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文化观视域下的区域文化融合创新研究
——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中徽文化和江南文化为例

朱新原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0）

纵观马克思的诸多论述，他虽并未对“文化”一词有过精确的定义，却常从文明形态的角度来使用“文化”概念。徽文化和江南文化在今天恰恰就是以旺盛的生命力展现着自己的文明形态。“将支持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并上升为国家战略”[1]，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明确提出的。之后，时隔一年多再次在安徽召开相关座谈会，不仅回望了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成效，而且以问题导向提出了新要求。

区域协作和协同发展的实现，不仅需要经济发展一体化，更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换言之，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发展对于长三角地区发展至关重要，实现二者间的融合创新将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立共同的精神家园。

一、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价值意蕴

不同地域间经济上的协同发展和文化上的融合创新都是在了解的基础上进行的。历史积淀深厚的徽文化和江南文化因地域范围和发展历程的不同而有着各自的内涵底蕴，但却又是互融互通的。

（一）徽文化的内涵底蕴

当谈论到徽文化，首先必须明晰的就是“安徽文化”一词。安徽文化以古徽州为主体作为发端，三条水系的孕育使其以淮河文化、皖江文化、徽文化三者文化集合的形式展现。在学术界，人们将存在于历史上徽州地域的文化称之为“徽文化”，但历史行政区域的变化使得“徽州”概念有所变化和不同。因此，安徽文化不再以一种单一的文化概念和特点被提出，但这并未影响徽文化以具有地域色彩并且深刻体现东方文化特色的形态辐射周边。其作为地方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悠久、积淀深厚。“徽文化是具有‘徽风皖韵’的各种文化现象的集合”[2]，正因为其内容的博大精深，而具有了显著的多样性和独特性。这不仅体现在宏观层面的徽派建筑等诸多形式之中，更体现在微观层面的安徽红色革命精神和崇尚自然的人文精神之中。

革命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应有之义，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过程中，精神力量始终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地处革命老区的安徽以大别山的红色资源为依托形成了具有浓厚地域文化特色和鲜明时代特征的红色革命文化。薪火相传的革命文化是党和人民在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熔铸而成的，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革命运动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纵观历史发展进程，安徽这块红色土地留下了众多革命人物的足迹，发生了“皖南事变”、淮海战役、“千里挺进大别山”等重大革命历史事件。这些英勇事迹和重要事件留下的红色精神如苍鹰般划过历史的长空，撑出氤氲，经久不衰。它们是安徽红色文化的象征，彰显着安徽儿女所特有的不怕牺牲、不畏艰难的革命品质，更为徽文化的滋养发展提供了沃土。

植根于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徽派建筑始终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诸多村落都依山就势，以自然之景的形状来进行建构。“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3]55，人应当与自然融为一体，这是马克思所要求的。诚然，“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4]，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的精神活动离不开自然界的物质活动，人与自然应当是相统一的。人通过劳动实践改造自然存在物以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时必须以人与自然主客体统一为前提。由此可见，如果说马头墙、粉砖黛瓦等徽派建筑是皖南地区的重要特色，那么这些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化石”所秉承的崇尚自然的理念则是徽文化独特性的最好彰显。

（二）江南文化的内涵底蕴

众所周知，江南地处以太湖流域一带为核心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因独特的水乡古韵、千年文脉而素被称为“鱼米之乡”。然而江南作为一个概念在今天普遍被认为带有人为建构的痕迹，其并非一处固定的所在，其文化也应当是多元地方文化交汇融合的表现。在广大的江南地域，随着京杭运河和漕运的繁荣发展，拥有了水网密布这一得天独到的地理优势在推动经济繁荣发展的同时，也助推了文化的发展。事实上，从新石器时期产生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到人口大量南迁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转移，以吴越文化、金陵文化和徽州文化为代表的江南文化在岁月的涤荡中逐渐生成，并形成别具一格的文化底色。

文化于民族发展而言是特有的精神旗帜，于国家繁荣发展而言是重要基础。同样，地域文化是一个地域被历史打上独特烙印而深厚积淀的体现。专门从事历史地理研究的葛剑雄教授曾在“地方志和长三角一体化论坛”演讲时，以社会财富总和的话语论断，阐明江南文化“是江南特定范围内从古到今所创造出来的”。[5]诚然，江南文化是在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产生，历经沧桑的积淀与传承，进而熠熠生辉。

江南文化不仅是一种韵味文化，而且是一种人文精神。首先，敢为天下先的进取精神是江南文化的首要特征。历史上民族资本主义萌芽发展最兴盛的地区就是江南，当地的市民文化在当时可谓是一方地域文化的亮点。改革开放后，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率先开始学习国外先进技术和经验，实现了异军突起的发展，才有了今天在世界上闪耀夺目的风采。其次，在长期的经济融合下，江南的社会融合发展在全国范围内较早，使得江南以前瞻性眼光看到了文化教育对国民人格养成和教化的重要引领作用，深知国民教育将会在提升国民素质同时重振民族文化精神。因此，江南历来重视文化教育，尊重人才，兴办诸多书院，人文繁盛。最后，求真务实是江南的秉性。无论是铸剑、造船等精工技艺，还是到丝绸、瓷器等精致细物，江南人都以工匠精神和务实个性潜心其中。

（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关系

置身于文化发展脉络中来看，“长三角城市群是最直接和最重要的背景和土壤”。[6]诚然，徽文化与江南文化关系所折射出的将是安徽在长三角一体化中的定位问题。因地域的不同，长三角地区各省市对于江南文化都以其自身独特方式进行传承与发展，徽文化也不例外。二者间应当是“点”和“面”的关系，意味着彼此间既有特性，也有共性。

在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徽商，是诸多文人墨客笔下的主人公，也同“徽学”一样是许多学者经久不衰的研究话题，更是近代徽文化与江南文化融合的桥梁。从两淮地狭人稠的现实出发，徽民选择寄命于商，走出了万山之中的徽州。随着其活动范围的拓展，进而逐渐在江南形成了商业网络。走出环山后的徽商将自己的足迹遍布各地，在带动其他地区经贸发展、称雄国内商界的同时，也将独特而多元的徽文化带出群山。历史上各地区经贸发展都离不开水路交通，江南各地区也不例外。古徽州就是利用新安江、钱塘江等沿江优势连通上游徽州内部群山和下游江南，由此在促进物产流通的同时也推动人文交流。因此，徽文化这一新鲜血液于无形之中逐渐融入了江南文化，促进和推动了江南文化的发展。

事实上，徽州地域不仅孕育产生了物质文化，而且在伦理、艺术等精神文化领域也有独特建树，并且自明清时期就不断向长三角地区播迁。徽文化中的徽商精神讲求“贾道儒行”，“伦理至上的道德理性和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的融合与江南文化在义利观方面崇尚以义为利、扶贫济困是相通的。[7]徽文化中涵盖着红色革命文化，江南文化中的海派文化也蕴含着红色经典。徽文化以儒家伦理为行事准则，江南文化也强调崇文重教。由此可见，徽文化与江南文化区域间的有机联系和整合始终存在，有着共同的思想基础，这为二者间实现融合创新，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建立共同精神家园提供了条件。

二、徽文化与江南文化实现融合创新的必要性

文化发展同地区整体发展的战略布局的关系至关重要。新时代长三角一体化趋势显著，与此同时，分属于不同行政区域的安徽以及江南其他地区在各自文化发展过程中面对来自经济社会领域存在的现实问题日益显现，这使得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成为必要。

（一）基于追求经济效益和实现社会效益相冲突的现实问题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冲突的现实问题，从根源上看突出表现为物的依赖性和人的主体性相冲突。在马克思看来，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表现，应该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本质规定性。

首先，这种本质规定性是一种具体的特质和相对独立的社会现象。马克思曾根据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发展阶段，划分出人类发展进程的三大社会发展形态，而当下我们所处的正是其指明的第二阶段，即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表现为以“物的依赖性”为特征的社会形态。

安徽以及江南其他省份都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为发展目标，虽地域差异使得各自具体目标内容有所不同，但一致的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并非轻而易举。这不仅需要物质方面的发展以实现物质富有，而且要在精神文化方面取得创新性突破。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文化领域和经济领域必须要保持均衡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曾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8]作为文化表现力彰显的文艺作品有如此要求，文化发展更需要以此为原则遵循。换言之，若缺乏长远眼光，视力短浅，那么势必会产生不同地域文化的隔阂，进而阻碍其融合与创新。

其次，这种本质规定性应该是人的主体性的实现。人的主体性的实现同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实现是相一致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文化发展过程中人的主体性在逐渐被淡化，而文化发展的决策者和引导者一旦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缺乏清醒认识，被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盲目性所左右，那么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也就不复存在。无论是徽文化还是江南文化，都力求在历史的孕育与积淀中以旺盛生命力实现自身文化发展的新突破，而这种新的突破必须跨越追求经济效益和实现社会效益相矛盾的障碍。

（二）基于内容形式单一化和人民需求多样化相矛盾的现实问题

无论是徽文化，还是江南文化，在传承发展过程中都面临着自身内容形式单一和人民需求多样化相矛盾的难题，其原因可从两个方面概括。一方面，从人的规定性上看，正如马克思所认为的，人是“类存在物”，即人是有意识的存在。换言之，这种存在不仅是现有的，而且是有生命的和自由的。这种自由的而又有意识的类特性使得人不断“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识的对象”[3]56，这就产生了人对文化内容形式多样化的需求。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角度来看待这种需求的变化，其本质便是人谋求自身全面发展的表现。

另一方面，时代发展的步伐推动了人们需求多样化的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所谋求实现的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日益丰富”。[9]诚然，在今天文化应当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结合的文化，而人文性恰恰就是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这不仅指从深度层面的普及和覆盖，而且是广度层面的多样化，其本身更是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体现。这就使得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景下各地区在实现强省目标的同时，不仅需要注重在经济上谋求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而且要在精神文化发展方面相得益彰，进而铸就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新辉煌。

（三）基于城市群建立与发展步伐不相协调的现实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10]，这是对长三角“三省一市”提出的共同的新要求。从 2016年国家划定26个长三角城市，形成长三角城市群，到2018年首次提出长三角一体化，“整合”与“一体”的概念越发清晰和明确。不同区域对于地区文化发展的资本投入、人力投入，乃至民众在文化方面的消费都存在差异。显然，这些要素禀赋上的差异无疑给实现“一体化”增加了难度。与此同时，地区间资源、市场以及文化产业链耦合协调程度不足，整合利用率低，造成了顶层设计规划与现实实践行动的衔接出现断层。这些都将成为徽文化与江南文化实现融合创新所亟待破解的困境难题。

此外，地区间联系带动不足的问题在城市群建立后也逐步显现。在新时代共享发展理念下，城市群应当是一种包容性城市群，发展“绝不是单纯的经济发展，而是要超越经济发展”。[11]核心区域因经济社会更为繁荣而走在前沿，进而拥有得天独厚的文化发展条件，并由此形成一种循环。部分区域受制于要素的单向流动甚至依赖于要素和资源投入，进而创新发展缓慢甚至于走向趋同而失去一方特色。区域地理上的相对完整加之文化历史上的相对独立，理应产生自成一体的地域特色文化。地域特色若因被壁垒妨碍而缺乏融合创新，自然也难以多种形态呈现。一体化共同市场的建立不仅需要切实有效地打破妨碍文化交流合作的行政壁垒，发挥文化资源要素集成力量，提高区域文化的辐射能力，而且急需以多元平台的建立来搭建沟通桥梁，使二者间的融合创新得以在现实中彰显。

三、徽文化与江南文化实现融合创新的发展路径

（一）坚持人民至上发展理念，立足文化主体实践发展

社会发展的目标是人的发展，更是一种以精神文化为核心的发展。人理应“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12]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充分表明人的发展并非机械的发展，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思维和超越能力的人，进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人类社会活动的主体是人，徽文化和江南文化都是人的创造物，理应植根于人并且服务于人。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创造了文化，而且通过满足人们多方面发展需要实现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进而实现了人的内在自身价值。马克思认为通过对私有制的扬弃，将会建立起一个这样的社会，“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3]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发展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是共产主义社会的最根本特征，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归宿，是其核心价值目标所在。任何一个地域文化的发展都应顺应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社会发展趋势。徽文化与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应当以人为中心，以不同方式满足人们多方面发展需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进而谋求实现人的内在自身价值。

无论是徽文化还是江南文化，其内涵的体现都存在于人们的思维精神活动和实践活动过程及成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评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时曾着重论述了人的实践活动,将其称之为“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3]157事实上，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创新突出强调的就是主体的实践性与创造性。创造性不仅是人对文化世界理性价值追求的表达，而且是徽文化和江南文化间融合创新的生命力。按照马克思所要求的：人通过劳动和生产实践才得以“证明自己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3]56换言之，作为文化主体的人能在劳动实践的基础上有意识地改造世界，这种改造在文化方面的表现就是人对文化的发展。

新时代语境下，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变化，为徽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徽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所形成的应该是一种科学性与人文关怀性相结合的文化。科学性所体现的是一种与时俱进的科学精神，而人文关怀性恰恰是指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因此，二者间的融合创新无论是从深度层面的普及和覆盖，还是广度层面的多样化，都应当以人为本，立足实践。

（二）寻求共同根基，共推新形式呈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历史观进行总结时强调，在实现共产主义过程中“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14]543勇于自我批判和善于自我变革是一个政党走向成熟的重要条件。自我革新的精神无论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而言，还是对于文化发展而言，都同样适用。

作为传承与发展的徽文化和江南文化，是对本土文化的提炼和表达。实现徽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应当从二者间最具代表性和共同性的红色革命文化精神入手，力求在文化根基的巩固传承中推陈出新。

回顾徽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发展历程，二者都拥有着诸多革命圣地，有着深厚的红色革命基因。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安徽金寨视察时饱含深情地指出：“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15]江南文化也不乏红色经典，其中以海派文化为代表。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到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红色基因在上海这片沃土发展壮大，海派文化也就此生根发芽。历史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而红色文化则是革命历史的见证者。新时代背景下，这些红色革命文化的时代性更为显著，人们也越发热衷于凭借“红色文化”资源发展起来的“红色旅游”活动，这对徽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创新发展来说无疑是一个新的机遇。引导人们实地参观并探寻革命足迹，聆听革命故事，重温光辉历史，可以在无形中引导人们接受革命精神文化的洗礼，实现对革命精神的弘扬。毫无疑问，以红色文化和旅游商业的融合为依托，发展和利用红色基因来创造性开展特色活动，形成区域间有效联合，既是对民族精神的弘扬，也是对时代精神的发展。

（三）搭建互融互通桥梁，融入多平台大环境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14]524观念的东西同物质生产相交织将会推动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人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才能体现生命活动的特性。同样，文化只有在交流互鉴中才能展现生命力，世界也才得以精彩纷呈地存在。

当今世界，经济和科技浪潮式的发展已成为趋势，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互鉴也日益显示出重要意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关起门来进行建设便是失去了通往世界的桥梁，也势必会导致眼见狭隘和见识短浅，无法实现真正的持久发展。无论是从前的“四大文明古国”，还是现在以地区划分的徽文化和江南文化，即便跨越时间与空间，其发展都离不开学习与借鉴，都需要以谦逊的姿态，秉承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收彼此间的有益成分并与自身发展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发展目标。只有文化交流，才能充分彰显文化多样化的魅力。这对于一国文化的发展如此，对于地域文化的发展更是如此。徽文化和江南都有其自身的文化底蕴和文化价值，都应该被视为本地区发展进步的精神瑰宝，然而其自身又都是随着时代发展进步而需要完善发展的，因此，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互鉴显得至关重要。

徽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诸多契合点已经表明交流互鉴具备实现的可能，那么二者是否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回答是肯定的。融汇了区域内部的吴文化、越文化和徽文化的江南文化始终彰显着自己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从佛教中国化在江南的充分发展，到西学进入江南时被热情吸纳，无不体现着包容性。新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构想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先行举措，而长三角地区恰恰是长江经济带和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这无疑给徽文化和江南文化的融合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平台。徽文化和江南文化应该有效利用这个平台，通过举办一系列的文化节等诸多文化交流活动，并借助于网络文化平台来推动实现融合创新，进而实现一个“美美与共”的文化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