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卡奇的意识革命与乌托邦救世主主义

司 强

阶级意识是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对现代世界所陷入的物化危机所提供的解决方案。物化和阶级意识的思想得到西方学界的高度赞扬，并为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和社会批判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但是，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认为，卢卡奇的观点是极左派和修正主义。在1971年的自传中，卢卡奇指出：“这本书有一定的价值，因为在那里面提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回避了的问题。一般都承认，异化问题是在那里第一次提出的，这本书还尝试把列宁的革命理论有机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总概念。这本书的根本的本体论错误，是我只承认社会中的存在才是真正的存在，由于自然辩证法被否认，马克思主义从非有机自然界推出有机自然界、从有机自然界通过劳动范畴推出社会的那种普遍性就完全失去了，这里还应该补充的是，在全面的社会和政治观点中，刚才提到的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起了很大的作用。”(1)[匈]卢卡奇：《卢卡奇自传》，李渚青、莫立知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118—119页。也就是说，卢卡奇晚年一方面承认《历史与阶级意识》对异化问题的研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另一方面又认为这本书在本体论上有严重的错误，陷入以救世主自居的宗派主义。西方学界、苏联官方和卢卡奇本人对《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评价存在巨大差异。由于卢卡奇的主观目的是总结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并将它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以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所以只有从卢卡奇的主观目的出发，并将它与列宁的革命理论相比较，才能真正把握《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贡献和局限。

一、物化意识与阶级意识

一战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对战争的支持态度，使卢卡奇陷入普遍的绝望状态。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将马克思主义阐释为庸俗唯物主义和科学主义，在理论上入宿命论，这种宿命论使他们面对1914年的革命形势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革命活动。十月革命的成功，使处在绝望中的卢卡奇找到了希望。1918年，卢卡奇加入匈牙利共产党。1919年3月，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卢卡奇担任教育和文化的副人民委员以及匈牙利红军第五师政治委员。革命期间，卢卡奇深入前线并参与了蒂萨费勒德保卫战。由于红军缺乏有效组织，红军战士缺乏革命意识、丧失革命斗志，最终导致革命失败。匈牙利革命的失败，迫使卢卡奇进一步反省革命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卢卡奇写作了《历史与阶级意识》。就此而言，卢卡奇的阶级意识思想担负双重使命：在理论上澄清第二国际和匈牙利革命失败以及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其目的在于为走出现代社会的物化危机提供理论指导。

就阶级意识的含义来说，阶级意识既不是组成阶级的单个人思想的总和，也不是这些思想的平均值，因为个人虽然能够超出生活的限制和偏见，但个人总是时代的产物，无法超越时代的经济结构和经济地位的限制。“因此，阶级意识——抽象地、形式地来看——同时也就是一种受阶级制约的对人们自己的社会的、历史的经济地位的无意识(Unbewuβtheit)。”(2)[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7页。阶级意识是与一定社会生活形式相关联的阶级的意识，它的产生是一个历史过程。

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由于其社会结构分为等级、阶层，且经济、政治、宗教的因素混合在一起，阻碍了阶级意识的产生。资本主义社会与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差别在于，商品形式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它渗透进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社会进行改造。在客观方面，商品形成物以及物与物之间关系构成的世界，废除了等级制，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法律、道德、宗教等意识形式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被重塑。世界被改造为单一的商品世界，这个单一的世界作为异己的力量与人相对立。在主观方面，随着经济因素对社会起决定作用，人的经济活动越来越具有独立性，主体主义、理性主义成为人的独立性的理论表达。人们的越来越自觉的活动，却创造了一个与人本身相对立的商品世界。这个世界服从商品的规律，反过来控制人。

在商品形式下，整个社会成为统一的整体，这使得资产阶级能够认识整体，获得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但资产阶级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利益的限制，使他们只能认识而不能克服这个商品的世界，于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表现为与社会发展相对立的“虚假”意识。这种对立使其遭受悲剧性的灾难，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这一悲剧性灾难具体表现为三重矛盾：资产阶级以自由的名义反对封建等级制，但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形成一种新的压迫；资产阶级使阶级斗争表现为社会事实，但又想尽办法将阶级斗争从社会意识中清除；资产阶级赋予个性以前所未有的意义，但又通过商品生产的形式抹杀了所有个性。这三重冲突可以归结为个人原则与社会原则之间的对立，即“资产阶级思想始终地和必然地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来观察经济生活，正因此也就造成了个人和不可抗拒的、超个人的推动一切社会的东西的‘自然规律’之间的这种尖锐的对立”(3)同上，第110页。。卢卡奇把这种个人的立场与社会原则的对立，描述为物化意识。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无产阶级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虚假’意识中的辩证矛盾加剧了：‘虚假’意识变成了虚伪的意识。开始时只是客观存在的矛盾也变成主观的了：理论问题变成了一种道德立场，它决定性地影响着阶级在各种生活环境和生活问题上所采取的实际立场”(4)同上，第112页。。资产阶级的全部科学掩盖其理论的社会基础，法律、经济学、新闻甚至哲学都宣称中立、客观的立场。这种客观和中立掩盖了理论背后的物质利益，“虚假”的意识沦为“虚伪”的意识。

在资本主义时代，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陷入物化意识。资产阶级由于其立场的限制而陷入“虚伪”意识，无产阶级则陷入直接的物化意识。商品形式成为社会的支配形式，商品抽象形式的普遍性原则成为整个社会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具体交换过程中表现为合理化和数量化。劳动过程的合理化和可计算性，使劳动过程分解为可精确计算的局部过程，产品本身的统一性被破坏。与之相应，具体的劳动也分解为可精确计算、合理的机械劳动，这种机械劳动与工人的人的属性相对立。“一方面，他们的机械化的局部劳动，即他们的劳动力同其整个人格相对立的客体化(它已通过这种作为商品的劳动力的出卖而得以实现)变成持续的和难以克服的日常现实，以致于人格在这里也只能作为旁观者，无所作为地看着他自己的现存在成为孤立的分子，被加到异己的系统中去。另一方面，生产过程被机械地分成各个部分，也切断了那些在生产是‘有机’时把劳动的各种个别主体结合成一个共同体的联系。”(5)[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37—138页。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人斩断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的有机联系。面对这个物化的世界，个人只能采取旁观的态度，只能看到直接的物性而陷入物化意识。

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实践特性

通过对物化现象批判，卢卡奇认为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其直接的心理状态都是物化意识。物化意识意味着现代社会陷入普遍的绝望状态，但拯救何以可能？通过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陷入物化意识的不同处境，卢卡奇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觉醒视为解决物化问题的关键，并以此论证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尽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陷入物化意识，但资产阶级在物化中具有双重地位：一方面单独的个体面对客观必然的社会陷入直接性，只能理解具体现象，而无法理解总体；另一方面，个人保持着一种表面上的主体地位，剥削程度的增加只是意味着地位巩固和需求被满足。工人却不具有这双重地位，当工人试图幻想自己是生活的主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将粉碎他的幻想，物化在工人身上达到顶点。剥削程度的增加对工人意味着毁灭，工人的劳动时间不仅意味着作为商品而出卖，更是涉及人的生存形式、人的灵魂。“工人以物化过程和变为商品，虽然毁灭他，使他的‘灵魂’枯萎和畸变(只要他不是有意识地表示反抗)，然而恰恰又使他的人的灵魂的本质没有变为商品。因此他可以在内心里使自己完全客观地反对他的这种存在。”(6)同上，第231页。物化的极致同时意味着拯救的开始，工人完全可能反对他的残酷现实。

当工人把自己作为商品出卖时，在工人身上发生了主客体之间的分裂。这种分裂使工人意识到自己是商品，也就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工人意识到自己是商品，在原则和性质上不同于对某物的意识。关于某物的意识，某物为何物是纯粹偶然的；而且对于某物的意识，并不会改变意识和对象的关系，某物的存在方式并不会发生改变。奴隶认识到自己的奴隶身份，认识到自己是奴隶，并不会带来其地位的根本改变。当处于物化顶点的工人认识到自己作为商品的身份，工人对自己的认识就是商品的自我意识。与奴隶对自己的意识并不改变其地位不同，对工人来说，意识的改变意味着对象的改变以及与对象关系的改变。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这种商品的自我意识使人和物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使隐藏在商品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得以呈现，使在量化外衣下人的质的特性、工人灵魂不可量化的特性得以显露出来。这样，工人就从经济发展中未被认识的被动状态转化为主动状态，工人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人与物之间关系的改变，同时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改变。作为个体的工人只能承认或拒绝自己的社会地位，并不能改变物化的社会现实。但当工人认识到商品交换背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认识到在社会分工中彼此协作的个人是作为阶级而存在的，就意味着历史有可能改变。

工人认识到劳动的社会特性，也就意味着有可能消除孤立化、原子化，克服物化，无产阶级就成为历史和社会同一的主体——客体。“面对在思想、组织等等方面都占优势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优势仅仅在于，它有能力从核心出发来观察社会，并把它看作是互相联系着的整体，并因而能从核心上，从改变现实上来采取行动；就在于对它的阶级意识来说，理论与实践是互相吻合的；就在于它因此能自觉地把它自己的行动作为决定性的因素投放到历史发展的天平上去。”(7)[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16页。工人对自己共同利益和地位的认识而导致阶级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改变现实成为可能。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特征在于对直接性的超越，是一种在物化极致状态下，朝着社会总体前进并克服物化的意识。在此意义上，卢卡奇指出“工人认识到自己是商品，已经是一种实践的认识”(8)同上，第227页。。

三、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与革命

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的产生虽然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但根据无产阶级运动发展的不同阶段，其阶级意识也有不同的样态。《历史与阶级意识》作为一本论文集，唯有《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和《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这两篇文章专门为出版所写。如果说在《物化与无产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论证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实践特征，并指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解决物化危机和物化意识问题的关键；那么在《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中，卢卡奇以组织问题为中介，具体指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实现途径。

以组织问题为中介，卢卡奇阐释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实现中介。起初革命只是以抽象的可能性出现的乌托邦主义，理论与实践之间没有中介的环节。革命的组织问题，即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如何采取行动，尚未进入群众和理论家的意识之中，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尚未觉醒，革命只是理论的(或抽象的)可能性。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进程相适应，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经历了从对革命无意识的乌托邦主义的“自在”状态，到对革命运动的自觉。觉醒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处于自发的状态。这种具有自发性质的无产阶级立场，在理论上表现为无产阶级自发的群众斗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及其带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必然会动员起无产阶级的自发群众运动。在这一阶段，政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起辅助作用，自发的群众斗争会导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诞生。卢卡奇认为，罗莎·卢森堡就是自发群众运动理论的代表。

自发的群众运动理论假设群众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但并不是只有纯粹的无产阶级参加革命运动，小资产阶级、农民、被压迫的民族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这些阶层的意识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反而会影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在自发群众运动中，政党作为革命的辅助者，面对复杂的革命群众，无法成为革命的领导者，最多达到工联主义的水平。这就需要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政党主动介入，无产阶级政党需要从革命的“助产士”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受物化意识和资产阶级的影响，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可能产生资产阶级化，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在其他的领域中则有着稳定的假象(服务条例、养老金等等)和个人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抽象的可能性。这样‘地位意识’就被培养起来了，这种意识能有效地阻止阶级意识的产生”(9)同上，第231页。。如果不消除这种地位意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就无法产生，并陷入意识形态的危机。孟什维克党就是这一危机的表现形式。孟什维克党在思想上受到资本主义的直接性思维的束缚，陷入对资本主义稳定性的信仰。在组织上，孟什维克党及其影响下的工会，有意识地使无产阶级运动停留在自发运动的水平。这导致面对高涨的革命形势，孟什维克党无法参与革命运动，革命仍停留在工人的自发组织阶段。

自发的群众运动理论无法掌握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孟什维克党则陷入阶级意识的危机，二者都无法真正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是社会的彻底变革，是从自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所以只能采取有意识的步骤，即只能由革命阶级的最觉悟部分——先锋队来实现。布尔什维克作为革命的先锋队就是历史与个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中介，是自由的、有意识的集体意志，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实体化。

通过与旧式党相对比，卢卡奇揭示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的差别。在旧式党中，“党被划分为能动的部分和被动的部分，后者只是偶尔而且只是按照前者的命令起作用”(10)[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第367页。。入党只是意味着简单承认党纲，党的组织对普通成员不具有约束力，只是松散的个人的集合体，资产阶级类型的政党和孟什维克党是旧式党的典型代表。与旧式党不同，共产党是有意识的集体意识，这种集体意识通过纪律性将革命付诸实践。纪律性意味着参加共产党必须积极地亲自参加革命工作。但作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化身的共产党，“没有每个党员对整体性格和党的纪律之间的联系的至少本能的理解，这种纪律就必然蜕化为一种物化的和抽象的权利义务体系，党就会重新陷入资产阶级政党类型的组织状况中”(11)同上，第369页。。结合当时共产主义运动的官僚化、等级化倾向，卢卡奇事实上对无产阶级政党可能陷入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含蓄的批评。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觉悟部分的集体意志是历史发展的积极和自觉因素，它通过与革命进程的交互作用，实现了革命自发性和有意识的行动的互动，“在共产党内，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阶级意识的能动和实践特征是直接影响所有个人具体行动的原则，另一方面，它在同时又是有意识地参与决定历史发展的因素”(12)同上，第366—367页。。在党和阶级的关系上，面对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共产党必须以意识统一为基础，将无产阶级内部的不同组成部分理解为阶级意识的不同阶段。就党内关系来说，共产党的斗争必须以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斗争为核心，实现党内阶级意识的一致；就党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说，要将意识的统一和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实现无产阶级与其他阶级的联合。党内生活是实现党内阶级意识的统一，克服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化以及物化意识的手段，通过党内生活，党员全身心地参与党的活动，实现党员意志和党的领导人意志之间的相互作用，保证党员的意志、愿望、批评受到重视。

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阶级意识化身为党，“党担当着崇高的角色：它是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支柱，是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良知”(13)同上，第86页。。革命成功的关键在于克服意识形态的危机以及保持党的意识的统一。党的意识统一又以党员的全身心投入和自我批评为基础，即以政治上忠诚且具有强烈道德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参与为条件。革命最后落实为为党的意识的统一而斗争。

以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性为线索，卢卡奇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理论分为阶级意识未觉醒的乌托邦主义阶段、卢森堡为代表的自发斗争阶段、孟什维克为代表的物化阶段、布尔什维克为代表的自觉阶段。通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历史性的分析，卢卡奇阐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由于陷入阶级意识的危机，成为物化的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代表，所以在一战中向本国资产阶级政府投降。而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之所以能够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阶段。以此，卢卡奇论证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先锋队理论的合理性，将列宁的革命实践上升到方法的高度。

由于卢卡奇将阶级意识的觉醒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关键，无产阶级政党等于掌握了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政党，这样卢卡奇就把党演变为伦理实体。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特质在于要求其党员全身心的投入革命，严格服从党的纪律，为纯洁的革命意识而斗争。这种要求最终蜕变为“应该”、蜕变为道德律令。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斗争转化为革命意识的斗争，阶级意识成为革命的关键。但是，如何衡量和判断革命意识的正确性？如何保证党的革命意识的纯洁性？由于没有任何客观的衡量标准，只能陷入意识的自我确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最终因为缺乏实践中介，沦为“神话”，且有蜕变为极权主义的危险。就卢卡奇将无产阶级革命等同于阶级意识的革命而言，在原则上并不属于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来说，思想的内容被归结为社会存在，思想的原则和历史的原则统一于现实的生活，“意识[das Bewuβtsein]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 bewuβte 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2页。。当卢卡奇以阶级意识的自觉程度作为判断无产阶级政党成熟与否的标准，在原则上属于黑格尔的观念论，因此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认为卢卡奇的思想是极左派有其合理性，列宁在《共产主义的“左派”幼稚病》中对左派幼稚病的批判也适用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理论。

四、结 论

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敏锐地觉察出阶级意识对于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性，并通过对阶级意识的历史分析，注意到现代社会的物化危机和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产生问题，并以此引发了20世纪西方思想界对现代性批判和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通过对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分析，卢卡奇从理论上阐明了列宁关于的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的实践，证明了列宁先锋队理论的合理性。但当卢卡奇将无产阶级的革命等同于以阶级意识为核心的革命时，忽视了列宁和葛兰西所高度重视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维度。与卢卡奇相反，列宁强调把无产阶级先锋队与无产阶级利益攸关的被压迫人民团结在一起，实行统一战线，以利益的联合取代意识的联合，即从革命的实际形势出发，制定无产阶级革命的斗争策略。在列宁的革命实践中，无产阶级的利益是党的阶级意识正确性的保障，这与卢卡奇的阶级意识的自我确认所陷入的主观确认存在根本差别。所以，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在主观上试图以阶级意识理论对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予以理论说明，但在客观上却与其背道而驰，最终陷入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陷入列宁所说的“左派幼稚病”。

对此，卢卡奇有清醒的认识。在列宁逝世后，卢卡奇立即写作并出版了《列宁》，并对自己的阶级意识理论进行了修正。在此，卢卡奇不再将列宁的革命理论视为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自觉阶段，而是将革命的现实性归结为列宁思想的核心。卢卡奇回应了修正主义对列宁的指责，并对列宁思想的意义作出诠释：修正主义指责列宁对俄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差别缺乏认识，并且不加分别地把俄国现实中的问题和解决方法的一般化，加以普遍运用。卢卡奇指出“革命的现实性：这是列宁思想的核心，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15)[匈]卢卡奇：《列宁》，张翼星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第27页。。正如马克思从理论与历史两个方面，从英国的工厂制度这个微观世界的社会前提、条件和后果，以及造成它的发展并且威胁它发展的历史趋向中，探讨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世界。列宁是在革命作为一种实际的现实被提上议事日程之后，以其天才看到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性。马克思与列宁的共同点在于抓住革命的现实，修正主义者忽视了这一问题，拐弯抹角地将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革命性剔除。列宁主义是革命现实性前提下的理论，其理论的核心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辩证法。它是在革命现实性的前提下，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为指导，对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帝国主义和国家理论做出了创造性的阐释。修正主义的本质在于放弃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以整个社会的利益作为其出发点，在方法上放弃了对总体的认识，将现存的资本主义状态当作不可改变的现实，从而受到现存政治的束缚。与《历史与阶级意识》相比，在《列宁》中卢卡奇已经从寻求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逐渐转变为在革命现实性前提下对辩证法的运用，从强调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纯粹性转而强调联合一切革命的力量，从对现代社会的异化和工人处境的分析，转向从阶级斗争、矛盾的观点分析具体的革命策略。以《列宁》为核心，卢卡奇逐渐摆脱《历史与阶级意识》中过度强调阶级意识的作用而忽略了社会存在，从而陷入的以救世主自居的乌托邦主义。可以说，卢卡奇思想的发展是对列宁思想不断消化和理解的过程，撇开卢卡奇思想发展的历程，就无法真正洞察《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贡献及其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