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
——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分析

李保民，李 慧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合肥 230601）

引 言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贸易活动的模式和类型在不断变化和丰富，但对外出口依然是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最直接、最普遍的一种选择。经济政策的调整虽然有助于稳定宏观经济、在短期内能改善企业的营商环境，但由于企业往往无法预估现行政策的执行力度以及未来政策的走向，经济政策的频繁变动会使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从而影响企业生产和出口决策[1]。Baker等学者根据新闻报道频率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评估指数表明：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近年来总体呈现上升趋势[2]。目前中国外贸发展由注重增长速度转向高质量发展，贸易出口不再仅仅关注速度和数量，也更加关注品牌和质量等，由此引致的经济政策调整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出口行为。

异质性企业理论认为企业出口行为主要受企业生产率影响。生产率高的企业更青睐国际市场，进行出口活动可能性更大。生产率低的企业则更关注于本土市场，产品往往只在国内市场销售。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激增的当今经济环境，中国企业是否可以通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来抑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为的负面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中影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效应的根源是什么？这值得深入研究。

1 文献综述

政策不确定性本质是一种由于政府未来经济政策不明造成的经济风险上升[2]。Gulen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使其成为热门研究方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的相关文献也逐渐涌现[3]。多数学者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出口，比如谢申祥等选取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加会抑制企业出口意愿，导致企业更多选择观望态度[4]。谷克鉴等采用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的方法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出口行为，使企业出口产品种类减少[5]。韩亮亮等选取2010—2017年全球创新指数等数据，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会减少企业的创新投入，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缺乏国际竞争力，企业出口量减少[6]。綦建红等选取2000—2006年工业企业数据库与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企业出口频率影响企业出口行为决策[7]。

经济全球化催生了企业国际化，众多企业纷纷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在研究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贸易理论，其中以李春顶为代表的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最受关注。该理论认为企业在规模、资本密集度、技术选择等方面的差异，综合体现为企业的生产率差异[8]。Melitz通过建立异质性企业动态产业内贸易模型，研究表明企业在出口过程中需要承担固定的沉没成本，而生产率高的企业承担这一成本的能力更强，所以只有生产率高的企业才会出口到国外市场，而生产率低的产品更注重本地化消费[9]。在此基础上有国外学者利用不同国家数据进行验证均表明生产率较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的可能性更大[10-12]。国内研究企业生产率和出口行为的文献出现两种不同观点。一种观点与经典理论相符，认为出口企业的生产率与企业出口之间为正相关关系。如王勇使用浙江省宁波市2007—2011年出口企业的面板数据，研究表明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出口也越多[13]。张坤等通过对比不同贸易状态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累积分布曲线和线性实证模型，使用中国制造业样本研究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高于非出口企业[14]。另一种观点则与其相反，认为中国企业出口存在“生产率悖论”。如李春顶使用中国制造业30个行业一年的数据，研究发现全要素生产率低的企业出口多[8]。关于“生产率悖论”产生的原因，不同学者分析结论不同。戴觅等使用2000—2006年企业海关数据，研究发现“生产率悖论”现象与中国存在大量的加工贸易企业密不可分[15]。盛丹则选取1998—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使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研究表明地方性行政垄断对外资企业的各种限制及政策引导，是形成“生产率悖论”的重要原因[16]。李丽霞等基于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以开发区政策为切入点研究认为在开发区内存在“生产率悖论”，而在开发区外不存在[17]。

近年来还有少数学者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要素生产率结合起来研究。如王丽纳等选取中国各省级党报数据，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实证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18]。段梅等选取200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只作用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东部企业[19]。

回顾过往文献可以看出政策不确定性和企业生产率均会对企业出口行为产生影响，同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全要素生产率也会相互影响。但是很少有学者探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三者的关系，这为本文遗留了一定研究空间。本文的创新之处可能在于：（1）从数据来看，文章首先利用DEA-Malmquist法测算了30个工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指标，然后基于2004—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和Baker等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进行实证研究。（2）从研究方法来看，文章不仅考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出口行为三者的关系，而且利用中介效应模型进一步拓展全要素生产率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负面影响的根源。

2 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

由于我国微观企业层面数据不完善，时间跨度短，数据的可靠性难以确定，故本文在不影响结论真实性的前提下，参考周荣敏的做法，选取行业微观数据来代替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而测量不同行业的生产率水平，对企业出口行为进行分析[20]。本文采用非参数生产前沿动态方法之一的数据包络分析法，利用DEAP2.1软件测算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相比于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OP估计法和LP估计法等方法，该方法测度结果更加科学。同时该方法还可以将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分解，即分解成（1）式：

其中TFP为全要素生产率，TC代表技术进步指数，主要反映技术创新及应用对生产的影响，TC＞1，代表技术进步，反之代表技术退步。EC代表综合技术效率指数，具体是指给定一组投入要素的情况下被评价对象获取最大产出的能力，EC＞1，代表效率改善，反之代表效率下降。此外，综合技术效率指数在规模报酬可变的假设下又可以分解成纯技术效率变化（PE）和规模效率变化（SE）。

本文参考现有文献的方法，选取利润和销售产值作为测度生产率的产出指标，同时选取固定资产、流动资产和投入劳动作为其投入指标。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统计年鉴》，选取2004—2016年我国分行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为了统一口径，本文剔除了部分行业，并将部分工业行业进行了合并，最终得到了30个工业行业数据。由于篇幅限制，对测算结果未作展示，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要。

3 数据说明与模型设计

3.1 数据说明

企业的出口行为同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除了选取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解释变量外，还选取了其他五个控制变量。以下是对本文所选取变量的相关说明及描述统计结果。

江汉石油工程公司井下测试公司西南项目部经理张相权就曾带领队伍在这里创下了至今无人能破的“井工厂”压裂奇迹。

（1）被解释变量

出口强度（EX）：参考邱斌等的衡量方法，使用企业的出口交货值与企业销售总额之比表示[21]。

（2）核心解释变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本文采用Baker等人联合编制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为了统一数据，使用公式将月度数据转化成年度数据。

全要素生产率（TFP）：使用DEA-Malmquist方法测算得出的数据。

（3）控制变量

资本密集度（KL）：使用固定资产净值和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来表示。一般来说，与劳动密集型行业相比，资本密集型行业往往更加重视设备的更新和研发资金的投入，所以技术水平较高，产品替代率低，企业更具竞争力。预期符号为正。

融资约束（FIN）：参考多数学者的方法，使用利息支出与固定资产的比值来表示，该值越小表示行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大。吴石磊等认为大部分企业获取资金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渠道融资难度较大[22]。罗长远等研究表明融资约束难度增加会使企业减少研发资金，产品竞争力下降，从而影响企业出口活动[23]。因此，预期该变量的符号为负。

国有资本（CN）：使用企业资本投入中的国有资本额表示。一个地区的产业受到国有资本的影响会导致企业改变其战略模式，可能影响出口行为。预期符号为负。

外商直接投资（FDI）：使用企业年度外商直接投资总额表示。外商直接投资会对本地的企业带来资本积累和技术外溢，从而促进企业出口。预期符号为正。

出口依存度（OPR）：使用出口交货值和工业销售产值的比值来表示。工业企业出口依存度越高表明该企业对贸易出口依赖程度越高，因此出口强度越大。预期符号为正。

3.2 模型设计

本文选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检验。具体模型如（2）（3）（4）式：

其中j和t分别代表行业和时间，zjt表示控制变量。γj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jt为随机误差项。参考王丽纳等的做法，当面板数据中的样本截面数（j）大于时间数（t）时，无需进行单位根检验[18]。本文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4 实证检验

4.1 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检验核心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的关系，然后逐步加入相关控制变量，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表2是模型的回归结果。

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表2的（1）和（2）所示。先单独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然后逐步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行为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加入一系列控制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说明随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企业对于出口行为选择会更加谨慎。

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表2的（3）和（4）所示。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存在正相关关系。在加入了相关控制变量之后，虽然全要素生产率系数有所下降，但是显著性依然很高，说明检验结果是稳健的。故全要素生产率越高，企业选择出口的可能性越大，与Melitz的异质性贸易理论预测相一致，表明不存在“生产率悖论”。

模型（4）的回归结果如表2的（5）和（6）所示。同时考察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然后逐步加入相关控制变量，结果与上文单独研究结果一致。对比表2中的（2）和（6）的实证结果，可以看出在加入全要素生产率变量之前，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每上升1单位，出口行为系数下降0.251个单位；加入全要素生产率变量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系数每上升1单位，出口行为系数下降0.229个单位。出口行为系数有所上升，说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出口行为影响较小。因此，从核心解释变量来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进行出口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进行出口活动的可能性越大。此外，全要素生产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抑制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生产率高的企业生产能力以及盈利能力等方面都优于生产率较低的企业。一方面这类企业承担出口所带来的沉没成本能力更强，企业作为风险厌恶者，面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大多采取观望态度，但是不同企业的观望能力存在差异。全要素生产率高的企业观望能力更强，而有的企业由于缺乏观望能力不得不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时期选择减少或停止出口[24]。另一方面这类企业信息收集能力以及风险防范预警机制更加完善，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预判和感知能力更强，因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表2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要素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回归结果

从控制变量来看，回归结果均与预期一致。资本密集度与企业出口行为正相关，说明资本密集度越高的企业选择出口的可能性越大。这是由于资本密集度高的企业以生产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技术性产品为主，这类企业在出口活动中更具有优势。融资约束与企业出口行为负相关。一方面可能是当企业出现融资困难时，企业偿债能力下降，难以有足够的资金支付出口活动引致的一系列费用，所以企业不得不选择减少出口。另一方面，当企业融资出现困难时，没有足够资本投入研发，产品竞争力下降。同时出口企业高工资的员工激励机制难以维持，导致劳动者生产效率降低，企业出口受阻。国有资本与企业出口行为负相关。国有资本在企业占有率越高意味着国家向企业投入的资金越多。这类企业大多属于国有企业。一般来说国有企业具有丰富的资源优势，但是缺乏相对灵活性，大多企业是关乎国计民生的企业，不倾向于出口。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出口行为正相关。根据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一方面给企业带来了资金支持，另一方面给企业带来了技术经验。通过模仿学习等手段，企业能够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促进生产效率提升从而有助于出口活动。出口依存度与企业出口行为正相关。出口依存度越高意味着企业对国外市场和出口贸易的依赖程度越高，所以企业出口依存度越高，企业选择出口的可能性越大。

4.2 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结论的可靠性，本文借鉴部分学者的做法采用混合回归、固定效应、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并对时间和个体进行了控制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由表3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三种估计方法的显著性与前文一致，说明该模型是稳健的。

表3 改变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检验

4.3 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

为了深入探究全要素生产率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内生动力，本文分别使用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指标技术进步变动和综合技术效率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深入分析。借鉴温忠麟等的三步法[25]，在原模型（2）式的基础上分别构建以下中介效应模型。

其中系数c为总效应，φ1、φ2分别为控制了中介变量技术进步变动和综合技术效率影响后的直接效应，系数乘积β1b1、β2b2为中介效应。

表4 的回归结果可看出总效应为-0.251。引入技术进步变动为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存在中介效应。引入综合技术效率为中介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不显著，参考温忠麟等做法需进行中介效应Sobel检验，若Sobel对应的p值＜0.05，则拒绝不存在中介效应的原假设，说明存在中介效应。但是本文通过Stata15进行检验，结果显示p值为0.201＞0.05，故接受原假设，即不存在中介效应。

表4 全要素生产率分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出口行为回归结果

全要素生产率中的技术进步变动是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影响的主要因素。这可能是由于综合技术效率变化在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出口行为影响方面不明显。而技术创新及应用不仅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也可以提高产品质量，生产高精尖产品，这类产品特有的技术优势使其出口不易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波动影响。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持续增加的大背景下，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深入分析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全要素生产率对企业出口行为的综合影响。据此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第一，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抑制企业选择出口。第二，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可能进行出口。这一结论与Melitz企业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预测结果一致。第三，全要素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出口行为的负面影响，且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这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变动。

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尽量保持经济政策的稳定性与连续性，健康的市场环境是企业发展的有利前提，营造良好稳定的国内市场环境也有助于企业走出去。第二，政府要积极营造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环境，要适当公开政策制定过程，提高政策制定实施的透明度，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政策信息的获取成本，建立对政策变动的合理预期，防范市场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出口风险。第三，政府应继续优化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环境，通过不断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发挥制度优势，促进科技成果涌现并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制度保障和源泉。第四，不同企业应根据自身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合理确定选择企业出口行为，而外向型企业应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尤其要通过不断增加科技研发投入，加大技术创新力度，提高产品技术要素含量，增强产品国际竞争力，从而有利于缓解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出口负面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