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品牌“上交”的创新
—— 对话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

◆蔚 子 / 文

主持：百多年历史的上海交响乐团，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获得了上海市政府质量奖，还是上海提出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后，首个被推荐的上海文化品牌。在打造品牌过程中，你们是如何传承、创新和发展的？变与不变在哪里？

周平：传承和创新，是我们业内非常关注的两个点。变与不变？其实不变的，永远是变。

交响乐最早是由西方传入的，上海交响乐团成立于1879年，当时全部由国外的音乐家组成。慢慢的，才有了我们中国自己的音乐家，包括拥有了我们自己大量的观众群。之后，交响乐也成为我们表达中国文化、中国音乐一种非常重要的艺术形式。

在这个过程中，至今还沿用着一些国际乐团通用的操作模式和惯例。比如“音乐季”，现在依然是国际通用的主流模式。当然，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音乐季的做法会有不同。如在音乐季的营销上，我们采用预售票制度，将一些演出设计成系列化的，以套票形式销售。所以我觉得，在传承和创新方面，还是要把传统的东西用职业的标准，以及符合时代和观众需求的方式来创新。

主持：引进、消化、吸收，进行本土化的再创新。

周平：是的，必须创新。尤其是文化行业，一个东西如果持续过久，它的原动力就会慢慢减弱。所以在文化发展方面，一定要持续不断地给予新的动力，如新的项目、新的概念、新的需求，要有源源不断的创新力，因为文化提供的是一种精神享受，是一种生活品质提升的需要。它虽然不是基本生活必需品，但它非常美好，对于人的生活质量的提高、情感的满足，非常重要。这也是我们的宗旨，我们每一个文艺工作者坚持不懈的追求。把文化工作与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相结合，起到文化引领作用，我们一直在不断思考和实践。这当中，创新力是必须着重强调的。

主持：不仅上海有交响乐团，国内外还有很多交响乐团。把“上交”品牌做得“与众不同”，你们主要做了哪些努力？重点做了哪几个方面工作？

周平：我们也在工作中不断梳理和总结这些问题。上海交响乐团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特性。第一个是它的历史，这方面有非常多的故事可以讲——上海交响乐团是亚洲最早的交响乐团，当年被称为“远东第一”。这个团最早把西方的交响乐引入中国，也最早演奏了我们中国自己的交响乐作品。国际也好，国内也好，它有非常多的“第一”。对广大观众来说，辨识度非常高。今年是建党百年，很多大家耳熟能详的红色作品，是上交首演的，如《红旗颂》等，还有我们的国歌，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二版的《义勇军进行曲》，也都是由上海交响乐团录制的。

可以说，积淀了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又采用了国际化的运营方式，因此我们团每次到国外巡演，对任何一个城市都非常具有吸引力。这是我们与众不同的一个地方。

影响力有多大、品牌有多大，关系到一家机构有多强、能走多远。所以我们虽然“很老”，但是我们必须“很年轻”，必须源源不断地输出创新力，扩大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第二点，就是我们团的创新和活力了。上海交响乐团与众不同的地方，还在于整个乐团的活力、我们有一个纪录片，叫做《我们很老，但是我们很年轻》。过去十几年，“上交”在创新方面做得非常多。

做好“上交”大品牌，我们分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做到国内顶尖；第二个层次是做到亚洲一流；第三个层次是做到具有国际影响力。这三个层次的要求对创新力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因为交响乐团属于文化行业，不像体育赛事，可以卡个秒表、测量一下高度或距离等，文化最重要的还是它的影响力。所以品牌之于文化，非常紧要。影响力有多大、品牌有多大，关系到这家机构有多强、能走多远。所以我们虽然“很老”，但是我们必须“很年轻”，必须源源不断地输出创新力，扩大文化品牌的影响力。

“上交”是一个大品牌，旗下有非常多的子品牌去支撑这个主体品牌。子品牌的宗旨和功能，可以让我们触达不同的层面。比如在国际化方面，我们创办的上海艾萨克•斯特恩国际小提琴比赛，已经是个很有影响力的国际化品牌。我们的音乐季，本身是一个大的国际化品牌。疫情之前，每一个音乐季与我们合作的国际顶级艺术家和机构非常多，也有很多我们自己制作的项目，从策划到制作，全由我们自己完成。有点类似电影圈中的“大片”。我们的上海夏季音乐节，与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合作，是给年轻人的国际音乐节、一个古典跨界的音乐节，也是国际化的品牌。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子品牌，比如与城市互动方面的。一个乐团一定要与所在城市息息相关、共同成长，这才是一个好的社区化的概念。我们做音乐好邻居、晚高峰音乐会、全城交响等，把我们乐团的品牌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如音乐地图课堂，已经覆盖到上海徐汇区所有的七年级学生，吸引了更多的年轻观众。

主持：在我印象当中，去年抗击疫情时，你们有很多新的做法，是否延续了下来？

周平：是的。2020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因为疫情，原有的很多操作方式不能再用了，如国际交流，这种业务形态在我们乐团占很大比例。中断了国际间面对面的交流，全部变成线上，怎么办？当时，国内有流行说“内卷”。我们业内不少人也说，市场内卷了，蛋糕缩小了。但我认为，不能简单套用“内卷”这个概念，特别是文化行业。一条路走不通了，你可以走其他的路。如果原来的方法不行了，那一定有新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这其实是在考验你的创新力。

2020年1月份，我们已经感受到武汉封城后将要面临的巨大压力，预见到很多国际间的交流，甚至国内的交流可能中断，所以马上就想到用线上方式解决问题。上海交响乐团在1月27日开始持续推出线上作品，如“宅家音乐包”。我们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冲到防疫抗疫第一线，但我们可以用优美的音乐安慰大家，让大家安心宅家，这也是一种抗疫。后来，我们还推出了120段“宅家音乐包”，由演奏者自己讲解音乐作品，免费提供给广大的观众。之后，又制作了“首席教你学乐器”系列课程。

到了三四月份，我们已经是半“线上”了，演奏者可以在音乐厅演奏，但观众在线，以此带去“现场”体验。慢慢地，开始有10到20个会员观众能够进入音乐厅。随着疫情管控越来越好，我们的观众从30%、50%，到75%，现在是100%。

我们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冲到防疫抗疫第一线，但可以用优美的音乐安慰大家，让大家安心宅家。这也是一种抗疫。

“首席教你学乐器”系列课程延续至今，今年我们制作了新的一批。当时很巧，2月5日上海市教委召开新闻发布会，提出网上授课。我们的系列课程当天晚上8点正好上线，因此很多学校向我们要系列课程版权，我们都免费提供了，从而成为学校线上艺术教育的一部分。之后，我们又把多年来上海交响乐团积累下的一些音乐会，包括很多与国际大师级艺术家合作的作品，先通过邮件方式跟艺术家商量版权问题，然后提供给大家免费聆听。

这一过程中，我们团又推出了一款小程序，叫“一碗馄饨”，因为网民对我们音乐厅的昵称就是“馄饨皮”。这碗“馄饨”不仅有免费、公益的线上课程和线上的音乐会，还有包括像“大师不在台上”这样一些互动性节目，而且具备购物功能，我们文创的周边产品带来了一个新的市场。

所以我觉得，在不同的阶段，怎么样用创新力解决在某一阶段碰到的问题，走出一条创新的路，这是每一个管理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主持：化危机为机遇，这是创新力。善于抓机遇，也是创新力。建党百年，你们策划好多高质量节目。请介绍一下。

周平：精心制作反映建党、建国等主旋律的文艺作品，也是我们项目策划和创意的主旋律。

《中国交响70年》，集结了1949～2019年的优秀中国交响乐创作，是我们团200多位演职人员提前花了两年多时间，与上海音乐出版社一起合作完成的。

2021年建党百年，我们也提前了两年进行构思、布局。我们音乐总监余隆有个非常好的创意，就是做理想和信念的代际传承。每一代人怎么理解理想和信念、每一代人的信念是怎样的，通过挖掘这些主旋律的内涵，让新一代年轻人在属于他们的时代，把理想和信念给传承下去。为此，我们邀请了出生于不同年代的4位作曲家，进行这样的主旋律创作，分别是：出生于50年代的贾达群老师，他现在创作的一部大型交响乐作品叫《逐浪心潮》；60年代的代表是于阳老师，他创作的作品叫《中国颂》；70年代，我们邀请了中央音乐学院的郝维亚老师，他创作的作品叫《我们一起奔向大海仰望星空》；“80后”请的是杨帆，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音乐的创作者，他为建党百年创作了《父辈》，诠释了“80后”心目中的理想和信念。

今年我们团在全国推出一系列红色巡演，我们称之为“从石库门到宝塔山”。我们团100多人浩浩荡荡从上海出发，第一轮去了北京、杭州、赣州、长沙、武汉，最后一站来到延安，在宝塔山下老党员重温入党誓言，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4位圆号演奏员还在宝塔山下深情吹响了《我和我的祖国》。今年6月，上海交响乐团将上交音乐厅进行这4部重磅委约新作的上海首演，用音乐传递红色精神。

有些作品你可能在演奏之初，并没有能够很深层次地触及、挖掘、感受到作曲家要表达的内涵和细节，但随着一场场演出的不断深入，加之巡演途中我们参观了位于赣州于都的中央红军长征始发地纪念馆，延安鲁艺和宝塔山等，对每一部作品有了更深层次的情感共鸣，也促使我们演奏进入了二度创作，更好地把主旋律传达给在现场的观众和线上听众。

在今年的红色系列中，我们还会推出一个“红色音乐展”，因为上海拥有深厚的红色文化，很多流传至今的红色音乐都是在上海诞生的。我们还推出了“音乐党课”。用音乐讲好红色故事、分享红色文化，是“上交”品牌的一大特色。

主持：说到质量，有管理质量，演出质量。质量主要体现在艺术性、社会性、经济性三者的兼顾和平衡。这方面的“度”如何把握，请您也谈谈体会。

建党百年，我们提前了两年进行构思、布局。音乐总监余隆有个非常好的创意，就是做理想和信念的代际传承。

周平：其实呢，无论管理质量还是演出质量，与每个机构的宗旨是直接挂钩的。我们常常说，做一件事情要判断正确与否，比如判断决策的对和错，很多时候是要去对标的，要对照你的目标、机构的宗旨。对我们团来说，它的社会影响力、公益性，等同于社会责任这一块，在文化行业肯定是优先级的。

当然，不是说不要经济效益，但我们的经济效益最后产出的仍然是社会效益，仍然是服务于社会，像“音乐党课”活动，社会效益就非常好。还有之前做的很多教育项目，比如“音乐地图课堂”“晚高峰音乐会”等，这些真正让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活动项目，既有市场需求，也有经济效益，但我们不在这上面去追求经济效益，一定要达到怎么样的比例。这些活动项目其实在源源不断地培养我们机构未来发展的观众群。这些观众通过一些我们称之为教育公益普及的项目，走向了我们的主市场版块，今后也会源源不断地提供我们非常多的经济支持。虽然单从票款方面来说可能并不高，因为带有公益性质，但因为制作得精美、举办得漂亮，就有市场人群，就有赞助商、社会的各方面支持，让我们获益良多。

所以，对于文化行业，只要有好作品，完全可以做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双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