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藏“孙登天籁铁琴”考

严晓星

晋代隐士孙登，以善长啸与弹一弦琴而著称，《晋书》有传，后世以之为仙，登榜葛洪《神仙传》。他所弹的“一弦琴”究竟是什么乐器，唐宋间显然关注不足。在明清以来的绘画中，多半是以七弦琴之器，张一弦来表示。20世纪80年代初，牛龙菲提出“嘉峪关魏晋三号墓前室西壁中部下层一幅墓砖所绘的乐器，即是《晋书·孙登传》所谓的‘一弦琴’”，1牛龙菲，《古乐发隐（嘉峪关魏晋墓室砖画乐器考证新一版）》，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页。三十多年后又重申故说。2陇菲，《古琴新说：卧箜篌·古琴考》，重庆出版社，2020年，第51—53页。按：陇菲即牛龙菲。这大约是目前所仅见的对孙登“一弦琴”的现代解释。

如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孙登铁琴”，号为明末收藏家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1525—1590）所藏，自然就是明清绘画中的常见模样，无非少了那根琴弦而已。有意思的是，这张铁琴的形制与常见的七弦琴完全一致，七根琴弦的轸子与穿孔赫然在目，并非“一弦琴”，而历史上也并无一弦琴是铁制成的记载。记载、实物两不相符，却不妨碍它二百年来备受关注，堪称收藏史上的名器。然而关于此琴的收藏及流传情况，迄今未见完整梳理；它的真伪及断代问题，亦未有得到普遍认可的明确意见，尤其是进入现代以来，在几乎已不再有学者视之为孙登遗物的共识之下，它与项元汴的因缘何在，亦未充分厘清。本文致力于梳理史料，细细勾勒“孙登铁琴”入藏故宫之前的传承路线，力图集诸家之旧说，参以新知，以期做出解释，逼近真相。

一 铁琴之流传与前人之质疑

目前所见“孙登铁琴”的最早记载，封治国已经指出海盐戏曲家黄燮清（1805—1864）作于清道光丙午年（1846）的《铁琴以所藏孙登铁琴见示，予为上弦，并志以诗》：

跃出蕤宾铁，曾经劫火来。千年神鬼护，万壑雨风哀。天籁沉高阁（琴为项氏天籁阁所藏。阁毁于火，而琴独存），秋声落啸台。广陵今绝响，孤负此良材。3《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委员会编，《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19 册，第41页。封治国依据的是陆萼庭所撰〈黄燮清年谱〉，载《清代戏曲家丛考》，学林出版社，1995年。参见封治国，〈嘉兴项元汴生平若干问题再考〉，载中山大学艺术史研究中心编，《艺术史研究》第十三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63页。

可能是因为黄燮清上了弦，铁琴可以用来弹奏。从此开始，这位“铁琴”其号者就将藏了几十年的铁琴频频示人了。大约是这年春夏间，吴廷燮（1803—1856）作《铁琴歌》，载《小梅花馆诗集》卷六，其小序云：

丙午余馆当湖吴氏，修梅主人出铁琴一见示，制与常琴同，薄不及分，弦而鼓之，清凉激越，与常琴异。背有八分大字曰“天籁”，下款“晋孙公和制”，再其下有项子京印，亦镌于铁。子京天籁阁以此琴名焉。嘉庆间松圃相国得之，虽真赝莫辨，然非近代物也。4《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681 册，第251页。此诗前有《初春偶成》，后有《六月十三日纪事》，故定为春夏间作。又，封治国将卷六误记为卷四。

《铁琴歌》末四句为“庭空雨霁松荫凉，张弦我欲聆清越。一声粲发飞云泉，万籁沉空流素月”5同注4。，可见此时琴弦已安好。

是年初冬，又先后有阮元（1764—1849）、张廷济（1768—1848）、梁章钜（1775—1849）题咏，赵之琛（1781—1852）铭文可能也作于这一时期。可能是因为这四家的文坛地位，其文字后来被镌刻在铁琴的楠木琴匣上。首次完整披露四家题识的，是郑珉中〈对两张“晋琴”的初步研究〉一文。阮元题云：

此铁琴为项子京宝物，天籁阁所由始也。修梅能廉，到处有政声，上官降之，曰人迂谨，夫日以携琴载书为事，此杨成自书下考也。丙午初冬，颐性老人阮元识。6郑珉中，《蠡测偶录集》，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第105页。

修梅，即吴廷燮所记“铁琴”，姓吴名公谨，是阮元的女婿；阮氏题识为《揅经室集》7[清]阮元，《揅经室集》，中华书局，1993年。不载。

张廷济所题为长诗，其诗题云：

铁琴长汉建初尺五尺，阔七寸三分，高二寸，重漕平十斤六两。池上篆文“天籁”“孙登”，又“公和”方印。池下篆文“明项元汴珍藏”，又“墨林”印，又“子京父”印。此即墨林山人得之以天籁名阁者。嘉庆七年松圃吴相国官江南河督时，铁冶亭制府所赠，公子惕勤州守世称之。8同注6。张氏此诗收入《桂馨堂集》，题为《钱唐吴修梅公谨携晋孙登公和铁琴索诗》，载《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0 册，第426页。

今尚存张廷济为“铁琴先生”作七言联一副，藏嘉兴博物馆，道光乙巳年（1845）八月三日为“铁琴太守仁九兄先生”作行书一轴，藏平湖市博物馆，9刘云峰编著，《人洽古缘：张廷济与乾嘉道文人圈》，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21年，第190—191页。均为张廷济与吴公谨交游之遗存。

梁章钜题云：

余与修梅漓江一别，倏已五年，兹重遇于邗江，复得覩其所藏宝物，因快题之。道光丙午初冬，七十二叟梁章钜记。10同注6。

赵之琛铭云：

相其质，黝似黑。扣其中，声谾谾。公和之物墨林得，传之我手重拂拭。右琴铭二十六字，铁琴嘱，之琛篆。11同注6。但原文将“之琛”误认为“之珍”，径改。

此外，又有何绍基（1799—1873）于己未（1859）所作《题吴修梅同年〈铁琴图〉》。其小序云：

琴名“天籁”，为孙公和物，项墨林得之，以名其阁。铁冶亭尚书以赠崧甫相国丈，修梅护藏之。12[清]何绍基，《东洲草堂诗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584页。

由此可知，吴公谨用来征求题咏的，不仅有铁琴，还另有《铁琴图》。

以上诗文，主要说了两层意思：第一，孙登“天籁”铁琴，是明代项元汴旧藏，项氏还以琴名来命名自己的“天籁阁”；第二，嘉庆七年（1802），铁保（字冶亭、号梅庵，1752—1824）将此琴赠吴璥（字松圃、菘圃、崧甫，1747—1822），丙午、己未间（1846—1859），藏于吴璥之子吴公谨（字惕勤、修梅、铁琴）之手。

戊辰（1868）河南水灾，次年刘成忠（1818—1883）作有《贾鲁河勘工，赠权中军令、吴抱仙司马》诗四首，第二首第一句“孙琴米砚重当年”下有小字注云：

吴家藏孙公和铁琴、米南宫砚。13刘蕙孙子女编撰，《馀沤集：刘成忠、刘鹗、刘大绅、刘蕙孙四世诗存》，壹号书社，2016年，第56页。

这里所谓藏“孙琴米砚”的吴家，自然指吴抱仙。

此后不久，鲍昌熙《金石屑》尝著录“晋孙登铁琴”，并用两张图摹出琴颈中部至琴腰中部，显示出龙池上下的琴名、孙登及项子京款印，并云：

右铁琴，晋孙登公和制，明项子京藏，先后皆以黄金错其文。嘉庆七年，吴菘圃相国官江南河督时，铁梅庵宫保以此琴寄赠。相国第九子惕勤刺史又得项氏所藏米元章铭砚，遂乞清仪老人题“孙琴米砚楼”额，王椒畦补图，顾千里作记，极一时风雅云。14[清]鲍昌熙摹，《金石屑》第一册，光绪二年（1876）刻本，叶卅九至四十一。

“清仪老人”为张廷济。此处又及“孙琴米砚”。

三十年后张鸣珂（1828—1908）《寒松阁谈艺琐录》卷一亦载：

吴次平丈若准，一字耘石，钱塘人，菘圃相国之孙。……嗣子小耘司马兆麒，于丙寅夏入都纳粟，与予相见于轮舶中，遂订莫逆交。……吴氏又藏晋孙公和铁琴一张，系嘉庆六年菘圃相国官江南河督，铁冶亭制府赠其公子脩梅州守，州守遂更号“铁琴”。琴之池上，有双钩“天籁”二篆字，下署“孙登”二字，亦篆文，一印曰“公和”。此禾中项氏得之，以“天籁”名其阁者也。池下补镌“项元汴珍藏”五篆字，“墨”“林”联珠印，“子京父”印，琴匣有阮芸台、梁茝林、张叔未、赵次闲诸先生题记。我师黄韵圃先生《倚晴楼集》中有一诗云：“〈铁琴以所藏孙登铁琴见示，予为上弦，并志以诗〉云：跃出蕤宾铁，曾经劫火来。千年神鬼护，万壑雨风哀。天籁沉高阁，秋声落啸台。广陵今绝响，孤负此良材。”后为小耘之本生尊人抱仙丈，官陕州知州，携以入汴，今在其从孙叔嘉大令廷模郾城官署也。15[清]郭容光，《艺林悼友录 寒松阁谈艺琐录 鸳湖求旧录续录》，吴香洲点校，凤凰出版社，2010年，第58—59页。

此处“嘉庆六年”，当作“嘉庆七年”。至此，以上这些诗文勾勒出“孙登铁琴”自嘉庆七年以来百馀年间的递藏图谱：嘉庆七年铁保赠吴璥之后，吴璥传其子吴公谨（或谓铁保直接赠吴公谨）；其后又归吴璥之孙吴次平（字若准、耘石），但吴次平非吴公谨子，而是其侄；16龚华智，《嘉兴明清望族疏证》下册，方志出版社，2011年，第798页。吴次平传嗣子吴兆麒（字小耘）；在张鸣珂与吴兆麒相识的丙寅年（1866）之后，铁琴在吴兆麒生父吴抱仙处；在张鸣珂写完《寒松阁谈艺琐录》的光绪戊申年（1908）前，则在吴抱仙从孙吴廷模（字叔嘉）的郾城官署。

除了“嘉庆六年”之误，张鸣珂这一记载的准确度较高。如提到“我师黄韵圃”，即第一个以孙登铁琴入诗的黄燮清；铁琴在吴抱仙处，也与前引刘成忠诗互可印证；今在“郾城官署”，查《郾城县志》，吴廷模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到任，17郾城县志编纂委员会编，《郾城县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40页。此处所记，时间可谓极准确。张鸣珂真不愧既是黄燮清的学生，又是吴兆麒的好友，双重因缘，对此琴的了解相当深。

入民国后，最先记载铁琴的，是杨时百。他在成书于壬子、己未间（1912—1919）的《琴学随笔》中引述《金石屑》，然后说：

今琴肆多有此拓本，另以木为底征题，有阮元诸人题识，并载明漕平重若干。闻琴尚存河南某氏，安弦有声可弹，不知其声如何也。18杨时百，《杨氏琴学丛书》，湖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46页。案：杨氏引文，将“右铁琴”误作“有铁琴”，“吴菘圃”作“吴松圃”，“江南河督”误作“河南河督”。

此处所谓“闻琴尚存河南某氏”，可能就是指在河南郾城任知县的吴廷模，但此时吴廷模应已不在任上。

杨时百又云，“今琴肆多有此拓本”，今犹班班可考。其一，1933年3月，《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三十六期曾刊出〈晋孙登铁琴及琴匣题识〉，注为“乐采澄先生赠刊”。乐采澄即乐嘉藻（1867—1944），他提供的拓本，不仅有琴匣、琴背，还有琴面、琴侧、琴头、琴尾，并有民国二十一年（1932）冬日自题七绝二首。19载《河北第一博物院半月刊》第三十六期，1933年3月，第1 版。其二，重庆诗人刘孟伉（1894—1969）尝为友人李重人题孙登铁琴拓本，作《题重人所藏孙登铁琴拓本次清仪阁韵》诗，时在1936、1937年间。20刘孟伉，《刘孟伉诗词选》，巴蜀书社，1990年，第14页。其三，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H.van Culik,1910-1967]买到了一份铁琴拓本，并刊于他的《琴道》之中。21[荷兰]高罗佩，《琴道》[The Lore of the Chinese Lute]，上智大学，1940年，第196页后插图第一页（未编页码）。其四，嘉兴博物馆今藏“晋孙登公和铁琴拓片轴”，实为琴匣拓片，另有朱起（字廉卿）、姚庆恩（字春劬）题跋。22同注9，第98页。

1936年，筹备中的中央博物院将曾任大清银行安徽总办、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同时也是上海甲骨、青铜器收藏大家的刘体智（字晦之，1879—1962），作为重要的征集、收购目标，刘氏也愿意脱手。23陶章，〈古物归公：善斋铜器入藏中博院〉，载《文汇报》“文汇学人”，2019年7月26日。1936年11月29日，筹备处主任、筹备处理事会秘书傅斯年（1896—1950）在给徐中舒的信中说：“弟觉铁琴无谓之至，虽送亦可不要。吾辈非此等雅人也。孙登一说，尤为玄渺。”24王汎森等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2010年，第756—757页。这条材料的发现，得益于陶章，〈“吾辈非此等雅人也”：傅斯年拒绝大忽雷入藏中博院〉，载《文汇报》“文汇学人”，2019年8月9日。由此可见，其时孙登铁琴的主人已是刘体智。三年前，中博院筹备处成立之初，理事长蔡元培已考虑与刘氏接洽，曾致函叶恭绰：“万一刘氏家况尚裕，并无出售之意，而我等公然提议收买，殊不妥当。如先生素识刘君，或有友人与刘氏相识者，请先为一探，何如？”25同注23。蔡氏人情练达，遣词委婉，说“如先生素识刘君”，若叶、刘二氏不熟，又何必写信给叶恭绰？这有助于解读叶恭绰的一则笔记：

孙登铜琴，旧为项子京所藏。琴曾刻“天籁”二字，子京天籁阁之名即以此琴。匣上镌清代名人题识无数。此物辗转由钱塘吴氏归沪上某古玩商，余曾见之，后不知所在。26叶恭绰，《遐庵谈艺录》，自印本，1961年。

叶恭绰谓之铜琴，显是误记，但称“此物辗转由钱塘吴氏归沪上某古玩商”，由此可知铁琴一直在吴氏家族内保存，脱手方向还是民国间崛起的经济中心上海，最终归于“沪上某古玩商”，而这一“古玩商”指刘体智无疑。叶氏言语间流露的情势，也够耐人寻味了。

1952年，孙登铁琴与“九霄环佩”同归故宫博物院，出售者正是刘体智。《故宫古琴图典》著录孙登铁琴云：

“天籁”铁琴 仲尼式

明代/通长119 厘米 隐间111 厘米 额宽16.8 厘米

肩宽17 厘米 尾宽12 厘米 厚5 厘米

“天籁”铁琴，仲尼式，明代制作。1952年入藏故宫博物院。长方池沼，木轸足，徽余八。全琴锈蚀斑驳。

琴面弧度稍圆，项腰内收较大。承露与焦尾嵌以金丝纹饰，凤舌乃铜制嵌入琴首者。

琴背龙池上方嵌金丝双勾小篆“天籁”琴名，其下嵌金丝小篆“孙登”款，并“公和”篆印。池下方篆书“明项元汴珍藏”，并嵌银丝篆书“墨”“林”方形连珠小印及“子京父印”小印。无腹款。项元汴，字子京，号墨林，嘉靖万历时嘉兴人，精收藏，筑“天籁阁”贮之。

此琴有楠木随形琴箱，另收于本书下编。27郑珉中主编，《故宫古琴图典》，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8月，第184—185页。

又载孙登铁琴琴箱：

“天籁”铁琴随形琴箱

清/通长123.5 厘米 额宽21.8 厘米 肩宽21.8 厘米

尾宽17.3 厘米 头尾厚11.6 厘米

“天籁”琴有楠木随形箱，盖上刻清人题识皆满。最上方竖题“晋孙登公和铁琴”。其下右刻阮元、梁章钜道光二十六年丙午行书跋，知藏者乃字号“修梅”者。左刻同年五月十二日张廷济行书长诗，由诗序可知此琴系“嘉庆七年菘圃吴相国官江南河督时，铁治亭制府所赠，公子惕勤州守世珍之”。最下刻琴铭，署“铁琴嘱，之珍篆”。按“菘圃吴相国”即吴璥，字式如。“铁治亭制府”即铁保，字治亭，号梅庵、铁卿，先祖姓觉罗氏，后改柬鄂氏。二人此时均已去世多年，“修梅”者应是“公子惕勤州守”，道光丙午遍求题识制匣刻之，遂为后人所重。

其后光绪三年（1877）《金石屑》复有记载，其作者鲍昌熙少筠即张廷济弟子。民国时杨时百《琴学随笔》云琴存河南某氏，是系耳闻，不知确否。后琴为叶恭绰《遐庵谈艺录》记载。1952年最终由当时文化部文物局购于刘晦之，入藏故宫博物院至今。28同注27，第248页。

这是至今最为完整的介绍，但“之珍篆”或当作“之琛篆”，赵之琛篆也。

对此琴的质疑，自清末李慈铭（字莼客，1830—1894）始。同治十三年（1874）十月十一日，他“得江西人吴金辂书，乞题阮仪征所摹孙登琴图”；十一月十六日：

吴金辂来，催题孙登铁琴拓本，此传是项墨林所藏，本是李斯狗枷、相如犊鼻之流。嘉兴骨董家张廷济为赋长歌，阮仪征因张之请亦题款识其上。世间无目者多，遂传拓之。其琴池上刻“孙登公和”四篆字，下有一方印曰“孙登之印”。此真是明季及近日江湖行贩掼技，而谓苏门高啸、草衣石屋者为之乎，乃信笔书五律一首还之。29[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第九册，广陵书社，2004年，第6304、6341页。此条蒙柳向春先生检得。

李慈铭的这首五律，当真是“信笔书”之，未曾入集。

五十年后，邓之诚刊行《骨董琐记》，在列举了题咏诸公的大名之后，第一次提到了李慈铭的意见：

李莼客独以为明时人伪作，非苏门高啸、草衣石屋者之所为也。30邓之诚，《骨董琐记全编》，北京出版社，1996年，第203页。

前引叶恭绰笔记，后面还有一句：

余意琴以木制为主，铜制者音恐难调，且其“孙登”“公和”二印亦不类其时笔势，李莼客以为明代人伪作，不为无见。31同注26。

这可能仅是复述《骨董琐记》。因为邓之诚遗漏了李慈铭原话“此真是明季及近日江湖行贩掼技”中的“近日”，而叶恭绰恰恰与之相同。

“无谓之至”“孙登一说，尤为玄渺”，前引傅斯年的这数语评价，是具备现代史学素养与考古学常识的意见。从学理上证铁琴之伪的，已在半世纪后。1991年，郑珉中先生在〈对两张“晋琴”的初步研究〉中，从三点论证孙登铁琴出于后人的伪托：第一，成书于明万历十八年（1590）的《琴书大全》，未见孙登铁琴之说，而此年正是项元汴的逝世之年，可见此前“天籁”铁琴尚未著称于世；第二，就文献记载及传世实物资料来看，铁制琴箫大体流行于宋元明之世；第三，从造型与铭刻来看，西晋之琴不可能是仲尼式，铭刻的书法与篆刻风格，全然不是晋人的风格。考虑到项元汴精于鉴赏，“不可能误将不及一二百年的铁琴当作千年以上的古器”，最后确定“说它是一件元人的制作是较为接近的”。32同注6，第106—109页。但事实上，《琴书大全》是明初《永乐琴书集成》的改头换面之书，内容基本一致，故以之证实项元汴生前“天籁”铁琴并未著称于世，并不够严谨，虽然这并不影响最终结论。此后在主编《故宫古琴图典》时，郑珉中先生将孙登铁琴定为明代，可以看作是对此前观点的修正，也是对李慈铭观点的认同。

在郑珉中先生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指出“天籁”铁琴与项氏天籁阁全无关系的，是封治国先生。他据李培〈祭墨林先生文〉，指出天籁阁与项氏的幻浮斋、撄宁庵一样，其命名皆典出《庄子》诸篇，无关乎铁琴，并说：

项氏作为古玺印鉴藏大家，对古琴铭刻的问题，是很容易进行判断的。且就笔者所见，明代文献未有天籁铁琴的片语记载，即便是成书于康熙年间的《嘉禾征献录》乃至《嘉禾项氏宗谱》，在谈及项氏天籁阁时，也未有铁琴之说。以天籁阁的知名度，竟无一人知其堂奥，似不合常理。所有把天籁阁和铁琴相联系的说法，均见于嘉庆以后的文献，而在地方志中的记载，已是清朝末年。因而，这把天籁铁琴，很可能与项元汴毫无干系，纯属后人的伪托或附会。33《艺术史研究》第十三辑，第465页。

这是很可靠的结论。换言之，“天籁”铁琴再早，也不会早于项元汴之世，甚至不会早于康熙一朝，下限则很有可能在嘉庆时期。

二 “天籁”铁琴附会于项元汴当源自“蕤宾铁”琴

“铁琴”何以与项氏天籁阁产生联系，又大概产生于何时，这里根据有限的文献，试作推测。

首先，项元汴家必定是有古琴的。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万历三十七年（1609）九月三日提到一位“有巧思”的西域人蒋少川，说：

蒋向游项子京门下，修古琴、破砚、古鼎彝之属，泯然无痕，实一时绝技。34[明]李日华，《味水轩日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第41页。

此时项元汴去世不足二十年，又是当事人说当时事，当可采信。

前引张廷济为铁琴所题的长诗，后来被编入《桂馨堂集》，改题为《钱唐吴修梅公谨携晋孙登公和铁琴索诗》，在诗中加入双行小字注四条，第一、二句“洞庭椅寂峄桐歇，孙郎铸得蕤宾铁”注云：

孙坰庵得项氏所有蕤宾铁琴并米元章宝晋斋砚，雍正十一年（1733）癸丑歙姚际恒有记。35《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90 册，第426页。

此注33 字，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作探讨。

这里又涉及学者姚际恒（1647—？）的卒年问题。姚际恒生平资料留存不多，卒年一直无法确定，通常认为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左右，但张廷济明确说雍正十一年他尚在作文，那就意味着姚氏当卒于此后，比旧说整整后推了十八年之多。这个年份，不大可能用张廷济记忆出错来解释，因为雍正十一年正是癸丑，只要有一个记错，二者必无法吻合。何况，这还不是康熙五十四年之后姚际恒还在世的孤证。乾隆元年（1736）六七月间，诏设三礼馆，有材料表明姚际恒曾参与其事。36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8页。此时已是康熙五十四年的二十一年之后，姚氏已届九十高龄。虽有学者在面对这一材料时，态度极为谨慎，37张涛，《乾隆三礼馆史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4页。但如今两条材料互证，足可刷新姚氏的在世记录。

姚氏平生著述散逸太多，张廷济提到的这篇文章亦未得寓目，故不能知其详。但既然考察其卒岁，可知文章确出其手，那么“孙坰庵得项氏所有蕤宾铁琴并米元章宝晋斋砚”二十字，已堪为以下推论的基础。

其次，孙登“天籁”铁琴的出现，有可能源于“项氏所有蕤宾铁琴”。

关于“蕤宾铁琴”，必先指出其出处，方可知其读法。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卷六〈乐〉：

蜀将军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为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调蕤宾，夜复鸣弹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跃，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池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38[唐]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华书局，1981年，第65页。

稍有音乐常识的读者很容易明白，这里讲的是同声相应之理，只是较为夸张。但更夸张的还在后面。段安节《乐府杂录·琵琶》云：

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乐吏廉郊者……尝宿平泉别墅，值风清月朗，携琵琶于池上，弹蕤宾调，忽闻芰荷间有物跳跃之声，必谓是鱼。及弹别调，即无所闻。复弹旧调，依旧有声。遂加意朗弹，忽有一物锵然跃出池岸之上，视之，乃方响一片，盖蕤宾铁也。以指拨精妙，律吕相应也。39[唐]段安節，《乐府杂录校注》，亓娟莉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84页。

可能正是因为后者所记更为夸张、越发夺人眼球，流传也就更广。

所以，所谓“蕤宾铁”，是一块古代的铁制打击乐器“方响”，其律蕤宾，故谓之“蕤宾铁”。到了元代，从高明（1306前—约1360）《西湖葛岭玛瑙寺僧芳洲有古琴二，一名石上枯，一名蕤宾铁，为赋诗二首》诗可知40张宪文、胡雪冈辑校，《高则诚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6—37页。，芳洲和尚以“蕤宾铁”来给他的一张古琴命名，故谓“蕤宾铁琴”。“蕤宾铁”是琴名，不能理解为“蕤宾”为铁琴名，其理甚明。

芳洲和尚身前，已将“蕤宾铁”琴赠朱右（字伯贤、号云巢，1314—1376），身后又将“石上枯”琴留给了朱遗安；明永乐间，“蕤宾铁”琴尚在朱右之子朱维周、朱维彰（或作维张）手中；明宣德元年（1426），朱维周受牵连而死，琴为亲友尹克顺所得，41[元]张雨等，《元·张雨书法选：行书题铁琴诗》，黄山书社，2008年，第15—26页。此后不知去向。姚际恒记“项氏所有蕤宾铁琴”，但项元汴已在宣德后百年，他所藏是不是就是芳洲故物，无从核验。今上海琴家龚一先生藏有宋琴“蕤宾铁”42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北京古琴研究会编，《中国古琴珍萃》，紫禁城出版社，1998年，第112页。，亦同项元汴之例，无从核验。

此外，除高明外，芳洲的友人张雨（1283—1350）、孔涛（1286—1342）、杨彝（字彦常）皆为“蕤宾铁”琴作有品题，后人□景星、徐穆、袁铉、李若虚、姚绶（字公绶，1423—1495）等又加题跋、绘图，约在明成化十七年（1481）之后，终于形成了《蕤宾铁琴卷》。43同注41。此卷既是书法史上的名迹，也不失为珍贵的琴学文献，数百年来藏印累累，传承有序，最终入藏上海博物馆，自是珍稀异常。

这里一一罗列“蕤宾铁”琴、《蕤宾铁琴卷》的源流，意在让揭示它们不仅有神奇的传说为基础，现实中也成为文人极为熟悉、收藏家较为关注的目标。在没有现代标点区分的状态下，“蕤宾铁琴”四个字连着出现，一般不会影响到高级文人对“蕤宾铁”的理解，但即便如此，他们看到“铁琴”二字，联想到“蕤宾铁琴”也是极其自然的。在前引为孙登“天籁”铁琴的诗作中，黄燮清“跃出蕤宾铁”、张廷济“孙郎铸得蕤宾铁”皆属此类。

将“蕤宾铁琴”理解为名为“蕤宾”的铁琴，亦首见于《蕤宾铁琴卷》。其中，李若虚所书两个大字“铁琴”，可见在他误会已生。这位李若虚，与陈献章（1428—1500）、刘大夏（1436—1516）、李东阳（1447—1516）均有往还，年代接近，那么“铁琴”之误，明中期已然。清顺治丙申（1856），《蕤宾铁琴卷》归乌程董说（1620—1686）所有，他谓之《蕤宾铁琴图》；44董说，〈谷日复雪再理雪韵寄友人并索竹根弥勒诗〉，载《清代诗文集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71 册，第100页。道光十六年（1836）冬，程洪溥（字木庵）将之举赠六舟和尚（1791—1858），六舟记为《蕤宾铁题咏卷》；45许承尧，《歙事闲谭》，黄山书社，2001年，第836页。咸丰七年丁巳（1857）则在桐乡陈德大（字子有，1819—1871）曾鼎山房，签题为“元人题蕤宾铁琴卷”。46此签见于实物图片，不见于《元·张雨书法选：行书题铁琴诗》。三种题名，均无不妥。但如今去古渐远，连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中国古代书画目录》中，都将此卷著录为《行书题铁琴诗》，47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目录》第三册，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6页。正式出版亦以《行书题铁琴诗》为书名48同注41。，这以讹传讹的过程，就可想而知了。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项氏所有”的“蕤宾铁琴”到底是不是芳洲的旧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项氏与“铁琴”联系了起来。姚际恒那篇写于雍正十一年的文章，张廷济既然读到，可见已在一定范围内传播，换言之，大概就在那前后，“孙坰庵得项氏所有蕤宾铁琴并米元章宝晋斋砚”的消息，已为圈内所知。那么，“天籁”铁琴，很可能就是比照着所谓的“蕤宾”铁琴，找能工巧匠铸造出来的，其时间上限即雍正十一年许，下限就是铁保赠琴（1802年）之前，而以在乾隆年间横空出世的可能性为最大。据目前的很多研究结论来看，乾隆一朝可谓假古董的井喷期，“天籁”铁琴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李慈铭所谓“此真是明季及近日江湖行贩掼技”，邓之诚、叶恭绰取其“明季”，本文则取其“近日”。

郑珉中先生曾言，项元汴精于鉴赏，“不可能误将不及一二百年的铁琴当做千年以上的古器”49同注6，第109页。，这是基于“天籁”铁琴确为项元汴旧藏而产生的认识。在舒国治确认“天籁”铁琴与项元汴无关之后，郑先生的观点仍然可以启发另一层思索：倘若“天籁”铁琴确系乾隆年间伪造，它又是如何制造出足以掩人耳目的锈蚀感的？对此，其实不难解释：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在真正的古琴漆面上制造出岁月的痕迹（断纹），稍微有一点见识的鉴藏家都不难分辨；但铁琴前所未见，无从比较，用特殊手段，费数年之功，施之彼身，以达到满意的效果，并非不可能。

因张廷济33 字注引发的第三个问题是：鲍昌熙说，张廷济曾为吴公谨“题‘孙琴米砚楼’额”，刘成忠说，“吴家藏孙公和铁琴、米南宫砚”，它们与姚际恒所记“孙坰庵得项氏所有蕤宾铁琴并米元章宝晋斋砚”是什么关系？张廷济在题咏孙登铁琴时，为什么会提及孙坰庵所藏琴砚？

米南宫、米元章，即北宋书法家米芾（1051—1107），宝晋斋是他崇宁三年至大观元年（1104—1107）知军无为时自题的斋名。即使不需要多熟悉收藏史，大约也会知道他曾藏有李煜的旧藏宝晋斋砚山，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明末林有麟《素园石谱》均著录。50[明]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六，中华书局，1959年，第78—80页；[明]林有麟，《素园石谱》卷一，西泠印社出版社，2017年，叶九至十。因为他在书画史上的地位，关于他遗砚的发现、收藏，堪称史不绝书。51如《宝晋书院志》云：“康熙年间何将军天培冶园亭海岳庵侧，工人掘地得砚，携去，莫识为米氏物也。好古者见有‘宝晋斋’字，劝藏之。后其孙贫不能守，转质他姓，因赎之，藏于书院，以为襄阳先生遗爱云。”这与孙坰庵、吴公谨所藏又非一物。载[清]何绍章等修、杨履泰等纂，《丹徒县志》第一册，成文出版社，1970年，第165页。此处孙坰庵、吴公谨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前面已经推测，项元汴藏孙登铁琴的出现，很可能是有人受到项元汴藏“蕤宾铁琴”的启发，但同为“米芾遗砚”，孙坰庵、吴公谨所藏的却未必是同一件了。

张廷济作为嘉道间最为重要的学者之一，见识不可谓不广，因吴氏家藏“孙琴米砚”，想起百年前姚际恒写过孙坰庵藏蕤宾铁琴、宝晋斋砚，是很自然的联想。此外，“孙郎铸得蕤宾铁”一句中，“孙郎”指孙登，“蕤宾铁”为孙登铁琴之代称，小字注提到孙坰庵，也是因为孙登、孙坰庵同姓，二者类比，若合符节。但如果说，张廷济通过这样的诗句与自注，暗示孙登铁琴之不可靠，证据似还不够充分。何况诗之一道，关乎修辞，解读更当谨慎。

三 与“天籁”铁琴同时代出现之其他铜琴、铁琴

推测“天籁”铁琴出自乾隆年间，可以作为参照的，是所谓“薛道衡铜琴”。英和（1771—1840）《恩福堂笔记》卷下云：

乾隆甲寅，侍刘文清公座，有售薛道衡铜琴者，公以三十金售之，嗣经成哲亲王以黄山谷真迹卷子向公易去。逾二十年，王以此琴并明人铁笛见惠，余即以“铜琴铁笛”名斋。52[清]英和，《恩福堂笔记·诗钞·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65页。

刘墉（文清公）买下“薛道衡铜琴”在乾隆甲寅（1794），归英和则当在嘉庆十八年（1813）之后，与“天籁”铁琴出现的年代比较接近。奇珍异玩自带传奇属性，铜琴的“前主人”是一千多年前的薛道衡（540—609），传说因为他的诗句“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实在太妙，引发隋炀帝的妒意而招来杀身之祸。

英和得琴后，作《铜琴引》诗，有句云：

不斫枯桐不点桼，苔色斑斓炉锤密。……方寸章镌薛道衡，锋稜笔先（去声）李阳冰。……陈思爱我有前缘，拂锈装函补断弦。53同注52，第211页。

由此可以推测，“薛道衡铜琴”铜锈斑斓，未加漆灰，可以张弦，琴上镌有方寸大小的薛道衡印章，笔意锋锐，似比李阳冰铁线篆更为古老。这也是可以用来与孙登铁琴对比的信息。

即使仅就铁琴而言，孙登铁琴出现于嘉庆间，亦非孤例，另一张铁琴成为铁琴铜剑楼的命名依据，名气尤在孙登铁琴之上。铁琴铜剑楼之得名，通常认为是嘉道间，也有晚至光绪的，但现存国家图书馆的铁琴铜剑楼捐赠藏品中，铁琴之外，尚有孙星衍（1753—1818）所题的“铁琴铜剑楼”木质横匾，可见在孙氏去世之前已有其名了，而楼主瞿绍基（1772—1836）得铁琴尚在其前。54仲伟行等编著，《铁琴铜剑楼研究文献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7—9页。如此，两张铁琴各自能够明确的时间点，一为嘉庆七年，一为嘉庆二十三年之前，可谓极近。虽然目前无法证实二者之间存在关联，但也足以引人遐想了。

铁琴铜剑楼末代主人瞿凤起曾谈及这张家传铁琴：

琴的本身是木质的，外有铁衣，但已剥蚀殆尽，相传是唐代遗物，面上有七枚纽柱，曾扣上弦，可以弹奏。背上有一长方小空，腹内有“金声”二字，但无年款。……我想因为有铁衣，因之就称谓铁琴。传说如果在高山上弹奏，可以声闻三十里，曩年倩人在室内弹奏，其音并不太高……55同注54，第198页。

这里个别地方不够准确，如“七枚纽柱”是指琴轸无疑，也应该在琴面之下，不在“面上”；“背上有一长方小空”必是龙池。琴名通常在龙池之上，此处“金声”二字在琴腹之内，也是不太常见的。与孙登铁琴不同的是，这张“金声”琴内有木胎，外有铁衣，不知“剥蚀殆尽”的究竟是铁衣还是木胎，亦不知“金声”二字到底是在木胎内还是铁衣内？若在铁衣内，又用什么工艺，与孙登铁琴有无相似之处？这些疑问，只有去国家图书馆仔细考察一遍，才能得到初步的答案。此外，大约可以猜出，被请去弹“金声”琴的，可能是吴景略（1907—1987）。

四 馀论

“贵耳贱目”，自古已然。东汉张衡作《东京赋》，上来就发此感慨；南宋赵希鹄更是将它用在了批判世人对古物流传的态度上。56[宋]赵希鹄，《洞天清录集》之〈古砚辨〉：“余虑世人贵耳鉴而无心赏，故述《古研辨》。”〈古画辨〉：“……论画当以目见者为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叶十三、四十五。“孙登铁琴”的出现、流传，乃至成为名器，概莫能外。反观一百多年的鉴藏史，记之咏之者不乏名家，“背书”层累，体现的固然是鉴定眼光，是收藏观念，又何尝不是人情世故。质疑虽随之而起，但泛泛而谈，影响微小，直到近年讨论才趋向深入。本文钩稽考索，初步厘清与推断：元代西湖葛岭玛瑙寺僧芳洲的“蕤宾铁”琴，流传到明代中期，芳踪一度杳然，时至晚明才复出，尝为项元汴所收藏；由于“蕤宾铁”琴被误读为名为“蕤宾”的铁制之琴，项元汴始与“铁琴”发生勾连；好事者又在此基础之上别出心裁，远攀晋人孙登，近援项氏天籁阁，项元汴所藏孙登“天籁”铁琴遂横空出世。完全可以想象，哪怕是未见其琴者，赞叹膜拜声也早已“洋洋乎盈耳”，煞风景的念头早已被抹杀得干干净净了。传统文人、金石家、收藏家，与现代学者的分野，也在对待“孙登铁琴”的态度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既然铁琴亦可用于弹奏，何妨看看琴家对“孙登铁琴”的态度。查阜西先生说过：“琴家可不恋古琴，却不可不辨异琴。辨琴之异非好古，乃好学也。”铁琴当然属于“异琴”，查先生见得更多：

故宫有瓷琴（见郭世五辨），文物局收得刘家之“孙登”铁琴，李伯仁在苏州见石琴，余曾见一铜琴，唐以来间有百衲琴，川中及湘边多壳子琴，程午嘉之伪汉琴，皆异琴也，此好事者为之耳。若于音声无关，琴家不屑近之也。57黄旭东等编，《查阜西琴学文萃》，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

还有一例，虽是针对铜琴，而非铁琴，但琴家的态度亦足为参考。那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张子谦先生在上海：

七月六日 ……晚饭后景略来，云有铜琴，系汪惕予制，在乐器店出手，索价不过卅馀元，已见过，尚好，邀余往观商购否。余意无论好坏，买来聊备一格，亦无不可。

七月八日 午后偕景略往邑庙市场看铜琴。全体铜制，正面髹漆，背面铜色全露，池下有“惕予清玩”四字，池上用紫铜嵌成“吾生长物”四八分书，腹内有款。音并不空，但甚细小，走音则透亮逾常，全部声音不称。正所谓异制不可衡以常理，但亦仅可聊备一格，固不甚适于用也。景略以廿馀元购归。58张子谦，《操缦琐记》第三册，中华书局，2005年，叶九十四。

张先生个性较查先生随和，议论并不尖锐，大约可以用“不妨聊备一格，怎奈不适于用”来概括。但他的着眼点，仍首在声音，实与查先生几无二致。

戊戌秋初稿，辛丑二月朔改定

友人梁丽君博士对本文有所教益，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