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与中国先秦历史散文特征考察

◇潘明霞

一、引言

《墨子·明鬼篇》载：“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吾见百国《春秋》”。可见中国先秦时代，各诸侯国都有自己的编年史，史书的数量是相当惊人的。古希腊各城邦，也都有自己的编年史，①古希腊城邦一般都有自己的编年史；有的城邦还不止一部。例如雅典，最早的雅典史是克勒得穆斯、安德德洛堤翁和斐罗科儒斯共同完成的。墨勒萨戈拉斯，也著有雅典编年史。最著名的是海伦尼枯斯编写的《雅典编年史》一书。其数量也不会少。

中、希早期史学，在体例类型方面，也大体相同。有谱谍、年代记、大事记、编年史、地方志、国别体史书、纪传体史书以及评论性的历史书等。中国史官“记言”，因此有较为丰富的记言体史籍，如《尚书》中的《虞书》 《夏书》 《商书》 《周书》，《国语》也汇编了各诸侯国的记言体史书。古希腊史书中，似乎未见记言体史书。但古希腊是开放性社会，与周边其他国家的经济、文化交往很频繁，因而促进了与各国之间的互相交流，希腊历史学家也写出了数量相当可观的外国史，如卡戎的《波斯史》、曼涅托的《埃及史》、柏洛修斯的《巴比伦史》、狄俄倪索斯的《罗马史》、安提俄科斯的《西西里史》、约塞孚斯的《犹太史》、塔喀图斯的《日耳曼志》等等。②卡戎，兰姆普沙喀斯人，著有《波斯史》《希腊史》及《兰姆普沙喀斯年代纪》等。曼涅托，公元前三世纪人，受托勒密二世之命，著《埃及史》。柏洛修斯，公元前三世纪人，著有《巴比伦史》。狄俄倪素斯，公元前一世纪左右的希腊史学家和修辞学家，他的名著《罗马史》流传颇广。安提俄科斯，塞拉库萨人，生活于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著有《西西里史》，此外他陆续写了一些有关意大利城市兴建史，在这些历史故事书中，罗马第一次出现于希腊文学中。约塞孚斯，公元一世纪人，著有《犹太战争史》（七卷）、《犹太史》（二十卷）。塔克图斯，公元一世纪人，著有《罗马编年史》和《日耳曼志》。中国先秦时代，则没有完整的外国史。此外，古希腊还有自传、回忆录等历史散文。

古希腊和中国先秦时期，都产生了著名的历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古希腊有三大历史学家，他们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425），小亚细亚南部哈利加纳苏人，以《历史》（《希腊波斯战争史》）一书闻名于世，被称为“历史之父”。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400），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是一本倾注其毕生精力的名著。色诺芬（约公元前430—354），厄尔喀亚人，著述多而广，历史名著有《历史》和《远征史》等，他的《历史》是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同时代的中国先秦著名史学家，有孔子和左丘明。孔子修订了鲁国史书《春秋》。左丘明著有《左传》和《国语》。其他著名史学家和史书，有公羊高的《公羊传》，谷梁赤的《谷梁传》等。若把古希腊三大史学家的著作与中国先秦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左丘明的名著《国语》《左传》相比，无论从史学，还是从文学价值来看，都是完全可以并肩比美的。

但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历史散文仍然存在差异，主要表现在：史学形成的时间有早有晚，史书的作者有“史官”和“私家”之别，史书中的文学因素有不同的来源，中希早期历史散文在艺术上也呈现出各自的特色

二、中国和希腊史学形成的年代

中国史学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说：“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况且‘升中于天’，他在本职上，也是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烧给上帝看，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再后来，职掌分得更清楚了，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1]鲁迅认为，中国史学源自原始时代的巫、史记事。这是很有见地的。

从可考知的材料看，在殷商时代，中国已经有史官记述的诏诰语录、谱谍和年代记（曹文心，2002）。殷商诏诰语录，保存在《尚书·商书》中。大家知道，所谓殷商诏诰语录，是商代统治者誓辞、祝辞、诰言、法令、政事语录的总称。在商代，诏诰语录是记在竹简木板上，并作为“法典”档案保存的，正如周公所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因此，殷商灭亡后，某些商代的诏诰语录，仍能流传下来。在《左氏春秋》《国语》《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吕氏春秋》《礼记缁》等书中，都录有商代诏诰语录的篇名或辞句。由此可见，《商书》作为殷商语录体史书，是可信的。至于商代的诏诰语录，究竟有多少篇，今已不可考知。《史记》中虽然载有商代书诰二十四篇的篇目，但汉时所见到的“商书”只有十一篇。这些书诰，在魏晋时大多亡佚，今天仍能见到的，有今本《尚书》中的《汤誓》《盘庚》《高宗彤日》《微子》和周汉人著述中引用的一些遗文。诏诰语录记载着当时重要人物的诰言、命令和对话，其中虽然没有系统完整地记载历史事件，但由于发言施令者大都是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因此语录中对历史有着片断的反映，对重大事件有着简要的叙述。所以商代诏诰语录，是现存最早的历史文献，同时作为文体来说，是后代论文或者历史散文的雏形。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所叙述的商王世次与近代发现的甲骨文中的商王世次，大致相同，这说明司马迁当时曾看到间接流传下来的商代谱谍。其次，汲郡出土的战国时代的《竹书纪年》中，有关于商代的“年代记”，虽非商遗文，但却是有所本的。由此证明，在商代已有谱谍和年代记一类的史书。众所周知，谱谍和年代记是当时的“备忘录”，前者记述王侯的名号和宗支谱系，后者记载每年的重要事件和政治措施。所以商朝的谱谍和年代记，则是后代纪年体史书的雏形。

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中国史学在商朝（公元前十七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就已经产生了它的雏形。而西周时期（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我国史学已发展成熟。我们曾经对西周史学的成就估计不足，那是因为西周史籍除《尚书·周书》外，大多因周亡与秦火而失传。《墨子·明鬼篇》曾转录“周之春秋”中的一段记载：

“周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杀我而不辜。若以死者为无知，则止矣。若死而有知，三年，必使吾君知之。’其三年， 周宣王合诸侯而田於圃。田车数百乘，从数千人满野。日中，杜伯乘白马、素车。朱衣冠，执朱弓、挟朱矢。追周宣王。射之车上，中心折背，殪车中。”

“周宣王”为西周国君。可见周《春秋》记事，包括“西周时代”，这说明中国编年史早在西周就产生了。从上述记载来看，周《春秋》已非纪年体大事记，对历史事件已有具体、生动的叙述，为春秋时代编年史的繁荣兴盛奠定了基础。此外，《国语》是先秦时代的记言体史书汇编。其中《周语》三卷，是按年代的顺序，记录周朝的重大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的政治语录。《周语》记事年限最早为周穆王时期，最晚的是周敬王时（前472年）。可见《国语》汇集了西周时代的记言体史书。从《国语·周语》看，周代记言史书，是按年代先后编写的，是编年体记言史书。其中许多片段，在记言的同时一并记下了人物言说的历史背景、场合、过程和结果，已具备了记叙散文的形式，如大家所熟悉的《卲公谏弥谤》等文。西周记言体史书开启了春秋时代各诸侯国记言史书的先河。西周的史籍是很丰富的，除《周书》、周《春秋》和《国语·周语》之外，还有《逸周书》《周志》等。①《汉书·艺文志》注：“虞初周说”，“以周书为本”。据郭沫若先生考证今本《逸周书》中的部分逸文，作于西周。汲县有晋立《太公吕望表》石刻，其中引用了《周志》逸文。

希腊史学的萌芽和形成，要晚于中国。米利都的卡德摩斯被认为是希腊第一位史学家，他是公元前六世纪后半期人，据说写过城邦编年史《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建立》一书。早期城邦编年史，还有欧墨卢斯所写的《科林斯编年史》、克瑞俄菲卢斯所写的《以弗所编年史》、厄庇门尼特斯所写的《克里顿编年史》、以及阿枯西拉斯所写的《阿耳戈斯编年史》。这些编年史全部失传，仅传下零散片段。这些编年史都比较简略，实际上只是一些年代记、大事记。古希腊最早的“谱谍”作者则是生于公元前540年的赫卡泰俄斯，他著有叙述希腊人祖先的《谱系》。②赫卡泰俄斯，弥利都人，约生于公元前540年，可称为最早的历史家，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旅行家，著有《谱系》和《大地记述》。《大地记述》分为亚洲与欧洲两部。希罗多德推崇他，称其著作是颇有价值的史料。

希腊最早的真正的编年史作家，应该是公元前五世纪的狄俄倪索斯、希罗多德和海伦尼枯斯③海伦尼枯斯，莱斯博斯人，与希罗多德为同时代人，著有《雅典编年史》。。从史学的角度来看，海伦尼枯斯的《雅典编年史》，对搜集来的大量具体史料，用彻底的编年史体系加以循序的安排。它是古希腊一部系统化的编年史，标志着古希腊史学的形成。综上所述，古希腊史学的产生要晚于中国好几个世纪。

三、官方史学和私人著述

中国先秦历史散文，大多出自史官之手，可以说是官方史学。据班固《汉书·艺文志》载：“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历代帝王，糜不同上。”中国历代帝王都设有史官，记言、记事。相传仓颉为黄帝左史，沮诵为黄帝右史。但这种说法未必可信。但商朝设立史官，则是可以肯定的。甲骨卜辞中，商代官吏有“史”“卿史”和“御史”等。甲骨文中也有“册六”“编六”等字，可见殷代巫、史曾系统编纂国家文献与史籍，作为档案而保存。《周书·多士》说殷朝“有册有典”，是可信的。西周史官的设置情况，据《周礼·春官》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等，“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内史掌王之八枋（柄）之灋”“外史掌书外令。”据《史记·周本纪》载，“天子建天宫”，“大史”被列入“六大”之内，可见史官在西周的崇高地位。我国历史学科，在商周时期由史官奠定了它的初基，但各诸侯国还没有官史。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的衰微，各诸侯国也相继设立史官。史官文化在春秋时期进一步得以发展。所谓“百国春秋”，都是出自诸侯国的史官之手。春秋、战国之际，文化下移，官方垄断史学的局面被打破，虽然出现了由民间私人编著的史书，如《战国策》《晏子春秋》。此外尚有《李氏春秋》《桃氏春秋》等私史（具体内容已不可考知），但战国时期的官方史学，仍然很发达。《秦纪》以及被秦始皇下令焚烧的“诸侯史记”（《史记·六国表》自序），都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官方史书。左丘明曾为鲁国太史，“左丘明，鲁太史”（《汉书·艺文志》），他的名著《左传》，也是官方史书。总之，中国先秦的史学以史官记述为主体。由于历代帝王都重视修史，设置专门的史官，因而中国史书记载具有系统性。

在古希腊，任何城邦国家都没有设置专门的记言记事的史官。古希腊历史著作，是由私人著述和编写的。“历史”一词希腊文原义为根据个人观察或经验探索到的知识。历史著作在希腊一开始就是私家的、个人的创作行为，与希腊政府无关。希腊早期历史著作为城邦史。这些史书都是“私史”，只不过著作的材料来源于城邦积累的内容简单的官方记事。希腊后期的著名历史学家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以及普鲁塔克等人所撰写的史书，也都是私人著述。例如希罗多德，他是一个职业的“文章家”，即“文章”的编写人和朗诵人；他“讲述历史”，犹如行吟诗人创作和朗诵“史诗”。他在雅典科林斯和奥林比亚等地朗读自己的历史著作，听众付给他报酬。他的史书由书商刊印发行。希罗多德写史书，是个人的职业。并通过写史表达自己对希腊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认识。古希腊私人编著史书的风气盛行，从而产生了大量的“私史”。但这些“私史”，没有（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计划和安排。因此，古希腊史书零散杂乱，缺乏系统性，历史记载存在许多空白。显然不如中国先秦史官文化那样具有连贯性和完整性。黑格尔不止一次地说：“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联想不断，实为任何民族所不及。”（《历史哲学》）

四、神话历史化和史学文学因素的来源

黑格尔曾说：“中国史家把神话的和史前的史实也都算作完全的历史。”（《历史哲学》），事实上，古希腊历史学家，也同样把神话与传说“算作完全的历史”。不过，古希腊与中国先秦时代的历史家，对神话传说的态度是有差异的。古希腊的历史学家，把上古神话传说，当做历史直接写入史书。尤其是公元前六世纪大量产生的“城邦编年史”，它们具有史话性质，书中包含有不少传说故事，情节动人，它们是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流传至今的残篇大部分属于这一类。作者把这些传说故事当作真实历史来叙述。当然有时也表现出一定的批判态度，如对怪诞故事进行理性解释。古希腊谱谍和家族史，也把许多神话人物和传说故事编入书中。例如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历史家斐瑞库得斯所写的阿提刻大家族的历史，就从神的时代开始叙述，描写众多祖先神的故事。赫卡泰俄斯是早期历史家中最著名的一位，著有叙述希腊人祖先的《谱系》，其内容“大都是神话之类”。①默雷：《希腊文学史》第134页。希腊编年史的奠基人海伦尼枯斯，在他的著作中也包括了许多希腊神话传说“故事”。他在中年从事多种神话传说故事的研究，写过伊奥利斯史和特洛亚史。他还撰写了《丢卡利翁家谱》，记叙了有关丢卡利翁家族的神话传说。②丢卡利翁和皮拉是塞萨利国王和王后。宙斯发洪水企图消灭人类时，夫妇俩历劫幸存，浮舟九日，避于一座山上，遵神谕抛石于背后，石中产生了众男女。《丢卡利翁家谱》中记录了此类丢卡利翁家族的神话传说。被誉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他自称是“叙述传说故事的人”，在他的史书中讲述了许多神话传说故事，例如在他在《历史》中描写类似于俄狄浦斯题材的故事：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在梦中受到神示，说他的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尖器刺死，于是，他就处处提防，千方百计地想逃脱神的预言。但是，他的儿子最终还是在打猎时被人用投枪误伤而死，神的预言得到了应验，命运的罗网终究无法摆脱。[2]在《历史》中，还记录和保存了大量口头流传下来的历史传说故事。所以有人说希罗多德的一些历史著作可称为东方及日耳曼民族的民间传说。例如其中的“波吕克拉提指环”的故事，便是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历史传说。波吕克拉提系萨摩斯岛的僭主，传说他想卜测自己的运气，把一只金戒指投入海中，但是这只象征幸运和成功的戒指，没有沉入海底，过了一些时候，一个渔夫给波吕克拉提送来一条大鱼，仆人将大鱼剖开，发现鱼腹中有那只投入海中的金戒指。在希罗多德的史书中，还穿插了许多具有虚构性质的“旧闻轶事”。古希腊另一位史学大家修昔底德，他把神话作为歪曲历史的东西一样看待，即使像这样的古希腊史学家，也在他的史著中，叙述了珀罗普斯、伊安和海伦等神话传说中的人物。①珀罗普斯，希腊神话中的坦塔罗斯之子，其父曾杀他给天神做食物，为命运女神起死回生。伊安，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与克鲁沙所生之子，他的母亲为了不让自己丈夫发现，把他遗弃。阿波罗救起了这个孩子，长大后让他做特尔福祭司，后克鲁沙因无子嗣，请求神托，神托指示她收养首先遇到的青年，即是伊安。

总之，古希腊的大多数历史学家，信奉希腊多神教，较多地受到神话和史诗的影响，把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当做信史载人史籍。古希腊史书与希腊神话、荷马史诗一样，充满着神话色彩和命运观。人物的行动无不受到神和命运的支配，把所有的历史解释成一切都是神意活动的结果。所以古希腊历史著作的文学色彩，主要表现在历史与神话传说、历史传说混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历史的骨架中，插入许多丰富多彩的虚构的故事和传说。

中国先秦史学家，虽然也把上古神话和历史传说“算作完全的历史”，但他们对神话传说中的怪诞部分，并不信以为真。他们没有像古希腊史家那样把神话与历史传说直接写入历史，而是加以改写，把“神”和“英雄”改造成“人”。也就是说，中国神话传说的一部分，被史家改写成历史，神话中的许多人物，被描绘成雍容的帝王与人臣；“神”与“英雄”的行迹，也随之演绎为“历史事件”。中国神话被编成帝王世系，逐步形成“三皇”“五帝”为架构的历史系统。[3]司马迁写《史记》，像对待后世帝王那样为神话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立了“本纪”，又将另外的一些神话传说加以“人化”记入《殷本纪》 《周本纪》等篇什中，传说取得了信史的身份，神话的历史化彻底完成。[4]今人视之为神话、传说，但先民却视之为真实的历史故事，并渐渐转化为族群的集体记忆— —记忆的历史、口传的历史。[5]神话历史化带来的结果，自然是令经过改造的那部分神话进入了历史，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古史传说系列。但这种改造，也使进入史学著作的神话传说和历史传说失去了文学的意味。以“黄帝战蚩尤”为例。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这段神话故事还是有一定的文学趣味：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

但这个神话经过中国史家改造后写入历史，则完全失去了它的文学性，成为历史事件的简要记录。例如《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擒杀蚩尤。

所以，中国先秦史书中的文学素质，并非来自神话传说或神话历史化。而是史家运用再造性想象描写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结果。我国古代的历史著作，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都以历史人物为核心。为了逼真地再现历史人物的音容状貌，再现历史事件的生动气氛，史家常常是揆情度势，展开想象，务求叙述描写具体如绘。[4]钱钟书先生《管锥编·左传正义》云：“上古既无录音之具，又乏速记之方，驷不及舌，而何其口角亲切，如聆馨欬欤？或为密勿之谈，或乃心口相语，属垣烛隐，何所据依？……盖非记言也，乃代言也，如后世小说、剧本中之对话独白也。左氏设身处地，依傍性格身份，假之喉舌，想当然耳。……史家追叙真人实事，必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付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剧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这是对中国史书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准确论述。在中国先秦史书中，就包孕着许多完整的、形象化的历史故事，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历史事件的原貌，而虚构的因素极少。例如《左传》中的《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卫懿公好鹤》《城濮之战》《筑城者之歌》《晋灵公与赵盾》等历史故事，都是在历史的框架中嵌入众多真实而形象的历史事实创作出的历史散文。古希腊史著，也记载了许多真实地历史故事，就拿希罗多德的《历史》来说，书中记述了大量战争故事，既有丰富的文学素质，也具有历史的真实性。但总的来说，希腊历史著作充满了幻诞因素，而中国先秦史书则具有写实传统。

五、史学文学化和中希早期历史文学的艺术特征

如上所说，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史书，都具有丰富的文学素质，在历史的架构中包孕着许多完整的、形象化的历史故事。自公元前五世纪以来，古希腊和中国先秦史书，都呈现出历史著作文学化的特征，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不再完全依附于史书，表现出逐步独立化并成为叙事文学的某一类的趋向。中国战国年间的许多史书，已演化成为历史文学。例如最具代表性的《晏子春秋》，它是一本传说故事总集和个人故事汇编，书中共有二百一十五篇有关晏子的故事。《晏子春秋》中的绝大部分故事，都是真实可信的历史故事，是用历史的题材写成的记叙散文。《国语》和《战国策》，也并不是结构严密的历史著作。《国语》是以国分编的史书，其中有的是政治语录，有的是历史事件的片段记录，有的是历史故事和传说故事。书中的历史故事大多是独自成篇的，著名的有《周语·邵公谏弥谤》《越语上·勾践灭吴》《晋语·晋公子重耳》等篇。《战国策》是按照策士和纵横家国别的不同进行汇编的历史文献，书中收录了大量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都是独立成篇的。例如《燕策·荆轲刺秦王》《齐策·冯谖客孟尝君》等，其中结构编排、情节组织都是围绕人物性格发展来进行的，这种汇编手法已为史传文学的出现开辟了先河。众所周知，《战国策》是汉人刘向整理成书的，刘向在《战国策·叙录》说：“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别国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重复，得三十三篇。”“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据此判断，在我国战国时期，产生了大量“战国策书”。刘向以这些“战国策书”中“有国别者八篇”为基础，再以时代先后加以排列，所谓“略以时次之”，定名为《战国策》。所以，战国时期的许多“战国策书”，是不按国别和时代先后编排历史文献的，只是把本来独自成篇的历史文献汇成一集而已。可见今本《战国策》中的故事，本是各自成篇的，它们标志着我国历史文学的形成。1973年12月，从长沙马王堆三号墓中发现了一本类似《战国策》的帛书，帛书整理小组把它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6]。这本史书，把有关战国策士的二十七份文献资料，集合成书，没有依国别和时序编排整理。书中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都是独自成章的。其中有九篇与《战国策》大体相同。由此可见，在我国战国时期，确实有许多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从历史著作中分离出来，独立流传，成为中国最早的历史文学。

在古希腊，也经历了一个与中国相类似的历史文学化的过程。自公元前五世纪后半期，相继出现了众多单独成篇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在《故事钩沉集》一书中，收集了古希腊短篇历史故事和历史传说。其中也有一部分是虚构的历史小说。古希腊史传文学集，比较著名的有普鲁塔克的《名人传》。普鲁塔克是罗马帝国初期重要的希腊语散文作家，他的《名人传》（即《并列传记》）共五十篇，虽然是借古人的言行进行道德劝诫，但作者具有发现有趣事物的能力，而且叙述生动，是一部经久不衰、引人入胜的传记散文集。

古希腊的历史故事与史传文学，有短篇之作也有长篇巨著。而中国先秦时代的历史文学，如《战国策》《晏子春秋》等，都是短篇。在古希腊历史散文中，存在大量记叙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它们体制宏大，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描写也很生动详尽。在这类长篇历史故事中，文学价值较高的，有修昔底德的《西西里远征记》、色诺芬的《万人军远征记》、《居鲁士的教育》（也译作《库罗庇第亚》）、阿塔克塞斯的《周航记》、阿里安的《亚历山大大帝远征记》《亚历山大继承者史》等。古希腊也有长篇史传和人物回忆录。回忆录如色诺芬的《苏格拉底回忆录》、阿拉图斯的《回忆录》①阿拉图斯，公元前三世纪人，亚该亚将领，同时也是著名作家，著有《回忆录》一书。都写得相当出色。长篇史传如忒俄波姆浦斯②忒俄波姆浦斯，喀俄斯岛人，生活于公元前四世纪。他的主要著作有《希腊史》（十二卷）、《腓力传》（五十八卷）。的《腓力传》，哲人派学者留下来的《提安那的阿波罗尼乌斯传》，也都饶有趣味，为人传诵。①《提安那的阿波罗尼乌斯传》的传主阿波罗尼乌斯，是希腊新毕达哥拉斯派圣徒和哲学家。

古希腊历史故事和史传文学，富有小说意味，虚构的成分和传奇色彩比较浓重。如色诺芬的《远征记》，写希腊雇佣军赴波斯为王子争夺王位，失败后历尽艰险退回希腊本土。情节具有传奇倾向，细节描写异常生动，表现出历史纪实和文学虚构的双重倾向。色诺芬的另一部作品《居鲁士的教育》，比《远征记》更具传奇小说的色彩。这部作品以居鲁士大帝历史形式，描绘理想的统治者和最佳的政体。作品中的真实性服从于写作本书的主要目的—阐述政治理想，因而作品充满了虚构的情节。书中所述大小事件，具有强烈的悲剧性和传奇性。所以，有人称《居鲁士的教育》为希腊第一部政治性小说。这种倾向影响了他的著作作为史书的可靠性，因此也成为一部深为人所赞赏的文学著作。中国先秦时代的历史文学则呈现出不同的艺术风貌，虚构的成分较少，也少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叙述，是真实地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从题材到手法上的写实性，是中国先秦历史故事和史传文的突出特点。

结 语

古希腊历史散文虽然和中国先秦历史散文一样，类型完备，作品丰富，产生了许多著名史学家和历史著作，具有文学特点，并取得显著的文学成就，但它对古希腊文学的影响却微不足道。这是因为希腊民族神话意识大大强于历史意识，史学产生较晚，因而不是历史影响文学，而是神话与史诗影响史学的形成与发展。古希腊史学的奠基人希罗多德是从荷马史诗借鉴写史经验的。希腊古代批评家曾指出希罗多德为“伊奥尼亚风格”的杰出代表和“荷马史诗的出色模仿者”。另外，希腊史学是以私家著述为主的。史学不为古希腊执政者所重视，始终处在整个希腊社会文化发展的边缘，这也是古希腊史学影响有限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的历史意识大大强于神话意识，历史散文成熟较早，在商周时期，设有专门负责撰写史书的史官，其几乎成了当时的文化垄断者，浑沌一片、无所不包的史官文化，便是当时文化的基本特征。因此，中国先秦时代的文学，在文学系统内部受到最大影响的，不是神话，而是来自属于历史范畴的历史散文。