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性《温疫论》之“证、法、方”浅析

2021-12-04 09:29马金玲张文风
长春中医药大学学报 2021年4期
关键词:温病邪气扶正

马金玲,于 海,魏 岩,张文风

(长春中医药大学,长春 130117)

吴有性,字又可,“温疫学派”创始人,约生活于公元1582~1652年,是明末清初著名医学家。据史料记载,崇祯辛巳年,南北直隶、山东、浙江等地爆发了大规模瘟疫,在运用治疗伤寒的方法无效的情况下,吴有性推究病源,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总结临床经验,写下了《温疫论》这一著作。《温疫论》分上、下两卷,系统论述了疫病病因、病邪传变、治则治法,用药宜忌、预后调摄等,体现了吴有性学术思想的精髓。在治法上,重视驱邪兼顾扶正,具体治法强调疏利与分消;借鉴前人对外感病的治法及处方,并融汇自身感悟,自拟达原饮、三消饮等名方,开创治疫新思路,相关理论与临床经验对于疫病防治具有重要价值。秉承中医“随证立法、依法处方”的原则,本文试从辨证、治法、处方三方面进行总结,意将“证、法、方”相联系,从整体上剖析吴有性学术思想。

1 辨析病证,注重病因病性病位

吴有性在《温疫论》中提出了异气致病学说,奠定了温病学的理论体系。在辨证中注重病因、病性、病位的辨析,从多方面剖析病证,化繁为简,为“随证立法”提供依据。

1.1 病因

《温疫论》开篇即言:“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1]。“异气”又被称为“疫毒”“戾气”“疫气”“疠气”等。吴有性认为,瘟疫是由“异气”所引起,其虽为外感,但有别于六淫,吴有性创立的异气学说,弥补了外感六淫为致病病因的传统观念,揭示了异气发病的诸多规律。预测到了致病“微生物”的客观存在,指明了异气的物质性,对传染病的病因研究提供新思路,与现代微生物学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2]。吴有性认为,异气不仅是外感病致病因素,也是诸多内科疾病的致病因素[3]。因此,在治法及选药组方上《温疫论》更注重表里兼顾而非单纯解表。

1.2 病性

吴有性在病性的辨别上强调了特异性、指明了传染性、突出了物质性,他认为温病、热病、温疫都属于“温热病”的范畴,均为“阳邪”,它们的主要区别在于邪热的程度不同和是否有传染性[4]。热轻者为温,重者为热;温病、热病均不传染;能引起传染的则称为温疫[5]。吴有性还区分了一般传染与烈性传染的不同,他认为传染病由杂气而引发,杂气之中危害大的传染性更强的为戾气[6]。正如《诸病源候论·疫疠病候》所载:“其病与时气、温、热等病相类……病无长少,率皆相似,如有鬼厉之气,故云疫疠病”[7]。吴有性又指出,疫病具有特异性,即某些异气只传染人,不一定传染动物;某些异气只传染动物,不传染人。

1.3 病位

以医圣张仲景为代表的多数医家都认为,外感病证均是邪犯肌表,病位在表,吴有性创造性的提出,邪从口鼻而入,首创“邪伏膜原”之说,《温疫论》云:“邪自口鼻而入,则其所客,内不在脏腑,外不在经络,舍于夹脊之内”[1]。吴有性首次将膜原定位在“半表半里”,并明确指出,膜原为表里之分界[8]。对于邪伏膜原的感邪途径,吴有性指出,邪可自口鼻直接传到“膜原”,温疫邪气从口鼻进入人体后,先伏于膜原,之后再产生传变。吴氏观察到疫邪侵袭人体后,在不同人体内传变方向不同,故将其概括为“九传”。

2 酌定治法,攻邪为主兼顾扶正

《温疫论》对病因的认识为疫戾之邪外感,因此,《温疫论》中的治法都是围绕“驱邪外出”而展开,逐邪为《温疫论》治法的核心内容。邪气经由肌表及口鼻而入,根据前文对病因、病位的介绍,驱邪以汗、吐、下为主,而在三法之中,吴氏偏爱汗、下二法,如《温疫论》强调“疫邪表里分传,里气壅闭,非汗下不可。汗下之未尽,日后复热,当复下复汗”[1]。疫戾之邪侵袭,必伤正气,邪气性质不同,故引发不同病证,需依据邪气的致病性予以治疗,治疗之法为攻邪兼顾扶正。攻邪秉承“给邪气以出路”的原则,因势利导。扶正重在养阴,继承了《黄帝内经》“实其阴以补其不足”的思想。

2.1 汗法

汗法是使外感之邪溃出膜原,由表而出的治疗方法。吴有性在《温疫论》中多次以汗作为诊断及治疗依据,涉及到战汗、盗汗、狂汗、自汗等。简言之:战汗,邪留气分解以战汗,使精气输泄,可以顿解;盗汗,此盗汗与阴虚盗汗不同,外感盗汗邪在经,以清透为治疗之法;自汗,此自汗与表虚自汗不同,此自汗应以清、下为法;狂汗,汗解热泻而狂止。因寒、温之性不同,各有其特异的致病性,故吴有性所称汗解,并非专用麻黄、桂枝等辛温发汗之品,这一点与伤寒汗法有所不同。吴有性掌握了汗法的真谛,即汗法不以发汗为最终目的,汗只是用于驱邪的手段及途径,汗法的最终目的是驱邪外出,故其注重疏通气道,为邪从外解创造有利条件[9],这一思想为后世“治上焦如羽”“透热转气”法的创立奠定了基础。

2.2 下法

吴有性对于下法的运用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其中以“温病下不厌早”之说对后世温病治疗的影响较为深远。针对张仲景的“伤寒下不厌迟”理论,吴有性提出“温病下不厌早”,其明确指出:温疫中的下法亦是以“逐邪”为目的的,与“汗法”相似,“泻下”也只是祛邪的一种手段[10]。吴有性在《温疫论》中论述了“下不厌早”的原因,即:客邪贵乎早治,因机体正气未衰,方能与邪气相争,邪去则正自安。依法统方,故有“温疫邪毒传于胃,用达原饮加大黄下之”;又如“温疫邪毒最重,复瘀到胃时急投大承气汤”[1]。吴氏根据自己立法依据,归纳了三承气汤的适应证,即:热邪传里,仅出现上焦痞满,用小承气汤;中有坚结者,可加芒硝,软坚而润燥,助大黄有涤荡积滞;若无痞满,惟有宿结瘀热者,用调胃承气汤。吴有性攻下之中不乏谨慎辨证,善用下法而不妄用,继承中更不乏创新,对后世下法的运用提供了新思路。

2.3 养阴

从《温疫论》的论述中可知,吴有性认为,疫病为热性病,邪气内盛,阳气内郁,积而化火,“阳胜则阴病”,煎熬阴血,故扶正应以养阴为主。扶正的前提是邪气已除,邪去则正气得通;若邪未去而妄用补法,补益药过于滋腻会使余邪留伏,日后必生变证。吴氏创诸养荣汤以驱邪护阴,强调药后调护,若调理之剂,投之不当,不如静养节饮食[9]。

3 选药组方,表里上下进退有度

从辨证及治法的确立上,不难看出吴有性在疫病的诊疗上从整体着眼,以疏利透达为主要治法,讲求实效、快速,可谓匠心独具。因此,在方剂的药物选择及配伍上力求兼顾表里上下,代表方剂如达原饮、三消饮。吴有性还提出了“一病一药”治疗疫病的大胆设想,即每一种疫病都会有与之相应的药物可以治疗[4]。

3.1 达原饮

达原饮为《温疫论》治疫第一方,吴有性创造性的提出“邪伏膜原”,用此方开达膜原,辟秽化浊。原方组成为:槟榔二钱,厚朴一钱,草果五分,知母一钱,芍药一钱,黄芩一钱,甘草五分[1]。从药物功效分析,此方本身并无“汗”“下”之功,但温病初期使用,亦可收到出汗、下泻之效。方中君药槟榔破气消痰,除伏邪,疏利气机;厚朴理气化浊除湿;草果芳香辟秽,化浊止呕,与厚朴共为臣药,君臣相伍,药力或向外或向下,使邪气分散溃败,速离膜原。佐以黄芩清热燥湿;驱邪兼顾扶正,热伤营阴,加知母、白芍以养阴和营,甘草护胃安中、调和诸药。全方合用,内外兼顾,透达膜原而不伤阴。

3.2 三消饮

因膜原位于“半表半里”“邪伏膜原”若不能及时驱邪,后续传变既可见外犯三阳而出现表证,又可逐渐化热入里而出现里证。表里分传,治以表里分消,吴有性创三消饮,此方所治之证为邪伏膜原的后续发展,故方由达原饮加大黄、柴胡、羌活、葛根、生姜、大枣而成。达原饮坚守膜原,羌活治太阳之证,葛根治阳明之证,柴胡治少阳证,大黄通便泻下,生姜、大枣补脾和胃。命名为“三消”,即消外、消内、消不外不内,即能疏解膜原之伏邪,在外可消除浮越在三阳经之表证,在内可清除入胃之邪热,特别是对邪毒表里分传[11],治以内外兼顾、补泻兼施,体现了吴氏辨证立法的独到见解。

综上所述,《温疫论》作为第一部治疗疫病专论,以吴有性自述的形式全面论述了疫病的发生发展、传变转归、治法处方思路及典型医案。虽然全书仅有上下两卷,字数不多,但所载内容均源于吴有性临床实践中的诊治经验和心得体会,有重要的临床及研究价值。笔者在学习本书过程中,整理了吴氏对疫病病证诊疗的见解,发现吴有性在辨证上,突出邪气的外感性、特异性、物质性、传染性,重视病位及传变途经,以膜原为主要病位,为治法的确立提供依据;立法以驱邪为要,重视“因势利导”,辅以养阴及调摄;根据治法选药组方,达到驱邪为主兼顾扶正的立方思想,创达原饮、三消饮等名方。《温疫论》为温病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思路,为后世医家所遵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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