的新知识，不少学生唯求其新而漠视其质。有论者指斥道：自欧化东来，学生多趋于求新。然极其弊则为徒存其名而缺少精神。〔15〕而有浅薄者常摘拾几个一知半解的新名词便信口雌黄，对一些重大关键处或茫然不知，或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16〕还有书虫式学生专讲读书，不问世事，超然于社会，漠视现实，将学习缩变成增长个人知识的唯一手段。

重形式轻内涵。如有的虽在按时上课读书，但虚行故事者甚多，有的读书毫不经意，缺乏明显的求知意识。〔17〕还有的视上课为迫不得已，为能对付老师发问及考试，他们喜欢从报刊杂志上获取知识，极少认真阅读叙述严谨系统的论著。更有甚者存心阴险，习于巧诈，欲藉巴结校长和教员讨其欢心以求高分与顺利毕业。可以说，不少学生几乎不求实学，专务皮毛，专讲分数。〔18〕其所作所为旨在“赚到一张文凭，可以做将来‘饭票’或骗人的‘护符’用”。〔19〕至于所撰文章虽是拾人牙慧却偏要说是独自的创作，毫无起码的研究精神可言。

重职业轻人格。许多学生“几于视职业为道德，奉成功为神圣，以一时之侥幸成败，定人品之终身优劣”。〔20〕只问毕业不问民德之衰，几乎成为学生群体性的共识。对此，柳诒徵剖析道：自上及下，“人格也，道义也，学术也、理想也，苟无关于吾之生活，举不足重，独重毕业。以毕业而后生活可图也。”〔21〕另有论者指出：那些政客式教育者所重者为办事之效率，可见之事功，“凡涉及精神修养高洁操行者，皆其所弗能欣赏，或且斥之为无用，不知其害之中于学子之意识者至深且巨。”〔22〕因此，学生们多不重品行，以为只要学问好，将来的一切都不成问题。〔23〕

重情感轻理性。民初不少学生的生活是放纵的、烦闷的、无意识的，荒废学业者可谓比比皆是。如有的学生平时对所受功课淡然视之而不顾，或置之脑后而不问。有的喜欢发表一些不成熟的文章冀获名利；或生活堕落，讲究服饰，在置办新衣后每日所做之事不外“‘吃茶’、‘听戏’、‘打茶’、‘吃花酒’、‘扠麻雀’、‘到班点名’”。〔24〕还有的曲解自由恋爱之义，“重肉”而不顾“灵”。〔25〕也有的在运动选举时招摇撞骗，干出“‘丑政客’的勾当”。〔26〕他们不安于规律性生活，而喜欢无谓的活动，在公共场所私德低下，公德沦丧，以广交游为入时，以挥霍为豪爽，终日游乐逛窑子，恣意放纵几乎与禽兽无异。

民初学生畸形人格思维的基本特征甚多，而前述数端则是其中最主要的。这表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自尊其人格，深自韬晦，耻于奔竞的优秀道德精神几乎丧失殆尽，所呈现的是“不以奔竞为耻”。〔27〕如此现象波及甚广，其危害既深且巨。有论者哀叹道：除外力侵略外，“亡中国之道”即是“为自己不振而自杀”。〔28〕此言实乃深中肯綮之论。

二、共和危如累卵亟需合乎时代的学生新人格

事实上，民初学生畸形人格并非空穴来风，与当时社会环境复杂多变，共和危如累卵密切相关，如“军事的扰攘，政治的紊乱，社会的黑暗，外辱的压迫”〔29〕等。为化解危机，一些知识界人士疾呼“人格救国”因其是“今日之对症良药也”。〔30〕而真实的爱国精神又往往与个人的健全人格成正比例，〔31〕“欲挽救将来之国势，不如造成未来之国民。”〔32〕为更好地实现此一目标，他们首先系统论证了学生新人格的重要价值。

论及人格与国家的关系，他们注意到共和国家建设与国民人格是否健全息息相关。“今者国政既易，共和新构，富私德而薄公德之人格，似多缺陷，必有以弥救之，然后能适应于国家之趋势。”〔33〕从政治角度来看，共和国需有“自主独立之人格”。〔34〕从社会学角度而论，“人格就是自我的发展”，是多数人之格，是做大群里独立健全分子的一种精神，也是在法律上能享权利尽义务之主体，在社会中能自治，尚合群，独立进取，既不激于一时潮流，又不为其所淹没。就学生而言，自从废科举设学校以来，他们被视为“国家未来之主人翁”“国家之花”，〔35〕而国家强弱盛衰往往视人才之优美卑劣为判，学生是人才之源头，为国家所依仗，不可须臾无之者。〔36〕

在论证学生人格在国家中的地位时，他们多视学生为国家之元气，为一国社会之种子、社会之中坚、社会之光等等。其“他日事业之成败，视乎今日问学之勤”，而“将来国家之隆替，视乎今日学生之贤否”。〔37〕或曰：学生为“他日中国之主人翁”，国之兴亡和种之强弱均系之，“负匪轻之仔肩，存莫大之希望，皆不得不于学生是赖。”〔38〕具体地说，学生新人格应志愿高尚，抱负远大，事业高远，责任重大，决心努力向上，为根本之爱国。〔39〕以学生为国家之命脉，所期望于彼者不在目前，而在永久无穷之后日。〔40〕其重要地位不言而喻。

他们认为，学生新人格乃消除现实危机之本。学生畸形人格“不独不足以福利社会，反足为社会之害”，〔41〕因为此辈有求学之名而无求学之实，“必至国家未享其福，而社会先蒙其害。”〔42〕柳诒徵指出：“今日国家社会之败坏，已如洪水横流，滔天绝地，非有志士仁人，具大愿力，不能挽此沉沦”，而社会中人唯有“大学学生尚为国家一线生机”。〔43〕其他论者亦强调：“学优致用，将来改良社会，振兴国家者，惟赖今日之学生。”〔44〕欲救国，实现民治国家，“吾学生界，不能不尽先觉之天职，而为他界之表率也！”〔45〕在他们看来，舍造就新人格，使国民皆知己身之可贵，有绝大之责任而不敢自弃，为国家尽力，以挽此一发千钧之危局，“其道未由”。〔46〕“欲图挽救，舍中坚人物之学生，其系属乎？”〔47〕因此，消除现实危机需要塑造学生新人格。

他们注意到学生是共和国的主人翁，肩负着繁荣学术和立国于世界的重大使命。如柳诒徵指出：“中国之事业，在在需人进行，即中国之学术，亦在在需人开拓。”而学生实负促进国家文化之责任。具体地说，学生对前人有继续与扩充之责任，前者主要体现为继续前人之事业；后者在于建设，即“袭集前人种种之遗传，变化改良以扩充其境域而已”。〔48〕不仅如此，学生新人格还有助于立国于世界。柳氏认为：在国内，学生可用高尚学识，发弘正议论，努力唤起国民监督政府而自治其全境。在国外，国家需有数千百人散布于欧美各国的重要都市，藉新闻纸来表达中国意见，维护国家利益。当然，学生还应担负起中国的世界责任，即以中国“美德以指导世界”。〔49〕

总体来看，这些人士认为学生新人格在共和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学生畸形人格则会加重共和已有危机。他们深以为忧，认为“今日国事之坏，由于个人之无人格”。“若不培养个人自身之人格，而仗空谈以救国，仆以为虽有万语千言，无一是处也。”〔50〕有鉴于此，欲救共和，改造学生畸形人格已刻不容缓。

三、倾力改造学生畸形人格的基本理论要义

为更好地改造学生畸形人格，这些人士系统地理论诠释了学生新人格必备的基本道德要素，努力将人格救国进一步落到实处。详言之，他们主要围绕人格概念及其所应具备的科学理性思维、共和道德素养和必备学问才识等方面展开。

所谓人格，他们认为它是经历了西方近代文化洗礼，由中国传统理想人格衍化而来且能适应共和国需要的新人格，因为时代有变迁，“做人的格式也要跟着同变，然后可以共同进化。”〔51〕在他们看来，人格是“天赋人类固有之特性”，他种生物所没有的“良知良能者是也”。〔52〕它也是“本个人固有之特性，具独立不移之精神”，〔53〕“立身行事，有坚定不移之意力”。〔54〕其既是个人的“自我之表现”，也是“社会公众所认之格式”。其内在品德包括理性与道德精神及其实践品格等，〔55〕体现“在言行而不在职业”。〔56〕如果深究，人格主要关涉个人人格与社会人格两方面。两者关系十分密切，因为社会是由个人集合而成。社会好，个人自然可以享福，而“要社会好，却不可不先求个人好”。〔57〕为进一步阐明此义，他们还藉亚里士多德“人是社会的动物”的观点，来详论人格修养应注意“对他之关系”和“还报之义务”。〔58〕人如欲发展自己离不开互相扶助，“必须先能利他，然后才能利己。”〔59〕人要注意利己与利他，现在与将来的大体统一。〔60〕鉴于群体人格是集个人人格而成的，倘若每个人都能为大丈夫，那么，“其群体底表现力也必充实而伟大”，〔61〕社会上一切事业“没有不发达的”。〔62〕作为共和国的主人翁，学生求学既要着力夯实职业实力基础，又要树立应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当然，“增进个人的本能”〔63〕仍为首务。在这里，新人格实体现为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显然有别于那种偏于私利，太过功利的实用主义畸形人格。

在此基础上，他们进一步论证了新人格的基本内涵，如道德、人生的学问和常识等，包合极广。〔64〕就其核心要素而论，主要有三：科学理性思维、共和道德素养和必备学问才识，缺一不可。

围绕科学理性思维，他们作了必要的理论论证。其时，社会上已出现相关论述。如高劳(杜亚泉)认为，理性是“人所持以应付事物，范律身心者也”。它源自生理需要，契合心理，由经验而成意识。平时寂处蕴之为良知，出与物接则为意志。〔65〕梁漱溟则认为它是人类和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是人之“平静通达的心理而已”。〔66〕受此影响，他们强调学生新人格的科学理性思维应凸显为科学地对待道德、理欲关系与思想文化等问题。

针对道德议题，他们并不认同那种笼统的道德论，认为应明了积极道德与消极道德之异，要推崇前者之精髓而摒弃后者之弊端。如“知其不可而为的人，必须有奋斗的勇气，百折不挠的精神”。它彰显出人格的重要性。“要去‘为’，是积极的道德。爱惜人格，是偏要‘不为’，是消极的道德。”〔67〕或曰：“人格的可贵，不仅在消极的自命清高，实应在积极的打破恶习。”〔68〕可见，能自觉践行积极道德，显然是学生新人格的应有之义。

在理欲关系上，他们明确强调理性的主导作用。论及理欲关系，杜亚泉曾明言，“人当以理性率领情欲”而非相反。〔69〕吴宓也详论以理制欲对于人和社会的积极价值。〔70〕受此影响，他们认为学生应学会秉持理性。由于人心纠结多源于天理和人欲的角力，许多学生面对二者对垒时最易堕入欲望深渊而不自觉。为自身及社会计，“人不可不慎其所思”。〔71〕学生如“为物欲所迷，断不能再有心向学”。〔72〕倘若学生“各蔽理性而以感情互相激荡”，其危害将不可胜言。〔73〕很显然，学生能以理性制衡人欲是新人格的应有素养。

至于思想文化，他们要求学生具有理性的文化态度，改变对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偏颇性。〔74〕那种认为“道德是迂腐之谈，人格是空虚而不切实用”，急于去干那些能使“肉体安逸快乐的事”〔75〕的人生哲学显然无益于新人格的养成。欲矫正学生偏颇的文化观，学校教育中“太偏重知识，而忽略人生的别方面”等弊端应予以祛除。他们认为人生应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既有“外生活，更有内生活”。〔76〕人生之目的需要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并重。〔77〕面对新旧文化问题，应结合形式与内容作综合性判定，因为“旧的不见得就是坏的，新的不见得就是好的”。〔78〕这些识见有助于推动学生新人格的形成。

相对于科学理性思维，他们认为学生新人格应具有起码的共和道德素养。这主要涉及共和道德精神及一些具体的道德规范和品德。从理论上而言，道德是共和国民之灵魂，因为共和易专制之“精神则在道德”。〔79〕“道德者，人类最贵之业务也，使其人无道德，将为社会所不容。”〔80〕至于共和道德精神则为学生新人格的必备要素，是“自动的对于政治及社会生活负责任的精神”。〔81〕欲具备此一精神，学生的个人私德理应藉道德修养加以完善，“入则克勤克俭，出则有守有为”，〔82〕有高洁的、不屈不挠的精神。〔83〕倘若学生具有了刚健德性，身心健康，人格健全，那么，一切主义都不难实现。〔84〕至于具体道德规范和品德关涉甚广，如自尊、自知、自治等，均为“人格修养之要道”。〔85〕而正心定志、忠心尽职、坚忍不拔等也不可或缺。如“意志既吾人精神生活之根本，则其修养之道，诚不可不亟为讲求矣”。〔86〕“努力也，意志也，正义也，皆人格之所有事也。”〔87〕学生应“力去怯懦，迟钝，消极之恶根性，而养成强固之意志”，〔88〕藉自己革新来“造成新己”。〔89〕当然，学生还应具有责任、简约、独立等良好品德。在共和时代，“节俭”仍具其重要价值。〔90〕在他们看来，学生新人格一旦拥有这些优良品德势必产生诸多积极价值，如个人事业以成，国家亦蒙其利。〔91〕

相对于思维理性、道德优良，他们认为学生新人格还应具备必要的学问才识，因为“在生存竞争里，倘使自己无力，就要受天然的淘汰”。〔92〕具体地说，学生求学应“在学做人，在学做一个更有效能的人”，〔93〕这对共和国尤为重要，因为“中国之将来希望，纯在人才之多寡”。〔94〕而个人能力的培养应侧重于养成积极向学习惯，充分发展本能，〔95〕谋今后救国之实力。如具备实际的爱国能力，善于洞察时势变迁，自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努力“研修切实之学术，精我业以待需求，养我才以臻远大”。〔96〕在知识与人格关系上，他们认为人格应起主宰性作用。知识固然重要，但并非唯一的，惟有人格统御之，而后知识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97〕在道德与学问关系上，他们认为“道德与科学必须并进”。〔98〕“修德以定志，与砺学以养锐。”“道德以范学问，学问以显道德，两者交相济美，夫然后能大有可为。”〔99〕如果学生对“道德学问，切实研求”，那么，他们就能“克己自修，各努力于各种有用之学，为社会开事业，为同胞造幸福”。〔100〕

事实上，民初这些人士对学生新人格的理论诠释内涵甚多，而前述科学理性思维、良好道德素养与基本学问才识等可谓其中最主要的。这颇类似于传统的德才兼备说，不过，其诸多核心要素已被赋予时代新义，且范围明显扩大，远超传统圣贤人格范式。在他们看来，作为共和国的未来主人翁，学生一旦具备了新人格的基本素养，势必能更好地服务社会与国家。

四、积极培育和塑造学生新人格的主要途径

至于如何改造学生畸形人格，积极培育和塑造学生新人格，这些人士亦作了一些探索。概言之，这主要围绕强化学校教育职能、矫正畸形教育理念、树立正确人生哲学、增强个人与社会互动、知行合一以身示范等方面展开。

在塑造学生新人格问题上，他们认为人格的成因甚多，而学校教育实为其中坚，因为人格完全端赖教育，后者旨在造就完人，以养成学生理想人格为依归。学校的具体教育需要做到德智体三育并重，因为它们“实为人格之成分”。“三事之完成，即人格之完成”。〔101〕当然，也有论者认为，“理解、情感、体力三者并进，而后可以养成健全之精神，健全之人格”。〔102〕在前述三育中，德育理应居于首位。陈黻宸强调言共和必首重教育，重教育必首求道德教育。〔103〕在他们看来，嵩目横流，欲为砥柱，非崇道德教育以养成人格不为功。〔104〕其时，他们在表达相关思想时常将德育教育与人格教育交替使用。所谓人格教育，即“锻炼体格，研求学识之中，兼之以人格修养人格感化”。〔105〕论及德育重于智体时，有论者指出：“因无德而优于智，即为奸佞谲诈之徒，专谋私利不顾公益，使社会乱起秩序者也。无德而强于力，即为粗暴悖戾之人，惨酷残忍，毫无公道，使社会失其安宁者也。”〔106〕贾季英强调：人格教育应为当务之急，“知耻、好学、力行，即智仁勇三者，所谓达德是也。”“人人得高尚之人格，既受良教育，而后以毅力行之，不难与各强国并驾齐驱也。”〔107〕如此识见颇为深刻！

同时，他们认识到矫正畸形教育理念是塑造新人格的重要一环。其时，民初许多学校教育宗旨已严重扭曲变形，追求实用知识大行其道，人格教育被过度弱化。一些教育者多在出卖知识，〔108〕学校只不过是一贩卖知识的商店而已。为培育和塑造学生新人格，矫正此畸形教育理念已刻不容缓。杨铨充分肯定和称颂了部分学校重视人格教育的做法，经亨颐强调学校应“以陶冶人格为主”。〔109〕在德育教育中，他们主张将中外积极思想融为一体，依近代教育学之所示，充分利用先民之遗风，努力输入世界思想及精神，〔110〕如此可复归培育健全人格之正途。

与此相契合，他们还认识到塑造新人格需要改造错误的人生哲学，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挽救人格，并非难事，其入手第一步办法，就是在纠正我们向有的错误观念，根本改造我们的人生哲学”。〔111〕此即摒弃那种一味崇尚物质的人生观，强化人的道德修养。今日青年男女漠视道德修养，“则道德渝而人格漓，尚安望其肩国家之重任哉？”〔112〕当然，处群雄鼎峙强权盛张之时，言道德修养亦应因势利导，与时变通。在国家层面，学生需“强刚毅共负责任”以应对“大局倾危”，在个体层面，则应“振作有为，独立生活”以适应“生存竞争”。〔113〕

在具体塑造新人格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个人与社会宜良性互动才能产生成效。在他们看来，学生宜在日常生活中严于律己，因为人格是自己一点一滴的行为造成的，而自觉则是人格实现的第一步。〔114〕人格的养成首在慎始，为高尚人格而奋斗，最初的选择至关重要。学生宜择善而从，见不善而改，行动不容苟且，自觉以高尚人格为理想目标，自觉陶冶和锻炼，久而久之，自然同化于理想高尚人格。〔115〕事实上，“人格是个共通的，不是个孤另的”，〔116〕培养个人人格客观上需要与社会人格发展互动以求相得益彰，共同进步。

欲真正达到培育学生新人格之目的，他们强调知行合一以身示范尤为重要，因为人格教育的核心是“知行合一”。〔117〕人格的第一要义是行动。学生从事道德修养应当自觉采取实践主义，在知行上用真功。作为施教者，学校与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甚巨，因为“人格是相互感化的产物”。〔118〕学校宜以美的人格陶冶化成学生的人格，而教师则应以人格感化为动力，身体力行以身示范。“人格教育又当自校长教职员之敦品励学以身作则始。”〔119〕只要施教者自己先有高尚人格，能为人师表，使学生尊敬而崇拜、仿效，就能对学生起潜移默化的作用，使之如坐春风而沐化雨。〔120〕在此基础上，充分利用家庭教育、积极的社会舆论等共同塑造学生新人格。他们的相关论述甚多，限于篇幅，在此不赘。

综上，民初一部分知识分子针对此期学生畸形人格，立足于共和国实际，依据近代学理对如何塑造学生新人格作了有益探索。他们认为学生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其新人格应体现为思维理性，德才兼备，是个人、社会与国家等人格的完美统一。而具体塑造应以学校教育为主，辅以其他教育资源，多途并进，持续不断，方显成效。如此理论性探索，是对当时甚嚣尘上的个人本位主义一定程度上的修正。此一思想可谓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中国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自然延伸和逻辑发展。他们的探索虽与陈独秀等新文化派、杜亚泉等东方文化派培养理想人格思想〔121〕存有一定差异，但契合了民初思想文化发展的总体趋势，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道德文化的发展。其蕴含的积极文化价值仍值得后人珍视。

注释：

〔1〕相关研究可参阅张宝明的《多维视野下的〈新青年〉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石钟扬的《天下第一刊〈新青年〉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等。

〔2〕有关内容参见洪九来的《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袁立莉的《“东方文化派”思想研究》(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等。

〔3〕这是相对于民国初期那些层级比较高、持续时间较长、社会影响较大、反映时代主流思潮的报刊杂志而言的其他报刊杂志的泛称。

〔4〕主要成果有刘训华：《困厄的美丽——大转局中的近代学生生活(1901—1949)》，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年；尚洪波：《论理想人格与教育目的的“国民性”之维——近代“国民性改造”思潮的伦理学省察》，《江苏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赵炎才：《民初舆论界塑造国民理想人格思想管窥》，《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等。

〔5〕这里的部分知识分子系指民国初期社会中那些关心和投身于改造学生畸形人格的诸多不同层次人士的统称，以大体有别于前述激进派和保守派的群体人士。

〔6〕〔58〕〔87〕太玄：《人格之修养》(未完)，《学生杂志》第3卷第11号，1916年11月20日。

〔7〕〔24〕〔95〕陈东原：《现代中学生之堕落及个人应有的觉悟》，《学生杂志》第9卷第7号，1922年7月5日。

〔8〕〔29〕种因：《今后应该怎样做学生》，《学生杂志》第14卷第9号，1927年9月10日。

〔9〕君言：《今日求学之旨趣》，《学生杂志》第2卷第3号，1915年3月20日。

〔10〕于伟：《学生之须知》，《学生杂志》第2卷第2号，1915年2月20日。

〔11〕张伯苓：《德智体三育并进而不偏废》，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9页。

〔12〕刘伯明：《论学风》，《学衡》第16期，1923年4月16日。

〔13〕柳诒徴：《论大学生之责任》，《学衡》第6期，1922年6月6日。

〔14〕华因：《不正确的学生型》，《学生杂志》第9卷第3号，1922年3月5日。

〔15〕刘伯明口述，夏钟垳记：《我所望于学生者》，《学生杂志》第8卷第12号，1921年12月5日。

〔16〕朱秉国：《目下青年学生界之缺点》，《学生杂志》第14卷第7号，1927年7月10日。

〔17〕天民：《学生之奋斗主义》，《学生杂志》第2卷第2号，1915年2月5日。

〔18〕〔25〕〔78〕西生：《现今学生界之病的现象》，《学生杂志》第14卷第8号，1927年8月10日。

〔20〕〔119〕杨铨：《人格教育与民德》，《东方杂志》第21卷第20号，1924年10月25日。

〔21〕柳诒徴：《罪言》，《学衡》第40期，1925年4月。

〔23〕吴雄基：《青年宜注意品行的修养》，《学生杂志》第14卷第2号，1927年2月10日。

〔28〕〔94〕张伯苓：《中国之将来希望纯在人才》，崔国良编：《张伯苓教育论著选》，第110页。

〔30〕詹渭：《人格救国论》，《学生文艺丛刊》1924年第5期，1924年。

〔31〕廖世承：《个人人格与爱国精神》，《教育与人生》第2卷第60期，1924年12月8日。

〔32〕杨铨：《社会自救与中国政治之前途》，《东方杂志》第21卷第1号，纪念号，1924年1月10日。

〔33〕〔104〕孙振涛：《人格教育说》，《教育周报》(杭州)第14期，1913年8月8日。

〔34〕谷钟秀：《救亡论·前论四：中国国情果不适于共和耶》，《正谊》第1卷第9号，1918年。

〔35〕范尧生：《怎么样做学生》，《学生杂志》第6卷第12号，1919年12月5日。

〔36〕李润生：《学生与国家之关系》，《留美学生季报》第3卷第1期，1916年3月。

〔37〕朱毓魁：《今日国家所要求于学生者》，《学生杂志》第4卷第9号，1917年9月5日。

〔38〕谈绶楷：《学生之名实观念》，《学生杂志》第3卷第1号，1916年1月20日。

〔39〕卞鸿儒：《学生之国事观念》，《学生杂志》第4卷第6号，1917年6月5日。

〔40〕又玄：《今后之学生》，《学生杂志》第2卷第5号，1915年5月20日。

〔42〕刘笑波：《免哉学生》，《学生杂志》第2卷第12号，1915年12月20日。

〔44〕《新学生》，《学生杂志》第3卷第1号，1916年1月20日。

〔45〕杨贤江：《新教训》，《学生杂志》第6卷第7号，1919年7月5日。

〔46〕张鹤：《论人格教育与生活教育》，《教育周报》(杭州)第157期，1917年4月4日。

〔47〕李琪：《学生今后之道德》，《学生杂志》第5卷第3号，1918年3月5日。

〔50〕《人格之养成》，《新民德》1918年第2卷第6号，1918年6月10日。

〔51〕〔97〕杨贤江：《说人》，《学生杂志》第3卷第11号，1916年11月20日。

〔52〕李光曦：《青年之修养亟宜蕴理想人格说》，《弘毅日志汇刊》第1期，1920年4月。

〔53〕蒋梦麟：《进化社会的人格教育》，《教育杂志》第10卷第6号，1918年。

〔54〕徐正春：《人格论》，《启明女学校校友会杂志》第3期，1927年。

〔55〕倪光辉：《人格说》，《清心钟》第2卷第1期，1919年。

〔56〕吴剑飞：《我国人格教育之错觉》，《教育周报》(杭州)第140期，1916年10月23日。

〔57〕陆士桢：《个人与社会的研究》，《学生杂志》第14卷第2号，1927年2月10日。

〔59〕〔77〕朱子元：《人格化的教育观》，《新教育评论》第2卷第17期，1926年9月24日。

〔60〕〔113〕萧公弼：《责任心与生活力》，《学生杂志》第3卷第2号，1916年2月20日。

〔61〕力子：《群体底人格》，《民国日报·觉悟》第10卷第28期，1921年10月28日。

〔62〕子直：《论人格》，《灜生季刊》第1号，1921年。

〔63〕柳克述：《青年学生现行生活的错误》，《学生杂志》第11卷第12号，1924年12月5日。

〔64〕朱景珂：《人格之意义及尊严》，《讲演汇编》第26期，1917年10月。

〔65〕高劳：《理性之势力》，《东方杂志》第10卷第6号，1913年12月1日。

〔66〕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19页。

〔67〕恶石：《“知其不可而为”与“爱惜人格”》，《民国日报·觉悟》第3卷第27期，1922年3月27日。

〔68〕杨贤江：《学生人格的试验》，《民国日报·觉悟》第10卷第27期，1921年10月27日。

〔69〕《何谓新思想》，《东方杂志》第17卷第2号，1920年1月25日。

〔70〕吴宓：《论新文化运动》(节录《留美学生季报》)，《学衡》第4期，1922年4月。

〔71〕邹恩润：《不求轩困勉录：学生十思》，《学生杂志》第3卷第1号，1916年1月20日。

〔72〕〔90〕林荫：《今日学生人格之堕落》，《商业学生丛刊》第32期，1924年。

〔73〕冷观：《感情与理性》，1917年5月17号，《大公报》(影印版)第34册，第456页。

〔74〕李英才：《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兴贤学社汇刊》第1期，1923年6月。

〔75〕〔111〕〔115〕任夫：《怎样建立人格》，《青年进步》第66册，1923年10月。

〔76〕菊农：《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1923年6月12、14日。

〔79〕蔡逸帆：《人格与国家》，《爱国报》第25期，1924年5月1日。

〔80〕何熏楼：《智识之能力及修养》(续)，《学生杂志》第3卷第6号，1916年6月5日。

〔81〕刘伯明：《共和国民之精神》，《学衡》第10期，1922年10月。

〔82〕〔96〕又玄：《学生生活须知》，《学生杂志》第2卷第11号，1915年11月20日。

〔83〕何廷槐：《青年学生奋斗的出发点》，《学生杂志》第12卷第2号，1925年2月5日。

〔84〕闻天：《人格底重要》，《民国日报·觉悟》1921年7月17日。

〔85〕抱木：《人格教育之精神》，《中华教育界》第5卷第1期，1916年1月25日。

〔86〕杨贤江、朱毓魁：《意志之修养》，《学生杂志》第4卷第10号，1917年10月5日。

〔88〕朱毓魁：《今日国家所要求于学生者》，《学生杂志》第4卷第9号，1917年9月5日。

〔89〕《自己革新》，《学生杂志》第4卷第1号，1917年4月5日。

〔91〕邹恩润：《强毅与刚愎》，《学生杂志》第2卷第10号，1915年10月20日。

〔92〕雁江：《自强论》，《学生杂志》第8卷第10号，1921年10月5日。

〔93〕《青年求学的目的是什么？》，《学生杂志》第12卷第4号，1925年4月5日。

〔99〕定夷：《主人翁之责任》，《学生周刊》第1期，“社说”，1917年。

〔100〕无妄：《今年所责望于国民者》，1914年1月31号，《大公报》(影印本)第23册，第142页。

〔101〕许文海：《人格论》，《安定》第20期，1924年。

〔102〕陈宗岳：《学风与学生人格》，《青年进步》第89册，1926年1月。

〔103〕陈黻宸遗著：《道德教育说》，《学衡》第45期，1925年9月。

〔105〕〔110〕苕年：《人格教育与国民道德》，《清华周刊》第24卷第7号，1925年。

〔107〕《演说人格教育》，《教育杂志》第8卷第8号，1916年。

〔108〕授金：《人格教育》，《陕西教育月刊》第40期，1924年10月。

〔109〕经亨颐：《最近教育思潮》，张彬等编：《经亨颐集》，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59页。

〔112〕始旦：《对于青年修养上之要求》，《学生杂志》第2卷第1期，1915年1月20日。

〔114〕菊农：《人格与教育》，《晨报副刊》1923年6月13日。

〔116〕《人格解》，《兴华》第20卷第3期，1923年1月17日。

〔117〕杨廉：《知行合一的人格教育》(二)，《京报副刊》第56期，1925年2月9日。

〔119〕任夫：《人格救国是怎样的》，《青年进步》第45册，1921年7月。

〔120〕熊以谦：《教员对于学生的人格化》，《民间》第1卷第1期，1924年5月15日。

〔121〕赵炎才：《致用与重构的二重变奏：清末民初伦理道德近代嬗变研究》，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第82-84、158-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