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的早期探索
——以中央苏区工农通讯员运动为例

林 棵，王建华

（南京大学a.马克思主义学院；b.政党研究中心，江苏 南京210023）

一、引言和文献综述

文化反贫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摆脱贫困的重要主张。习近平指出，“摆脱贫困首要并不是摆脱物质的贫困，而是摆脱意识和思路的贫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7）。[1]“激发贫困群众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励和引导他们靠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使脱贫具有可持续的内生动力”（习近平，2020）。[2]值建党100周年之际，我国已成功消除了绝对贫困，使脱贫群众精神风貌焕然一新，而这离不开宣传工作的有效开展。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程，中国共产党在苏区以报刊为传播理论的重要载体，使马克思主义融入群众日常生活（张宏卿和肖文燕，2019）。[3]在此基础上，根据地宣传部门依托报刊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带领群众解放思想。按照写稿要求，无产阶级以通讯员的身份在稿件中反馈乡村社会的改造进程，表达观点与提出建议。当群众以自己的方式在根据地建设中展现积极性与创造力时，群众也在逐渐开始提高政治觉悟，走出思想文化上的贫困状态。不难看出，工农通讯员运动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思想的贯彻实现具有方法论意义上的借鉴作用。

目前学术界有关文化反贫困的成果并不多见，主要是强调自上而下建立相适配的教育机制。李海金（2020）主张通过道德教育等形式强化思想引导，使低收入人口树立起脱贫的自主意识。[4]蒋和胜等（2020）认为，应创新农民培养模式，鼓励脱贫人口进入农校学习，提升文化水平。[5]向雪琪（2020）则分析我国教育扶贫的动态过程，总结其中的政策意蕴。[6]

关于工农通讯员运动，现有学术研究主要分两类。其一，以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总结宣传技术的工作经验。黄伟迪（2019）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以延安《解放日报》等抗日根据地党报为例，揭示如何为党群关系构建高效的沟通机制。[7]李海波（2019）指出，借助工农通讯员运动，共产党人深入农民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凸显了延安新闻工作技术的细腻性。[8]戴利朝和王丽华（2017）通过考察史料发现，工农通讯员在乡村构建立体化的通讯网络，这提高了信息传递效率，巩固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9]其二，分析党报的组织动员功能。周峰（2017）论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宣传部门如何激发工农群众的革命热情，以写稿来巩固党的组织基础等。[10]田中初（2011）则聚焦“知识分子工农化”与“工农分子知识化”的议题，指出工农通讯员运动能够帮助革命政权整合社会各群体。[11]

上述研究一方面从国家战略层面出发诠释文化教育制度以脱贫为导向的运作过程，另一方面揭示工农通讯员运动有助于革命动员自上而下地有效开展。然而，如何引导人民群众走出文化贫困，在实践中展现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能动性，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此外，土地革命时期的工农通讯员运动为之后各阶段的宣传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但现有成果对此关注尚不充分。工农通讯员运动的逻辑指向在于以写稿解放个体思想，将劳动者的智慧经验融入乡村社会改造中。其蕴含的方法论，有利于培养群众自主脱贫的奋斗意识，为反贫困工作提供内生动力，对完善与巩固具有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因此，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为：（1）依托《红色中华》等革命时期史料，分析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的早期探索的历史与理论基础；（2）诠释工农通讯员运动在乡村建设中激发群众创造力的实践逻辑；（3）立足国家战略需要，归纳工农通讯员运动为文化反贫困思想所提供的方法论意义。本文以土地革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中央苏区为例，分析中国共产党人如何领导群众参与新闻写作，在革命中发挥自身能动性，焕发群众解放自我、文化脱贫的内生动力，使无产阶级走出思想观念的贫困状态，并为新时代的乡村振兴总结历史经验。

二、工农通讯员运动在中国的发轫

中国共产党学习苏俄的宣传经验，组织工农群体参与新闻写作，带领群众摆脱旧社会的思想束缚。但在建党初期，因为缺乏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宣传部门难以广泛接触群众，所以参与者多为各地党员。但这也在党内丰富了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之间的沟通联络方式，为革命队伍分享经验、讨论问题构建了信息交流平台。

（一）列宁主义报刊的理论设想

工农通讯员运动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首创，旨在引导无产阶级加入办报行列，在实践中培养革命意识。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人民群众往往是政治参与体系的“局外人”。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时，列宁曾指出，由于“被贫困压得喘不过气，结果都‘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平静的局势下都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12]27。马克思主义政党要带领群众走出贫困，首先要以革命理论武装群众的头脑，摆脱思想观念的贫困，进而力求破除阶级贫困现象的现实束缚。

将革命带入群众的观念世界，需根植于现实生活。不可否认，通俗报刊能广泛传播先锋队政党的政策纲领，但革命理论只有在转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时，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形成对旧秩序的有力批判。1910年，在《工人报》的出版通告中，列宁鼓励各地党组织与工人小组积极参与办报，“写评论，写文章，提供材料，反映情况和发表意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7）[13]407。同时，《工人报》开设“党的生活”与“各地来信”等栏目，刊登工人和地方党组织的来信（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7）。[13]485

新经济政策时期，为进一步清除旧制度中保守、落后观念的影响，列宁主张引导群众参与苏维埃国家建设。他认为，“老式的宣传方法是讲解或举例说明什么是共产主义”，应当“使农民有可能用读写本领来改进自己的经营和改善自己国家的状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12]177，264随着新经济政策被全面推广，工农通讯员运动在苏联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工作在一线的劳动者通过投稿表达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个人观点和看法，同时反馈政策执行存在的偏向与不足。按照俄共（布）的设想，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开展目标，在于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无产阶级走出旧秩序所造成的观念贫困，自发推动革命政权的巩固与发展。

（二）苏俄办报经验的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苏联工农通讯员运动具有解放思想的实际效能。1926年7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召开，并发布关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标志着工农通讯员运动在中国的正式展开。文件列出四种组织方法：其一，宣传部门在工人群体中选出具有撰写信件能力者，鼓励其记录生活的实际情形、工作条件、家庭状况等，并表达对政治问题与社会事件的个人见解；其二，宣传部门选派学生党员接触工人、农民，记录谈话内容；其三，宣传部委托工委、农委相关负责人，开展通讯工作；其四，在罢工抗租抗税等事件发生后，深入工农群体，收集群众的意见与感想（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14]736-737中国共产党此时尚未建立革命政权，想要广泛组织动员工农群众参与写稿，并非易事。因此，党员主动联系群众，引导其表达自身的观念看法，成为工农通讯员运动在中国的早期雏形。尽管群众此时并非严格意义上为报刊撰写稿件的通讯员，但也在客观上为党报提供新闻素材与信息，以另一种方式参与革命意识的传播。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群众的难度日渐增加，通讯队伍的人选多为党内拟定指派，并由地方党组织进行培养与领导。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通过宣传工作决议，要求各党支部指定专人作为工农通讯员，训练其能够迅速、准确地将群众日常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党报。同时，党报委员会协同党部定期召集通讯员会议，检阅指导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5]53

值得一提的是，工农通讯员多由党员组成，因此写稿内容便需要涵盖党内工作。作为党报了解各地舆情的信息源，工农通讯员开始在党内的通讯网络中发挥信息枢纽的作用。周恩来曾在党的六大上指出，过去中央与各省的联系渠道被阻塞，并不通畅，导致“各地区完全由各地区自行处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2011）[16]340。可见，完善党内信息传递方式，指导各地革命工作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1928年，中央党报的编者要求各地党员为《布尔塞维克》《红旗》提供稿件，发表批评意见，协助党报的推广发行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7]33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办的内部刊物《党的生活》发布启事，列出写稿主题，鼓励党员发表意见。

“为引起同志们讨论的兴趣起见，我们不独只是希望同志们自动的来稿，并且提出下列两个题目，希望同志们尽量发表各方面的意见，来〔供〕大家讨论。

（一）有人说，现在国民党的统治阶级，已经逐渐走入“‘暂时稳定’或‘稳定’的局面中了，这种观点究竟对不对？如果是对，或是不对，于我们党之中心任务，有什么样的变更？

（二）在我们党之组织中，有什么样的缺点？各同志对于中央在组织上所采取的路线，是否认为可以战胜这些缺点（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7]19-20

各地党员通过党报反映实践中的问题，讨论、交流革命的实际经验，而中央也能根据党报的反馈，指导各级基层工作。中央党报委员会1929年发布的通讯员条例指出，中央党报不能反映全国的局势及群众斗争进展，是因为没有在各省、各重要区域之间组织建立通讯队伍。为此，该条例要求，各省至少要有1名通讯员，负责搜集当地关于时政的社会舆情，为党报提供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5]62-63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通讯员运动源自苏俄，自然受莫斯科方面的影响。1930年5月，《真理报》编辑部与共产国际宣传部门组织会议，召集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强调，党报编辑部必须有专人负责教育通讯队伍，例如征集训练新的通讯员，召开会议，组织训练班、演讲会等。编辑部应与通讯员保持联系，分配具体任务，答复工作中提出的意见，指出其存在的错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5]66主要由党员组成的通讯员群体，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加强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联系，调动各地革命队伍的创造力，帮助中央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斗争策略。此时期对通讯员的组织领导与培养方式，同样被应用于之后的乡村根据地。

作为先锋队政党发挥战斗力的堡垒，基层党组织的建设至关重要。在文化反贫困工作中，无产阶级政党想要引领社会公众解放思想，离不开党员队伍的创造力与战斗力。不难看出，工农通讯员运动既丰富了政党—社会的沟通机制，表达人民群众的观点与提出建议，也在党内巩固了讨论问题、交流经验的信息传递网络，有利于焕发基层党组织在执行政策过程中的内生活力。

三、乡村通讯队伍的组织化路径

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开展工农通讯员运动所需的政治环境得到改善。将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组织起来，是中国共产党改造乡村的既定模式。在初步提升群众的写作能力后，宣传部门成立通讯员协会，提高通讯队伍的组织化水平，从而将群众写稿纳入以文化反贫困为目标的轨道，克服可能出现的实践偏向。

（一）报刊编辑明确写稿主题

反对阶级贫困，首先要保障无产阶级的受教育权，提高工农群众的识字率。1931年11月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明确提出，苏维埃政权应保证工农群众拥有受教育的权利，尽可能实施完全免费的普及教育（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2011）。[18]652到1934年初，中央苏区的文化教育运动取得显著成效。仅兴国县便有561个村的识字运动分会，3387个分会下的识字小组，22529名识字组成员。[19]

在初步掌握基本的文字读写能力后，工农通讯员应以何为写稿主题？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后，共产国际的“城市中心论”很难为根据地建设提供指导。对新生的红色政权而言，政策纲领应当与乡村现实情况相结合。为制定符合革命发展规律的政策纲领，这一时期通讯稿件的主题也就从党员讨论工作、搜集舆情，扩大到乡村社会改造的各领域。

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提出，党报要指示地方党组织如何执行政策路线，介绍实践经验，纠正工作中存在的偏向。全体党员，尤其是干部，应负责为党报提供相关材料与文章（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2011）。[20]184812月，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红色中华》发布征稿启事，表示稿件可以是论文、时评、社会调查，与工农运动、红军斗争相关的新闻，以及对政府与群众运动等各项工作的批评等（方汉奇，2018）。[21]618次年4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宣传部要求在工厂作坊、村庄中创办墙报，鼓励群众在党与团组织领导下自己投稿，注重描写乡村生活，并强调不能由外人代办（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2011）。[20]2159如时任少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魏挺群（阿伪）所言，应使工农通讯员以通俗话语反映各地群众的实际生活及斗争情况，在文章中展现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提高其政治文化水平（阿伪，1933）。[22]群众加入新闻通讯写作的行列，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认识理解中国革命的实践逻辑，并逐渐学习如何发挥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能动性。

群众参与写稿，离不开党报的技术指导。在中央苏区，工农通讯员教育者的职责主要由报刊编辑部承担。《红色中华》鼓励读者，只需要用质朴的语句有条理地表达新闻事实，便是一名称职的工农通讯员。写作内容应聚焦不同时期革命建设的中心问题，从多方面反映革命斗争的展开过程，避免公式化词句。如积极采访，认真阅读党的文件，了解各种会议主旨，记录基层革命工作的实际开展情形，“发现群众的新的斗争情绪，以及新的领导方式和工作方式”。[23]考虑到乡村环境的特殊性，报社在稿件的形式上适当调整对工农通讯员的要求，不追求字句的修辞，而是要求投稿人在内容上注重调查，实地搜集新闻素材，从而引导工农群体在实践中认识与理解革命。

但另一方面，通讯队伍仍缺少组织性，这直接对稿件质量产生了影响。《红色中华》报社指出，许多通讯员虽填写了登记表，但写稿积极性并不高，甚至并未实际参与。此外，同一地区或单位的通讯员之间缺乏联系，导致报社所收到的稿件常常主题重合，没有进行有计划的分工合作（红中通讯社，1933）。[24]战争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自然注重工作效率。相比之下，通讯队伍的低组织化显然难以及时、高效地反馈政策纲领在基层的执行情况。对于党员，各级党组织与苏维埃政府也许能以党内法规和行政指令约束，但如何组织工农群众，还需以其他形式实现。

（二）宣传部门成立通讯协会

学习苏俄经验，中央苏区宣传部门成立通讯组织，增发专业刊物，将通讯队伍组织起来，统一领导。曾任党报委员会书记的瞿秋白在抵达中央苏区后，提出建立工农兵通讯协会，将能写通讯的士兵、贫农、工人组织起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7]164而《红色中华》本身为中央机关报，宣传任务繁重，难以腾出过多篇幅为通讯员提供指导。面对逐渐增多的基层稿件，报社决定出版不定期刊物《工农通讯员》，专门组织培养写稿（洪荣华，1993）。[25]203重视对通讯员队伍的组织领导，既是提高其写稿水平，也是为了确保工农通讯员运动不偏离原初目标。《红星》报曾指出，通讯员对于扩红工作的新闻报道存在虚假现象，必须在“铁锤”专栏中给予严肃批评。为此，该报“通讯员”专栏定期刊登文章，并明确新闻报道真实性的原则（洪荣华，1993）。[25]2431933年，张闻天指出工农通讯员运动所取得的成效。在他看来，《红色中华》组织起通讯队伍，刊登各地动员消息，发扬了群众的积极性，并在一定意义上推动革命的各项工作（张闻天选集编辑组，1990）。[26]419

中国共产党借鉴苏俄经验，在根据地打造了一支成长于本土的新闻队伍。组织化的培养方式，使工农通讯员群体成为根据地新闻宣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起适用于乡村的政党—社会互动机制。群众参与其中，既能推动苏维埃政权建设，也使群众逐步摆脱观念上的贫困。

四、写稿解放思想的实践逻辑

基于反“围剿”斗争的复杂形势，工农通讯员稿件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存在非稳定性。但需强调的是，工农通讯员运动的目标并非是将群众培养成为报刊的专职记者，而是引导其在写稿中走出思想文化的贫困状态。在此意义上，无产阶级参与新闻写作，本身便是在苏维埃政权建设中发挥能动性。与其说工农通讯员运动是宣传教育的方式路径，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主张的目标本身。

（一）强调通讯员组织群众的任务

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党内的通讯员队伍存在投稿数量不多的现象。中央苏区的中央局、中央政府等部门曾规定各级机关要指定党员同志写稿，该通知发出后近1个月，响应号召者寥寥。报社编辑表示理解：“同志们的工作很忙，但是从百忙中抽出一些时间来为“红色中华”写稿，对于每个同志是帮助革命战争所必须做的工作的一部（分）。”[27]然而，之后的新闻通讯工作仍未达到预期效果。曾任《红色中华》主笔的李一氓指出，参与写稿的党员并不多，且即便是党组织、苏维埃政府指派者，也未能发挥较大作用（氓，1933）。[28]工农通讯员若没有认识到新闻宣传的重要性，即便要求其积极投稿，也难免流于形式。党员的参与度尚且如此，一般群众的积极性可想而知。

关于个体写稿消极的原因，确实有着反“围剿”斗争的任务压力以及资源匮乏所带来的结构性困境。战争动员直接关系党的发展空间，相比之下，新闻宣传工作并不具备时间上的紧迫感，未能引起足够重视。但更为深层次的因素，还是由于党内存在将宣传教育和组织动员工作割裂看待的观点，没有正确认识到二者间的内在联系。中国共产党人发现，部分党员认为只有组织斗争才算是实际工作，宣传只是“说白话”“做文章”。在分配任务时，甚至指派能力较弱者负责宣传工作（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14]879中共中央政治局分析认为，由于党报宣传侧重解释理论与策略问题，难以发挥应有的指示作用，导致读者认为报纸“空谈理论”。而实际参与各项革命工作的党员，也没有向党报反馈自身所总结的实践经验。这使党报难以回答实际中存在的问题，更难以将理论联系实际（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2011）。[18]29

报纸若无法为党员提供具体的现实指导，写稿、投稿在读者眼中自然不具备实用性，党员对新闻宣传不够重视也就不足为奇。曾任中共中央局党校副校长的杨尚昆发现，“负责宣传工作的同志，每天所忙的也只是写宣言，发宣传大纲，写标语等”（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14]1097战争环境下，宣传工作如果只是停留于文本信息的记录与传播，先锋队政党的理念将难以转化为群众的实际行动，个体思想的解放便无从谈起。

如何激发对新闻写稿的重视？解决问题的方法还是要回到乡村社会改造的实践中。革命情境下，报纸的任务不仅是介绍革命纲领，更要实现组织动员的效果。按照张闻天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宣传工作的本身，也就是组织工作的一种”（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14]1096工农通讯员不仅参与报刊稿件的文字撰写，更要行动起来，以写稿来推动革命的现实发展。为此，中国共产党人转换思路，开始将工农通讯员运动与报纸的推广发行工作串联。1933年2月，《红色中华》发布关于通讯员工作的通知。文件指示，必须建立有效的通讯与发行网络。包括省与县一级的地方苏维埃政府在内，均要为《红色中华》选定通讯员，负责为报纸搜集关于扩大红军、反映官僚主义等相关信息（中共苏区中央局等，1933）。[29]此外，通讯员还应将广大识字困难的工农群众组织起来，并为其读报（洪荣华，1993）。[25]318中国共产党肩负着将革命引向胜利的重任，其新闻宣传工作既要传播革命的文本，更要重视将理论的思想力量转化为建立新世界的实际效能。

（二）赋予通讯员监督政权的职能

工农群众写稿不仅能完善无产阶级政党的宣传体系，还能引导个体成长为推动苏维埃政权建设的革命力量。如杨尚昆所言，宣传鼓动工作需以各种方式进行，不能仅偏重文字，而是应当吸收广大群众，“训练和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创造力”（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和中央档案馆编研部，1996）。[14]1098，11001933年4月，中央苏区的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指示，要求省、县、区等各级工农检察部设置专门岗位，负责管理与指导工农通讯员工作（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2013）。[30]674同时，广泛组织通讯队伍，“凡是各机关各群众团体各圩场各村庄，以及城市中各街道，都要找到当地群众团体的人员，机关中的职员，工厂中的工人，农村中的农民，街道中的工人及贫民等好的分子加以委任，来担任通讯员，作为工农检察部的眼目，要他们经常作书面通讯和口头报告”（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等，2013）。[30]675工农通讯员属于群众性的义务监察人员，但仍接受各级工农检察机关的指导。关于稿件与报告的具体内容，主要是调查收集各级政府部门在职权、工作、生活上存在的不足，以及政府法令与中心工作，如战争动员、扩红、税收春耕等政策在执行中的偏向，或是消极怠工、贪污腐败以及脱离群众等问题（彭勃和龚飞，2019）。[31]按写稿要求，群众从革命的观察者逐渐成为推动者，以通讯员的身份参与苏维埃政权的监督系统，进入乡村社会改造的实践场域。

根据地群众对革命宣传工作的认同感逐渐提高。《红色中华》的通讯员队伍曾一度达到数百人的规模（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80）。[17]183根据统计，中央苏区报刊的发行量大大提高。其中，《红色中华》一度跃至4万份，《青年实话》2.8万份，《红星》1.73万份（洪荣华，1993）。[25]320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工农群众并非如同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机械服从动员的“乌合之众”，而是受马克思主义的启蒙与号召，在思想上开始成为从“自在”走向“自为”的革命阶级。

作为工农通讯员运动的首创者，俄国布尔什维克认为，工农通讯员是“对广大劳动群众实行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影响的执行者”（人民日报总编辑室，1954）。[32]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通讯员”作为随现代报纸一同舶来的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使新闻通讯工作突破了原有的功能边界。从帮助党报的传播发行，到丰富政党与社会的互动路径，再到完善社会监督制度，群众都在新闻写作中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至此，“通讯员”被赋予解放个体思想的内涵，在根据地建设中形成了彰显人民力量的革命叙事。群众意识到自己作为历史创造者所具有的伟力时，也就逐渐摆脱思想上的贫困，成为能推动乡村社会改造的主体。

五、文化反贫困思想的方法论意义

如恩格斯所言，“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发挥他们的得到全面发展的才能”（马克思和恩格斯，2018年版）[33]。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实现个体的思想解放，调动群众能动性，使其在观念上从“要我革命”走向“我要革命”，始终是既定目标。

分析工农通讯员运动开展的行动逻辑，群众在先锋队政党的领导下参与新闻写作，观察宏大革命叙事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呈现，并将自身的政治觉悟转化为参与根据地建设的实际行动。无产阶级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掌握了与保守、落后观念决裂的思想武器，从“自在”走向“自为”。当群众深刻认识到自身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能动性后，无产阶级便开始具备摆脱思想贫困、解放自我的内生动力。可以看到，工农通讯员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思想的生动实践，其蕴含的方法论为构建与巩固中国特色的脱贫攻坚制度体系提供了历史经验。

（一）破除阶级贫困的思维定势，传播社会平等的价值观念

论及工农群众时，普遍较低的文化水平，往往是观者心中的第一印象。诚然，旧社会的基层劳动者处于文化教育体系的边缘，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论是在工厂生产线忙碌的工人，抑或是在田间扛着锄头的农民，其姓名都有机会以铅字形式公开印刷在报刊上。工农群众署名的文章，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解放自我的宣言书。报刊不再是旧社会专属于权贵群体的舆论场，而是体现人民意志的革命舞台。群众既是坐在台下感受革命宏大叙事的观众，也能成为登台展示自我力量、建立新社会的革命者。总结革命的历史经验，贯彻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扶贫工作的开展应从反对阶级贫困的角度入手，摘除贴在乡村群体身上的观念标签，传播人人皆可通过自我奋斗来创造美好生活的价值观念。

（二）调动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能动性

在工农通讯员运动中，当个体按照写稿要求被组织起来，通过实际参与乡村建设来认识政策纲领的正确性时，群众响应革命号召的内生动力也就被充分激发，从而展现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新时代以来，精准扶贫脱贫的反贫困政策逐渐得到贯彻执行，其中既有各级党组织的科学领导，也离不开乡村群众在思想上的进步。国务院新闻办2021年4月发布的《人类减贫的中国实践》白皮书指出，改进扶贫方式，应引导群众树立“宁愿苦干、不愿苦熬”的观念，发挥贫困群众在脱贫致富中的主体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1）。[34]诚然，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延续千年，伴随而生的价值观嵌入乡村社会，保守、落后的思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彻底消除，但群众的观念并非一成不变。当先锋队政党融入乡村日常来开展动员工作，带领群众在实践中认识到反贫困工作能够切实提高其生活水平时，公众的思想觉悟也开始转化为加入脱贫攻坚战的自觉行动，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思想的实现提供来自劳动人民的智慧经验。

（三）激发基层党组织的内生活力

从俄国布尔什维克到中国共产党，党员为报刊撰写稿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信息传递方式。在这通讯网络中，各地党员一方面为党报党刊收集、整理与反馈社会舆情，另一方面也是群策群力，加深对具体问题与抽象理论的认识，总结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国领土幅员辽阔，资源分布在空间上呈现不均衡性。这就意味着各地人文环境、经济发展的具体情况复杂多样，基层党员队伍需要因地制宜，将扶贫政策的指示精神与现实相结合，领导当地群众开展反贫困工作。其中，党员的积极性与创造力，是基层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的关键。巩固与完善党组织的通讯网络，构建高效的信息互动机制，不但能够及时反馈群众的建议与诉求，使政策制定与执行的完善机制更加多样化，更有助于各地党员队伍交流、共享各地区的扶贫工作经验，进一步提高地方乡村治理的科学化与现代化水平。

（四）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提供本土化方案

工农通讯员运动构建了另一种政党—社会的双向沟通平台，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反贫困思想的贯彻落实提供本土化方案。历经百年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先锋队政党，始终坚持带领群众与贫困作斗争。在2021年2月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注重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尊重人民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中蕴藏着的智慧和力量充分激发出来”（习近平，2021）[35]。这表明，文化反贫困应将群众的能动性融入国家政策的执行过程。如马克思所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12）[36]。脱贫攻坚既是带领群众改善生活条件的物质革命，也是推动社会观念进一步现代化的思想革命。要贯彻实现文化反贫困的思想主张，新闻宣传工作就不能局限于理论的传播，既要培养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奋斗精神（高宇航和卫建国，2021）[37]，更要引导群众于实践中认识到政策纲领的正确性，使其思想觉悟转化为推动脱贫攻坚政策的行动力与创造力。

展望未来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将乡风文明提升至新高度，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建党百年之际，通过学习党史来总结经验，是为了观照现实，形成能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的效能。思考中央苏区工农通讯员运动的实践逻辑，宣传工作的目标并非是要求群众机械地理解纲领文本，而是要引导群众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出现疑惑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向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部门寻求帮助与解答。这一过程，不仅是群众主动摆脱落后保守、落后观念束缚的思想解放，更是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活动中的生动呈现。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然要坚持凝聚社会各界力量，动员人民群众广泛参与。以工农通讯员运动为代表的文化反贫困实践，使群众发现自身在乡村建设中所具有的能动性，意识到其贫穷状态绝非是无法改变的命中注定，从而带领群众形成不畏艰难险阻、崇尚勤劳致富的奋斗精神。当群众开始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理念武装头脑时，其也就逐渐成长为能够参与推动反贫困各项政策的主体。这将为建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等更高目标提供来自人民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