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协商民主学术话语的百年国际传播探析〔*〕

2021-04-15 03:01吴学琴

学术界 2021年6期

吴学琴

(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合肥 230601)

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创造，也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的民主之一。党的十九大报告集中阐述了“发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重要作用”，〔1〕所以，一定程度上看，中国的民主观念能否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关键在于协商民主价值观念能否获得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价值观念在三个方面扩大了对外传播：一是发挥协商民主在解决国际争端和国际问题中的作用，如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二是发挥新闻媒体的对外宣传功能，如新华网英文版、《中国日报(英文版)》连续发文专题介绍协商民主，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塑造了国家形象，也增强了国家文化软实力；三是学术话语传播：通过国际学术会议、学术著作外译不断介绍中国的协商民主，在国际上得到较快传播，并获得国际社会的极大认同。其中的学术传播是最核心和最稳固的传播方式。那么百年来，学术传播状况怎样？其影响力如何？

一、协商民主观念的形成和实践为学术话语的传播奠定坚实基础

协商民主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目标是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此，大革命时期，党进行了国共两党协商合作的初次尝试，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思想。1922年，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正式提出应该构建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2〕同年7月，中共二大就民主联合战线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会议借鉴了国际经验，分析了国内情况，尤其对无产阶级加入革命运动、并与社会进步力量建立联合战线的必要性及重要性进行了深入探讨，初步表达了中国共产党构建革命民主统一战线的想法。次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再次围绕与国民党展开合作以及建立革命民主统一战线的具体方案进行讨论。会后，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共产党不断推进国共合作，于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促使国民党通过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通过奠立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标志着民主联合的初步成果。在大革命后期，两党的合作范围又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知识分子等社会各界人士，与他们建立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使他们共同参与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来，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中坚力量，保证了革命的胜利。

1927年，随着国共两党合作破裂，大革命失败，革命形势陷入了危机。在1924—1927年大革命期间，参加到革命统一战线的中间阶级，由于对国民党专政的不满，也相继建立了各自独立的政党组织，如以宋庆龄等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以邓演达、朱蕴山、章伯钧、谭平山等为代表的“第三党”，但这些党派的处境也异常艰难，国民党的专政使他们难以合法生存。“九一八”事变之后，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然而这时蒋介石仍然抱持对外妥协，对内清剿革命根据地的态度，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反蒋和共同抗日的双重目标和任务，共产党与各党派人士逐步走向了政党协商合作之路，从开始协商合作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联蒋抗日，这三个阶段的协商合作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联盟。“九一八”事变后，各界人士谴责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逼迫他进行抗日，1936年，利用西安事变的有利时机，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迅速展开与国民党的协商谈判，促成了联蒋抗日，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士与国民党开展共同协商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形成了深厚的友谊，积累了宝贵的党际协商经验，为国共二次合作和获得革命的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也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制度建设，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高度评价了统一战线，认为它是革命能够获得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这一法宝也为后来社会主义协商制度的创立提供了良好的合作平台，为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也使协商民主话语广为人知。

在长期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多种有效的协商民主方式，其中“三三制”和国民参政会是典型形式。“三三制”产生于抗战双方相持对峙阶段，此时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改善抗日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日，为此，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尝试改进政权民主管理的新形式，即对根据地政权工作人员的占比进行重新规定，共产党员、中间派人士、进步分子这三部分人在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分别占三分之一，〔3〕这就是著名的“三三制”。这一制度实质上反映了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人士的协商合作关系，也标志着协商民主制度的初步实践。“三三制”民主管理模式有三个典型的特征：第一，“三三制”政权是建立在共产党的领导前提下的，党领导的优势并非体现在工作人员数量上，而是体现在群众拥护程度上。第二，它以平等为基础，参与政权的各个党派，一律平等，没有任何政党或者阶级拥有特权。第三，由前两个特征所决定，在政权整个运行过程中，共产党需要对其主张进行充分阐述，倾听各个党派意见，争取各党派人士的支持，在与他们的沟通协调中达成一致意见，这便是协商的核心。这三点蕴含着后来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精神。这一民主制度的实行，极大地吸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的支持，同时还孤立了顽固势力。“三三制”政权民主形式是早期党对协商思想探索的实践成果，有力调动了社会各阶层和各群体力量，形成了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协商民主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典型范例。

与“三三制”的模式不同，国民参政会是由共产党提议，在国民政府和其他民主力量协商的基础上，共同成立的一个协商咨政机构。成立伊始，通过国共双方、其他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共同努力，在团结社会人士、发扬民主以及推进全面抗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抗战胜利后，1945年国民党想借国民参政会急于通过一党独裁的《组织条例》，遭到抵制，迫于各民主党派的压力，不得不与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建立联合政府。1946年，由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各民主党派人士参加的政协会议在重庆正式召开，会上讨论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宪法草案、国民大会案、建国纲领和军事问题案等五项决议。五项决议代表着国民党专政的政党体系正式瓦解，初步构建了联合政府的宪法草案。该会议使得协商民主思想由共产党一党的主张，上升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共识，也是我国第一次正式的协商民主实践，会议提出了求同存异和互相包容的主张，展现了协商民主理念和思想。国民参政会为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组建合作联盟拓展了新的渠道，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紧密而良好的合作关系，为新中国的成立打下坚实的基础。

由是观之，国共两党协商基础上建立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和合作，开创了中外政党协商历史的先河，也是我党对协商民主初步探索的成果，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以爱金生(《纽约时报》)、爱泼斯坦(《同盟劳工新闻》)、斯坦因(《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曼彻斯特导报》)、福尔曼(伦敦《泰晤士报》)等十余名西方记者组成的访问团，于1944年在对延安访问后，在国际上发表了众多的评论，介绍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斯坦因出版了《红色中国的挑战》、哈里森·福尔曼撰写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4〕在书中记录了其在西北之行的全程见闻，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共产党本身与国共关系，福尔曼赞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战、民主、团结、生产”口号，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的国共两党团结合作主张。西方记者的介绍虽然不是学术上的传播，但间接地让国际社会初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的协商民主思想与实践。革命战争年代创立的协商民主，为最大程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奠定了基础，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进入新时代，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进一步完善，治理方式不仅有政党之间的协商机制，还包括国家机关制定政策法规过程中的协商机制；不仅有自上而下单向协商通道，还形成了国家与社会之间双向多层次多方面的协商过程；协商的方式和途径由原来单一的协商会议制度，发展为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形式。中国协商民主思想和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为协商民主话语的国际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通过国际学术会议传播协商民主话语

通过学术会议，讨论学术问题，碰撞出思想火花，这也是传播价值观念最有效的方式之一。近年来，中国多次召开了关于协商民主思想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通过与其他国家的研究者进行交流，加快了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具有代表性的论坛有以下三次：第一次是由浙江大学原政治学和行政管理系与澳大利亚的塔斯玛尼亚大学政府系共同主办的“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该次会议于2004年11月18—21日在浙江大学举行。50余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官员共同参与了研讨，大会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取得共识：一是协商民主理论的实践途径。学者通过将协商民主理论与当前我国具体的基层实践相结合，提出我国发展协商民主，提高公民基于公共利益，经由公共论坛进行的平等自由的对话争辩、讨论协商水平，可缩小社会利益群体因不同诉求而产生的偏见。二是中国政治改革与协商民主的关系。学者认为当前中国进一步弘扬协商民主，可以规避被动式政治参与的劣势，保障公共决策和讨论的充分进行。譬如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用制的改革，吸引了北京大学全体教师积极参与到改革的讨论中来，充分体现了协商民主的重要性。三是西方协商民主的实践可以从中国的协商民主中得到启示。耶鲁大学的伊森·里布博士从美国大众协商制度的设计展开分析，提出可以借鉴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理念。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约翰·赫尔教授，通过分析澳大利亚的宪政、选举、议会和内阁等制度，提出该国具备协商民主的背景，但是也存在一些明显缺陷，容易陷入各集团利益之争，导致议而不决。西方民主可以参考中国协商民主制度的设计克服其不足。四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协商民主实践。1990年后我国对村民自治出现的相关问题开始反思，协商民主在农村公共事务决策和管理以及监督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来自美国克里夫兰州立大学的谭青山教授认为村民代表大会和一些其他的机制都潜藏着协商民主的因素，能够更好地治理村级事务。五是中国城市的协商民主实践。城市社区成员利用网络开展公共协商，能够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也可以解决国家在城市社区建设中的困难。六是如何推进协商性制度建设。美国互动基金会的阿道夫·刚德森博士通过学习中国的协商民主观念和制度，认为民主协商的目的不仅是达成共识，而且要进一步探索出更多可能性的治理途径。〔5〕显见，这次会议通过与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众多专家学者的交流研讨，在“协商民主理论”“中国政治改革与协商民主”“中国农村的协商民主实践”“中国城市的协商民主实践”“如何推进协商性制度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获得了国外与会专家的肯定和赞同，传播了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极大增强了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国际影响力。

时隔9年，2013年由南开大学组织的“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在天津召开，50多名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就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具体实践中面临的困难展开了激烈的探讨，并在三个方面研讨和传播了中国的协商民主：一是协商民主在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意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众多中国学者肯定了协商民主的重大意义，提出协商民主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在于增加与个别代表和派别的协商，从而增强协商民主的作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詹姆斯·费什金教授、澳大利亚皇家理工大学杰弗里·斯托克斯教授、英国西苏格兰大学斯蒂芬·艾斯特伯博士、英国华威大学约翰·帕金森教授、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马克·沃伦教授等专家学者也有同样的认识，认为协商民主与竞争型或精英型民主存在着本质区别，他们提醒与会者注意：人民的意志才是民主的最高形式；而协商民主发展的关键是民主化治理；协商民主化治理关键在于制度化，制度化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十个焦点，即处理好协商民主与政治行为、政策影响、不平等、专家意见、多元主义、利益、心理特征、公共领域、参与代表制、小众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性质和特征。大家充分肯定了我国民主的特色就是协商民主，并进一步强调协商民主在全球化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三是如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制度建设。专家疾呼必须始终坚持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促进协商民主的制度化，提出政协制度是当前我国民主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制度。美国加州大学张宁博士针对协商话语进行了分析，肯定听证制度在协商民主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获得了成功经验。〔6〕这次国际论坛对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不仅体现在会场中对协商民主治理的意义、焦点问题、制度化建设进行了研讨，达成了共识，还在会后发表了大量讨论协商民主的文章，如陈家刚于2014年7月发表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上的《当代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集中分析了协商民主在中国的实践，等等。

2017年1月17—19日，在西华师范大学再次召开“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大会聚焦基层协商民主，传播了中国基层协商民主五个方面的观点：一是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是构建我国民主政治的关键条件。学者们对我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实践阶段进行了总结，并且阐述了实践中的现状和出现的困难，提出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必须贯彻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化的诉求，才能发展协商民主，而协商民主的动力来自于自治方式的应用和创新。二是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来自韩国仁川大学的曹亨真教授认为政府有必要提高农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充分发挥协商民主在基层治理中的作用。三是基层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实践创新。大家认为四川省崇州市基层协商民主的主要做法，为协商民主的基层实践提供了现实借鉴。四是基层协商民主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来自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胡淑云博士详细介绍了瑞士基层协商民主的发展，这在协商民主和基层治理的发展当中具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五是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的现代化发展。专家赞同充分利用互联网加大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传播力度，利用政治整合促进基层自治和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7〕

这三次大型的关于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的国际学术会议，涉及的议题和内容多、覆盖面广，大到宏观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协商民主体制，小到浙江温岭的协商民主治理模式、成都议事会、成都青白江区“三级授权”基层民主自治治理、彭州市全覆盖的两级协商对话制度与渠道等基层的协商民主形式；从协商民主的理论到协商民主的实践，都进行了广泛研讨，无疑起到了传播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作用，并匡正了国外对我国民主制度的误识，回应了西方的质疑批评。

三、依托学术外译文本传播协商民主理论话语

随着全球化不断推进，各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大力推进文化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也是我国当务之急。为了将我国的文化弘扬到世界各地，“十二五”规划出台以来，我国就制定了发展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相继于2004年推出“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2009年启动“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2010年设立“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等一系列外译中国文化经典，传播中国价值观念的规划项目。这些项目把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翻译成外文出版，进入国外较为流行的传播渠道，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增进中外学术的交流，强化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传播，从而提升西方对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传统文化的理解。这也是我国十多年来对外文化传播事业的巨大成就，受到了海内外读者的普遍好评。在学术外译项目快速发展，文化传播和翻译出版事业得到更多机遇的背景下，独具中国特色的协商民主价值观念，也在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加大了传播力度，逐渐获得理解和认同。以2004年推出的“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项目为例，其成立后就多次对外推广了有关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外译文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外译图书有四本：《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协商民主：解读中国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在中国》《新常态下的地方治理创新：中国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的实践探索》。《协商民主与国家治理》由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副主任陈家刚编写，该书收录了几年来作者在《学习时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关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思考和研究成果，大体涵盖四大主题：一是作为政治体制改革新路径——存量民主问题；二是关于协商民主以及中国特色协商民主制度的构想；三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四是生态文明建设等。这些文章既有对西方协商民主制度设计的反思和经验的总结，也有探讨中国协商民主对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意义。《协商民主：解读中国民主制度》《协商民主在中国》由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编写，这两本书通过对中国协商民主制度进行具体介绍，阐述中国协商民主的多种形式，以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何通过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公民有序政治参与”这一现代民主精神，共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中国官员培训项目负责人陈抗教授和赴新加坡学习的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刘臣共同撰写的《新常态下的地方治理创新：中国协商民主和公众参与的实践探索》，从实践角度对中国协商民主和治理的12个案例进行了分析，多角度论述了政府对协商民主和治理创新作出的努力与尝试。

再以2010年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批准设立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为例，截至2019年的资料统计，该项目已经资助了1036项中华学术科学研究成果的对外翻译和出版，其中涉及协商民主的有林尚立的《建构民主——中国的理论、战略与议程》、孙国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林冈的《中国对民主的长期求索》(China’s Long Quest for Democracy)等十几本著作，〔8〕在中华学术走出去、讲述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扩大中国学术的话语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由“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所资助的有关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外译成果中，以下成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好评：原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主编的《中国治理变迁30年》(The Reform of Governance)，由荷兰博睿学术出版社于2010年6月出版发行，该书针对最近30年我国治理变迁的路线和改革进行分析，着重介绍了治理变迁的基础，分析了改革获得的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和治理模式的特征。在处理党政关系的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及各界人民团体的政治协商制度，以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该书对于中国政党制度的介绍正是中国协商民主思想应用于制度实践的鲜活例证，是帮助国外同行了解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重要文本。该书英文版发行后，受到了海外学者的高度评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爱德华·查尔斯评论该书说：“这本书对于研究中国政府治理变革的历程和模式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这包括了30年的政府治理变迁路线和重大事件，对于那些研究当代中国政府改革和治理的学者来说是必要参考读物。”〔9〕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李景治编写的《中国和平发展与构建和谐世界研究》(The Choice of China: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of a Harmonious World)，中英文版分别于2011年3月、2012年2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的第四章第三节在阐述中国和平发展进程中如何处理国际经济摩擦问题时指出，国际经济摩擦是中国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应坚持以和平发展的原则，妥善解决国际矛盾。这一内容是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用于解决国际问题的理论思考，也包含着国际协商解决矛盾冲突的观念，以个案的方式传播了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

上述的梳理大体给我们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协商民主价值观念对外传播的基本面貌，从中我们能够清晰感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敞开大门走向世界、拥抱世界的胸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融入世界的脚步也越来越快，让世界了解中国、认同中国价值观念的速度愈来愈快、途径越来越广。

四、外译《协商民主在中国(英文版)》，实现学术话语传播

在学术的外译传播中，《协商民主在中国(英文版)》一书具有里程碑意义，它对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理论和制度进行了专业化、系统性的介绍。该书2014年3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同年10月由外文出版社翻译成英文、韩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五种语言出版发行，是学术界将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以系统理论的方式进行对外传播的代表性巨著。作为“中国进行时”丛书之一，它为读者展示当今中国协商民主实践的一个个侧面、一个个鲜活和发展的中国样貌，帮助读者了解真实而多维的中国政治治理状况。

201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十八大提出并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接着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重点提出建立更加广泛的、多层次和制度化的协商民主，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把“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略和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内容。《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以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了当前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探讨了当前协商民主的本质和意义、协商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创新、协商民主与政治体制改革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并结合丰富的案例，针对目前中国各个地区实践探索出的协商民主的创新形式，如民主恳谈会、民主听证会、乡村论坛、社区论坛等，进行深刻分析，总结经验教训，反思成败得失，是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重要理论成果，其现实性和针对性都非常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英译版为Consultative Democracy in China，全书加上《序言》共分为十章，《序言》部分为“与其空谈民主不如深入研究民主的实践经验”，随后依次讨论了“十八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新贡献”“十八届三中全会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的决策”“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协商民主”“统一战线和协商民主”“协商民主思想的形成和两种民主的制度创新”“人民政协的转型和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政协协商民主的形式创新”“协商民主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脉络和原因”“中国特色协商民主理论思考及其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关系”九大问题，由此看出，该书对于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阐述集中在四个方面：

第一，用英文单词“consultative democracy”界定中国协商民主的本质。由于不同语言之间存在多方面的差异且都普遍存在着一词多类、一词多义的现象,所以选字用词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译文质量。在选字用词时,既要注意文章和句子的总体语境，区别两种语言在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也要考虑到两种语言在逻辑思维和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尤其是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对外话语体系、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大背景下，对外传播翻译中的选字用词既要区别于其他文体，符合有关专业知识和专业术语使用规范，也要能够展示一国的国家形象、精神特质和价值追求，提升一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在学术外译的实践中如何做到正确地选字用词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协商民主在中国》中的“协商民主”一词，选用了中国官方的译法“consultative democracy”，而非国际学术界所熟知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这恰恰是在学术外译的选字用词上，对中国协商民主思想与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之间本质区别的一种明确界定。我们都知道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的民主形式，但西方也有所谓的协商民主，其理论兴起于20世纪后期,是克服代议制民主缺陷而出现的一种民主构想和实践。西方代议制民主虽然成功解决了在社会复杂性条件下，如何保证现代国家规模庞大、数量众多民众的民主权利问题，但与此同时，代议制民主的理论和制度又面临新的难题，即如何代理才具有正当合理性？同时，这种民主也依然没有解决政府决策中如何保证和体现每个人的参政议政权利，如何体现不同价值观念和特性等个体情况。为解决此类问题，并缓解日渐加剧的社会矛盾，协商民主理论就此产生。1980年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第一次从学术意义上使用了“deliberative democracy(协商民主)”一词，〔10〕用此词来倡导公民政治参与。国内学者首次将国外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译成“协商民主”〔11〕，它是新型的国际性研究热点，吸引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然而这一基本概念的翻译本身就反映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在引进国内话语体系过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读。西方“协商民主”中的“协商”(deliberative)从词义上看，实际上包含着“审议”“慎思”(consideration)和“讨论”(discussion)等方面的含义，deliberative的过程主要是指在适当讨论后，个人依据学识和良知在对相关的论据和辩论进行充分思考的情况下，对部门、团体等相关机构提出的意见、措施或方案进行审定(支持或反对)的一种集体活动。〔12〕因此，从词源的层面来解析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翻译为“审议民主”更加符合实际。而《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将我国的“协商制度”中的“协商”，英译为“consultative”，意为“咨询”“商议”(negotiation)、“讨论”(discussion)，更加符合协商民主思想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所体现出来的建言献策、咨询于决策之前、达成共识的职能。〔13〕这一基本概念的明确界定，不仅从词语翻译的层面将西方协商民主理论和中国协商民主思想区别开来，更指明了这二者在协商的原则、基础、体制、机制、目标等方面存在着本质差别。

第二，深入研究协商民主实践经验，胜过空谈民主。《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的《序言》部分，作者在思考“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更有利于中国的持续健康发展”这一问题时，引用了列宁在俄国革命取得胜利后说的话：“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论社会主义”，〔14〕指出民主发展的方向：“在今天，空谈民主不如深入研究民主实践的经验”。〔15〕这句话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是与其抽象谈论玫瑰色的民主观念，不如脚踏实地践行民主。民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社会发展趋势，也是当今国际上使用最广、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美英法等西方多党制国家一直以“民主的代表”自居，并大力推广西式的价值理念和制度模式，将西方民主价值观念输出到世界各地，渗透其意识形态，目的是为了取得意识形态话语权、经济领域的控制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民主制度一直饱受西方的攻击和质疑，他们用西方的“民主”观念，诋毁中国的民主政治，暗讽、批评中国即将走向崩溃。美国摇滚乐队“Guns N’Roses(枪炮与玫瑰)”推出名为“Chinese Democracy(中国式民主)”的专辑，将攻击矛头直接指向中国的民主制度，暗示“They’ve seen the end，and you can’t hold on now(已经看到了终点，你们现在无法坚持)”；最后一任香港总督英国人彭定康在香港接受BBC专访时攻击“中国是民主的威胁”；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卡弗蒂2008年在转播中国奥运火炬传递时攻击中国：“So I think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as certainly changed.I think they’re basically the same bunch of goons and thugs they’ve been for the last 50 years.”(依我看来，我们和中国的关系一定会发生改变。我觉得，他们和50年前一样是一帮暴徒和恶棍)；〔16〕等等，此类攻击中国民主的言论屡见不鲜。在这种恶劣的国际舆论背景下，我们不仅要理直气壮地反驳，更需要探索一条能够让外界足以信服中国民主发展的道路，最好的方式莫过于让事实说话，与其空谈民主，不如脚踏实地地将民主理论应用于实践中，立足中国社会发展，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之路，西方的偏见与谩骂自然就会不攻自破。二是深入总结民主实践的经验，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主理论。正如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的演讲，谈及中国发展道路时指出：“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China cannot copy the political system or development model of other countries because it would not fit us and it might even lead to catastrophic consequences.)〔17〕“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国情，注定了中国必然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culture,tradition,history and circumstances determine that China needs to follow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suits its own reality.)〔18〕因此，回顾和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尤其是总结中国协商民主思想的理论渊源、发展历程、协商形式、基层实践等经验，对探究未来建立民主政治的整体方向与路径具有借鉴意义，如此，才能构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体系化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

第三，协商民主在我国政治生活中发挥了极大作用。协商民主是党和人民在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创造之一，源自于我国优秀的政治文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获得发展和完善，最大程度地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正如书中总结的一样，协商民主已经渗透到了我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人大立法、政协和基层社会组织等方面产生深刻影响，在当代已经具有广泛性、多层化和制度化的特征，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党之间的协商民主。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得到完善，目前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已经形成了多层面的协商民主制度。其中，政党协商已成为较成熟的协商民主方式，这是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以及无党派人士之间展开的协商，领导的主体是共产党。各党派基于相同的目标，利用协商的方式，讨论涉及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方针政策等议题，这一方式体现了协商民主的政治性和协作性，与以美英法为代表的西方政党制度中的纯粹竞争性的政党关系有着根本的区别。二是人民政协的协商民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简称人民政协，它是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机构，政协在政治当中扮演的角色是其他机构难以取代的，它的主题是“民主”和“团结”，继承了抗战后期西方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时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题，这一主题同时也起到民主监督的作用，这些职能的履行能够更好地发挥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的作用。三是政权机关在立法和决策中实行协商民主。我国的人大立法和选举中一般均采取协商民主制度。在构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过程中，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在对各类事项进行审议和决策的过程中，各代表和委员之间必须要用沟通和协商的方式来对各项立法和决策进行讨论决定，保证其立法和决策符合民意。人大制度和协商民主结合在一起的民主选举，反映了我国特色民主的优越性。人民政府施政过程中也采取协商民主制度，体现在政府召开的听证会和政府与政协的关系上，在政府决策、施政、监督、治理等各方面都贯彻协商民主的理念，从而使党和政府的决策更加顺应民意，充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四是基层的协商民主。伴随着协商民主在我国的日益发展，为进一步调动人民的参与性和主动性，我国社会基层较广泛地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民主实践，如民主恳谈会和社区议事会等。实践表明：我国基层的协商民主在化解社会矛盾、推动基层干部走好群众路线、科学决策、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都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第四，正确认识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的理论关系。如何界定中国协商民主与西方协商民主二者之间的理论关系，目前学术界尚未达成一致意见，《协商民主在中国》一书对此厘清了三种关系：一是我们要承认“国外的协商民主研究成果对我们探索中国的协商民主是有影响的”。〔19〕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国外协商民主理论的出现缓解了资本主义危机，缓和了阶级对立和种族矛盾，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反观西方的民主政治，反而增强了我们走协商民主之路的信心。二是“我们了解和研究国外的协商民主，并非要照抄照搬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仅仅是把他们的成果当作‘参照物’来研究我们自己的协商民主”。〔20〕在国外，协商民主主要是为应对代议制民主所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一种构想，但是在中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历程中，协商民主具有完整的理论体系和制度架构，因此，我们不可能完全模仿国外的协商民主，也不能将西式民主作为衡量民主化程度的唯一标准，而是借鉴西方协商民主的成功经验，推进和完善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三是“我们中国的理论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建立中国的协商民主理论。或者说，以我们自己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形成协商民主理论的中国学派”。〔21〕协商民主在我国已经发展多年，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在此基础上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总结，进而建构出协商民主的中国学派。显见，该书全面阐述中国协商民主的理论和实践，用英文、韩文、日文、俄文、西班牙文五种语言的出版发行，已经大大影响了西方国家对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认知和认同。

五、结语

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民主都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国情息息相关，只有读懂历史、读懂国情，才能理解该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的变迁。协商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构成部分，它植根于中国大地，经历了百年探索与实践，创立了我国政协制度和政党制度。通过百年的努力，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中国，倾听中国协商民主的声音，接受协商民主的价值观念，使一批正义的学者能够反思西式民主的局限。虽然中国协商民主价值观念对外学术话语传播还未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是中国的协商民主丰富了民主的形式，拓展了民主的渠道，在国际社会的互动交流中扩大了影响力。尤其是近几年学术外译文本对协商民主思想越来越重视，将其视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解读和传播，大大增强了外界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和文化的认同，实现了学术外译层面的“用中国好声音，讲中国好故事”的目的。上述关于协商民主价值观念的对外传播和影响也启示我们，只有尊重民主思想及其实践形式的多样性，才能在国际互动中扩大影响力。因此，在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今天，应尊重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差异化特征，重视民主思想和形式的多样性，只有这样，才能够为我国的政治建设提供新的活力和创造力，才能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页。

〔2〕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第63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42页。

〔4〕Guenther Stein,The challenge of red China (First printing),New York：Whittlesey House,McGraw-Hill,1945;Harrison Forman,Report from Red China(First printing),New York：H.Holt and Company，1945.

〔5〕吴乐珍：《协商民主理论与中国地方民主的实践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6〕齐艳红：《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协商民主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综述》，《理论与现代化》2014年第4期。

〔7〕谢友谊：《“协商民主与基层治理”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8〕“中华学术外译项目”数据来源于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http://fz.people.com.cn/skygb/sk/index.php/Index/seach。

〔9〕《〈中国治理变迁30年〉英文版简介》，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网站，http://www.nopss.gov.cn/n/2015/0104/c354472-26320157.html。

〔10〕Joseph M.Bessette，“Deliberative Democracy：Majority Principle in Republican Government”，in Robert A.Goldwin and William A Scham—bra(ed.),How Democratic Is the Constitution？Washington：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1980，pp.102-106.

〔11〕〔美〕詹姆斯·博曼、威廉·雷吉主编：《协商民主：论理性与政治》，陈家刚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

〔12〕参见Robert E.Goodin，“When Does Deliberation Begin? Internal Reflection versus Public Discussion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Political Studies,Vol.51,2003,p.269。

〔13〕金安平、姚传明：《“协商民主”：在中国的误读、偶合以及创造性转换的可能》，《新视野》2007年第5期。

〔14〕《列宁全集》第3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66页。

〔15〕〔19〕〔20〕〔21〕李君如：《协商民主在中国》，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154、154、155页。

〔16〕《外交部就CNN主持人攻击中国的言论答记者问》，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v/zhuanti/splasj/2008-04/16/content_149626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