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马克思主义乡村改造理论

杨莹

（江西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西，南昌 330000）

有着悠久农业文明史的中国，在创造璀璨农业文明同时，也在不断地探索如何破解农业发展的矛盾。

1 马克思主义者对我国乡村发展困局的成因剖析

作为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的社会，土地从来都是中国社会的中心问题。尤其是近代以来，救亡图存的革命运动都将土地改革定性为中国革命的基础性问题。

鸦片战争后，国门洞开，传统的小农经济遭受重创，农村土地兼并及其严重，农民纷纷破产，生活极度困顿，农业经济异常凋敝。但无论是太平军的天朝田亩制度，还是维新派的兴农主张，亦或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平均地权”都没有彻底化解土地这一根本矛盾，进而导致其革命的最终失败。

民国时期，以晏阳初和梁漱溟为代表的改良主义影响深远。在晏阳初看来，占中国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农村，是改变农村面貌的必然对象。中国的落后，是文化的落后，思想的混乱。乡村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农民的问题，要解决农民愚昧、贫穷、懦弱、自私的劣根性，才能培育出全新的人文面貌。因此，乡村建设首先要扫除文盲，发展平民教育，是广大农民成为新的社会力量。

被誉为“最后一位儒家”的梁漱溟认为，中国的问题不单纯地是农民问题，而是文化问题，社会结构分崩离析，政治构建束手无策。要振兴中国，就必须振兴农业，进而带动工业的发展之路。

尽管乡村改良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对改善农民的精神面貌有着巨大的意义，但是由于民国乡村治理使得政府行政成本不断增加，而农村地区的农业经济并无改善，无法支撑起大幅改善农村的经济成本，因此始终无法改变农村贫困的颓败之势。

十月革命的成功，给迷茫的革命者送来了马列主义思想。自此，中国的先驱们开始运用共产主义的阶级理论思想来剖析土地问题。在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力，诞生了一群杰出的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土地改革家，开创了全新的农村改革派，与晏阳初、梁漱溟等在主张的“乡村建设理论”针锋相对。陈翰笙在全国各地进行农村调研，认为当时中国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形态已经土崩瓦解，而西方近代的资本主义形态又没有得以确立，加之军阀割据导致的战乱，时代正处在剧烈的震荡之中。在如此纷乱的社会里，地主、资本家以及高利贷者均将剥削的魔抓伸向了农民。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将由次殖民地沦落为全殖民地。”最后他深刻地意识到要解决农村的根本问题，只有进行土地革命，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土地制度彻底的废除，让农民拥有土地，才能实现农业的发展。薛暮桥以江南一个普通农村的衰败史阐明了中国封建小农经济必定破产的现实，揭示了土地制度改革的迫切性和必然性。他认为在传统的小农经济结构中，人均耕地的极度贫乏造成了非常警长的人地关系。严重束缚了经济的发展，导致农民无法再扩大生产，只能进行简单的循环。这就倒逼农民不得不在农业之余谋求新的生产以维持生存的需要。于是，以手工业来填补农业生产的巨大亏空就成为了农民的首要选择。然而，国门打开的环境下，关税失去了保护民族产业的功能，使得这种经济形态在列强工业化商品的冲击下支离破碎。农民为寻找活路，不得不背井离乡往城市谋生存。但限于受教育程度低，没有资本，无法在城市中立足，职能从事简单而低层次的体力劳动。

简言之，中国被列强强行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从而使中国农村持续的颓败。对此，晏阳初认为这是农民自身存在的愚昧、贫穷、懦弱和自私造成的。这一观点虽然也被马克思主义学派所认同，但有别于农村改革派的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农民的愚昧、贫穷、懦弱和自私仅仅是表象，其根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陈翰笙的观点更能揭示这一本质现象背后的本质。他认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经济社会产生了传导效应，最终农民承载了最多，因为中国农民占据了绝大多数。因此，也才有了中国向全殖民地转变这一论断。

尽管两派对中国农村颓败本源的认知有差异，但肯定中国农村颓败这一现象是列强经济入侵导致的，是两派的共识。二者分歧的根本在于马克思主义学派将列强经济掠夺看成是本源，而乡村改革派认为这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对抗失败的产物。

2 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的社会变革方案

如何化解乡村颓败的危机，乡村改革派试图通过改良主义来实现农村的振兴。晏阳初就提出“以文艺教育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扶弱，以公民教育克私”者四项平民教育计划来改造农村。相较于温和的改革派，马克思主义学派提出的解决方案更具有革命性。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揭示中国农民被层层剥削的本质。薛暮桥在调研过程中，从农村社会阶级成本的角度来开展调查，这有别于当时流行的只种生产力研究不中生产关系研究的西方主流研究方法。陈汉生所开展的乡村调研则以生产关系为主要的考察对象。以阶级划分来衡量农民阶层。阶级层次的划分，揭示了农村生产关系的原貌，将赤裸裸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展现的淋漓尽致。这也为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根本上寻求改变中国农村现状，化解中国农村矛盾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学者从阶级分析理论出发，看到了中国农村颓败的根源问题，自然将农村改革作为全社会彻底革命的有机组成部分，从全局角度来根治农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看来，乡村建设学派推动的改良之路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根本没有涉及事物的本质，其医治之法也只是治标不治本。这才是两个学派的最根本的不同。尽管他们对乡村颓败的症状认知相似，但由于指导思想的不同，提出的解决思路自然有天壤之别。

马克思主义学派关于改革乡村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土地革命，从根源上斩断剥削的黑手，彻底变革农村生产关系。在这场意义深远的历史变革中，农村改革已不仅局限于农村事务，也不仅仅是通过农村问题来解决中国问题，而是从治本的角度出发，从全局角度出发，将农村改革至于伟大的社会变革之中。

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乡村建设思想成功地指导了我国一些列的农村政策。首先是通过土地革命彻底让地主这一剥削阶级告别历史。其次是以农业合作化形式使农村经济开启了集体化之路，将农业生产置于国家计划经济的洪流，斩断了资产阶级和小手工业者之间的联系，确立了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学派对农村颓败的剖析，是立足于阶级剥削理论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广大农民被压迫的现实上的，农村处在中国社会的最低层级，深受三座大山的压迫。所以，唯有翠农村进行凤凰涅槃式的深彻革命，才能挽救不断衰微的农村。

3 结论

坚持改良主义的乡村建设学派的主张囿于历史和现实的局限性，最终没有被历史做选择。在然而他们做出的实践性探索，为极度贫困的中国农村寻求出路增益颇多，有着巨大的社会学价值，为马克思主义乡村学派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而马克思主义学派由于有着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从阶级理论的本质上抓住了中国农村问题的症结，并对症下药，提出来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而其土地改革思想最终被中国共产党所接纳，成为土地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