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顾工作和老年照料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范红丽张晓慧

（山东财经大学，山东 济南250014）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在国际发展领域，女性的赋权和发展是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涵［1］，就业通常被视为提升女性自我发展和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女性参与劳动不仅能够增加收入以提高经济地位，还会提升女性的发展自主性和参与社会的能力以提高其社会地位，这些变化有助于改善女性的生活质量，进而促进女性的成长和解放［2］。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得女性劳动参与率显著提高，2019年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为43．71%，明显高于世界女性平均劳动参与率38．85%，这无疑提升了我国女性的社会地位和自主能动性［3－4］。然而，女性在提升职业地位和职业竞争力的同时也面临来自家庭的挑战，尤其是人口老龄化导致老年照料需求激增，女性承担的家庭老年照料责任日益增加，使得女性面临平衡家庭和工作的两难选择。

201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为1．76亿，较2018年上升0．7个百分点，占总人口的12．6%，按照联合国人口报告的最新标准，中国已经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5］。老年人口数量的迅速上升势必导致长期照料需求大幅提高。在承袭家庭养老传统，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国社会，成年子女提供照料的家庭养老一直是我国的主流养老模式，而女性的代际支持则是中国老年人生活照料的主要来源，女性在老人照料方面承担着重要的家庭角色。因此，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高龄和失能老年人口的增加势必加重女性从事老年照料的负担。而我国80%以上的女性为中年阶段的“夹心层”一代，具有照料者和从业者的双重角色［6］，承受着个人职业发展、职场竞争以及照料老人的压力，由此形成的工作和家庭角色冲突在时间约束下可能会导致女性精力过度损耗、身体和心理健康受损以及生活质量下降等一系列消极后果，在缺乏社会支持的背景下，这种消极影响还会波及家庭成员，尤其是老年人和儿童的健康和福利，对全民健康以及家庭和谐稳定影响深远，成为不可忽视的社会问题［7－8］。

劳动就业和家庭老年照料的双重压力对个体生活质量的影响有竞争性和扩张性［9－10］。一方面，当个体需要同时承担工作和照料双重负担时，可能导致个人的体力和精力过度损耗及心理上的焦虑紧张以致生活质量下降［11－12］。另一方面，个人在同时承担照料和工作的过程中也可能体会到同时胜任多种角色的满足感［10］，从而拥有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这些积极的体验能够改善个体的健康状况以及生活质量［8］。因此，工作和照料的双重责任对个体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取决于竞争性和扩张性的影响程度大小。

目前针对就业和照料双重负担对生活质量的相关研究多是聚焦健康层面，从身体健康或心理健康的单一维度进行测度，研究结论也不一致。针对美国和德国的研究发现，工作和照料双重负担会导致女性的身体健康水平降低，面临抑郁等心理疾病［11，13－14］；而英国的研究则表明，女性从事全职工作和照料活动显著改善了其心理健康状况［8］。近年来，国内研究也开始关注女性工作和家庭照料压力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但研究侧重分析工作或者家庭责任的单一影响［15－16］，仅以从事工作的女性为样本考察了女性参与照料活动对其健康的影响［17］，缺乏全方位、多角度考察照料和工作双重责任对女性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此外，现有结论并不统一，这也表明分析就业和照料双重压力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应该关注区域差异。因此，本文聚焦山东省这一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孝道文化浓厚的地区，厘清工作—照料对女性客观和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方向，从而为相关研究提供足够的经验证据。

山东省早在1994年就步入了老龄社会阶段［18］，2017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21．4%，其中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口占总老年人口的20%左右，其老龄化程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山东省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必然会导致老年人长期照料需求的大幅提高，女性作为家庭老年照料的主力军也会面临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压力，对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但是山东省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儒家思想对其影响深远，那么儒家倡导的“孝道”文化是否能够使得女性在面临双重压力的时候，因为孝敬老人、传承中华民族文化而更多地感受到满足感和自身价值，从而产生显著的“扩张效应”，以表现出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对生活质量的独特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2000—2015年间六次关于山东省的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山东省已婚女性兼顾工作和家庭老年照料是如何影响其生活质量的，并且考察工作—照料强度影响的异质性。聚焦特定地区的差异化分析有助于我们提出提升女性生活质量和健康的针对性政策建议，这对于精准对接健康中国战略、贯彻落实家庭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模型、数据和变量

（一）基本模型

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年龄、性别、婚姻状况、教育等人口特征，就业、收入等社会经济特征，也涉及居住条件、家庭责任等家庭特征。我们将劳动参与和家庭老年照料活动引入生活质量影响的方程，重点考察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具体的关系式为以下形式：

其中，LQit是衡量个体生活质量的指标，涉及个体i在t时期的客观和主观生活质量水平。女性工作和照料的状态设定为Work∗CGit，如果女性i在t期工作并且从事照料活动，则取值为1，若仅仅工作或照料老人则取值为0。Xit是其他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教育、婚姻状况等人口特征，吸烟、饮酒、参加体育锻炼等生活习惯状况，以及是否与父母（公婆）同住、是否照料6岁以下儿童、居住地区、家庭人口数和家庭人均收入等家庭特征。μi和λt分别代表不可观测的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女性工作和照料双重责任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以消除不随时间变化以及随时间同步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有效克服遗漏变量的影响，准确识别女性工作—照料双重压力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考虑到本文关注工作—照料双重压力（Work∗CGit）对女性生活质量的边际影响，尽管生活质量指标涉及离散二值选择变量，但考虑到面板二值选择的固定效应模型因为“伴生参数问题”可能无法对变量系数进行一致估计［19－20］，因此，本文选择线性概率模型，利用面板固定效应对女性生活质量方程进行多元回归。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该调查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和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立大学合作开展，遵从多水平、随机收集样本的原则，于1989—2015年进行了10次调查，收集了我国15个省市居民的人口学特征、就业状况、健康水平、生活满意度等多方面信息。本文重点关注中国步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后工作和照料双重负担的影响，因此我们选取CHNS 2000—2015年关于山东省的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其中与照料老人有关的变量来自CHNS对52岁以下已婚女性与父母公婆关系的补充调查。我们对样本进行剔除无效样本、转换、合并汇总等整理后，共得到1498个有效样本。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女性的生活质量，该指标涉及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全部社会及自然条件的综合因素，能够全面衡量人们的生活状况［21］。生活质量是个体对躯体、心理及社会等现实生活经历的良好适应状态的综合考量，测度结果既应该包括客观生活质量，也涉及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前者包括主观和客观健康状态，后者则反映了人们对客观环境的心理感受，一般通过生活满意度来测度［22］。因此，本文选择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两个维度来测度个体的生活质量。其中，自评健康指标来自CHNS中个体对健康状况的综合评价，能够反映个人的健康状态，是客观生活质量评价的重要维度［23］；生活满意度指标来自个体对目前生活态度的测评，能够衡量个体的主观生活质量。本研究所用指标均为取值0和1的二值变量，如果受访者自评健康状况较差或者对生活不满意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工作—照料”的双重压力，其中，工作和照料变量分别来自问卷中受访者对目前“是否工作以及是否照料父母（公婆）”的回答，我们定义受访者处于工作状态并且照料家里的老人（父母或公婆）为具有双重压力，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代表女性仅工作或者仅照料老人。因此，本文重点讨论的是与单一的压力相比，工作—照料双重压力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其他解释变量包括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个人层面变量包括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以及是否吸烟或饮酒、是否参加体育锻炼在内的健康行为；家庭层面变量包括是否照顾6岁及以下儿童、是否与老人同住、居住地区、家庭人口数和家庭年收入（按2015年不变价格调整），模型中还控制了年份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及定义见表1。

本文根据女性工作和照料老人的状况给出了全部样本、工作且照料老人和工作或照料老人子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并且给出了两个子样本各变量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检验（见表1）。全部样本中有14．81%的已婚女性具有双重角色，既要工作又要承担照料老人的家庭责任。通过对比两组子样本在各变量中的差异，我们发现与承担工作或照料老人单一责任的女性相比，承担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的女性多处于25～34岁年龄段，年龄较小，教育水平较高，表现为大学毕业及以上学历女性相对较多，多居住在城镇地区，而且多与老人同住。此外，承担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的女性自评健康状况相对较差，生活满意度也偏低，但是是否由于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导致客观和主观生活质量下降，还需要利用计量模型进行验证。

表1 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三、工作—照料双重压力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实证结果

（一）工作—照料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基准分析

表2给出了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对女性生活质量影响的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分别对应“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的估计结果。在模型1中，我们发现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压力使得女性自评健康状况下降了10．8%。模型2的结果则表明，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压力对女性的生活满意度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女性在平衡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的时候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确实导致了女性身体健康受损以及客观生活质量的下降。尽管双重压力对客观生活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但尚未显著引起主观生活质量的下降，可能的原因在于山东省深受尊老爱老的“孝道观念”的影响，在既要工作又要照料老人的环境下可能会更多地感受到多种角色带来的满足感，或者在面临双重压力时尚未在心理上感觉到更重的负担，以至于在兼顾工作和照料时并未表现出生活满意度的下降，这表明弘扬孝道等传统美德有助于缓解女性照料负担造成的负面影响，从而充分发挥家庭养老在减轻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养老负担中的作用。

表2 工作和照料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二）工作—照料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压力会导致已婚女性客观生活质量的下降，但尚未对主观生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探究该种影响在不同人群之间是否存在异质性。考虑到女性在平衡工作和照料责任的时候，可能受到被照料者特征的影响，例如高龄或者失能老人由于生理功能以及日常行为能力的弱化，照料过程更为困难。因此，本文选取被照料的老年人的特征进行异质性分析。基于CHNS调查中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利用家庭内是否有高龄老年人进行异质性检验，该变量一定程度上能反映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失能程度以及女性提供照料服务的差异性。一般来说，老年人的年龄越大，其失能程度越高，因此女性提供的照料服务的强度越大。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对于有高龄老年人的家庭，女性承担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压力不仅使得自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21．7%，而且生活满意度也显著降低10．5%；而对于没有高龄老年人的家庭，无论是客观生活质量还是主观生活质量，女性承担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压力对其均未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结果不仅验证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也表明步入老龄化社会后，高龄和失能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会使得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对女性生活质量产生更为严重的负面影响。短期内，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不可逆转，因此，需要尽快研究出台帮助女性平衡工作和照料的政策，减轻对其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

表3 工作—照料对女性生活质量影响的异质性分析

四、工作—照料对生活质量影响的进一步分析

样本异质性分析反映了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压力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可能存在工作和照料强度差异，本文将利用工作和照料强度进一步分析其影响的差异性，并加入过去四周患病的客观健康状况。关于工作强度的测量，国家标准工时为每周40小时，但当今社会超时劳动现象非常突出，部分研究表明从业者每周平均工作时间长达63小时［24－25］。我们基于现有研究和数据特征，根据女性每周工作小时数定义工作强度，分别选取每周工作小时数30%、50%和90%的分位数，也即每周工作小时数30小时、40小时和50小时形成“工作强度30小时”“工作强度40小时”“工作强度50小时”三类。针对照料强度，大多数学者根据照料小时设定虚拟变量考察照料强度对女性健康的影响，一般为每周照料10小时、15小时、19小时和20小时［26－28］。我们根据每周照料小时数的变量，把照料强度定义为“照料强度10小时”“照料强度15小时”“照料强度20小时”。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设定变量衡量工作和照料的双重强度：“工作30×照料10”“工作40×照料15”“工作50×照料20”，以此进行不同工作和照料强度对女性生活质量的进一步分析。图1的描述性统计显示，随着工作和照料强度的同时提高，女性自评健康状况呈现下降趋势，生活满意度也不断降低，甚至过去四周患病的概率也有所提高。

图1 不同工作—照料状态的生活质量状况

表4显示了区分工作和照料强度的分析结果。Panel A的结果表明，控制工作强度30小时和照料强度10小时后，工作—照料双重压力对女性的自评健康状况并无显著影响，而且还使得生活满意度提高了2．13%；但当工作强度和照料强度分别增加到40小时和15小时以后，女性自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10．93%，对生活满意度的正面促进作用也消失（Panel B）；工作和照料强度进一步提高到50小时和20小时以上，工作—照料不仅使得自评健康显著下降28．50%，还使得生活满意度显著降低9．29%（Panel C）。此外，当我们进一步考虑双重压力对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的影响时，发现高强度的工作和照料压力会显著降低女性的客观健康水平，使过去四周患病概率显著增加13．8%，这也表明高强度工作和照料压力在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后会进一步使得女性的客观健康状况恶化。这种“工作—照料强度”对生活质量影响的差异性可能的解释为，由于受到“孝道文化”的影响，当工作和照料强度偏低时，女性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下平衡好工作和家庭责任，体会到同时胜任多种角色的满足，从而表现出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提高了生活满意度，而且不对客观生活质量产生负面影响。但是随着工作和照料强度的进一步提高，对女性的体力和精力需求越来越大，导致女性出现“力不从心”的身心疲惫，从而使得生活质量显著降低。当女性的闲暇时间被工作和照料负担大幅度挤占时，她们则无法进行体育锻炼和其他健康投资，最终对其客观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从长远看，如果女性不能及时弥补因为工作和照料带来的健康损耗以及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状态，最终将对中国的医疗服务体系提出严峻的挑战。

表4 不同工作—照料强度对女性生活质量的影响

五、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2000—2015年山东省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女性从事工作和家庭老年照料对其生活质量的影响。在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控制内生性后，研究发现：第一，总体上工作和照料双重压力使得女性客观生活质量下降，但尚未对主观生活质量产生显著影响；第二，该影响存在异质性，如果家里有高龄老年人，女性承担工作和照料高龄老年人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表现为身体健康受损和主观生活满意度的降低；第三，工作和照料对女性生活质量的负向影响随着工作和照料强度的增加而增大。当工作和照料强度较小时，工作—照料双重压力对女性的自评健康状况并无显著影响，生活满意度有所提高，此时的“扩张效应”比较明显，但是当工作强度提高到50小时以上，以及照料强度增加到20小时以上时，女性的自评健康和生活满意度显著降低，并最终对其客观健康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本文的结论带来三方面的政策启示。第一，家庭养老模式仍然是我国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主要的养老模式，该模式的共情陪伴和精神慰藉能够满足老年人的情感需求。而家庭养老赖以存在的文化根基是传统的孝道观念，孝道文化倡导的赡养老人、家庭和睦团结有助于推进家庭文明建设，提高女性对于照料老人的观念认同感，从而使得女性在照料过程中感受到自己被需要，体会到自身价值，一定程度上减轻工作和家庭冲突给女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政策方面应该积极构建并倡导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型孝道文化，提高家庭养老的内在动力。第二，尽管我们倡导家庭照料，并将工作家庭两不误作为追求的目标，但是随着职业竞争的日趋激烈，家庭老年照料需求增加，保持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可能导致女性生活质量下降，甚至对其客观健康状况造成不利影响，挑战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因此，我们在倡导家庭养老的同时应该注重完善支持女性照料者的发展政策。可以借鉴OECD国家的经验，为既要工作又要从事老年照料的女性提供带薪或不带薪的休假以及喘息服务，以缓解女性承担的双重压力。第三，政策推行要考虑工作和照料强度与被照料者的差异性，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在推行照料者支持政策时，应该侧重为照料高龄或失能老年人的女性提供更多的政策支持，并推进完善高龄和失能老年人的社会化照料体系与医疗服务体系的嵌入互动，鼓励将医养结合形式延伸到居家养老中。此外，也应该重视从事高强度工作和照料的女性所面临的双重压力，由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短期的照料服务，让女性从长期沉重的工作和照料负担中释放休整，以缓解高强度压力对女性生活质量造成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