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民族性与创新性

张 劲

（淮南师范学院 音乐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一、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与唐诗《新婚别》

中国二胡音乐创作经历了刘天华（代表作《良宵》《光明行》《空山鸟语》等）、刘文金（代表作品《豫北叙事曲》《三门峡畅想曲》）时期的发展，其创作日趋成熟，不断涌现出许多杰出的作品，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就是其中的一首。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由著名作曲家张晓峰、朱晓谷创作于1980 年，该曲以杜甫同名乐府诗《新婚别》为题材，以中国的民族、民间音乐为素材， 在借鉴西方作曲技法基础上，用二胡协奏的形式演绎了“安史之乱”的历史画面。

公元755 年，安史之乱爆发，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 唐代爱国诗人杜甫怀着矛盾、痛苦的心情写下著名诗篇《新婚别》，该诗描写“安史之乱”年代，为了防守边关、平定叛乱，朝廷四处征兵，连新婚夫妇也不能幸免的历史情景［1］（P35-39）。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以同名唐诗《新婚别》为内容，用叙事曲（一般指富于叙事性、戏剧性独唱或独奏曲。初为中世纪法国诗歌，到14 世纪后，只歌不舞，成为独唱或复调叙事歌曲的统称）的音乐体裁再现了丈夫忍痛从军、妻子含泪送别的故事，乐曲表现了少妇“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的深明大义与“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的思念之情。

二、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民族性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以中国古诗为原型，运用民族调式，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具有极强的民族性。

（一）以中国古代诗歌为原型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一首叙事性的大型乐曲，具有故事情节，取材于唐代杜甫的乐府组诗“三吏三别”中的《新婚别》，该曲创作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把民族乐器、民族音乐与中国古代诗歌有机结合起来。唐诗《新婚别》讲述的是新婚少妇送夫从军的悲壮故事，它与花木兰替父从军、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古代民间故事有着某种相似情节，这些民族历史故事充满着正义感，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唐诗《新婚别》侧重心理描写，主要内容为“别”，“整个二胡曲《新婚别》以‘别’为轴心，重在表现各个不同阶段的情感发展”［2］。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把诗中的故事拓展开，脉络更清晰，情节更完整。全曲在唐诗《新婚别》的内容基础上加以丰富，以独白的形式叙述故事的发展，按诗中故事发展分为：引子、迎亲、惊变、送别四个乐章。“迎亲”段落是曲作者为了取得音乐的对比性，在原诗的基础上充实而来。 迎亲是中国传统婚嫁的重要仪式，乐曲中通过滑音、附点节奏、变换调性与速度等手法细腻地描绘了出嫁时少女的羞涩、 喜悦与不舍，生动地刻画出中国传统女性的朴素美。“惊变”完全依据唐诗《新婚别》中主人公的情感而成，诗中并没有噩耗传来和反抗情节的具体描写，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作者做了合乎逻辑的想象，添加了更为紧张的抗争的情节［3］。 该乐章的乐队前奏制造了极为惊恐的音响，预示着噩耗的到来；散板与“紧拉慢唱”表现出了新婚少妇对征夫从军的痛心；重音与快速十六分音符的运用表达了“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肠”的悲愤之情及对命运不公的抗争。 该段的创作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中的祝英台被许马文才、二胡曲《兰花花叙事曲》中的兰花花被逼抬进周家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反映了中国古代女子婚姻中的不幸。 “送别”段落与原诗内容较为吻合，采用慢板与广板，休止符、颤弓、连顿音和切分节奏的运用表达了主人公矛盾的心理与念念不舍之情。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把二胡音乐与唐代诗歌融为一体，将动人历史故事、民族情感完美呈现出来。

（二）以民族、民间音乐为素材

1.采用中国民族调式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完全不同于西方叙事曲的音乐风格， 全曲采用中国的民族五声调式，“宫、商、角、徵、羽”调式在乐曲中交替出现，民族性得以自然流露。 羽调式的运用表现出中国古代少女淳朴、善良、羞涩，以及悲凉的新婚别离情节，宫、徵调式的运用表现的是主人公柔弱之外的坚定，兼有对身处不幸的愤恨。

图1 谱例1：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片段

谱例1 旋律运用e 羽调式，e 羽调式中的小三度音程描绘出少女出嫁前夕的喜悦、羞涩与不舍的情景。

谱例2 旋律为A 徵调式， 徵调式中大二度的坚定塑造出主人公坚强的一面，同时又不失中国民族音调特点。

2.采用民族、民间音乐素材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音乐主题（见谱例1）以宋代词人姜夔《白石道人歌曲》中《鬲溪梅令》的音调为素材，该主题在乐曲中多次变奏，整首乐曲古风古韵，如泣如诉（见谱例3）。

图2 谱例2：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片段

图3 谱例3：歌曲《鬲溪梅令》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由该曲调发展成主题，并将该主题通过调性和速度的变化贯穿于全曲，增强了乐曲的历史感。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创作同时受到江南丝竹音乐的影响。 曲作者张晓峰，出生于“丝竹之乡”江苏太仓县，自幼受到江南民间音乐的熏陶，编著有著名的《太仓江南丝竹十大曲》。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从作者骨子里流淌出的音乐，曲调委婉细腻，颇具江南音乐风格。

另外，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在创作中还借用中国传统音乐“鱼咬尾”创作技法等，尽显民族风格。

3.采用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

戏曲音乐是我国民族音乐的瑰宝，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在创作中积极运用戏曲音乐的表现手法，使得故事性、戏剧性、民族性得以增强。 引子在定音鼓的滚奏 （采用中国京剧乱锤点子奏法）下以中国戏曲“摇板”（紧拉慢唱）形式出现，表达了阴恐的气氛到来；“惊变”段落中二胡以戏曲“哭腔”的形式控诉强行征兵的来到，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新婚少妇哭诉的场景；乐队协奏与二胡的哭诉形成 “紧拉慢唱”（为戏曲音乐京剧，“摇板”的别名，它结合了一小节一拍或两拍的伴奏和散板唱腔，这种板式伴奏节奏大约比唱腔快一倍），渲染出极为紧张的气氛。 如图4 的《新婚别》谱例4，上方二胡旋律采用散板、哭腔为“慢唱”，下方十六分音符伴奏为“紧拉”。

图4 谱例4：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片段

（三）采用民族音乐创作思维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曲作者张晓峰，是第一个把古典名著与民族音乐完美融为一体的人，他的音乐被誉为“真正的中国民族之音”“音乐中的唐诗”。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无论是内容还是曲调，都是在民族音乐创作思维中完成的，是民族器乐与古典唐诗相结合的典范。 在情节与戏剧性上，受到我国戏曲音乐的影响，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情节曲折，矛盾突出；在结构与创作手法上遵循中国民族器乐的传统创作思维，借用并发展西方叙事曲的曲式结构安排，主要根据情节、意境安排音乐的进程［5］。 作者在创作中以唐诗《新婚别》的内容为主线进行再创作，按照中国民间故事的情节特点对音乐的结构加以丰富、充实。如“迎亲”段落中，根据情节发展的需要，在主题音调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音乐的速度和调性做了多次变化，分层描绘出梳妆打扮—抬花轿—洞房花烛夜的栩栩如生的情景。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 通过中国最接近人声的民族乐器——二胡把普通百姓所熟知并喜闻乐见的故事情节呈现出来。

三、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创新性

（一）二胡曲结构与形式的创新

1.二胡曲结构的创新

新中国成立以后，二胡作品的创作进入一个小高潮，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 作品题材多为歌颂新社会、新生活的主题，体裁结构一般较为简单，篇幅不长，常为三段式的曲式结构，如《山村变了样》《豫北叙事曲》，以及后来的《奔驰在千里草原》《葡萄熟了》等，曲式结构常为A-B-A 或 A-B-A1。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第一首以古诗为内容，分为多乐章，兼标题性的大型二胡作品，其曲式结构综合了西方奏鸣曲式、变奏曲式、复三部曲式三大曲式之特点，更多地体现着“情节决定曲式”的创作原则［6］。 篇幅长达 365 小节，由引子、迎亲、惊变、送别、尾声构成。 “它通过扩大、收缩、衍展、派生等手法对主题进行变奏，以速度变化为主的腔板体变奏在乐曲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结构组织作用，作品的各个部分主题都从主题A 派生出来， 这是极富民族特色的变奏原则”［7］。 这种乐曲的创新，是前所未有的。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在调性安排上结合了中西调性变化特点，根据内容的需要，调性共作八次变化，对推动音乐的发展和故事的渲染起到积极作用，这种乐曲结构的创新，是以前任何二胡作品所不能及的。 在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产生之前，刘文金1958 年创作了二胡曲《豫北叙事曲》，同为叙事曲，但两者并不相同。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情节决定结构”的复杂曲式，《豫北叙事曲》则为带华彩的复三部曲式；二胡叙事曲《新婚别》以唐诗为内容，按叙事情节展开，篇幅较长，《豫北叙事曲》不具有情节性，是对美好豫北生活的情感表达，篇幅较短。 两者从形式到内容都彰显出《新婚别》的创新之处。

1981 年刘文金创作的大型二胡协奏曲 《长城随想》气势恢宏，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音乐形象在二胡音乐创作中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创作先于《长城随想》，基于这一点，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创作推动了大型二胡曲的创作发展。

2.民族器乐交响化的探索

新中国成立以来， 二胡伴奏一直以扬琴为主，民族风格统一，但和声不够丰满，对烘托大型乐曲表现力欠佳， 刘文金先生在他的 《豫北叙事曲》和《三门峡畅想曲》中首次采用了钢琴伴奏的形式，开辟了二胡伴奏的新天地， 增强了二胡作品的表现力。 随着二胡音乐创作的发展，作曲家对二胡曲的伴奏提出了更高要求， 不仅局限于简单的背景烘托，希望让伴奏走向协奏的地位，更好地表达出二胡音乐的魅力。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力图从历史文献中寻找创作内容的源泉，展现了大型民族器乐对古代音韵的回响、 对民族器乐现代交响的探索［8］。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在伴奏形式上开创了又一个里程碑——二胡协奏曲，该曲由作曲家朱晓谷谱写管弦乐协奏谱，二胡曲第一次以民族管弦乐队协奏的形式出现，显示出民族器乐交响化的特点。 管弦乐队表现细腻，大气磅礴，通过管弦乐队的协奏把二胡的表现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让二胡作品又上了一个新台阶。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叙事性的情节、爱国古诗原型的思想内涵、民族管弦乐协奏的形式，使得乐曲迈进大型作品的行列，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二胡音乐史上第一首真正意义上的大型作品，为后来的二胡音乐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二）二胡作曲技法的创新

1.借鉴戏剧独白的创作形式

唐诗《新婚别》全诗采用独白的形式，先后用了七个“君”字，都是新娘对新郎倾吐的肺腑之言。 独白，文学作品中人物言语表现形式之一，常指戏剧、电影中角色独自抒发感情或表达个人愿望的话，一般由演员独自念出表现此时此刻的心理、 感情等。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创作借鉴了戏剧独白的形式，好似拍摄一部微电影，镜头始终跟随剧种主人公——新婚少妇，让她自己诉说亲身经历。其中“惊变”和“送别”段落，音乐没有了描述性，完全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述形式，即独白。 这种戏剧独白的音乐表现形式拉近了作品中人物与听者间的距离，犹如面对面的谈话， 音乐表现力和感染力得到加强。“惊变” 段落中戏曲的哭腔与紧拉慢唱借鉴了 《梁祝》中“抗婚”的创作手法，充分表现出女主人公的控诉，让人身临其境，就像是邻居间的诉苦，感人至深（见图4《新婚别》谱例 4）。 “送别”段落是女主人公愤怒后的坦然，乐曲中休止符的运用，似是哭泣中的哽咽，是对新婚别离无奈的自言自语；乐曲中的滑揉、压揉等技术的使用刻画出主人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使得音乐深情动人。

在二胡曲创作中，以往的作品多是对内容的刻画与描绘，如《二泉映月》《江河水》，虽同为悲剧性的作品，但它们还是以描述手法为主，重在刻画人物的心理情感。二胡叙事曲《新婚别》采用戏剧独白的创作形式，让乐曲中主人公自己叙述，达到了不同的音乐效果，增添了音乐的生动性。

2.变化半音的大量使用

中国民族乐器创作常采用首调思维、首调记谱法，变化半音出现几率较小，二胡叙事曲《新婚别》在“惊变”段落，借鉴了小提琴的固定调、固定音的思维，运用大量变化半音，在十六分音符中制造出紧张气氛，拓展了二胡的表现力，突破了二胡的传统调性与把位概念，对创新二胡演奏技法，创新二胡作品的创作手法，移植小提琴及外国音乐作品都具有非常重要意义（见谱例5）。

图5 谱例5：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片段

（三）二胡与古典文学结合的创新

张晓峰一生致力于中国民族乐器与古典文学的结合，创作出许多佳品，如琵琶协奏曲《琵琶行》、古筝协奏曲《窦娥冤》等。二胡是中国古老的拉弦乐器，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的“奚琴”，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作曲家张晓峰把二胡这件古老乐器与古典文学相结合，符合古诗的韵味，符合中国的传统审美，符合音乐的民族特性。 “我国是诗的国度，诗意思维影响着从古至今的中国人。诗的‘兴、观群、怨’已深深影响到民族器乐的创作和演奏”［9］。 中国古典文学为传世之宝，文学性、艺术性强，把二胡与古典文学相结合进行创作，无疑是锦上添花，提升了作品的思想性。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把二胡与古典文学相结合，利用二胡接近人声的音色特点和特有的“声腔化”演奏技术［10］，把诗中女子的柔情、哭泣、控诉表现得淋漓尽致，它把古老的乐器、古老的曲调、古老的诗歌创造性地结合起来，宛如把我们带回历史，带回那战火纷飞的乱世年代。 二胡与古典文学相结合的创新，为二胡音乐创作开辟了一条新路，受二胡叙事曲《新婚别》的影响，后来出现了王曙亮的《琵琶怨》、车向前的二胡协奏曲《满江红》等一批优秀二胡作品。

二胡叙事曲《新婚别》是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首大型二胡作品，从题材到体裁，从创作思维到作曲技法都体现出作品较强的民族性与创新性，它的成功，对后世的二胡创作乃至整个民乐创作都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