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因素分析的认知干预措施对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及自我怜悯的影响

李添红，马灵亚

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思维内容、思维联想、情感及意志行为障碍，伴有自知力下降及幻觉等表现的精神系统疾病。精神分裂患者受自身情绪影响，认知、生活及社会功能均不同程度的减退，产生病耻感，自我怜悯度下降，治疗依从性大打折扣，导致病情拖延加重[1]。病耻感是疾病患者内心的一种错误的负性情绪体验，表现为社会刻板印象、偏见、歧视及标签化等[2]。自我怜悯可以理解为个体对自身缺陷、遭遇不幸与挫折的理解及接纳，包括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感及正念[3]。本研究运用线性回归分析筛选影响精神分裂患者病耻感和自我怜悯体验的因素，基于因素分析结果施加认知干预，并评价干预结果，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 2017 年 1 月至2019 年1 月浙江省绍兴市第七人民医院收治的精神分裂症患者227 例，均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诊断标准[4]；排除器质性精神障碍，其他药物滥用及躯体疾病及酒精依赖者。其中男97 例，女130 例；年龄 17 ～ 69 岁，平均（31.3±10.9）岁；病程3～240个月，平均（83.39±59.32）个月。

1.2 方法

1.2.1 样本采集 收集干预前患者基础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及婚姻状况等基线资料，病程、症状类型及陪护人员类型等治病相关资料，以及性格特质、情绪稳定性等人格特性相关资料。于干预前后采用精神疾病患者病耻感量表中文版（SSMI-C）、中文修订版自我怜悯量表（SCS-C）对患者进行评分；阳性与阴性症状量表（PANSS）评估患者症状表现类型。

1.2.2 干预措施

1.2.2.1 个体评估访谈 会谈中观察被测试对象情感状态、认知表现、思维内容、语言表达、人际行为、躯体表现及对定向问题的反应等，并结合家属反馈信息，给予总结评定。

1.2.2.2 认知干预 （1）干预过程由患者自由选择是否需要主要监护人陪同进行。于每次干预前，向患者及其家属简要介绍本次干预的目的与内容。（2）正念认知干预：运用正念减压疗法（MBSR）[5]，每周训练1 次，单次训练时长不超过2 h，分成两个课时，中间间隔10 min，训练总时限为8 周，每天预留40 min 的作业，引导患者按照本周正念减压疗法的内容，进行自我训练。MBSR 的主要内容包括冥想训练、正念瑜伽和行禅。（3）自我肯定的认知干预：采用励志故事、新闻及电影等多媒体手段，向患者传播正向人物及事件，事件讲解或观看的同时，引导患者静静思考。干预时限选择干预过程中的双数周进行，时长1 h，与正念减压疗法分开时段进行。（4）团体互动：以20 人左右为小组，进行团体互动游戏，包括患者自行选择的棋牌类游戏、成语接龙、猜谜、唱歌、朗诵及讲故事等[6]。干预时限选择干预过程中的单数周进行，时长1 h，与正念减压疗法分开时段进行。（5）根据危险因素调整干预措施：干预过程中，根据因素分析结果给予相应干预。

1.3 评价指标 （1）病耻感：干预前后采用SSMI-C 评定患者病耻感，分为歧视、病情掩饰和积极效应评分3 个维度，采用Likert 5 点式评分，“0”提示非常不同意，“4”提示非常同意。（2）自我怜悯：干预前后采用 SCS-C 评定患者自我怜悯，包括自我友善、普遍人性及正念3 个维度，采用Likert 5 点式评分，从“几乎没有”到“几乎总是”。（3）精神情况：采用PANSS评定患者精神情况，共33 个条目；其中阳性量表7 项，得分范围7 ～49分；阴性量表7 项，得分范围7 ～49 分；一般精神病理量表16 项，得分范围16 ～112 分；攻击危险性评定3 项，按1 ～7记分；复合量表评分为阳性量表评分减去阴性量表评分，范围为－41 ～+42。

1.4 统计方法 采用SPSS22.0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表示，多组比较采用方差分析，两组比较采用t检验或t’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多元线性回归。P ＜0.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和自我怜悯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症状类型和个性特质（均P＜0.05）；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怜悯的因素有年龄、文化程度、病程、症状类型、个性特质和情绪（均P ＜0.05）。见表1。

2.2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和自我怜悯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文化程度和症状类型是患者病耻感的影响因素（均P ＜ 0.05），见表 2。文化程度、病程及个性特质是患者自我怜悯的影响因素（均P ＜ 0.05），见表 3。

2.3 干预前后病耻感与自我怜悯评分比较 基于因素分析的干预措施实施后，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中的歧视、病情掩饰和积极效应评分及总分均较干预前降低，自我怜悯情绪中自我友善、普遍人性、正念及总分均较干预前升高（均P＜0.05）。见表4。

3 讨论

精神分裂症患者认知、情感、行为及社会交往等方面发生障碍，出现个体唯一性及自我定向体验功能受损；因此患者普遍存在病耻感提升及自我怜悯下降[7]。病耻感由Goffman 于1963 年提出，也被译为“污名化”，带有“极度玷污了某人声誉”的特征，内心产生的病耻感受患者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多重影响，对患者的康复和社会接纳程度造成阻碍。自我怜悯是对现况的一种良性理解与接纳，自我怜悯高的人群，对正向刺激的接受度更高，幸福感更强，负性情绪较少，自我认知相对完善[8]。

表1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和自我怜悯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分

表2 影响精神分裂症患者病耻感的多因素线性回归分析

表4 精神分裂患者干预前后病耻感与自我怜悯评分比较 分

本研究显示病程的迁延不愈，内向性格，阴性症状表现，以及高学历均会加重病耻感，降低患者自我怜悯的情绪。可见，知识的积累并没有使患者的正向情绪上升，反而成为他们的“负累”，增加了心理压力。本次干预措施设置的优势在于，摒弃了传统的认知教育模式，减少面对面的知识传授与概念疏导，取而代之的是正向的团体互动、多媒体欣赏及肢体运动与冥想相结合的正念减压训练。让患者在全身心放松的情况下感受自身、感知当下；训导员只作为引导训练的伙伴，而非耳提面命的导师；从单一的灌输知识、强加意念转变成轻松愉悦的互动放松，感受并接纳自我的过程。本研究显示，患者干预后病耻感降低，积极应对情绪提高，对歧视有了更加正确的认知与回应，接触外界的主动性提高，自我接纳与自我谅解的情绪提高，正念明显增强，对当下自身状态有了更清晰认知与接纳度。本研究不足在于，干预时限较短，仅针对认知层面进行干预，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对远期意识形成和行为改变没有深入研究，在今后的研究中，应加以研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