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式”地区主义与东南亚民主化路径探析〔*〕

赵银亮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一、研究缘起与文献回顾

近年来，随着中东和中亚地区局势变幻而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正在重新擘画并深层次地改变着国际秩序重构的话语体系。〔1〕就东南亚地区而言，晚近半个世纪以来的渐进变革，亦是在关涉政治、经济、文化、地缘等一系列深层次变动基础上的多领域演进过程。需要思考的是，面对近年来大国关系和地区关系的演变，东南亚国家将如何进一步作出应对？地区主义的稳步推进，客观上形塑着东南亚地区精英和大众的思想理念，东南亚地区的民主化进程由此也呈现加速推进之势。〔2〕随着日益蓬勃发展的地区主义和地区化浪潮，东南亚各国乃至东盟组织的精英联盟也不断汲取、顺应不同政治行为体的理念，呈现出对于拓展社会空间、保护个人权利、推进公民有序政治参与的坚定信念和灵活策略。

基于深度变革的国际局势，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东南亚开放创新的区域化发展前景，探索构建新的分析框架。从东南亚地区化的演进路径和参与范围来看，东南亚日渐呈现“参与式”地区主义(participatory regionalism)的特征：一是在不断推进地区化实践的同时，东南亚各国政府也不断改进长期坚守的不干预国内事务的原则，其主要方向是朝向更为灵活和弹性的组织建构；二是政府及跨国行为体在处理地区问题时能够建立更为紧密的联系。这不仅意味着在各种社会力量之间已经呈现出了更为开放的合作态势，而且也不断催生整体社会结构的演进和嬗变。东南亚地区跨国力量加速形成，与政府主导的地区主义之间实现了更为紧密和积极的互动。

从当下地区实践来看，无论是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及其叙事策略的形成，抑或是该地区区域主义思潮和政治思潮的演进，都有着较为复杂的国际和国内背景。〔3〕在强调全球化、地区化进程的同时，我们不可忽略东南亚地区对于国家主权和地区主权的强烈认知。〔4〕同时也需看到，在地区民族主义思潮方兴未艾的语境下，东南亚主要国家也高度认同并强调区域化和全球化的普遍价值和时代意义。需要追问的问题包括：当急速转型中的东南亚社会面临一系列过渡态、分散性和不稳定等挑战时，传统与现实的话语叙事逻辑是否已然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空间？地区民族主义在倚重本土传统的同时，是否需要认真审视地区化和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无疑，从东南亚地区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发展的叙事模式进行审视和反思，这些都是需要深入研究的理论命题。〔5〕

从目前学界的研究来看，有关政治发展和地区一体化的研究视域已大大拓展，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也呈现多维度并行的态势。〔6〕例如，有学者基于地区比较的视角，分别对19世纪后半期欧洲部分国家的政治实践，以及东盟成立以来地区的政治实践进行了深入研究，从比较政治学角度揭示了地区化视域下政治发展的路径和机制。〔7〕同时，已有研究都有大致相似的结果指向，即虽然各自的政治发展路径有较大的差异，但通过搭建空间和平台推动大众的政治参与、构建回应性强的现代政府，是欧亚不同地区国家苦苦追寻的目标愿景。〔8〕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地区主义形塑国内政治结构，进而影响乃至深刻改变国家政治发展节奏和路径的能力也日益强化。学界对于该议题的研究视域和切入视角都出现了深刻的转向，内涵也在不断深化与拓展。显然，当下学界的研究立足于世界地区化风起云涌的生动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化研究的视域。

本文正是依托世界范围内深刻的社会实践以及由此带来的理论突破而进行的探索性研究。国际社会纷繁复杂的政治演进丰富了本文的研究视域，也赋予了本研究的现实意义。从未来研究指向而言，本文研究关涉一系列理论命题和核心议题，不仅涵盖区域化和全球化等传统议题，而且也涉及政治转型与发展、制度变迁和民主化等交叉视域和多个学科。〔9〕事实上，包括东南亚、拉美地区，以及俄罗斯等转型国家在内，大都期望在现代化进程和传统要素之间找寻密切关联，探索联通未来与过去的稳定纽带。对于世界上一些拥有丰富历史、复杂国情，而今又面临地区和全球挑战的国家而言，这些内在关联和稳定要素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议题。

总体来看，对于世界部分转型国家的深入研究，不光是在国家构建、身份认同层面具有奠基性的作用，而且从理论价值层面来看，也需要围绕政治发展、地区一体化和制度变迁，探索具有实践意义的理论框架。从这个意义而言，本研究赋予政治发展以特殊的研究视域，力求实现理论方面的突破创新。本文将研究东南亚地区互动的传统模式，思考这些传统模式作为地区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结构迅速变化的衍生物经历了怎样的转型。本文认为，推动转型的关键动力不仅来自于外部力量的多维度影响，更关涉不同国家各自的特定政治文化和既有制度安排。东南亚一系列制度安排，并非一开始就建立在共同的对自由民主的承诺以及共有知识和政治共识的基础之上，而是经历了艰难波折的漫长历程。在对西方及本地区特定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深度考量的基础上，东南亚各国逐渐凝聚了各成员国的共同愿景。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当时部分东盟国家摒弃了后殖民时代的地区建设经验，开启了不干涉国内事务原则的制度化进程，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外部力量的消极影响。

诚然，多样化的地区实践正日益深刻改变着东南亚地区的政治发展图谱。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东南亚长期所秉持的以精英为主导的地区社会化模式饱受大众质疑。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所发生的政治变革、地区的跨国力量和社会组织雨后春笋般迅猛出现，都深层次勾勒和擘画出地区新型的政治生态。基于错综复杂的地区形势，东南亚精英传统治理范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应有效管理地区冲突、提升地区治理透明度、建立规则基础上的公众参与，已然成为东南亚精英和大众不断得以凝聚的共识，“参与式”地区主义理念渐趋形成。本文旨在通过重构地区主义和民主化的逻辑机理，提出符合东南亚政治发展情势的分析框架。

二、冲突与重构：地区主义与民主化推进的逻辑理路

二战结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在世界范围内勾勒出了“西方—东方”“冷战”“南北关系”“苏东剧变”等重大历史图谱叙事，政治发展理论恰是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在一些重大事件影响下产生的，这样的历史情境与事件构成政治发展术语产生的重要语境。基于上述语境，关涉政治发展的语义主要针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而设定。晚近70余年学界关于政治发展、民主化推进和政治变迁的研究，主要关涉民主化的“国际维度”考察。〔10〕这些研究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上述命题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包括西方制度和技术的迅猛推进、跨国行为体的传播与流动，以及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一轮技术革命、区块链和通信技术的广泛应用等。显然，诸多国际要素从不同视角、以不同的方式谱写着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发展进程。〔11〕

对于晚近几十年以来西方力量如何影响域外国家的政治发展等重大命题，依然存在理论方面的困惑和挑战。当前世界各地政治发展中所出现的不同面向和逻辑关联的现代性及其实践，均因不同的制度体系和政治文化而存在着显著差异。学界关于现代性和政治发展的论述，不仅关涉到不同地区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历史和文化传统，而且也与植根于历史文化之中的文明间关系有着内在关联。

当前关涉地区化和民主化进程的研究，大都基于理论假设和理论阐释层面的考察：一方面，民主化的发展可能有效改变国家内部的政治形态，并有助于催生地区国家间彼此的互动和信任，威权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地区制度的建立和维持将会失去合法性，这主要缘于成员国更大规模的国内政治开放；另一方面，地区化进程中民主化的非均衡发展，也使得地区国家在某些重大议题上存在分歧，尤其是在人权和民主进步等问题上发生冲突。

诚然，民主化进程的稳步推进能够为地区主义发展带来许多积极影响。但也必须看到，激进的民主化实践将对国家的外交形势和地区秩序带来难以估量的后果。通过寻求广泛的外交政策共识，并推动公众参与外交政策讨论，民主化的实践能够为地区冲突寻求新的路径。从国内层面而言，民主化能够提升国内政治议题讨论的透明度，更大程度上取得地区的谅解和信任。此外，民主化的推进也有助于外界更为广泛而便利地获取国家安全和金融政策等信息，而信息的广泛流动及人文交流的加强，将显著减少国家之间的猜疑，增进地区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合作。民主化也可能增进国家间彼此更为开放、更有规制的互动，这将一定程度上削弱部分精英群体的思维惯式，推动更大程度的开放及对法治的敬畏之感。

从实践层面看，民主化的推进有助于创造更为广阔的公共空间，从而为地区力量的社会化塑造奠定坚实的基础。民主化还将拓宽地区治理议程的范畴，允许公众更多参与较为敏感议题的讨论。不断壮大的公众力量能够通过社会组织的力量对政府的决策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以寻求解决跨国问题的新方式新路径，这些议题包括环境保护、难民问题和移民问题等。基于民主化实践而产生的一系列制度创新将有效推进地区和平与稳定。

此外，民主化实践能够提升政府对于地区一体化及地区合作的支持力度。一定意义上说，威权主义体制下的国家或组织，不大容易获得国际援助机构的同情和支持；越来越多的援助政策以及双边或者多边的援助机构，都与受援国的人权政策和民主化实践相关联。

三、现代性的争论：威权主义与民主化的增进？

围绕现代性问题，政治哲学和比较政治研究者都有过比较深入的探索。但关于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如何影响国家现代性、政治经济领域的推进如何影响现代化路径，仍然需要大量实证研究加以辨析。〔12〕那么，放在东南亚的视域下，该地区是否会在现代化进程中败退下来，进入文化冲突的场域呢？〔13〕

近年来，基于地区化不断深入、大国力量频频介入地区事务的背景，东南亚地区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多从自身政治视角观察历史文化传统如何重塑地区多样化的现代化实践。这些思考和重塑的进程有着新时代和新形势的宏阔背景，其中折射的是地区精英在地区化实践中现代性价值的重构、地区国家制度体系的重组，虽然不同的精英群体在诸多理念方面仍存有较大差异，但这或许更多涉及国内政治发展和民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客观而言，地区精英对地区化路径的不同设计极大地影响着地区秩序和整体政治演进的方向和进程。

科学评估东南亚新地区主义与民主化的相关性及其影响，需要对威权主义和东盟组织发展之间的关系加以阐释。〔14〕在晚近有关多元现代性的争论中，东南亚自然也经历了威权主义、自由主义等颇具现实意义的过程。半个多世纪以前，东南亚民族精英普遍倾向于借鉴前殖民主义的治理体系进行国家建设，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时任总统苏加诺放弃了合法的、经选举产生的国家议会，主张以“指导性民主”取代该国所谓自由的“50%+1”的民主体制。〔15〕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在任期间，公众对于一味模仿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政治取向产生极大抵触情绪。由于大众的抗议和反对，马科斯总统在其第二个任期即将结束的1972年强行颁布了《战争法》，其借口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发动叛乱的威胁。马科斯有关“新的社会是以威权主义为原则”的思想，逐渐融入了基于大众的适度参与来推进政治稳定的价值取向。〔16〕尽管总体来看，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民主政治发展比印尼和菲律宾更加稳定，但复杂的民族及政治关系依然对马来西亚的民主体制有着显著影响。1969年的族群暴乱，迫使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深度改革，其中包括对议会权力的暂时搁置等。随后马来西亚政治精英也尝试由马来人进行领导，希望通过增选更多的反对派力量进入执政联盟，建立一种更为广泛的民族联盟，该联盟重视国家的意识形态即国家原则(Rukunegara)。这一原则倾向于强调国民对于皇室和宪法的忠诚，突出马来人在国家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优先地位。〔17〕

向着更为“本土化”的专制统治的回归，不仅对于相关国家的国内政治(带有明显的世袭制度特征)十分重要，而且对于外交共识的形成及地区合作政策也极为重要，这些都将汇聚成所谓的“东盟方式”。20世纪70年代东盟创始成员国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有着复杂的情感，这也影响到后续各国的制度设计。东盟最初的政策目标旨在推进其成员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其核心基础是成员国对于体制生存的共同关注和认知。地区多国当时都面临着国内外诸多地缘政治力量的压力，其中包括共产主义力量的影响。〔18〕与此同时，东盟国家依然高举民族主义旗帜，对于历经磨难赢得的主权充满热情，它们反对一味沿袭西方地区主义模式，比如超国家主义以及高度制度化的欧盟模式等。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国家原则看起来是符合地区合作发展前景的理想选择。“东盟方式”逐渐从非正式性、磋商和共识、灵活性等方面得以重新定义。〔19〕从表面上看，东盟的政治磋商和形成政治共识的进程主要源于地区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一方式也被看作是科学决策的民主方式。〔20〕但客观而言，东盟一体化进程是通过其成员国的政治精英等紧密的个人关系来实现的，某种程度上这将削弱体制因素对于地区合作的控制和主导作用。东盟内部的商讨机制并未强调公众的参与意识和作用，也未能完善相关的回馈机制。其中有关民主发展、环境保护和人权保护等议题，依然被限定在东盟主要议程之外，而不干预内部事务的原则也被东盟的核心原则加以强化和坚持。总的来说，“东盟方式”强调一个相对狭窄的、以精英为中心的地区主义发展道路，至于所谓主权方面的议题均被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于移民、恐怖主义等跨国议题的讨论也局限在较为有限的讨论空间。简言之，“东盟方式”的这些重要特征，包括各国对于地区文化和政治认同的强烈关注，与东南亚“世袭制度的地区主义”核心基础是相吻合的。

东南亚向威权主义方向的集体沦落，对于地区秩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从地区民族意识、宗教和文化因素、殖民遗产等维度综合考察，地区政治发展的氛围构成了集权政治形成的整体背景，而这一集权体制氛围又是地区整体政治发展转向的集体特征和价值取向；〔21〕另一方面，这样充满悖论的心态是与冷战时期的政治氛围相适应的。其结果就是，西方为东盟提供了经济和政治的支持，允许东盟成员国的商品进入西方国家市场并给予其投资及援助。除此之外，东南亚地区精英对于所谓共产主义力量的威胁和种族分裂等所带来的挑战也达成初步共识。上述语境和心态的变化，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东盟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为其转型为颇具影响力的地区组织奠定了基础。

作为东南亚地区的政治谱段选择，不可能没有地区精英对现实力量格局和地区发展的详尽考量，贯穿其中的自然离不开对主权民主逻辑的严重关切。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实践，也推动着东南亚部分国家或急或缓地深化民主体制变革，其中部分国家的民主实践并未削弱以国家为中心的地区主义决策体制，但是民主化的发展已经显著地改变了东南亚地区互动的政治氛围。譬如，印度尼西亚国内精英和大众对于新的政治体制的关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对地区合作的冲动和热情。此外，民主化进程的推进也显著改善了东盟精英社会化的传统范式。〔22〕随着东盟之父苏加诺的影响日渐减弱，东南亚诸国长期沿袭的代际更换体制变革更加扑朔迷离；另一方面，由于渐进民主化所带来的不同影响，地区国家对“东盟方式”也不同程度地产生了怀疑甚至是抵制。虽然这些怀疑或抵制最初主要源自于东盟应对金融危机的茫然无措，但显然也与该地区的民主发展阶段有着某种关系。泰国的表现尤为明显，该国政府在1998—1999年期间公开呼吁实施“灵活性参与”的政策，也希望各国携手打造更加开放和包容的东盟，但其表现主要是出于对自身政治变革和东盟未来发展的考虑。

显然，地区政治互动氛围的渐趋形成与社会运动日益强大的影响是分不开的。印度尼西亚和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公众对于东盟部分决策表示不满，主要原因在于东盟对广大公众的诉求未能很好地给予回应，更不允许更多的公民组织参与决策进程。东盟这样的行为已引发来自印尼、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国非政府组织的密切关注。在这些组织看来，东盟的开放和包容等特质已深深蕴含在该组织的发展过程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东南亚地区民主化进程及其效果的呈现已然成为地区主义发展的晴雨表。

虽然在部分观察家看来，随着地区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地区主义作为地区主要意识形态已经纳入地区精英的执政视野，但事实也并非如某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民主化发展会对地区秩序和权力格局带来挑战。20世纪80年代泰国民主化进程的案例较为深刻地揭示了其中的内在逻辑关联，〔23〕该时期泰国外交政策转变的客观结果使得地区紧张的局势得以缓解。而且随着国内政治透明度的增加，泰国等东南亚主要国家推进民主化进程也有利于消弭各国的隔阂。例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所推进的民主改革，使外界可以获得有关泰国国防预算的更多信息，并揭露出武器买卖中的腐败现象，这客观上也推动了苏哈托政府对于国防预算的重新考量。在某些学者看来，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原因之一便是精英主导的地区主义发展模式脱离了“参与式”地区主义内在蕴含的大众情怀，使得成员国间的信息共享变得难以实现。这些信息不仅包括各国的经济信息，也包括一些早期预警机制等重要信息。客观而言，东南亚精英阶层的认知变化直接推动了地区政治经济合作的实现。

四、朝向“参与式”地区主义：东南亚民主化的发展路径

在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东南亚，“参与式”地区主义的一些要素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尤其是素林所提出的“灵活性接触”思想更是清晰地阐释了“参与式”地区主义的深刻内涵，该思想较为深刻地反映了东南亚精英的认同变化。这一调整与马来西亚前副总理安瓦尔所提出的“建设性干预”的观点相类似，〔24〕其核心并不是直接反对国家主权，只是呼吁在经济政策、信息共享和国内经济政策的平等对待等方面建立更加开放的体制。基于东盟体制的刚性安排，在特定政治情势下，东盟主要国家对于成员国内部议题进行的批评或干涉往往面临很大的挑战。因此，“灵活性接触”意味着对于东盟不干预国家内部事务原则的某种缓冲，是对于日益增加的跨国挑战的忧虑而产生的自然反应。如印度尼西亚的森林大火以及随后影响到邻国的烟雾，曾带来严峻的经济和健康安全问题；来自于缅甸的毒品和难民问题等也是如此。泰国曾对于东盟未能应对发生在东帝汶的流血冲突，以及顽固坚守不干预国内事务的原则提出批评。作为一项外交政策，“灵活性接触”在转型中的泰国政治中有着强有力的根基。〔25〕泰国川·立派政府不赞成过去对于“建设性接触”政策的支持，当然也不希望被看作是“独裁俱乐部”的成员。由于自身民主化力量的推动，川·立派政府希望寻求一个新的发展道路，并通过规范立法进而约束军队的政治影响。〔26〕对于“灵活性接触”政策最为严厉的批评来自于越南和缅甸，而菲律宾则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自从新的民主政府上台以来，印度尼西亚对于来自外部的干预也越来越持更为开放的态度。正如印度尼西亚官员阿迪安·西拉拉希(Adian Silalahi)所说，“我们依然坚持东盟的那些原则，但我相信在不干预的问题上我们现在需要更加开放，这不再是一个我们不能讨论的原则。印度尼西亚已经由于其民主进程而变得更加开放和灵活。”〔27〕虽然东南亚地区多国在开放公共空间方面有所进展，但总体来看东南亚公民社会的参与仍然是有限的。尽管长期以来东盟公民社会期望与政府有更多的合作，并希望积极参与到公共事务的管理决策之中，但大多数公民参与依然较多依靠政府资助，其相关思考和建议亦深受政府智库的影响。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南亚的非政府组织逐渐有了清晰的身份认知，渐趋形成了致力于地区合作的网络和机制。〔28〕这些非政府组织谴责东盟在追求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忽略或者容忍本地区各国政府对于人权的伤害，批判某些国家背离民主理念的行径。东南亚存在着许多这样的地区非政府组织联盟，其中部分联盟与更广泛的亚洲区域网络紧密联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东南亚地区非政府组织发展迅猛，1993年在曼谷举行的亚洲和西方非政府组织联席会议即向世界展示了这些组织的强大力量，当时一些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举行会议，商讨应对维也纳世界人权大会作出的战略决定。其后，亚洲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参与了亚太经济组织关于自由贸易议程的活动，这些力量的成长在1997年的温哥华会议上也有清晰体现。还有一些高规格的会议和运动，如东帝汶亚太联盟(Asia-Pacific Coalition for East Timor,APCET)会议、缅甸替代东盟网络(ALTSEAN Burma)等，都组织和动员了针对缅甸的某些政治运动；由泰国部分非政府组织领导的反伐木的抗议活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东南亚公民力量对于地区发展议程的选择和坚守。

在人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非政府组织运动，已经逐渐开始显现地区层面的可喜成果。譬如，“论坛亚洲”(Forum Asia)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最著名的跨国非政府组织之一，该组织寻求“推动该地区的人权发展并使之得以巩固，其关注点是对于该地区共同关注的议题加以积极回应”。相对于亚太经合组织而言，东南亚部分国家发起成立的马尼拉人民论坛也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推动一个“充满动力的磋商进程，旨在加强对亚太经合组织中公众的回应，形成适合地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论坛亚洲”的行动包括：对于残害人权的行为进行监管并进行报道；加强对人权的教育和普及，组织寻求事实真相并进行法律调查。以曼谷为基础的关注全球南部发展运动、以马来西亚为基础的第三世界网络组织等非政府组织，领导发起一系列摒弃全球化弊端的行动。这些组织抗议对劳动者的过度剥削，抗议部分国际行为体对环境的破坏。环境问题日趋成为东南亚非政府组织动员各种社会力量的关键议题，尤其是在1997年印度尼西亚森林大火对于森林的破坏，导致了更为普遍的生态和经济危害之后更是如此。此外，东南亚非政府组织也呼吁对于国家安全采取可供选择的方式，强调人民的安全要高于国家和体制的安全。

上述诸多方面取得的进展，对于推动东南亚各国政府和大众两种不同取向的地区主义范式之间形成密切合作关系起到积极作用。随着近年来新的跨国问题如环境问题和难民问题等不断增加，国际社会对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有了更多期待。东南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行为体。非政府组织角色的演变，不仅是源于非政府组织所拥有的知识和构建共识的能力，而且也源于其所追求的各项运动和治理行动中所体现的公民社会的内在禀赋。非政府组织跨国、跨领域的合作旨在克服由于本国国内资源受限所带来的制约。比如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开放推动了两国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在地区和跨国问题上逐步实现了合作。对于亚洲非政府组织的更为广泛的外部支持，源自于后冷战时期国际社会对于人权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由西方国家支持的关涉“人类安全”运动的项目和倡议也逐渐得以实施。而所谓人类安全概念的起源，则是基于对个体安全和尊严所面临挑战的客观认知。〔29〕随着公民社会运动更为紧密地融入东南亚地区的决策进程，这些运动也为地区合作与治理提供了借鉴。尽管东南亚部分国家政府对于非政府组织依然持有疑虑，但总体来看，地区各国仍然期望与非政府组织开展积极合作。

诚然，有多重因素对于东南亚“参与式”地区主义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而民主化因素无疑是其中最关键的。东盟人民大会的举行即反映了东盟精英阶层亲民主力量的迅猛发展。尽管东盟内部的政治变革曾受到来自缅甸、老挝和越南政府的抵制，但东南亚大众和非政府组织等已经形成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他们不断探寻有效机制推动地区治理的实现。政府、企业与社会逐渐形成有机联合体，共同推动地区一体化进程。逐渐地，东南亚地区的非政府组织努力提升其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不断加深对政府决策的影响力。

除了国内政治变革因素之外，来自国际社会的推动力量也在东南亚“参与式”地区主义转型发展过程中逐渐发挥作用。〔30〕东南亚各国政府也逐渐意识到，对于地区非政府组织的态度调整，将有助于缓和其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从近年来东盟和欧盟的关系发展中可以得到清晰的体现，尤其是在缅甸政治发展问题上更能管中窥豹。一定程度上说，地区民主化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展开的地区制度安排，有益于建立更具包容性和弹性的政治氛围，进而对东盟与其他国家行为体的互动带来积极影响。

五、东南亚民主化面临的挑战及未来议程

新世纪以来，东盟逐渐显露了后主权时代地区规则遭遇的困境，各成员国在民主和人权等问题上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政治共识：一方面，东盟的政治精英并未显示出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明确的承诺，而这些承诺在欧盟和拉美都已经普遍存在。仅就泰国而言，在外交政策议程中，自从川·立派政府在2001年9月下台以后，该国对于民主和人权的承诺就大大减弱；另一方面，东南亚的民主化进程仍然呈现不完全、非均衡的发展态势，部分国家仍大致维持着威权主义的政体统治，包括印尼在内的部分东南亚国家的民主巩固依然任重而道远，而作为地区共同体的东盟构想仍然有较大发展空间。此外，美国印太战略的调整和域外大国因素，也都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公民社会活动的空间。东南亚地区内各国政府所采取的针对恐怖主义袭击的措施，也为该地区大众权利的实现蒙上了阴影。在此背景下，印度尼西亚颁布了新的安全法，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内部安全法案也得到了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支持，其国内安全已经凌驾于人类安全之上，而穆斯林的公民社会组织也处在政府的严格监管之下。近期，东南亚其他国家也在考虑出台新的内部安全合作制度，以对抗来自边界之外的恐怖威胁。这些新的挑战和变化，或将迫使东南亚国家对“参与式”地区主义进行重新评估。〔31〕

从另一个维度而言，东南亚的民主化正在重新塑造东南亚新地区主义，围绕国家主权和公众参与的空间问题，东南亚国家内部出现分歧。随着“参与式”地区主义的稳步推进，东南亚的民主化将会为更深入的地区互动提供动力。比起威权主义国家，新出现的民主政体国家也有更大的意愿从审慎的主权观念和规则中脱离出来。上述这些从东南亚研究中得出的启示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东南亚地区制度的不断完善，通常被看作是国内政治制度和结构的衍生产物。东盟的创立承载了其成员国对于更广泛的威权主义转型的强烈期望，也反映了地区的共同价值观诉求。但是对于一个封闭的、高度形式化和世袭的东盟，其内在的脆弱性已经由近年来的一些事件而得以清晰地体现。对于当今的东盟而言，能否成功实现朝向“参与式”地区主义的转型，其动力主要取决于地区精英是否能够理解并接受所谓不干预主权的观点，是否能够深入思考更加广泛的跨国议题，是否能够对于大众的诉求作出更为积极主动的响应。而在东南亚精英阶层看来，民主化的力量能够对于这些持久的、有效的地区制度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民主化的进展也同样能够增进地区合作与治理的合法性，而近年来东南亚地区一系列制度性建设也将赋予大众以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自由发展和国际贸易合作的过度干预。所有这些都将催生精英和大众对于地区治理法治化建设的共识。

随着地区局势的急速演进和嬗变，东南亚民主化进程和新地区主义在加速推进的同时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特征。由于东盟组织功能的不断扩展、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持续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以及地区大国如印度尼西亚的国内不稳定因素等等，东南亚新地区主义的发展前景依然难以预料。随着缅甸、越南和老挝等中南半岛国家的渐进式改革，以及菲律宾、印尼等国民主化进程的加速，东南亚地区的政治氛围和政治生态也得以极大改善。可以说，当前东盟内部的政治多样性从来没有如此的广泛，在政治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也令人鼓舞。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这些进展或将削弱东盟这一地区组织的内聚力，并将使东盟面临诸多经济和政治议题的挑战。但我们也需看到，虽然东盟面临着较大的内部分离倾向，但这同时也为实现民主化压力的调整提供了新的机遇。对于东盟来说，可以通过拓展其社会基础、重设并改革东盟地区主义的政治议程，以解决其所面临的与全球化挑战更为紧密的相关问题。

六、结 语

关于该议题未来的研究议程，主要关涉如下方面的一系列思考和追问：“东南亚世界”这一概念在当今复杂的现实条件下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或许能够推动建立一个自我确定、自我认同的广阔空间。但从实践角度而言，这一概念将在多大程度上催生东南亚内部的自我认同和政治共识，抑或是，这一概念被地区精英仅仅当作政治权力实现的有效工具？

就本文研究而言，东南亚地区精英对于地区民主化问题的叙事话语重构、对于地区主导权的渴望与追求，始终构成了区域化与民主化交替发展的重要逻辑线索。从马哈蒂尔早年对地区发展模式的谋划，到如今东盟领导人对地区未来发展图景的勾勒，都始终围绕地区国家主导性和主导能力提升而展开。历史上和现实中在大国间左支右绌的切肤之痛，深深地刺激着东南亚各国精英以提升地区主体地位作为意识形态话语构建的根本。

能否把东南亚不同国家所经历的多样化的政治发展形态概括为整体意义上的“东南亚政治发展模式”，这一命题本身仍需要进行深入的实证研究。笔者认为，长期以来，诸多关于东南亚地区政治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议题尚未纳入整个学术视野之内，学界的学术评价更多是以“西方”为参照系的，对东南亚地区特定场域、特定情势下地区一体化与政治变革的相关性研究，仍未能有效树立该地区的主体地位和意识。

注释：

〔1〕赵银亮、岳晓璐：《地区一体化、立宪主义与缅甸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研究》2018年第1期。

〔2〕何龙群：《从中国—东南亚关系看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6期。

〔3〕朱陆民、彭琳：《“转型正义”为何艰难：以东帝汶为例》，《东南亚研究》2018年第5期。

〔4〕肖克：《亚洲威权国家民主转型的可行路径选择：基于西班牙与缅甸的比较》，《比较政治学研究》2014年第1期。

〔5〕李路曲：《新加坡道路》，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236-254页。

〔6〕赵银亮：《制度变迁与对外政策：聚焦东南亚》，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25页。

〔7〕陈金英：《西方视角下的中印政治发展模式比较》，《国际观察》2014年第5期。

〔8〕有关政治发展的文献，最初从西方早期政治发展研究兴起。粗略地看，西方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政治发展研究表现出兴趣，而有意识地使这一研究概念化和系统化，大约在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政治发展这一词汇在政治学词汇和概念中还是个“新来者”(参阅〔美〕格林斯坦、波尔斯比编：《政治学手册精选》下卷，储复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经过短暂的沉寂后，政治发展研究进入活跃期，逐渐成为政治科学研究中的显学。一些政治理论专家人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阿尔蒙德(Gabriel A.Almond)、派伊(Lucian W.Pye)、宾德(Leonard Binder)、科尔曼(James S.Coleman)、维巴(Sindey Verba)、李普塞特(Seymour M.Lipset)、艾森斯塔特(S.N.Eisenstadt)等，纷纷投身政治发展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政治变迁、政治进步和发展进行了宏观的理论探讨。主要文献包括：派伊主编的《沟通与政治发展》(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沃德(Robert E.Ward)和罗斯托(Dankwart A.Rustow)主编的《日本与土耳其的政治现代化》(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n Japan and Turkey)；拉巴隆巴拉(Joseph LaPalombora)主编的《官僚体制与政治发展》(Bureaucracy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派伊和维巴主编的《政治文化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拉巴隆巴拉和维纳(Myron Weiner)主编的《政党与政治发展》(Political Partie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宾德、科尔曼、拉巴隆巴拉、派伊、维巴、韦纳等共同主编的《政治发展中的危机与后果》(Crisis and Sequence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科尔曼主编的《教育与政治发展》(Educ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五国政治态度与民主》(The Civil Culture: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阿尔蒙德和鲍威尔(G.Bingham Powell, Jr.)合著的《比较政治学：发展研究》(Comparative Politics:A Development Approach)，该书1978年再版时更名为《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Comparative Politics:System, Process and Policy)；派伊著的《政治发展的诸方面》(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亨廷顿著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等。

〔9〕Solingen,E,Regional Orders at the Century’s Dawn,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Farer,T ,“Collectively defending democracy in the Western hemisphere”,Farer (eds.),Beyond Sovereignty:Collectively Defending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s,Baltimore, MD: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6,pp.1-25;E Adler,“Seeds of peaceful change:the OSCE’s security community-building model”,E Adler & M Barnett (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43-147 ;Acharya,A,“Collective identity and conflict man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E Adler & M Barnett (eds.),Security Communiti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p.198-227;Munoz,H,“The OA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Journal of Democracy,1993,4(3),pp.29-38;Patomaki,H,Critical response to globalization in the Mercosur region:emergent possibilities for democratic politics?NIGD Working Paper 1 ,Helsinki:Network Institute for Global Democratization,2000;Petrash,V,Towards 2005:consistencies and inconsistencies of the FTAA process in the face of challenger to the liberal democratic governance consensus in the Americas,paper presen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 Annual Convention,2000,15-18 March.

〔10〕Samuel Huntington,The Third Wave,Norma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1991;Laurence Whitehead,(ed.),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Europe and the Americ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Geoffrey Pridham,Eric Herring,and George Sanford,(ed.),Building Democracy?The International Dimension of Democratization in Eastern Europe,London: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Jean Grugel,(ed.),Democracy without Borders:Transnationalization and Conditionality in New Democracies,London:Routledge,2017.

〔11〕Harvey Starr,“Democratic Dominoes: Diffusion Approaches to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91,Vol.35,No.2,pp.356-81;Jeffrey S.Kopstein and David A.Reilly,“Geographic Diffus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 Communist World”,World Politics,Vol.53,No.1,2000,pp.1-37;Larry Diamond,Promoting Democracy in the 1990s:Actors and Instruments,Issue and Imperative,New York:Carnegie Corporation,1995;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The Learning Curve,Washington,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6.

〔12〕关于现代性的研究，可参阅下列文献：〔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英〕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王岳川、尚水编：《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美〕赫尔曼·E·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诸大建、胡圣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13〕〔德〕多明尼克·萨赫森迈尔(Dominic Sachsenmaier)、〔德〕任斯·理德尔(Jens Riedel)、〔以〕S.N.艾森斯塔德(Shmuel N.Eisenstadt)编著：《多元现代性的反思》，郭少堂、王为理等译，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唐睿：《制度性吸纳与东亚威权主义政府执政地位的保持——对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的比较分析》，《东南亚研究》2019年第3期。

〔15〕〔16〕Yong,MC,“Political structures”,N Tarling (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Volume 2,Part 2,From World War II to the Pres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p.433,426.

〔17〕马来西亚的国家原则，即“信奉上苍、忠于君国，维护宪法、尊崇法治、培养德行”。

〔18〕Acharya,A,“Regionalism and regime security in the third world:comparing the origins of the ASEAN and the GCC”,BL Job (ed.),The (In) Security Dilemma:National Security of Third World States,Boulder,CO:Lynne Rienner,1992,pp.143-164.

〔19〕Acharya,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2000.

〔20〕Pye,LW,Asian Power and Politics:The Culture Dimensions of Authority,Cambridge,MA:Belknap,1985.

〔21〕Acharya,A,The Quest of Identi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Southeast Asia,Singapore: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

〔22〕Acharya,A,“Is there a lack of focus in Indonesia’s foreign policy?”,Straits Times,2000,2 October.

〔23〕Acharya,A,“A new regional order in Southeast Asia”,Adelphi PaperNo.279 ,London: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1993.

〔24〕Acharya,A,Sovereignty, non-intervention, and regionalism,CANCAPS Papers No.15,Toronto:Canadian Consortium for Asia Pacific Security,1997.

〔25〕Pitsuwan,P,The role of human rights in Thailand’s foreign policy,1998,2 October,http://www.thaiembdc.org/pressctr/statement/others/fm_hr1098.htm,accessed 10 August 2000.

〔26〕Acharya,A,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London:Routledge,1998;Kraft,HJ ,“ASEAN and intra-ASEAN relations: weathering the storm”,Pacific Review,2000,13(3),pp.453-472.

〔27〕Suryodiningrat,M,Will RI commit ASEAN’S sin?,Jakarta Post,2000,26 July,http://thejakartapost.com:889...u_name+details&id+2366172,p.1.

〔28〕Lizee,PP,“Civil society and regional security:tensions and potentials in post-crisis Southeast Asia”,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2000,22(3),pp.551-570.

〔29〕Acharya,A,“State-society relations:Asian and world order after September 11”,K Booth & T Dunne (eds.),Worlds in Collision: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London:Palgrave,2000,pp.194-204.

〔30〕譬如针对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而成立的马尼拉人民论坛，由400多名代表组成，既是1995年11月在东京举行的非政府组织论坛的延续，也是1994年雅加达非政府组织会议的衍生物。

〔31〕Acharya,A,“State-society relations:Asian and world order after September 11”,K Booth & T Dunne (eds.),Worlds in Collision: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London: Palgrave,2000,pp.194-204;Acharya,A,“The retreat of liberal democracy”,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2002,17 September,p.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