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回溯分析与优化

陈晓雯, 向明灯, 韩雅静, 于云江, 李红艳, 汪正东

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 国家环境保护环境污染健康风险评价重点实验室, 广东 广州 510535

随着我国经济、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管理部门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近年来我国环境管理工作发生了一系列重要改变，从加强环境保护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到推动绿色发展，政府和公众环保意识日渐强化[1-3]. 在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时期，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简称“二污普”)适逢其时、如期开展，其成果是对我国当前环境保护情况的及时、科学、全面、系统摸底，势必成为制定科学治污、精准治污的重要“前线”参考资料[4-6]. 该文立足基层普查机构视角，针对二污普各阶段展开的回顾分析与多维度论证，探讨各阶段影响数据准确性、有效性的关键问题，为下一步制定更合理的生态环境保护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助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二污普经历了组建工作组、试点调查、正式启动、宣传培训、清查、普查、审核、核算、汇总审核，到总结验收、报告编制等阶段，期间耗时长，付诸的人力、物力巨大. 通过如此重大的一项国情调查，最终获得哪些有效信息与指导价值，又存在哪些不足和需改进之处，是无数环保工作者急切关心的问题[7]. 因而，在此关键时机，根据基层普查机构的开展成效，采用回顾总结形式分析二污普的经验与成果，客观评价污染源普查一线的优势与劣势，着重对入户调查关键环节进行分析与探讨十分必要. 回顾普查各主要技术阶段的目标、任务及存在问题，总结入户调查阶段的基层常规工作做法，并结合后期审核、核算阶段采取的数据比对手段、指标间逻辑验证、产排量异常检查等过程提出的数据要求，分析入户调查中应把握而易被遗漏的环节，进而更加切实、有效地剖析入户调查工作中出现的症结，据实提出探讨性对策分析，以期为今后更好地开展污染源信息采集、提高调查数据质量、提升环境管理水平提供科学经验借鉴.

1 二污普总体概况

时隔10年，国务院于2016年10月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决定于2017年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 此次普查由国务院统一领导，下设分级普查机构，多部门分工协作、按步骤分阶段有序推进[8-9]. 从总体上看，上下衔接、融会贯通的架构保障了二污普运作的组织有序和职责明确. 多部门综合数据支撑，为保证数据质量搭建了多重审核关卡，使普查数据客观、准确.

二污普的调查对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污染源的单位和个体经营户. 普查范围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及移动源，普查内容包括各类普查对象的基本情况、污染物类型和产排情况以及普查对象使用的污染治理设施及其运行情况等[8]. 与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简称“一污普”)相比，普查主体范围更系统、全面，普查指标更详尽、科学，覆盖现代生产生活中关键人为排污行为主体和行为本身，普查成果以“一张图”的方式呈现更加形象，便于直观掌握和获取信息.

二污普规定了2017年是此次污染源的时期资料时间(标准时点为2017年12月31日)[10]，紧随其后，2018年成为入户收集一手资料、开展现场复核的关键年(实际全面开展时间为2018年下半年). 普查在总体时间把控上相对科学，但在实际开展过程中，尤其是入户调查和审核过程受多重因素制约，后期耗时超预期，不确定因子增多，部分数据验证的难度及干扰性随之增加[7,11].

2 普查各阶段任务及存在问题

二污普旨在摸清现阶段各类污染源基本信息，了解污染源数量、结构和分布状况，建立健全污染源基础信息数据库，服务管理决策等目标[10]. 根据目标和时间节点，二污普大致分为前期、中期和后期三大阶段，每个阶段对应不同的主要工作内容(见图1). 其中，与入户调查数据采集质量密切相关的包括前期筹备、清查建库和数据审核及核算阶段等.

图1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各阶段的主要工作内容概况Fig.1 The main contents in each stage of the second state pollution source survey

2.1 前期筹备阶段

前期筹备阶段是整个普查工作的前序工程，主要任务包括建立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调动多部门协同参与、建立专项工作组，确定技术支撑服务成员(如第三方技术支持)、制定工作方案等[8-10,12].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国污普办”)及时分析试点工作经验、调整细节战略，制定和完善总体技术路线和普查分工，帮助和指导地方普查机构实现方案落地. 基层普查机构能否在此阶段充分重视专项工作，提前布置并调配好、利用好各项资源，落实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组织起一支分工明确且强有力的核心力量成为关键. 该阶段，基层普查机构还需制定区域内入户调查工作方案、组织普查员队伍掌握普查内容、建立多单位沟通协作和质量控制机制.

从实践结果回溯，经过前期探索，污染源普查总体上明确了此次普查的对象和范围，采取普查“线上+线下”结合的填报新手段，基本确定清查调查内容，借鉴和更新了关于靶向评估污染源的排放量、细化产排污系数编制规则等，对于摸清辖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主要排污量，形成针对性政策有着决定性意义[13]. 另外，筹备阶段由于参与试点的机构有限，未能充分反映基层实际情况，上级普查机构对基层“仿效”能力预估过高，对普查对象接受水平的认知度评估不足，导致入户调查阶段部分采集操作，如系统长流程填报、手持终端定位等手段难以全面实施，特别是面对偏远地区和填报对象知识水平有限的情况[11]. 再者，部分基层普查机构反馈机制尚未有效形成，在人员组建、部门沟通、培训能力方面并未充分考虑到后期工作量大、专业性强等问题，导致基层在面对突发情况时应对措施欠妥，普查机构在入户调查阶段出现紧急调配人力、仓促交差等状况.

2.2 清查建库阶段

清查建库阶段主要是获取污染源的基本信息，特别是摸清区域内工业企业和产业活动单位、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生活源锅炉、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和入河(海)排污口五大类污染源情况，及时剔除名录内不符合要求、补充名录中未纳入的普查对象，建立普查基础名录，为全面实施普查做好准备. 通过遴选出符合条件的普查对象，掌握区域内普查对象的数量及分布，进而为入户调查锁定需纳入普查的污染源，便于普查员在入户调查时集中力量获取报表信息[14].

陈毅等[15]、初立等[16]在肯定了多数基层普查机构高效完成清查阶段工作任务的同时，分别以深圳市、成都市高新区为例，指出清查中暴露的名录信息不全、信息不尽准确等现象，并剖析出该阶段人员素质有待提高、审核机制亟待完善、与第三方技术单位“分工有余、协助不足”等问题. 2018年上半年，清查阶段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基层普查机构在未能充分理解普查筛选原则的前提下实施，因而后期部分地区入户调查时出现名录库名单不匹配的情况，包括企业早已关闭多年但仍在清查阶段被纳入名录、企业不涉及生产流程却错误地将其归入工业企业或产业活动单位、尚处于筹建阶段的企业也被纳入名录中等情况. 此外，清查阶段机制运用不灵活、普查人员专业知识掌握水平差参不齐等现象，是实现高效入户调查的主要阻碍.

2.3 入户调查阶段

入户调查阶段是在清查的基础上全面获取污染源信息的关键阶段，该阶段的任务是针对各类污染源开展逐户调查，包括核实清查阶段填报的信息，按照对应的普查报表逐项收集、填报和录入信息等[17-18]. 该阶段，原辅料及产品繁多、工艺复杂、规模较大但记录不完备的工业污染源是“硬骨头”；位置分散、指标较难统计的畜禽养殖业污染源是“农业大县”的“噩梦”. 调查过程中，部分普查对象佐证资料不全、生产记录不完整导致信息采信度降低，难以按照普查报表的要求准确填报，“原料-工艺-产品”与普查库不完全匹配等问题[19]. 以工业源报表为例，普查阶段需填报的表单为3～16张，指标超过44项(不含产排污系数核算信息)，清查阶段仅需填写1张基础表，指标12项. 以行业类型指标为例，清查阶段仅需填报普查对象所属的行业代码1项，但入户调查阶段则需依据“原料-工艺-产品”名录再次确认并准确补充产排污所需行业，并计算当量转化等，涉及包括G106在内的至少4张报表逾10项指标[16].

调查表明，普查质量因地而异、问题多样，难以短期内实现规范化，还需后期修正. 刘贵玉[11]指出，本级机构的支持力度、普查时间选取、软件的提前开发、资金等多因素均对入户调查阶段能否集中力量进行系统的信息收集具有重要影响.

2.4 审核及核算阶段

数据审核是在入户调查结束后持续进行，污染物核算则是2019年期间产排污核算系数陆续发布并更新至填报系统后随即开展的，审核工作仍配合核算过程持续开展[20]. 根据核算目的和范式案例，后期的审核和核算结算又查找和发现了填报过程中多方面的数据逻辑问题.

审核阶段，由于前期不少基层填报不完整或不规范，前期工作中的质量问题不断显现[21]. 各级普查机构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审核，包括分级集中会审、基层自查自纠、交叉互审、各类软件辅助审核、参照经济普查相关资料开展名录对比等. 该阶段审核要求持续提高，从审核指标的完整、准确到统一规范，从审核单指标的科学性到多指标的关联逻辑，从审核区域各项污染物的异常最值情况到平均值的合理性，审核难度升级，基层普查机构的审核轮次基本超过5次，时间从2018年10月持续到2019年底. 普查数据在轮番审核过程中逐渐完善.

核算阶段,核算是数据汇成最终成果的关键，也是检验和复审数据科学与否的“验金石”. 但产排污核算系数发布较迟，削弱了对前期的填报指导作用，数据验证距离入户调查一年以上，导致核查难度增加[21-22].

3 入户调查的开展情况与回溯分析

分析各阶段任务和存在问题，入户调查阶段是评估此次调查成效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实际实践过程中存在最大改进空间的阶段. 按照总体要求，2018年8—10月，在不足2个月的时间内，逾 1 000 家基层普查机构紧锣密鼓地完成了入户调查. 普查机构按照核定后的普查基本名录逐户上门开展全面入户，普查对象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并经由普查员确认后上报给普查指导员审核，经普查指导员审核后上报至区县端普查数据库. 随后按照分级普查机构的顺序逐层审核，最终汇总成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17-18].

3.1 按普查对象地区分布拉网式入户

由于普查对象地区分布已形成初步信息，基层普查机构可选择按采取拉网式入户的方式开展，但其效率和执行效果因地而异. 依据清查数据，辖区内普查对象的位置信息已基本明晰，基层普查机构可依照其分布采取分组拉网式入户，各组普查员根据普查小区内各污染源应填报表开展调查. 该方式既保证了专区专人负责，方便后期跟进与复核，节省因地域因素产生的交通与时间成本，避免多人多次对接出现的沟通不畅、信息遗漏[23]，以逐步“化大为小”的原则细化任务，是基层普查机构的首选方式，尤其适用于普查对象分布均匀、各小区人力资源配置均衡的区域.

但按普查对象地区安排人员的方式容易出现的问题有： ①部分普查员专业知识有限，无法准确全面地掌握不同普查报表指标的意义，一旦某些指标理解错误，则容易出现大面积同类错误. ②若普查员效率低下则会容易影响总体进度与数据质量，并持续影响后期反馈审核. ③由于部分清查信息的不准确，可能出现普查对象位置信息错误导致分组有误，需要多次跨组进行核实. 基层普查机构在汇总各普查小区报表时发现，填报样式参差不齐、填报规则不统一，后期审核和修正工作变得艰难[23-24].

3.2 按普查对象类型及规模分步入户

除了按地域分布，基层普查机构还可选择按普查对象类型及规模分步入户的方式开展，该方法在填报逻辑上可兼顾“先易后难”和“逐个突击”，但受时间成本等制约的因素也需权衡. 除了按地域网格开展拉网式入户外，同样参照清查成果，将普查对象按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进行分步入户更适合于对象数量大、行业类型多且较为复杂的辖区. 考虑实际生产中常会出现积聚的产业集群地，集群地内的生产情况、工艺等的相似性较高，因而集中填报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该方式的优势在于： ①便于普查员快速总结特定行业的原辅料、产品工艺等特征；②通过横向比对，找出容易遗漏填报的指标；③填报格式相对统一，便于后期审核和纠正错误. 但该模式也存在一些不足： ①普查员可能需要往返同一小区多次，以调查不用类型的对象，对于交通不便、人员匮乏的地区无疑增加了成本；②在入户调查时间紧、任务重的背景下，该模式效率较低，在时间有限的条件下“难啃”的报表仓促提交；③分工的难易不均导致资源调配失衡，消磨人员积极性，总体普查工作成效受到制约[25].

3.3 按普查对象地域分布为主、类型为辅规划入户

调查实践发现，为尽可能优化资源、降低成本、保证质量，部分基层普查机构采用按普查对象地域分布为主、类型为辅的方式综合考虑规划入户路线，开展调查工作，此次调查中由于前期可借鉴经验和筹谋时间有限，期限压力传导使得基层普查机构较少或局部采取此方法.

根据普查数据质量评估来看，该方法较上述两种单一的形式更可能获得优质的普查数据，但要求基层普查机构在入户调查前进行必要的筹备工作：普查指导员(或指导小组)梳理好本地各类污染源的位置分布、地形地貌、产业结构及规模，对各行业普查对象的填报难易程度有较精准的预估能力，并据此合理分配适量的普查员. 该模式需建立在提前充分了解本区域污染源宏观特征的基础上，并保持良好的组织与规划，在入户调查中随时对普查员出现的具体问题“专事专办”，否则难以实施[23-25]. 该方法推荐作为日后普查的重要推广方式之一，并根据人员素质、调查内容等实际情况灵活运用多种调查方式.

综上，在入户调查阶段无论采用上述哪种形式，仍需核对普查对象类型，做到“应补尽补”和“应删尽删”，及时在入户过程中发现有清查阶段遗漏录入、满足条件的普查对象，按照要求进行新增和填报；不属于普查对象范围内的及时上报上级普查机构.

4 优化措施分析

数据审核期间，从国家至地方各级污染源普查机构均审核普查表中各指标，力求做到数据精准、格式规范，便于后期做深度、多元化的分析. 普查机构根据污染源指标情况，采用“直接通知自查整改-定期反馈整改明细”“线上下发问题清单-限期核实-反馈普查对象整改说明”“组织集中会审、自审、交叉互审结合-限期完成整改”“组织现场抽审-反馈检查问题-举一反三自查整改”“组织审核培训-根据常见问题对照检查-及时落实整改”等形式开展多元审核. 从完成效果来看，切实帮助基层普查机构完成一轮接一轮的数据质量提升，弥补了基层专业性不足的问题；但从整改工序和周期来看，由于涉及基层普查机构数量众多，总体效率较低[23].

通过上述流程倒置推想，部分填报错误可通过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入户调查(数据收集)阶段的实施管理进行规避或降低. 同时，这些问题如果在入户调查阶段就重点核实清楚，还可避免后期因为时间相隔太长联系不上填报主体、负责人已调离岗位无法继续核实、佐证资料难以找全等客观现象导致难以验证等问题[24-25]. 因此，可在入户调查阶段通过配套技术、完善指标、加强管理等手段降低全域错误率，同时减轻基层普查机构的工作压力，通过“事前”完善，减少“事后”不必要的“一刀切”审核.

4.1 简易指标审核可一步到位，与数据录入同步进行

普查对象均需填报关于名称、地址、联系人及联系电话、营业执照(或普查对象识别码)等基础信息，后期在进行数目统计、名录查找、重复性筛查审核时发现，即便是诸如此类的简单数据，仍有80%以上的普查机构出现数量不等的填报不规范错误，且有些报错量达数千条. 通过分析，前期填报只是规定指标是否为必填项，却未逐个精细要求统一的格式，因而审核阶段需花时间进行细致的校阅、修改，每次修改即便只是一个简单字节的改动，均要登录系统，定位到对应的污染源类型，搜索名称，锁定对应报表逐一进行修改，花费的时间与网络速度、人员操作效率有关. 当填报系统不稳定时，甚至出现保存失败、信息错位等情况. 可见，将此模块的审核工作直接通过优化填报系统，将相关名录库的信息、指标的内在逻辑要求内置到系统中，在填报时即时弹出“预警”指南提示，建立高效的后台管理组可减少数天乃至整月的人员操作时间.

调查阶段，基层普查机构若发现名录库、内置信息有疏漏之处，通过逐级上报的形式，快速进行统一调整，降低人工逐个录入的失误率，也避免“无厘头”的字眼输入错误. 例如：在对普查对象地址信息的录入上，输入“广东省”还是“广东”；在设施情况的填写上，输入“0”还是应该留空；部分指标改成内置且可供下拉选择，则可一步到位实现规范填写；再如增加居(村)委会的选择则可直接锁定普查小区的代码，无需再另外查找，避免出现前后不对应的情况；关于企业规模类型的选择，改为由普查对象填入从业人数、营业收入两项指标所属区间，系统直接通过公式转而判断其正确的企业规模类型，更为直观，也便于核查. 进一步地，将区域经纬度范围(可以精确到区县级、镇街级)内置到系统中，如果输入有误，则弹出错误提示，以便普查员及时查找发现定位失灵或输入有误等问题；提示性错误可以与正常保存信息并行，持续提醒普查员及时检查，如果属于内置信息错误或者系统问题，则由基层普查机构逐级汇总向上反馈，既不耽误信息录入，也可及时优化系统.

简而言之，提高普查表的自动运算和审核能力，实现简单数据在入户调查阶段直接进行审核完善，既能减少普查员的现场工作任务，亦可免去后期各级普查机构反复检查此类指标填写规范与否的“缛节”. 基层普查工作人员提出，采取入户调查和质量核查同步进行的方式开展工作，规范现场填报制式，可明显提高工作效率[25].

4.2 部分参比数据库可提前内置，为入户提高核查效率

名录库建立的主体任务虽安排在清查阶段，普查阶段进行补充完善，但实际开展过程中，到了审核中期还需继续对普查对象的名单进行查漏补缺. 此举虽能够敦促基层普查机构再次“捕捉漏网之鱼”，但效果其实事倍功半，距离时期资料时间过去已两年，部分查证工作困难重重. 因此，如果在系统中提前内置各类名录库，如2017年工商系统登记显示为营业状态的名册、2017年期间进行工业危险废物信息登记的名单、2017年有明显大量使用电力资源记录的用户、近年来被“12369”举报等相关名录库等，并通过技术筛查将各类库中出现却未纳入普查库的名单遴选出来，同时通过合并同一企业(避免重复核查工作)、标注重复出现的企业的次数(出现次数越高，真实生产可能性越高)，提醒当地普查员在入户调查阶段重点核实：如果该企业属于普查对象，则自动跳转至新增企业界面，普查员检查内置信息正确与否，补充完善其他指标信息；如果不属于普查对象，提供说明栏便于普查员将最终核实结果进行记录，后期上级检查可通过记录的描述进行验证，可极大地减轻基层普查机构和上级检查机构的压力，增加可操作性[26].

同理，除了普查对象名录可以进行上述操作，许多污染物浓度等的合理性判断也可参照执行. 例如，在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污水处理厂的填报过程中，干污泥量、用电量、年废水处理量等指标之间具有常规逻辑合理区间，提前内置该参考区间值(可设置为不提前提示)，在指标录入完毕后，如与参考区间值偏差较大，在普查员进行入户调查录入后及时提醒核实，如核实情况属实而确实不在参考区间内，可提供上传佐证资料的端口和备注栏，记录实际情况说明和调查痕迹. 如此一来，可提高入户调查和核查的双重效率，避免了低效率的多次入户以及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支出[27].

4.3 “权威”数据直接匹配普查对象，现场审核时核实反馈

众所周知，自动监测数据是“权威”且“宝贵”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技术规定》(国污普〔2018〕16号)[18]中也指出，监测数据核算污染物产生、排放量的使用顺序为自动监测数据、企业自测数据、监督性监测数据. 因此利用好资源，可降低部分关键指标的失误. 不少企业，尤其是重点企业的在线数据已和环保系统实现联网联控，2017年又是在线监控系统中的历史数据，直接将数据加载进对应的普查对象中有一定的操作可行性[26-27]. 入户调查期间，普查员可协助普查对象进行同步检查，如在线数据调取无误，则直接进行确认；如发现有调取错误或者存在特殊情况，在系统中进行标注、修改和反馈，如此操作可避免人为错误调取数据出现的填报失误. 在内置在线数据后，其他企业若人为错误地选择了“在线监测”方式时，也可起到提醒作用，即是否该在线要求不满足普查要求而导致内置系统并无该数据.

尽管部分地区能供普查采纳的自动监测数据并不多，但优先保证有在线监控的重点地区、重点排污企业的数据，一是有助于在污染源普查工作全局中实现“抓大”的目的；二是便于后期和采用产排污系数核算的结果进行审核对比，尤其是相似、相近产能情况下核算结果的数据对比；三是尽可能地进行系统审核，可以避免不少地区因缺乏高效的普查体制，消耗不必要的人力、物力成本且工作开展质量差等问题[28].

4.4 整合相关调查并统筹资源，借入户之力协作执行

污染源普查任务和性质决定了其涉及面之广、量之大，也就基本锁定了其工作量巨大，又因需调动全国范围内各个基层组织，因而其力量分布之不均、现实状况之多样也是在所难免. 在此情形下，借鉴不同区域相关专项调查的经验，依照不同污染源特点寻找可行的整合方式或可借鉴的数据资源，才能获得更为理想的数据[29-30].

例如，某区域各县在2017年底组织进行了全县加油站的管道等情况摸查，其中登记的资料包括全县2017年在营加油站完整名单及基本信息、柴汽油罐数量及罐容、单双层管道信息等，与此次污染源普查移动源Y120表中针对加油站需填报的指标有不少吻合之处. 污染源入户调查于2018年下半年开展，部分专业水平有限、管理素质偏低、资料归档不到位的负责人仅能通过模糊的印象进行填报，但由于有当年年底开展适逢时期的一手资料和全县的宏观情况记录，用该摸查对二污普进行核对可降低数据获取的难度，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个别普查对象的缺漏检查便可基本保证数据的完整性. 另外，如生活源中关于如入河排污口的普查，直接与水利部门的专项调查进行整合，分析两类调查的差异，后期再从中调取所需数据，集中力量、节约成本却可获得更为专业、全面、精准的数据. 此外，还可借污普“大调查”帮助地方完成“小调查”，有研究者[31]在为二污普设计提出建议中指出，在某些环节可以适当考虑区域需求，如借全面普查的机会，预留一位水系代码供地方设计安排，细化河流分支情况，以较小的投入共同开支完成地方不容易完成的调查，事半功倍.

入户调查虽要求多次进行信息收集和校验，但由于审核时间跨度长，审核规则在不断调整，有时仅因相同、相近指标便要多次上门、电话等形式询问普查对象，且一般仅能获得口头确认，仍无法保证数据的客观性. 因而，污染源普查还需着力分析如何获得更精准的数据来源，下一步还可与排污许可管理等资源衔接[31]，精细化普查需求，有效利用可信度高的数据，同时一举考核多项工作的成效.

5 结论与建议

a) 围绕普查最重要的入户调查任务，回溯基层普查机构在前期筹备、数据审核、产排污核算时期的开展实况，分别对按普查对象地区分布拉网式入户、按类型及规模分步入户以及地域分布为主、类型为辅规划入户3种普查形式进行优劣势分析，找出各阶段影响普查数据准确性、有效性的突出问题，包括数据来源选择、数据收集采信度、审核技术应用情况等，进而探讨有利于减少或规避前述问题的优化方案.

b) 充分考虑各指标设置的内在逻辑关系，部分简易及易错指标的审核建议与数据录入同步完成，提升指标准确率和强制性审核、提示性审核通过率.

c) 调取相关数据库并实现内置化比对，加强逻辑审核和质量控制，便于基层机构提前发现不合理数据，提高入户核查效率，避免多次重复校验.

d) 管理部门对于重点管监企业优先选取采信度高、便于统计的权证数据，对于关键产排污环节结合监管台账入户核实，保障数据准确性、有效性.

e) 利用或调动相关调查资源，不仅有利于指导填报，规范污染源报表基础信息，也利于集中专业力量攻克污染源普查的关键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